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00年，是人类步入二十世纪第一年，全世界都在为新世纪到来而欢欣鼓舞，辞旧迎新。然而，在中国却是一个例外。
那一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红色风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不到三月遍地红”的义和拳战争使京津，使华北，甚至使整个中国陷入一片混乱，列强在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他们最后联合起来出兵中国，“代剿”义和拳，赤手空拳的义和拳与列强的真刀真枪交手，结果可知。逃亡西安的清廷最后与列强签署《辛丑条约》，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中国就是以这样一种特殊方式进入二十世纪。
又一个世纪过去了，学术界对义和团战争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但分歧仍在。很长时期，很多史学家以为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一次革命高潮，是中国人民自发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并且，这场运动给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沉重打击，一方面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图谋，另一方面善后条约巨额赔款、不平等压制，让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谷底”。（张海鹏：《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冰点》2006年3月1日）
而最近几十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另一种新史观对义和团战争给予全新解释，一种比较激烈的看法以为义和团运动所呈现的排外主义情绪，滥杀无辜行动，具有明显的“反人类倾向”。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逆转，与近代中国发展大势相悖。（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冰点》2006年1月11日）
其实，仔细分析义和团战争缘起、转折及后果，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战争的性质、意义，并非如此简单，也没有那样大的关怀、意义，这场运动确实与近代中国走势相悖，但又有其根源及必然性，其后果从反面加速了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
一、“义和团起山东”
在谈到义和拳运动起源时，过去的研究一般侧重于帝国主义侵略，中西文化冲突，传教士的傲慢，地方官府的偏袒。这些判断都对，外部因素确实是义和团运动发生的一个触动点。但是仅仅说到这里远远不够，依然显得太抽象，因为西方国家进入中国已经好几十年了，为什么在过去没有发生这样带有全局性的排外运动？过去的那些教案，为什么都可以作为个案进行处理，而此时的义和团运动却不能轻易消解，而是引起了震惊世界的大动静？
很显然，义和团运动的发生还有具体原因。这个原因，就是1895年中日达成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改变了先前几十年清政府一直坚守的对外政策，在日本以及列强的压力下，中国被迫同意国际资本自由进出中国。
国际资本东移亚太，是十九世纪中叶后一个明显动向，是西方国家市场饱和，资本过剩的必然结果。中国巨大的市场，以及潜在的巨大消费能力，让西方国家垂涎欲滴。但是清政府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为了国内政治稳定，始终不敢让外国资本自由进出中国。即便在1860年开始向西方学习后，清政府一直坚守有序开放，稳步发展。
有序开放，稳步发展，让中国在1894年之前三十年获得了巨大进步，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中国自身资本不发达，中国在走向繁荣的时候，并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资本进行大规模现代化建设。中国不是不想修铁路、开矿山，而是没有钱，所以在1894年之前，中国的现代化设施，根本没有办法与同时期的日本比。
让国际资本自由进出中国，是一把双刃剑。《马关条约》之后，外国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先前几十年想建而没有办法建的铁路在短短几年时间大致完成关内的基本路网；沉睡数万年的矿产资源，也因为外国资本的进入而迅速获得了开采，造福于社会。中国的基础工业在甲午之后获得迅猛发展，一个全新的、先前不存在的民族资产阶级迅速发生、成长起来。
