内容提要：日本强迫袁氏政府接受廿一条，不仅严重侵犯了中国的权益，也极大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此后，中国民间在每年的“五七”或“五九”，围绕着廿一条国耻举行纪念活动，逐渐演变为民间社会的一种惯常性行为，成为民族公共记忆的一个重要部分。勿忘国耻，是纪念活动的本位诉求，誓雪国耻，则是其终极目的。在极具悲情氛围的公共时空里，廿一条国耻纪念不仅强化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也进一步提升了国民观念与国民责任感，在一定意义上造成了20世纪20年代反日运动与民主运动的思想基础，体现了历史记忆的价值选择。
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屡受外强欺凌，丧权辱国，到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被列为国耻日者，多达26天，除12月外，其余各月均有国耻纪念日，其中以涉英者最多，达8件，涉俄者次之,4件，涉日者又次之，3件，与日本相关者4件。但是，在对中国尊严所造成的伤害中，以1915年5月7日日本提出的廿一条最为剧烈。正如北京中国公学大学部发起成立学界国耻自励实践会的宣言所说：
本月七日日本之最后通牒，乃吾国五千年之奇耻大辱。……此次交涉，彼竟不费一兵，不折一矢，而仅以威势恐骇，掠取我如许之权利，谈判之余，等于儿戏，措词之下，不啻属国。耻孰有耻于此乎？辱孰有辱于此乎?
1915年后，中国民间围绕廿一条国耻，或于五月七曰、或于五月九日，连年举行纪念活动。全国教育会规定各学校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北方团体则多将五月七日定为廿一条国耻纪念日，《申报》社评认为“‘五七’为日提廿一条最后通牒之日，‘五九’为我政府承诺之日。我无力抗此强迫之通牒而忍辱受之。故其可耻不在‘五七’，而在‘五九"”武汉各团体外交委员会也认为“国耻纪念，有定五月七日者，有定五月九日者，实则日本最后通牒，虽五月七日，使袁政府不别具奸谋，利用民气，固有从容拒绝之余地，而何有于五月九日之承认,故应定五月九日为国耻纪念日。”可见，五七纪念者认为，日本加辱于我，实我国耻之罪魁，五九纪念者认为，袁氏政府自取其辱，乃我国耻之祸首，两者虽略有差异，但对廿一条的危害性却有着一致认识。对于近代史上的廿一条国耻纪念，学术界研究尚少，其实，国耻纪念背后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笔者不揣冒昧,拟对南京政府成立前中国民间举行的廿一条国耻纪念活动的基本概貌加以描述，并重点解读这一纪念活动背后民间社会的价值判断与选择。
—、知耻：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1915年5月9曰，袁世凯接受曰本强加的廿一条后，国人痛心疾首，国内接连发生多起以死明志、以身殉国的悲壮事例。如保定军校学生何光烈撞墙而死、侨澳米商谭兆槐服毒自尽、湖南津市第一高等小学校学生周全仁蹈澧水而亡、湖南甲种农校预科班学生彭文超抱石沉湘水、岳阳实业协会会长胡泰寅投江自杀、山东铁道管理部运输课日本雇员秦立均自戕。他们以生命的代价表达了对廿一条的悲愤，唤醒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为了强化中华民族对廿一条的集体记忆，《申报》、《益世报》等新闻报刊发挥自身优势，在五月七日或五月九日当天刊发大幅政治性广告或登载廿一条内容，唤起民众的记忆。以《申报》为例，1920年5月9日适逢星期日，《申报》星期增刊头条刊发了万国储蓄会的政治性广告“勿忘国耻”，词曰：“今天不是国耻纪念日吗？