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对鄂豫皖苏区及四方面军的浓厚兴趣，不久前我去了趟麻城、红安，虽然只是走马观花，却也颇有收获。这里在1927年秋天发生了中共领导的暴动，史称黄麻暴动。今天，“暴动”成了敏感词，我在红安发微信，写“暴动”都发不出。“黄麻起义”是后来的说法，大概是为了强化其正义性。
这场暴动影响深远，引出了后来的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在党史、军史上都有重要地位。今天的麻城、红安，有将军大道，有烈士陵园，有纪念馆，还有当年苏维埃的红色遗迹。其中，红安的纪念园堪称大气，园区与纪念馆的建筑都是国家级水平，对党史、军史有兴趣的，值得一看。
一、黄麻暴动的背景
1927年北伐胜利后，国共分裂，标志性事件是上海的4.12，这是由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镇压中共领导的工人武装，史称412大屠杀，其实死了100多人，还包括国军士兵。当时武汉政府的汪精卫还同情共产党，与蒋介石分裂。但共产国际给中共发来“五月指示”，要求中共在湖南湖北发动土地革命，动员五万工农建立新军。这份文件被汪精卫得到，于是也与中共翻了脸，这就是7.15武汉政变，汪蒋殊途同归，史称“宁汉合流”。在这个形势下，中共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决定了武装暴动的方针。
八七会议是一次紧急会议，不伦不类，连政治局扩大会都算不上，由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操纵，会议罢免了陈独秀，组建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与武装暴动的方针。会议认为，“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决定调派最积极的、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区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政权。”之后的秋收暴动与黄麻暴动，就是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会议召开的时候，南昌暴动已经发生，但南昌暴动是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号，暴动后产生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是由邓演达、宋庆龄等人领衔。起义军原计划南下广东建立根据地，以便再次北伐，结果到了潮汕就被打垮，领导人作鸟兽散，朱德、陈毅带着残部几百人上了井冈山。这里边有一位腼腆青年，后来名声了得，他就是林彪。
回到黄麻。黄安、麻城地处大别山，麻城在南麓，有点像西安和秦岭的关系，黄安则在山中。大别山其实就是连绵几百里的低山丘陵，但在交通不便的年代，已足够隔绝文明。这个地方有两个特点，一是贫困，二是民风强悍，这就是最好的革命土壤。北伐时，这里即已成立了农会与工会，甚至拥有武装。农会彻底颠覆了乡村秩序。当时中共控制的报纸《湖南民报》宣称，农会的成立，就宣告了土豪劣绅的死刑。而什么是土豪劣绅？有一个深入人心的口号说，“有土皆豪，无绅不劣”。也就是说，只要是乡村中的有产者，都可以被列为土豪劣绅而剥夺其财产甚至生命。于是打土豪杀地主，成立农民自卫军，一时热闹非凡。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下，农会可以捕人，罢免县长和司法官，动不动召开农友大会，当场就杀几个“土豪劣绅”。这就是暴动之前，黄麻地区的社会背景。
二、黄麻暴动的过程
黄麻暴动由中共黄麻特委组织。之前，省委派郑位三来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1927年11月13日，黄麻特委组织的三万多农民自卫军攻下黄安县城。18日，成立了黄安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仅仅21天，就被国民党军打垮。残部72人逃进了木兰山区打游击，将鄂东军改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番号。大家注意，中共起义之初的武装，都叫工农革命军，以区别于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打黄安时的三万人，到逃进木兰山时只剩72人，其它人都回家种地去了。这72个人也很难坚持，最困难的时期，曾经埋了长枪，将队伍分散，鼓励队员自谋生路。陈再道领了200大洋去河南贩猪，赔了本，剩下一头猪送了人，又回来找革命队伍。