大规模的建设，带来了大繁荣、大发展，也带来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大规模的拆迁、征地，让无数农民脱离土地，成为流浪者。列强确曾与清政府达成谅解，征用土地、安置失地农民均由中方负责，如果发生利益冲突，发生群体事件，同样由中国地方政府负责处理，外方不得介入。至于中国老百姓的损失，则由外国资本在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给予补偿，比如税收。这些制度性安排如果都落实到位，相信那时农民的情形要好些，即便不能充分分享对外放开的发展成果，至少不至于损失惨重。
然而，中国毕竟刚刚从传统中走出，政治设施不完善，民众的权利意识的不觉醒，各级官吏的不尽责，让失地农民并没有获得足够补偿，他们离乡背井，成为城乡间的流浪者。他们的冤屈无处申诉，忍耐、憋屈，健身健体，游走江湖，因为他们总要活下去。他们不自觉地成为义和拳等民间秘密结社的主力。
至于那些有机会到这些新开办的外国企业中打工的失地农民，他们不仅受到洋人的盘剥，而且受到来自福建那些懂鸟语的“假洋鬼子”欺负。（《张美翊致盛宣怀函》，《义和团——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17页。）这些假洋鬼子狐假虎威，加剧了中国人与西方人的裂痕。
长江流域及南部中国的开放已有很多年了，缓慢发展有坏处，也有好处，就是让那些破坏性问题缓慢暴露，因此南方并没有随着外国资本进入出现如此大的问题。而北方，特别是山东，由于在甲午战后特别是1897年胶州湾事件后成为德国独享的势力范围，而德国作为后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贪婪，而且急迫，因此，中德间的不和谐在所难免。“义和团起山东”，主要应从这个层面进行解释。
二、“不到三月遍地红”
至于中西文化冲突，甲午战后，主要的还不是中西文明层面的理念冲突，而是西方各国传教士在清政府允许他们自由传教后急剧扩张，相互之间无序竞争，结果就使得早期进入教会的中国人并不是因为对基督教有认识才进入，而是一些“无良”的人。用恭亲王的话说，他们或许就是“中国人中的垃圾”。这些人帮助教会急剧扩充了人数，但同时也使教会在中国人中失去了巨大的潜在信仰群。
四处流浪的失地农民，因甲午战争结束被遣散的大量兵勇，他们在游走江湖的时候相遇相识，他们中慢慢地成长出一批被称为“社区精英”的领袖，这批领袖略通武功、重然诺，具有传统儒侠的气质，喜欢出面摆平各种各样的纠纷，于是这些四处游走的民众就在这些社区精英领导下组成许多松散的民间秘密结社，这就是义和拳、大刀会、红灯会等来历。
清政府对于民间秘密结社，两百年一直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露头就打。那么为什么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清政府不仅容忍了这些秘密结社的存在，而且还有意识利用他们呢？对于这个问题，过去的研究多从爱国主义层面想。其实，如果就历史事实分析，主要是清廷非常自私的考虑，是特殊背景下的一种权宜之计。
现在的研究已经表明，在经历了1898年秋天政治逆转大折腾后，光绪帝原本就羸弱的身体出了状况。过去的研究依据康有为、梁启超的说法，以为清廷保守派试图换掉皇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但是在专制体制下，最高领导人并未“龙御上宾”的时候没有办法中场换人，而光绪帝不仅没有子嗣，而且注定以后也不会有。清廷遇到了帝制时代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难题，经过长达一年多思考、反复，清廷在1899年底决定为光绪帝找个大阿哥，由大阿哥替代光绪帝参加一些礼仪性活动，以便使光绪帝能够静养。
如果基于一种道义、善良，对清廷的这种做法应该给予同情、理解。然而1898年的血腥确实使清廷在国内外丧失了一些道义上的同情，康梁等政治流亡者的攻击使海内外都信以为真，上海名流数千人竟然致电朝廷反对换人。（《上总署转奏电禀》，《经元善集》，309页）各国公使在这种情绪影响下，也不愿与清政府沟通，了解事情真相。
其实，清廷选定大阿哥，表明其有意结束过去，重新开始。至于大阿哥和他的父亲，好像也不是后来所妖魔化的那样邪恶。大阿哥是一个可以塑造、培养的孩子，相信那些全国一流名师要不了几年时间就会将其训练成一个彬彬有礼的君主；至于大阿哥的父亲端王载漪，在那之前只不过就是个王爷，并没有什么政治立场，说不上保守，也说不上激进。他们父子只是因为与皇室血缘关系更近些，所以得到了这个机会。国内外特别是各国公使如果从这个层面去理解，去与清政府积极接触，事情或许是另外一个样子。各国公使拒不承认大阿哥，拒不愿意与端王进行任何接触，这其实是将清政府推向一个保守的方向，因为这毕竟关涉一个王朝的尊严、主权。