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洗雪呢？”“第一，人人要自立不要依赖别人;第二，要互相扶助才能够做大事；第三，大家要储蓄不要随手浪费。”第二、三版在“国耻纪念”专栏下登载了《民国四年廿一条要求全文》、《追述廿一条要求中日交涉之大概情形》、《民国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之中日条约全文》、《同日之中日交换公文》、《日本最后通牒之全文》、《中国最后屈服之覆文》等相关内容。报刊、杂志还在国耻日前夕举办国耻歌、对联、小说等征集活动，纪念日当天登载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便于传颂和记忆的作品，成为国耻纪念活动中动员、组织广大民众的重要手段。“今日如此横行，愿同胞印脑铭心，刻刻毋忘哀国耻。后途必须振奋，励人人卧薪尝胆，时时纪念雪前仇。”广大民众正是在这些作品的鼓动、激励下，在民间组织的动员下参加到纪念活动中来的。
首先，各级学校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国耻纪念活动。国耻纪念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分散性的如在家默思、休业（停业）、停课等，群体性的如举办纪念大会、游行示威等。纪念日当天，民众多以下半旗、悬挂“国耻”白旗、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甚至禁食、茹素等形式表达对“廿一条”的强烈不满。青年学生在国耻纪念活动中积极组织，热情参与，表达了不忘国耻的坚定态度。1919年5月7日，南开大学校园内张贴各种标语，如“‘莫忘五月七日’、‘国耻纪念"‘同胞警醒’、‘想想今曰是什么曰子’、‘猛醒速进"‘主人奴隶定于今日’等”，“向日之欢呼活泼、跳跃鼓吹一变而为惨淡悲哀之气象”并由张伯苓校长亲自演讲国耻历史,号召同学做好“雪耻之预备”。1920年5月7日，天津水产学校学生，“自晨至夕均禁食一日，彼此回忆民国四年之五月七日受强邻压迫情状，含泪签约情形,无不痛哭流泪，并相约永久不忘”。
各学校大多在纪念日当天举行国耻纪念会，以讲演国耻历史、表演国耻节目、灌输国耻意识等为主要内容，形式多样。如上海昆山路东吴大学第二中学校学生分会于1920年5月8日下午举行国耻纪念大会，到会者约三百余人，演说过后，由“该校学生演剧”，“剧名‘爱国男儿卖国奴"即安重根刺伊藤博文故事”。上海梅白格路坤范女子中学在国耻纪念中，“奏唱国耻歌，声调如泣，悲楚动人”。上海美术学校则在国耻纪念会上，由“学生化装，以滑稽之状描写签约时之情态，盖寓庄于谐，俾观者铭于脑袋，永誌勿谖。又次则唱国耻歌，并高呼毋忘国耻三声而散”。培德公学的国耻纪念会则由教员化装表演，“张毅汉饰千疮百孔之中国国民，历述国耻，悲愤动人，王克绥饰医生，为国民医治，详说根本救治之法，为普及教育，发展实业，力图自强，然后可免他人宰割”。也有以运动会形式纪念国耻者，如浦东学校1920年5月9日，召开国耻纪念运动会，“所演节目，如童子军操法，争回青岛，跳高、拳术、四百四十码、二百二十码赛跑及各种体操，各生精神活泼，极有可观”15]。上海爱而近路公益义务学校1920年的国耻纪念会完全由学生自动发起，演讲国耻历史与演唱国耻歌成为纪念活动的两大主要内容：
是曰下午二时，列队至操场向国旗行礼，并唱国歌，次下半旗，唱耻歌，及警醒同胞歌，又次向校旗行礼，唱歌，礼毕，鱼贯入礼堂，由会务员纠察员及招待员维持秩序，颇形肃静，首由正会长报告开会宗旨，次副会长演说，略谓雪耻之责任在吾辈，又次各学生相继演说。……继女生唱歌，朱焱生特致勉词，略谓，今日诸生纯以自动的能力，组织国耻纪念会，其志可嘉，尚望努力用功，坚结团体，以国事为己任，则今曰之国耻曰，未始非他日之国庆日也，末由高等生唱预祝国民进步歌而散。
