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所以成为风格独特的文明古国，在世界文明史上摇曳多姿，追本溯源，很大程度在于建立了一个富有弹性的“差序格局”（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依照李泽厚先生的说法，中国文明存留了氏族社会血缘宗亲的遗风，日久天长成为一种心理积淀，有效地联结家族文化和朝廷体制。这种联结，从文化上看，需要中介，担当中国古典社会“大传统”和“小传统”（李亦园先生语）之间中介的，便是士人。“士”在中国古典社会有着重大的担当。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的“第一轴心时代”（第二轴心时代，指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三轴心时代指的是清末民初），孔子开创了中国的私学传统，慢慢成为中国主流文化中的圣人。依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属于“预流”，反映了一种历史的生态平衡。这是否表明中华文化非常注重教化？回眸中国哲学史，孔子、孟子、董仲舒、韩愈、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黄宗羲、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胡适、冯友兰，哪一位不是中国教育史上震铄古今的人物呢？不妨说中华文化是一种注重教化的文化，自古就有“中和位育”的理念，使得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虽然历经沧桑，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文化中的“教化”，引人向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有人说，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是两种文化类型，古希腊文化是一种“求真”的文化——“爱智”，中国文化是一种“向善”的文化，秉持的理念是见贤思齐。从浅表来说，似乎也能说通，再深一层，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由于独特的地缘优势，古希腊人吸吮着亚洲和非洲的文化乳汁，进而推陈出新，脱胎换骨。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一旦说到文化类型，总有些人固执己见，以为从文明开始的那一天，希腊与中国就截然不同。更有甚者，丧失文化自信，还没有把中国和希腊放在一起，从心里面就已经矮人三分。现在言必称希腊的人并不多，但言必称欧美，怕是不少吧？
西方的哲人，认识事物可以完全离开人自身，越抽象越好，最好建构一个庞大的逻辑体系。中国哲学在路径上变成“向善”的，毋宁说是伦理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规划了中国古典社会的文化结构，并且由于孔子门人和再传弟子坚韧不拔的努力，也由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行大一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
十九世纪一位德国人说过，中国社会是一袋马铃薯。中国是一袋马铃薯的话，那么文明的曙光就不会较早地在东方升起。中国自古以来，文化的中心区域集中在陕西、河南、山西、山东、河北一带，从中心区域向周围延展。这是多年以前的说法，现在看来，其实未必。中国发明了差序格局和弹性结构，陕西、河南、山西、山东、河北也不一定是“中心”区域，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有着广阔的空间，入中国则中国之，入夷狄则夷狄之。这里的况味，当深长思之。
欧洲文明的中心地带，近代之前，依傍地中海。近代之后，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欧洲文明是一种“海洋文明”，这里的“海”，指的是地中海，这里的“洋”，指的是大西洋。
欧洲文明在中世纪的漫长时期，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宗教的整合，离开了宗教欧洲似乎什么都干不了。单纯依靠政治和经济的力量，中国古代不会有那么广大区域的，即使有了，怕也难以巩固。中国得以巩固，所依靠的恰恰是具有弹性的差序格局，以及富有凝聚力的教化。
中国建设和培育现代文明，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的是现代公民，需要的是具有平等、自由、科学、民主理念的公民。有人以为，这中间的艰难曲折充分证明，跨越历史的三峡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和障碍，这些障碍多来自文化的深层结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自治的“契约”，学界以为中国古典社会恰恰是“身份”，梁治平先生指出：由“身份”到“契约”，便是中国的现代化。
时贤指出，欧洲国家实现现代化，有着深厚的传统资源，诸如希腊自然法、罗马私法。意思是说，西方的现代化水到渠成。从这样的理念出发，似乎中国古典社会没有任何促进现代化的文化理念和精神资源。如此已经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套子里面了。如果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那么中国实现现代化，本身就是世界现代化的一个有机构成，同时也是中国文明的更新和调试。这个过程，一方面既充分世界化，另一方面也充分中国化。充分世界化，也是充分中国化。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