中外之间因大阿哥事件引发僵持无法化解，原本并没有什么政治理念的端王载漪开始变得不耐烦，开始厌恶洋人，开始排外。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清廷有意识利用了义和拳等民间秘密结社对外国人的不满，希望以此寻求中外关系的突破。
在山东境内的义和拳等民间结社，在过去几年因山东的大开挖、大发展而急剧膨胀，但山东地方当局从全国大局出发，适当运用软硬两手进行对付，应该说得到了适度控制。换言之，当中外之间交涉不那么顺畅时，山东巡抚适度释放民间排外情绪，给列强以颜色。而当中外交渉比较顺畅时，山东地方当局就尽量控制住民间的排外情绪。甲午战后短短几年，山东巡抚先后换了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任，尤其是毓贤，为了稳定地方，一改李秉衡严厉镇压的措施，对于本地区失去土地的流民以习技勇自卫身家略表同情，一旦某地发生民教冲突、中外冲突，毓贤的本能反应就是将外地人、本地人；中国人、外国人分别开来，尽量使本地人、中国人获得解脱，将责任尽量推给外地人、外国人，甚至宣称外地流民是打着义和拳、大刀会名义的游匪，因而这些群体冲突与真正的义和拳、大刀会并无关联。
毓贤等人息事宁人的做法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情有可原，但各国公使对这样的做法非常恼火。在各国公使一再强烈要求下，1899年底，终于用袁世凯替换毓贤，出任山东巡抚。
袁世凯早年常驻朝鲜，主持过朝鲜的对外事务，具有国际交往经验。甲午战后，一直主持新军训练，在各国公使心目中，袁世凯不仅是干才，勇于任事，而且具有现代理念，与守旧者不同。他们相信，由袁世凯主持山东，长时期困扰各国的民教冲突势必能得到缓解。
正如各国公使所期待的那样，袁世凯上任伊始，迅即发布措辞强硬的告示，要求山东境内义和拳民众尽快自动解散，否则严厉镇压，格杀勿论，决不姑息；对于那些“献首”、自新的义和拳民众，袁世凯宣布既往不咎。
（《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近代史资料》1978-2，19页。）
袁世凯的软硬两手迅速见效，特别是英国传教士卜克斯被中国民众杀害后，袁世凯迅速缉拿凶犯，严厉镇压，杀一儆百，使山东境内的义和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迅速溢出山东，逃往那些还没有动手镇压义和拳的地区。
义和拳这些民间结社虽然有杀人越货的行为，但毕竟不是这些结社的整体及本质，因而袁世凯在山东境内的强硬固然有效，但并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不管怎么说，这些民众都是大清的子民，因而清廷不可能痛下决心在全国范围镇压。所谓“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主要就是因为袁世凯的强硬镇压，使发生在山东的这些组织向全国迅速溢出，京、津、直隶地区成为重灾区，这些流民“散布京城，潜通南宫、冀州一带，无知之辈，明目张胆，到处勾劝。”（《御史李擢英片》，《义和团档案史料》上，71页。）每当夕阳既西，肩挑负贩者流，人人相引习拳，甚至有大户人家也开始设坛，王公贵族随着起舞，据说倡导最力的是就是大阿哥的父亲端王载漪。（唐晏：《庚子西行记事》，《义和团》资料丛刊第三册，471页。）
三、所谓“宣战诏书”
山东义和拳外溢，只是一个内政问题，假如清廷采取一个全国性措施，这种情形也不是不能根治，至少不会像后来那样成为无法收束的全国性动荡。义和拳之所以闹到这样，特别是义和拳能够堂而皇之进入严密防范的京城，显然如果没有来自高层的默许，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事情的蹊跷在于，清廷自从为光绪帝选择了那个大阿哥之后，中外交涉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各国公使或许听信那些政治流亡者的分析，以为光绪帝代表中国的未来，而端王载漪则代表守旧，因而各国公使死活不愿与端王打交道，不愿向清廷致贺。这对帝制中国无疑是颜面扫地。怎样扭转这尴尬的局面，也委实让端王为难。
恰当此时，袁世凯替换掉的山东巡抚毓贤回京赋闲，无所事事，百无聊赖，总要到各位王爷、大臣那里走走门子，寻找重出机会。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毓贤在山东的“地方经验”排上了用场，怎样让外国人屈服，毓贤的办法不过就是有意识释放义和拳等民间秘密结社对外国人的仇视情绪，以此让外国人有求于清政府。（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三，199页。）