国耻纪念活动中流行的国耻歌，多以七言句式为主，韵律优美，通俗易懂，便于传唱，表达了民众对廿—条国耻的理性思考，对国内政治腐败的强烈不满，对社会各界各阶层迅速行动起来誓雪国耻的期待：
迅速光阴容易过，国耻纪念要记著。国内近年蓬勃气，争权夺利战事多，军阀想把权扩大，政客还把利搜罗，知事知得什么事，科员懂得哪—科，法官常自犯了法，河督时闻决了河。军官带领兵去抢，警士常把人来讹。且看那，衮衮诸公真作乐，桓桓武夫乐如何？有一般无耻商家只贪利，贩卖劣货得财多，早忘却五月七日是何日，所订的廿一条款苛不苛。谁记得，整十年前今一日，矮人正在起风波，我这里，呼老弟，叫老哥，劝君休要再蹉跎，赶快争志气，急速驱睡魔，文人笔来伐，武士刀来磨，商家誓不售劣货，顽民警醒用金锣，新式可用枪与炮，旧式何妨千与戈，到何日，醉颜酡，国耻翻成国庆歌。
其次,商界积极参与廿一条国耻纪念活动。休业是一种最普遍的表达方式，1920年5月9曰，上海全埠“各公司机关，均停止办公一天，各大商号如书业等均休业，表示纪念，公共租界南京路及法租界城内等处商号，用白纸墨书‘今日为国耻纪念务须切记’，‘力争外交勿忘国耻’等字样，粘于门首玻璃窗上，或于该纸之四角，再写‘五月九日’四字，每字加以红圈，以示不忘，居户工厂，亦有下半旗以表示纪念者。”1921年5月3日，位于劳合路上的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通告各马路分会转知各商店：
五月九日为国耻纪念日，亦即吾国承认日本所要求廿一条之日，此行奇耻大辱，几等城下之盟，凡我中华国民，自当永志不忘，兹经第二届第十五次董事会议决，所有各马路商店，均应于是曰休息一天，悬半旗志耻，藉以表示。苦食、茹素是商界纪念国耻的又一表达方式。1920年5月7日，上海爱克界商界联合会决议9日“苦食一天，以志不忘”,1924年上海东北城商界联合会通告会员“请于是日茹素一天，以志哀思，而励将来”。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在国耻纪念活动中发挥了组织动员作用，如在1923年的国耻纪念活动中，有商联会的街区，国耻纪念活动开展得比较好,5月9日当天“遵照通告休业颇多，大约凡设商界联合会之马路，均比较整齐一律，其未设有联合会，则不免参差，南京路、福建路、山东路、山西路、爱多亚路、河南路、湖北路、九江路、天津路、宁波路各处商店，大半均行休业，店门贴有国耻纪念休业一天，及收回旅大、否认廿一条等字样，尤以南京路为整齐，该路除极少数之商号未一致行动外，其余先施、永安及马玉山等大商店均一致休业，带钩桥及十六铺等处，休业商号较少，而闸北、南市、西门、黄家阙等处，则尤见稀少。”
再次，由各界各团体联合发起的纪念大会及游行示威是民间对廿一条国耻记忆的大规模集中表达。纪念大会参与人数众多，场面悲壮，内容丰富，会后伴以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将纪念活动推向高潮。1923年5月7曰，天津各界在纪念大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据载，“此次游行，河东集合者，八十余团体，南关集合者，一百四十余团”“游行团体中，或大呼抵制日货，或否认廿一条，或高唱爱国歌词等等，前起后应，声浪继续不绝”。1924年5月7日，天津各界市民十余万人在南开操场召开纪念大会，举行游行“由南开出发，经西南角转南马路、东马路、北马路，再折入估衣街,大胡同，至天纬路分散。”参加游行的六十余团体沿途散发传单，“共有数十种，数百万张”。