作为鄂豫皖革命火种的“木兰山72好汉”，后来一人叛变，六人（都是黄麻暴动领导人，如戴克敏、曹学楷等）被张国焘“肃反”杀掉；大部分作战牺牲或被俘杀害，包括早期军队领导人吴光浩等。幸存6人，一人为建国初开封市委书记戴季英，此公在陕北肃反时差点活埋了习仲勋；5人为开国将军：王树声大将，陈再道上将，詹才芳中将，吴世安、肖永正少将。
广为流传的说法，红安出了200多位将军。据说修建京广高铁时，原方案不过红安，因绕红安要增加250亿投资，经济效益不大。李先念夫人林佳楣忿忿说，难道红安200多个将军还不值250亿吗？铁道部只好改方案。实际上授衔的红安籍将军是61人，这已经是全国之最。还有红安籍担任地方工作的副省级以上干部，像董必武、李先念、郑位三等，也有一百多个。这就是200多个将军的来源。如果算“大别山走出的开国将军”，也就是整个鄂豫皖出身的将军，那就有317位，占到开国将帅总数的五分之一。
三、张国焘与鄂豫皖苏区
1928年，国民党军撤离，红七军返回黄麻，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这时也就不到百人。“红军”是1928年5月之后，中共武装统一使用的名称，据说连番号都是共产国际给的。
黄麻根据地建立后，1929年中共又发动了商南暴动、六霍暴动，开辟了豫东南根据地和皖西根据地，各自都建立了苏区政府与红军。193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边特别区，建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委，同时将红三十一师（黄麻）、三十二师（商南）、三十三师（六霍）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许继慎受中央军委委派，任红一军军长，前一年已到黄麻任三十一师师长的徐向前任副军长。成立了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鄂豫皖根据地正式形成。此时张国焘还没有到鄂豫皖。
1931年5月，张国焘受王明委派，带着陈昌浩等从苏联回国来到鄂豫皖。此行从上海经武汉，由顾顺章护送，结果完成任务后，顾顺章在武汉表演魔术，被叛徒认出被捕，立即叛变，由此引发了上海中央被破坏，周恩来、博古等“洋马列”到中央苏区，架空毛泽东等一系列变化。
张国焘之前从未领导过军事工作，也没有开辟根据地的经验，他能在短时间内成为鄂豫皖的核心，一是靠苏联的国际背景，这在当时的土共眼里，就是金光灿灿的活神仙；二是党内绝对权威地位，中央为他量身订作了鄂豫皖中央局，他任书记，是鄂豫皖的最高领导人，同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成为“副国级”。第三条最关键，就是下车伊始，就大规模肃反。黄麻暴动和红一军的领导人，鄂豫皖苏区早期领导，大部分被他杀掉。连一军军长许继慎和四方军总指挥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都不能幸免。
四、血腥肃反
许继慎是周恩来派去鄂豫皖负责军事的。八十年代中共认定了36位军事家，其中就有许继慎，可见他的历史地位。而张国焘认为他反党，抓起来严刑拷打，两腿都打断了，许继慎仍不低头，遂被张国焘下令拴在马后，活活拖死在河滩。
程训宣是黄安的妇女干部，泼辣俊俏，19岁嫁给29岁的徐向前。她被政治保卫局关押拷打，为的是挖出徐向前的“反党”材料。这个女子到死都不招认，保护了徐向前。直至最后处决，作为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连问都不敢问一声。多年后在延安，徐向前问当年的政治保卫局局长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周说，就是为了挖你的材料嘛。这位不知杀了多少自己人的保卫局长，建国后授了上将军衔。相比面瓜徐向前，林彪血性得多，老婆叶群在延安整风时被审查，林彪公开大骂“他妈的，老子在前方流血打仗，你们在后方整我老婆！”叶群本来做过国民党的电台播音员，但从此以后再没人敢查她的历史问题。林彪平时蔫里巴叽的，关键时刻才是真男人。可怜程训宣兄妹四人参加革命，三位烈士，两位都是肃反错杀。可见当年党内军内斗争的惨烈。
徐向前回忆，“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红四军总共才有1.5万人。这个血腥肃反，肇始于中央苏区。毛泽东打AB团，逼出了富田事变，红20军排以上军官全被杀害。这是1930年的事情，这为之后鄂豫皖、洪湖、陕北等苏区肃反，提供了经验。贺龙开辟的洪湖苏区，在中央分局书记夏曦的主持下肃反，杀害了一万多人，包括后来中共认定的三十六位军事家之一的军长段德昌。杀段时，贺龙曾向夏曦求情，说给我留个能打仗的吧，关向应拍案质问贺龙：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夏曦书记是代表中央的，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吓得贺龙只好同意。