各国公使并没有因为京津直隶局势混乱加剧改变自己对大阿哥的看法，而毓贤却因此出任山西巡抚。山西是外国传教士比较多的省份之一，而毓贤被免除山东巡抚时，清廷已答应各国公使，不会重新任用毓贤；即便不得已而重用，也不会将其放到外国人多的省份。清廷的做法违背了先前的承诺，遂使中外间的误会不是减少，而是加深、加大。各国公使不断向清廷施压要求剿灭义和拳、大刀会，维护各国利益；而清廷主政者尽管没有正面要求各国公使承认中方政治变化，但对各国的要求则不那么积极，京津直隶地区的局势更加恶化。进入5月，京城内外遥相呼应，越闹越大。近畿一带，如清苑、涞水、定兴，尤其是保定府，相继发生焚毁教堂，杀害教民等多起恶性事件。在京城地面，“颇有外来奸民，妄造符咒，引诱愚民，相率练习拳会；并散布谣言，张贴揭帖，辄称拆毁教堂，除灭洋人，藉端煽动。”（《总理各国事务奕劻等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98页。）在西四牌楼羊市南壁上发现义和团乩语：“一愁长安不安宁，二愁山东一扫平，三愁湖广人马乱，四愁燕人死大半，五愁义和拳太软，六愁洋人闹直隶，七愁江南喊连天，八愁四川起狼烟，九愁有衣无人穿，十愁有饭无人餐，过戌与亥是阳间。”（《义和团文献》，《近代史资料》1957-1，15页。）随后不久，类似的揭帖在京城到处张贴，鼓动拳民焚毁教堂、使馆。在京洋人，均有自危之心，各电本国，请兵来京，自行保护。
北京局势确实在持续恶化，清廷对此也开始感到了忧虑。5月27日下午，庆亲王应邀与英国公使窦纳乐、俄国公使格尔思会晤，庆亲王表示朝廷知道现在的困难，也已向直隶总督发布最严厉的命令，他劝各国公使相信中方有能力保护公使馆，不赞成各国军队进入北京。不过，庆亲王也表示，如果各位公使执意这样做，中方并不完全反对。
基于安全考虑，各国公使决定从大沽口外海面调集一批军队进京，加强使馆、教堂及外国人聚集区的警卫。5月31日，第一列军用专车向北京进发，几天后抵达北京的使馆卫队接近千人。
各国调集军队的目标是为了保护传教士、侨民、教民、外交官，至少此时并没有以清军作为作战对象。但各国军队的调动引起了中方严重不安，端王载漪、体仁阁大学士及大阿哥的师傅徐桐、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使何乃莹等主张招抚义和拳。6月6日，清廷发布了一个上谕，刻意强调义和拳民众练艺保身，守护乡里，值得同情。
清廷的转向让各国公使更加恐慌。6月10日，各国任命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一支人数更多的联军前往北京，保护使馆。无奈，京津间的局势完全失控，西摩联军用了十七天时间不仅没有抵达北京，反而被义和团围追堵截逃回了天津。
西摩联军无法顺利抵达北京，在各国司令官看来，主要是因为清军驻守的大沽炮台阻断了联军与后方的联系，因此各国司令官6月16日向清军驻守大沽炮台的指挥官罗荣光、直隶总督裕禄各发一份通牒，要求中方翌日凌晨两点将炮台交给联军。
作为军人，罗荣光当然不会接受联军的要求，他在没有外援的情形下，与几千守军浴血奋战，但终因敌众我寡而丢掉了炮台，付出巨大牺牲。
在大沽炮台争夺战打响前，罗荣光曾派员向直隶总督裕禄求救，裕禄表示天津防御已很吃紧，没有办法提供支援。这不能说就是罗荣光失利的原因，但很显然作为直隶总督的裕禄对大沽炮台失守负有相当责任。
其实，联军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联军送给罗荣光、裕禄的同文照会，送达的时间就有差别。送给罗荣光的时间为16日下午，而送给裕禄的则拖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尽管照会上的时间仍然写着16日。
当裕禄收到联军送来索要大沽炮台的外交照会时，大沽炮台已到了联军手里，几千守军早已溃败。然而，裕禄不是将这个结果及时报告朝廷，反而将联军的最后通牒紧急报送朝廷，说他接到这份照会，各国水师提督“限至明日早两点钟时将大沽口各炮台交给”联军，逾期不交，即当以武力占领。（《直隶总督裕禄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147页。）
裕禄的报告送到北京的时间为19日下午，此时距大沽炮台失守已两天。尽管过了两天，朝廷对天津的事情一概不知。慈禧太后、光绪帝虽在那几天连续召集御前会议，王公大臣虽然对战与和、剿与抚提出很多看法，出了许多主意，但究竟是战是和，列强究竟是像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样要帮助清廷剿灭义和拳，还是以要清廷为敌，对清军开战。这在之前几次御前会议上并没有结论。现在好了，裕禄的报告来了，列强索要大沽炮台了，这不就是明明白白要与大清为敌，准备开战吗？
其实，慈禧太后、光绪帝，所有与会者都不知道大沽炮台已不在清军手里，所以他们讨论的前提就是怎样阻止联军，怎样保住大沽炮台。直至6月20日，上谕仍要求裕禄报告与联军交涉最新进展，仍不知大沽炮台已被联军占据。上谕说：“裕禄于二十一日（17日）后并无续报，究竟大沽炮台曾否开战强占？连日洋兵作何情状？现在招募义勇若干？能否节节接应？拳民大势又是如何情形？著即迅速咨明总署转呈，并遵前旨随时驰报一切。”（《军机处寄直隶总督裕禄上谕》，《义和团档案史料》上，157页。）