1925年5月9日，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发起全市大游行，参加人数在万人以上，南北两市分途进行，其中南市于上午八时半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集会，会后整队游行，据载游行队伍“出体育场，走方斜路，经方板桥，走民国路，进小东门，走县基路，向右走肇浜路，出西门，走中华路，黄家阙路，沿途高唱毋忘国耻，提倡国货口号，十二时始回至体育场散队”闸北各团体则于下午一时半齐集大统路慈善团门前，“二时出发，闸北保卫团马队先驱，妇孺救济会乐队前导，保卫团员百余人随行两旁，与爱国女学童子军共维秩序，由大统路走恒通路、恒丰路，东走共和路、虬江路，直达宝通路，走宝源路，至宝兴路，湾宝山路，至北车站，然后回慈善团散队”。各大商家、厂家则于是日晚“发起提灯会，将各种出品，扎成灯形，在闸北方面游行”。
纪念大会上悲情氛围的营造能进一步唤起国人的悲愤情绪，达到强化记忆的效果，以1923年上海国耻纪念大会为例,5月9日，上海总商会“会场内演讲台后，交叉悬挂国旗两面，台前下方，则为一白布横幅，其上大书‘誓不承认廿一条?务要收回旅顺大连?不达目的?经济绝交’等字样，左壁悬图一幅，上绘三人，一为曰人，一为着黄袍，向曰人作卑躬屈节状，盖表示袁项城承认廿一条之情景，尚有一人，则形甚气愤，乃表示国民态度者，题曰旧恨新愤图，均足使到会者见之，益觉触目惊心。
”民间团体还广泛散发传单、宣传画等，以强化民众对廿一条国耻的记忆，如1923年天津各界举办的国耻游行中，出现了—张极富感性色彩的传单，图文并茂：
画图，中列廿一条宇样，旁列某国人数名，手执手枪，威逼我国，如袁世凯含羞忍辱，态度难堪，手执笔作……，画之题目为‘力雪国耻’。文云：唉呀！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呀，你们知道（民国四年五月七日）日本无理要挟我们承认（廿一条）亡国的密约吗？现在又到了纪念的曰子，因为这件事是我们国家的奇耻大辱，所以我们为国民的，万不可忘记了。请看图中的仿像，日本对待中国的手段，是何等的毒辣，虽不是用手枪直接逼迫，然而那哀的美敦书，比较起来，有什么分别。……咳！凡有心肝的中国人，奋死不能甘心承认，盼望亲爱的同胞，快快的醒悟起来，作救国运动，由今天（国耻纪念日）起，立定志向，誓雪前仇，就是流汗流泪，以致于流血，也是不达目的不止，那才不愧为中华民国的国民！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中国民间社会年年围绕着廿一条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正如天津《益世报》所言：“吾人居今日而忘今日，受大侮而忘辱耻，是乃无义理之民。则所谓不忘，所谓纪念，正非纪念此一日，乃此日者，正如醍醐灌顶，一岁中一警戒之，而岁岁年年永不相忘也。”可见，勿忘国耻是纪念活动的本位诉求。一年一度的不分地域、不分界别的纪念是民众强化国耻记忆的一种载体，是对民族尊严的一种维护，体现了中国民间知耻、明耻的国耻意识，反映了辛亥革命后中华民族认同感的进一步加强。
廿一条国耻纪念活动的终极取向乃在于雪耻，这是民间举办国耻纪念的基石，也是动员民众、激励民心、凝聚民力的旗帜。1920年5月9日，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民生女校举办的国耻纪念会强调“纪念国耻，必图雪耻，勿徒纪念，方不负此会”反对为了纪念的纪念。惠中女学校长裴女士在国耻纪念会上强调“国耻二字，务须中国男女各界人人脑筋中深印不忘，尤当思中国之受耻原因，在于何处，首先湔滌之”天津民五学校则借国耻纪念展救国之志、表雪耻之心，在1924年的国耻纪念活动中，该校散发雪耻救国的传单“同胞乎，同胞乎，日人欺我，亦已极矣。……故凡属国民，皆应卧薪尝胆，椎心泣血，虽山可移，海可填，而雪耻之心不可忘，救国之志不可挠。盖以国也者，国民所托庇也，国家隆替，实与民休戚相关，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古训昭然。同胞乎，同胞乎，五七国耻纪念，今日又届，可不振臂奋呼，急起直追，救此疲敝之国于万一哉丨救此累卵之国于万一哉！”[30]1924年5月8日，上海国民对日外交大会为召开国耻纪念大会向市民发出白话通告，也以雪耻相号召：