五、四方面军和鄂豫皖的结局
张国焘对鄂豫皖苏区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全盛时期包括20余县，拥有约350万人口，主力红军达4.5万多人，地方武装、民兵20多万。1932年10月，在国军第四次围剿下，四方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向西转移，放弃了鄂豫皖苏区。
四方面军在四川巴中落脚，建立了川陕根据地。在这里张国焘再度辉煌，部队扩大到五个军，八万人，苏区有500万人口。而不到三年，1935年初，张国焘突然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西渡嘉陵江，表面理由是策应中央红军转移，但细分析起来，保持一个稳定的川陕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难道不比陕北强百倍？所以张国焘为何要主动放弃川陕，至今还是扑朔迷离。
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又出现分裂，毛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张和四方面军又南下，后来与二方面军贺龙部会师，再北上实现三大主力会师，而此时的张国焘，丢失了根据地，失去了国际支持，没有了政治本钱。四方面军主力二万多人，按央军委命令组成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全军覆没。没有参加西征的部队改编为八路军129师，归刘伯承统帅。原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从河西化装逃回延安，当了129师副师长。张国焘在延安受到清算，甚至开始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故于1938年借祭黄陵之机投奔了国民党。
鄂豫皖苏区自从四方面军长征后，即不复存在。只有少数游击队在大别山活动。最大的一支是高敬亭，抗日战争爆发后，高部改编加入新四军，后来叶挺嫌高抗命，将高杀了。1939年李先念受延安派遣，回大别山拉队伍。李先念原先是四方面军主力三十军的政委，1937年3月三十军在河西走廊全军覆没，李先念带着400人逃到新疆。后来回到延安，但没有了队伍，改编八路军时也没有位置。党让他回老家拉队伍，也算是人尽其用。李先念在大别山聚拢了各路游击队，很快又发展起来一支队伍，编为新四军五师，后来成立了中原军区、中原根据地，俨然一方实力派。可惜1946年内战爆发，国军首先打击中原军区。李先念组织中原突围，结果几乎是西路军命运重演，向东佯动的皮旅，7000人毫发无损到了江苏，而向西突围的五万人，基本上又是全军覆没。建国后李先念离开军队，不授军衔，与他是败军之将不无关系。
六、“丰豫仓”的启示
黄麻暴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过去受到的教育说，是为了推翻旧社会，让穷人翻身。可是，80多年过去了，这里仍然贫困。县委县政府最大的政绩，是争取到了国家级贫困县。1981年韩先楚回红安，见到一个老哥们儿披棉袄穿草鞋，
打趣说“你咋搞的，几十年了还是这个球样！”老汉说，“你这大官咋当的，50年了还让我这样穷。”这老汉说出了问题的本质，你倒是当了大官，可是50年了，我们还是这个球样。当年据说仅黄安就牺牲了14万人，但并没有改变黄麻的贫穷，更没有换来社会公正与人的尊严。暴动只能毁灭秩序，消灭富人，但不能让穷人富裕起来，也不可能建设起一个更合理的社会。如果贫穷就是造反的理由，那么今天造反的理由岂不是更加充分？今天我们谈现实，说稳定压倒一切，谈历史，又说造反有理，这岂不是严重自相矛盾？
在纪念馆看到一个“丰豫仓”的故事，意义深长。1879年，县衙征谷2.6万担，在县城、七里坪、八里湾设立义仓，农民青黄不接时，向义仓借粮，借八斗，秋后还一担，这在今天来看，也是合理的利率，是解决农民饥荒的有效措施。1927年大革命后，农会会员持大刀梭标砸开了丰豫仓，抢光了粮食。纪念馆的说明文字说“夺回了自己的血汗粮”。
丰豫仓是旧制度的象征，它承认贫富差距，正视饥荒的存在，它是在维护财产秩序的基础上，济危解困的有效方案，是具有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而砸仓抢粮象征着革命，这个办法是最简单、最痛快的，但也是最不可持续的。红军在所有的根据地都坚持不下去，国军的军事围剿是一个因素，经济原因才是根本性的。红军的主要收入靠打土豪，就如同打猎捕鱼，一旦苏区土豪打完，就陷入经济危机。各地苏区都发行过货币，这是变相抢劫，小小的苏区怎么能供养几万大军和革命干部？涸泽而渔之后，就是经济崩溃。丰豫仓这样的好制度，可能需要几年几十年的探索和实践才能形成，但破坏它只要一天。由此就看出暴力革命对中国社会只有巨大破坏作用，而谈不到建设与发展。