由于根本不知道天津方面的情形，所以19日下午的会议上，与会者普遍认为，联军索要大沽炮台将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权衡利弊，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坚决拒绝联军这一蛮横要求。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就要有不惜破裂的决心、意志，要以不可动摇的强硬态度迫使列强让步，放弃索要大沽炮台的无理要求。下午五时，总理衙门向十一国公使及关税处送去十二份同文照会，大意是联军索要大沽炮台令人震惊，显然是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既然如此，现在北京城里也是一片混乱，人心浮动，那就请各国公使在二十四小时内下旗开路，前往天津。（《照会》，《义和团档案史料》上，152页。）这个照会就是后来一直争议的“宣战照会”。其实仔细分辨，这只是一份普通的外交照会，只是表明清政府强硬的外交姿态而已。
四、历史性灾难
我们今天可以这样理解这个照会，但在当年，各国公使却不这样认为。他们收到这份照会后立即陷入极度恐慌，因为他们既不知道天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这个“最后通牒”究竟意味着什么。
外国人对生命的理解与中国人很不同，各国公使弄不清这份照会的意义，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冒险找清政府中负责任的人聊聊，弄清真相。十一国公使争论了一个晚上不了了之。天亮时，德国公使克林德建议大家一起前往总理衙门，至少要向中方表达二十四小时的宽限太短了，那么多公使、家属及传教士，根本无法撤退完。然而，公使馆外面的情形，或许真的很乱，或许他们被清政府的决绝镇住了，竟然没有一个人响应克林德的建议。
克林德是非常有个性的德国人，别人不去更让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完成这个使命，更何况他与总理衙门本来就有一个约会。所以，克林德带着秘书前往总理衙门。不料刚到东单路口，克林德就被清军一枪结束。
这一天为6月20日。从此后，公使馆的外国人再也没有人敢出来活动，他们既不愿与清政府交涉，也没有办法与在天津的外国领事联系。公使馆成为一个孤立的堡垒，上千名外国人、教民在里面困守，外面则是清军、义和拳团团包围。
义和拳包围公使馆，无疑要与外国人为对手，至少是与追随外国人的“二鬼子”教民为敌。至于清军，很难说是要进攻公使馆，因为正像慈禧太后稍后西行途中所说，假如清军执意进攻公使馆，一声令下，公使馆早就夷为平地了。言下之意，清军并不是与义和拳民众“合围”公使馆，而是将义和拳与公使馆隔开，保护公使馆的安全。应该承认，这个说法是对的。
清军护卫着公使馆，但清政府对世界的所有发言并不被各国政府所信任，全世界的注意力在北京，但各国政府与公使馆无法取得直接联系。至于在天津的各国领事、各国海军将领，他们虽然对各国公使的处境深感焦虑，但他们普遍高估了义和拳的威胁、清军的实力，
一定要等各国增援部队来了方才肯向北京进发。于是，时间一天天消逝，中外僵局也没有办法打开。直至8月初，八国联军中的七国军队在天津完成集结。4日下午，两万联军开始向北京出发。仅仅十天，8月14日，联军先头部队突破北京防线，进入使馆区，被围困了两个多月的外交官、传教士恢复了自由。
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确实使北京遭受到1860年以来最严重的破坏。联军进入北京不久，应清政府要求，赫德在与各国公使磋商后，于9月1日向中方提交了一份善后清单，并私下告诫中国大臣无论如何不能将围攻使臣的事情看得太轻，更不能误看。因为这是各国在国际交往中最看重的一件事情。赫德在这份文件中详细列举事件始末，分析中方应承担的责任，以为中方要想息事宁人，必须承认姑息纵容义和拳的错误，必须就义和拳围攻公使馆、枪杀公使、教民等事情认错道歉，并给予适当赔偿。（《赫德围攻使臣始末节略》，《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32页。）
经过漫长的谈判，清政府与列强就惩办肇祸大臣、赔偿、使馆区扩大、使馆卫队、武器禁运、联军驻防、拆除大沽炮台及京津间军事设施等问题达成共识，1901年9月7日签署了“北京议定书”，通常又被称为“辛丑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及其附件，中国向各国支付的赔款总额为4.5亿两，清政府为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并承诺为了不再发生这样的灾难，中国将加大改革，尽快与世界接轨。这个条约，一方面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国家尊严跌至谷底，另一方面又是中国重新起步的开始。这一年重新启动的“新政”就蕴含着这个意思；几年后的预备立宪，其实也是“北京议定书”的逻辑发展。
中国因义和团战争蒙受近代以来最大的耻辱，也因这场战争重新起步，踏上走向世界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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