诸君，今天是个什么日子，是五月九日，五月九日是个什么日子，是个国耻纪念，国耻纪念是可喜的纪念，还是可悲的纪念，是可悲的纪念，那末就要请你们不要忘失了，并且还要努力进行，将这‘国耻’两宇改为‘雪耻’两宇才好咧。正如《申报》杂评所言“国民之茹苦含辛，以纪念此五九之耻者已五周矣。非徒纪念之也。将以望我国人抱一致救国之血诚，且坚定不拔之决心与毅力，奋起以雪我隐忍无告之奇耻。然而数年以来,喘汗奔走，多方呼吁，曾无丝毫之裨补。岂我民力有未尽欤?抑力之所及，以济以时会，时会之来，各尽其力，守之而弗失，庶乎有达我目的之一日。今之时会,为何等之时会乎？我国人志之，明日之纪念,不在形式上之铺张，而在我精神上之团结，人人不忘此耻，人人自尽其力。以守此雪耻之时会。此纪念之要义也。”雪耻的根本乃在于废除廿一条，建立平等的中日关系。在1924年汉口各界举行的国耻纪念会上，学生代表在开幕词中宣称“吾人今日以最痛苦之心情、最惨烈之态度、最坚定之意志、最纯一之目的，开九次国耻纪念大会。凡我同人，本此精神，继续的对日经济绝交，必达到完全撤废廿一条，无条件交还旅顺、大连而后止。苟有阻碍之者，当共弃之。一息尚存，努力奋斗。我黄帝在天之灵，实式凭之。”
为此，社会各界纷纷开出了雪耻的药方，一曰雪耻当从国民自强做起，确立国民健全的人格，陶冶国民自治、尽责、团结、爱国的品性：
今之所以勿忘国耻者，非欲一雪此国耻乎。然雪耻之道何由？对外作种种之奋争，犹其次焉者也。对政府作种种之责备，犹其缓者也。其最要之道，在我国民，各自雪各人之耻。夫国之所以受此耻，非由我国之弱乎？国何由弱？弱于国民人人之弱也。今欲变人人之弱而为强，则须先改革人人之心，确立人人之人格，人人能自治，人人能尽责，人人有严肃之精神，人人有团结之实力，人人知爱国之真理，遇事勿躁进，勿退缩，勿妄费其力，勿轻其感情。返之自身，人人一无所耻，对于他人，一无不若之耻，以如是之国民，立于今曰之世界，则非特可以雪国家一事之耻而已，举我国所有种种之耻而一雪之，亦何难之有哉！然则我国人今曰之纪念，当于此三思之可矣。[二曰雪耻当从自身做起，学界团体多主张救国雪耻应将发展教育放在首位，如上海贝勒路民生女校提出，“吾人欲救国雪耻，第一筹备实力，即专心学问是也;第二抵制日货，提倡国货,须以身作则；第三以平时游戏时间，作救国运动。诸同人能实行以上诸端，坚持不懈,庶有雪耻之望”。上海青年会总干事徐可陞表示“欲雪国耻,须先储蓄资金，多设学校”。
商界则主张雪耻应从抵制日货、筹款赎路入手，1922年，上海山东路商界联合会联合爱多亚路、湖北九路等马路商界联合会发出“筹款赎路，为实在之雪耻纪念”的倡议：
我国国耻多矣，而五月九曰为国民最痛心疾首之曰，是不可不有以纪念。我商界对于此曰，将何以表示哉？游行乎？休业乎？证诸从前之经过，觉并不因此足引起国人雪耻之心，不然抵制劣货，早已坚持到底矣。本会有鉴于斯，故拟易空虚之表示，而为实在之纪念。所谓实在之纪念，即方今全国人民所热心提倡之筹款赎路—事是也。本路各宝号，请于此日营业所获酌量认赎路款，继由本会存行生息，明知车薪杯水，无济于事，而集腋成裘，何患难为，尚希协力同心，勉争此气，将来赎路成功，即为雪耻之日，如此五月九日之纪念，为不虚矣。北京商务总会发起爱国储金大会，主张储金赎路“凡我国人，皆有一份子之责任。我不自哀，谁其哀我；我不自痛，谁其痛我；我不自哀自痛而亟谋自救，谁其救我”。而发起救国储金,“殆即我国人之爱国心与其团结力之尺度也”。
可见，廿一条国耻纪念活动在表达中国人民雪耻的坚强意志与终极诉求的同时，也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内聚力，尤其是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中国民间不屈服于曰本强权、不承认廿一条的坚定态度。