以暴力改变社会面貌，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农会可以任意捕人、杀人，甚至捕杀县长法官，这对当时刚刚建立的法制秩序，是极大的破坏。且看当时的一篇报道“【咸宁农友铲除了五个土豪劣绅】本月五日，咸宁县党部、县农民协会，开会追悼死难的农工领袖，到了五万多农友，个个手拿土枪，大枪、锄头、镰刀等，开会的时候，各放土枪一响，枪声震天，农友大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当主席报告到阳新土豪劣绅烧死农友九人的时候，全场的农友，个个都激愤的了不得，大呼誓为阳新死难烈士报仇！杀尽土豪劣绅！就把捉来的土豪劣绅朱道素、朱惠友、李德胜、雷世盛、雷益山等五人，一起当场杀死了，农友们好不叫快呀！”打下黄安后，俘虏了县长等19名官吏，这些人如何处置了，没有交代。从当时的一贯做法看，肯定全数遭杀害。在这样一种无法无天的环境下，没有人是安全的。暴动的领导人后来纷纷死于肃反，就是报应。中共建政之后的滥杀无辜、文革中的无法无天，这与当年农会杀人、苏区肃反，可谓一脉相承。
七、苏维埃的性质
最早打出苏维埃招牌的是彭湃。1927年11月，他随南昌起义后的残部到达潮汕海陆丰地区，发动暴动，建立了海陆丰苏维埃政府。1930年6月，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1931年11月7日，这天是苏联的国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毛泽东任主席。1949年之前，毛被称“主席”，就是指这个主席。一直到延安，国共合作抗日，才收起了这个招牌，改称陕甘宁特区。
苏维埃是苏联的国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是尊奉苏联为老大，在中国建立的国中之国。当时的口号就是以苏联为祖国，武装保卫苏联。这与同期在东北建立的满洲国，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今天，当局一天捕风捉影寻地找境外敌对势力，而当年的中国革命，是由苏联一手操纵，早已铁证如山。苏共通过第三国际，在中国找了两个徒弟，国民党是老大，共产党是老二。苏联一边支持国民党北伐，推翻北京政府，一边支持共产党武装暴动，发动土地革命。它才是唯恐中国不乱。党对军队的领导，枪杆子里出政权，其实都是苏联传授的，国民党早年也是这一套。唯有中共得其真传，并且把苏式专政与中式专治相结合，发展到了极致。
八、暴动能创造新世界吗？
那个时代的暴动，还有秋收暴动、平江暴动、湘西暴动、潮汕暴动、广州暴动，发生在北方的，似乎只有一个渭华暴动。这些暴动全部失败了，不像俄罗斯，工人武装一造反，占领冬宫，政权就到手了。这些暴动留下的，是断壁残垣与累累尸骨，是残破的社会，破败的经济。另一方面，造成了大量暴民，如木兰山72好汉，他们成为中共夺取政权的骨干力量。在正常的社会里，像许世友、李先念、韩先楚、陈再道、陈锡联这些深山中的底层人民，根本不可能成为将军、国家领导人，是暴力革命造成的天翻地覆，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但对那些被他们杀掉的“土豪劣绅”、政府官吏来说，难道不是天塌地陷，万劫不复？那些人的悲剧，直到今天都很少人关注，仿佛他们就不是生命，而是在革命的活剧中被打碎的一件道具。即使是在“革命”阵营，也是无数尸骨堆起了少数人的将军梦。他们连大别山的贫困都改变不了，怎么能推动中国的进步？
今天，红安、麻城依然贫困，贫富更加悬殊，但以暴动解决社会矛盾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原因在于，当年的造反者，执政之后总结出了如何防范暴动、如何将不稳定因素扼杀于萌芽状态的一整套方法。今天没有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没有了农会，不准在农村建立任何秘密组织，更不准农民武装起来。今天的当政者，最警惕的就是当年他爹那样的人，这是多大的讽刺。他们一方面把老一辈供在神坛，鼓吹“两把菜刀闹革命”，以此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另一方面，又实行菜刀购买实名制，大肆抓捕“饭醉团伙”，聊个天都能定颠覆国家政权罪，这让当年闹革命的老一辈，情何以堪！倘若他们再世，除了俯首就擒，还能有啥作为。
我在红安、麻城的县城里，看到了洋气的商品房，看到了巨大的商业综合体，看到了沃尔玛、桑拿、KTV。但城市管理水平很差，街道上电动自行车乱窜，人行道瓷砖都被汽车压碎，垃圾箱散发着恶臭。我忽然想到，九十年前的富足繁华之地，今天仍然富足繁华，而那时贫困落后之地，今天仍然贫困落后，这九十年改变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