三、国民责任自省：悲情记忆下的理性反思
虽然国耻纪念表达了民间知耻、明耻、雪耻的本位诉求与终极目的，但在年复一年的国耻纪念成为民间社会的惯常性行为后，也引起了人们的理性思考：
1.对纪念活动本身的反思。“年年今曰，如岁时伏腊，例行故事，一翻陈套，略作感慨之言，便得谓之纪念乎，乃至于有人提出取消为了纪念的纪念，1920年5月9日上海北区公学国耻纪念会上，有学生登台发表意见，“吾人脑筋中无时无此国耻纪念，正不必年年今日，有此例行之举动”。1925年上海国民外交会也出现了不再纪念廿一条国耻的声音，“年年有此纪念，实际上仍无丝毫进步，言之可痛，务望到会诸君，以后益能惕励奋发，使以后不再有此纪念”。也有人反对国耻纪念活动中的形式主义,1921年天津《益世报》在国耻纪念专栏发表《国人其真不忘今日之耻乎》一文，指出“纪念之事,端觉长年累月之足实，若以之与令节等观，而开会祭慕，不过点缀—日之风光，则国破家亡，正不知纪念之何所贵”。1924年5月8日《申报》发表杂感，亦称五九纪念流于形式“自民国四年五月九日，日本以哀的美敦书强迫我国政府承认之事发生后，稍有国家观念者，奔走呼号，急欲一雪此耻，故每岁之五月九日，有此丧失国权之纪念也。转瞬之间，已有九度，而年年此曰，国民奉为例节，几忘其事实矣。过后思量，能不悲呼？”并“愿我国民及早觉悟，勿徒为形式上之举动，应出以真攀之心，上下一致，力趋正轨，则此可悲可泣之五九纪念,即变成可喜可贺之五九纪念”。还有人希望早日雪耻，将国耻纪念变为国庆纪念，上海培德公学校长卢颂虔在1920年该校举行的国耻纪念会上表示，“年年国耻纪念开会，实是厌烦，深望明年改为五九国庆纪念会”。1924年上海浙江路商界联合会举行国耻纪念会，会长叶级三希望“明年今曰变更态度，将纪念国耻会改为庆祝胜利会才好”。因此，对国耻的最好纪念就是为雪耻而付诸行动：
凡我国民，想同感愤慨，惟有耻能雪，斯不失国耻纪念之本旨，若每年于此时，开一国耻纪念会，而不从事实上做去，则国耻又安能雪，故今日希望诸君须认定今日之会，非寻常集会可比，当知为最苦痛之一曰，然后追苦痛之由来，向前奋斗，以达廿一条最后之取消，则国家幸甚，国民幸甚。
可见，对国耻纪念本身的反思，乃在于纠正以纪念形式掩盖纪念目的的偏颇行为，反对因纪念活动的程式化模糊雪耻的终极取向，“今之所最要者，当知此项纪念,含有我国之绝大痛史，挽救之道，在实行不在空谈，非仅于此日，休业开会，演说几句慷慨淋漓之刺戟话，博得几声鼓掌，流下几行热泪，以为纪念场中点缀品，即谓不愧于天不怍于人也”。这种反思反映了国人对国耻纪念活动习惯化、例行化甚至于节日化后的担忧，表达了国人只争朝夕的心态和急于雪耻的急迫心情。
2.国民责任自省。国人在国耻纪念活动中认识到，袁世凯之所以接受曰本提出的廿一条，不仅仅在于袁世凯专横独断，违背中华民国主权在民的原则，也不仅仅在于日本何等强大，而是在于国民责任感的缺失，丧失对政府的监督，从而导致袁世凯的为所欲为、独断专行。民国以来，军阀混战,各自为政的纷争局面的形成，也在于国民缺乏担当：
吾父老兄弟，曾亦自知其罪戾也否耶。民国主权在民，国民苟付托得人，袁世凯何由当选？国民苟能监督政府，袁世凯何由叛国？……试观今之军阀横行，政客纷扰，谁为为之？孰令致之？我国民果能辞其咎否耶！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苟我国政治修明，上下一德，东邻虽欲加我以无礼，亦不可得。苟国民放弃天责，一任奸人宵小之盘据政权，虽欲外侮之不来，亦不可得也。欲澄清政治，则在国民之辨是非，严定去取，凡谋所以发展民治，保卫国家，确有主义政策，国民当与之合作。凡执法图私，阻遏民治之发展者，国民当鸣鼓而攻之。是非辨而后公论出，知所去取，而后奸人宵小，无由窥窃政权，庶几政治有修明之望，国耻有湔雪之时。
为了唤醒国民责任感，1924年4月22日，上海对曰外交市民大会通电各省各团体，希望在国耻纪念活动中进一步增强国民意识，明确国民责任：
吾人以五九日为国耻，耻在国民不克行使其主权，坐令袁世凯预萌帝制之妄念，致令曰人乘间侵入，并非因日人廿一条要求而耻也。八更寒暑，此耻不雪，何以图存，同人等恐时过境迁，置之脑后，甚盼国人，从速筹备，于五九日集合农工商学各界，开国耻纪念大会，苟能因耻而愤，因愤而兴，坚持九仞一篑之毅力，易而为再接再厉之实效，众擎易举，三岛何虑。本会于是日除函告各界一致休业藉促觉悟外，合亟通电全国，统维垂察，诸希努力，国家幸甚。
勿忘国耻，纪念五七与五九，固然是国民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但国民责任的根本乃在于雪耻，乃在于使国家不再蒙耻“是故国民之责任，不仅在举行五七纪念，要当无日无时，莫不作五七观，全国如一人，万众如一心，努力进行，以蕲至目的既达无须举行纪念而后已。且即日既达纪念消灭而后，
更须力图自强，勿使再有类似五七之国耻发生而后已。”因此，国民才是雪耻的主要力量“我们申雪国耻，拥护国权，不是空言盲动可以成功，须要一正当方法与正确路径。正当方法是什么？就是国民运动”。
为了使中国进入世界平等国家之列，为了使中华民族列入世界平等民族之林，作为国民主体的社会各界需明确在雪耻自强、捍卫国权中的地位与责任。学生界认为他们处在国家与社会的中枢位置：
枪炮虽多，谁则执之；士卒虽众，谁则教之；实业虽兴，谁则推广而扩充之，是不可不有主持者。求诸政府，政府不能事事亲之，责于齐民，齐民又不能一一任之。而求其最合身分，上可以补政府之不逮，下可以作齐民之模范者，舍学生其谁与归？故学生者，任重致远之代名词，而国家社会之中枢也。
因此，学生不仅要成为国民的先导，更要从自身做起，诉诸本位，责诸己身，“每日课余，默颂本月初七号日本最后通牒一遍；凡用品，倶本国货物，如本国无者，须由本学校校长或地方行政长官代买；每学期储金一元(愿多储者听便)，随学费交纳，由本校会计代收集，存国家银行，但高等小学生半之，初等小学生听便；每日功课须完全了解，遇有疑难者，由同学疑难研究部答复之，但以课余为度，同学疑难研究部之组织，另订之。须戒净一切嗜好,其细目别订之征匕条最为重要，因储金概取诸此项故也。每礼拜三礼拜六添兵式体操各一点钟,须按时操练。”工界始终站在爱国运动的前列，积极组织国耻纪念活动，并且认为工人应当成为国家主人翁，担负起救国的重任“（1中国为我中国，则中国之耻即为我之耻，将来国家待我而兴，人民待我而治。（2不要自暴自弃，被动盲从，……同胞啊，还有救国的吗？还有有血气的吗？有人不愿意为亡国奴的吗？请起来救国。”
屈辱的记忆更进一步唤起了商界的国民意识与国民责任感，他们将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比之为公司与股东的关系，“民国犹一公司，国民犹之众股东，京内外凡百执政，总分公司中之职员耳。今各职员横行无忌，居股东地位者，断无任其败坏破裂，置公司血本于不问之理”。“商界中人，幸勿在商言商,须知士农工商,均属国民分子，无分阶级，顾亭林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则有国民资格，即应负尽国民之责任。”因此,须将国家利益置于最高地位，“吾商人身当其冲，自当牺牲任何私利，以尽国民天职”,肩负起救国之责，“盖今日能本良心谋救国者，惟商人耳。举中华全国国民稍足当外人一盼者，亦惟商人耳。是商人举足轻重，动关大局，当此千钧一发之际，亟应投袂奋起，本国民自决之精神，作民治之运动。”在商人看来，实现国民自治乃是救国的不二法门，“民主之国，以民为主，官吏为人民之公仆，若国民之自治力强，则官吏无以垄断，若国民之自治力弱，则官吏随所欲为”。
在反对鲁案直接交涉运动中，上海七浦路商界联合会发出“宁为民国鬼，不愿作亡国奴”的诤诤誓言。爱克界三路商界联合会赞成学生反对鲁案直接交涉的爱国举动“商人亦国民一份子，应尽天职”。上海法租界商界联合会积极支持否认廿一条及收回旅顺、大连的国民外交运动，“否认廿一条及收回旅大问题，各团体有经济绝交主张，本界商民，亦属国民一分子,应取同一态度”。上海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则与学界共同发起成立国民对日外交大会，要求商人积极参加对日经济绝交运动。
20世纪20年代反日运动此起彼伏，学、工、商等社会各界的政治参与热情空前高涨，其背后的思想基础离不开国民意识与国民责任感的增强，廿一条国耻纪念并非单纯的社会记忆，其本身既是国民外交的一种形式，表达了中华民族要求废除廿一条的态度，也是国民议政的一种载体，反映了国民对民主政治的期盼。
历史可大别为两类，即光荣史与屈辱史，一般情况下，人们更愿意纪念令人自豪的光荣史，而不愿提及令人伤痛的屈辱史。但是，从社会记忆的角度看，纪念何种历史，取决于其背后的价值选择。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光荣史固然能够增强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提升民族自信心，但在民族有难的危机时代，屈辱史更容易唤起民族紧迫感,增强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凝聚力量为摆脱民族危机而共同奋斗。
围绕着廿一条的一系列纪念活动，是中华民族悲情记忆的集体反映。在中国近代史上，被列为国耻事件者，多达20余项，其中，廿一条的提出及其承认深深刺痛了中华民族，虽痛不忍言但又不能不言，虽惨不忍睹却又不能熟视无睹。更重要的是，日本攫取中国权益的依据就是廿一条，廿一条不废，民族危机难除。辛亥革命以来，国权观念日趋成熟，国民意识曰益深入，国人深知国耻即民耻，民耻即我耻，社会各界、各阶层自发地在国耻日以各种形式集中表达对廿一条的记忆，并在特定的悲情氛围下的公共空间里，共同举办纪念大会，将个人对国耻的记忆转化为民族的公共记忆。
然而,社会记忆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在不能忘却的纪念背后，折射出中华民族对日本霸道行径的谴责，表达了国民对袁世凯卖国行径的愤恨，正如时人所谓：“在大江以北，人当以‘五七’为国耻纪念，而大江以南，则以‘五九’为国耻纪念，但余以为‘五七’者，非中国之国耻纪念，而为日本之国耻纪念,何则？‘五七’者，乃日本提出廿一条最后通牒之期，日人此举，正足以表示日人不知正义，不爱和平，紧抱侵略主义，日人于此日暴露如是之态度，直为其国家之大耻。‘五九’一日为中国为暴力屈服之日，斯才为中国之国耻日。”其实“五七”与“五九”并没有截然界限，廿一条国耻纪念既是对民族屈辱的悲情表达，也是对国内独裁专制、军阀混战的政治局面的强烈批判，是社会对屈辱史共同记忆下的理性诉求。在这种共同记忆之下，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增强了，20世纪20年代层出不穷的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反对参加在日本举办的远东运动会等反日活动的规模与声势进一步扩大，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共同命运观念下的爱国举动。与此同时，国民意识与国民责任感进一步深化了，学生、工人、商人等各阶层在国耻纪念中认识到自身在国家与社会中的地位与应尽的责任，政治参与度大大提高了。这不正是廿一条国耻纪念活动所体现出的价值选择吗？
作者：彭南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