2003年4月5日，《百年中国大学史》选修课上，有位学友非常肯定：欧洲和美国就是现代社会的中心，此种情况绝对不会改变，有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意思。现代化并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现代化也不会仅有一种模式，完全可以多元一体。再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丰富的古典文化资源，也不是一句话就能扔掉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在地球村和全球化的时代，对待各种文化，应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各美其美”就是对待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有一个自觉，深切认识国家的历史和现状，体悟地方性知识，并与普世价值相贯通。
通过对中国历史精神资源的梳理，可以看到中国具有深厚的私学传统。这种私学传统，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中具有重大的担当，为古代中国文明做出了令人难忘的贡献。孔子、朱熹、武训是中国私学的杰出代表。近代以来，在中国的创造性转化中，私学传统在新的时代焕发了风采和神韵，张伯苓和陈嘉庚便是私学的经典代表，为中国贡献了两所著名学府——南开大学和厦门大学。
陈嘉庚先生是富而好礼的代表人物。陈嘉庚先生为什么能够倾其所有进行厦门大学的建设呢？私学传统对他有强烈的触动，这个“私”，绝对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自私”，而是以一己之力，勇敢担当社会责任。民国时代，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官家无力承担国民教育。以陈嘉庚先生为代表的企业家，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做出了捐资助学的义举，这种行动的背后，未必有多么高深的理论，而是一种非常朴实的信念：“金钱如肥料，散播才有用”。
张伯苓先生（1876—1951年）出身北洋水师，目睹时艰，对作育人才有一种自觉。张伯苓校长在纪念敬业中学二十周年的讲话中说：“欧洲自十八世纪后人民有大觉悟，于是有种种之发明，物质文明日益进步。现中国亦承受此种潮流而改革未已，本校之创立，亦即期以教育人材为目的，期引全国人民皆能觉悟。学校正如一小试验场，场内之人皆有信心具改造社会之能力，将来入社会改造国家，必有成效。”
张伯苓与严修先生联袂进行现代新教育的探索，本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精神创立了南开系列学校，南开大学成为中国近代私立学校的典范。相对私立中学、私立小学而言，一所私立大学的成功，对社会的影响既深且远。近代中国，许多事情没有上轨道，但是，报馆、书局、大学还是非常出彩。具体来说，《大公报》、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启迪民众智慧，推动社会进步，厥功至伟。
张伯苓先生没有因为南开大学是私立学校，便降格以求，而是见贤思齐，止于至善。张先生和严修老先生对此有着高度的默契，从事的是一项社会事业，在为中国培育人才。目光远大、视野宽广、理念纯正、操守忠贞。张伯苓先生自言：“我不给孩子留财产，我给他们留德。”尽瘁教育，淡泊一生。私立学校的经费主要来自捐赠，张伯苓先生风尘仆仆，在国内外奔波，时有所获，便投入南开的建设。
张校长手握巨资，安于陋室，两袖清风。张学良为答谢张伯苓先生帮助整理东北大学，前往天津张宅拜望，依照张学良的想象，张伯苓校长家无论如何也不会过于寒酸。张学良来到天津张寓，映入眼帘的是仅有两扇小门的小院子。锦衣玉食的张学良还以为走错了门，这种地方竟是张校长的住所！事后张学良叹曰：“偌大的大学校长竟居此陋室，非我所料，令人敬佩。”张伯苓先生可以称为中国近代私立学校的圣人，与蔡元培先生、梅贻琦先生、竺可桢先生一起，成为百年中国史上具有一流境界的大学校长。
时序进入1950年代，随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流传久远的中国私学传统遭到了无情的抨击和残酷的对待，到了1956年，私人所举办的一切事业，被扫除净尽，代之而起的是公办事业单位。
此举不仅标志着中国近代初步形成的市民社会夭折了，而且也是对“学在民间”文化传统的涤荡。中国政府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都纳入了全控主义的轨道，这种安排的结果便是政党逾越政府、国家逾越社会。
中国所实行的一套制度安排，从表层看是学习苏联，从深层看也是取法中国传统。只不过这种所取法的传统，在文化传统中属于一种极端的办法。从社会学的视角观察，这套制度安排所遵循的理念，还是“乡土中国”的路子。只不过血缘宗亲的不平等，转换成了城乡不平等、工农不平等。中国进入了“大公无私”的时代。
所幸1978年历史开始回到正常的轨道，私人领域得到允许并开始扩展。经过长时间的脱臼、断裂，穿越时空隧道，一夜之间好像回到了从前。但从前无论如何是再也回不去了。昨日重现，昔日重来，也许在梦中。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而立。这一段时间，说长也不算长，说短也不算短。中国有深厚的史学传统，总应该有史家对这段历史进行梳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哪个领域率先允许民间进入，这个领域的改革就比较深入并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风云人物竞相驰骋，争奇斗艳，各领风骚。
中国农村诞生那么多杰出的事业家，内心油然生出一种敬意。一旦挣脱人民公社体制的枷锁，农民获得的是解放和自由。想当年，主事者下决心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有司忧心忡忡：农民会不会分地呀？要不要先进行培训？这种脑袋在农村就是被驴踢了！1949年——1979年，中国农民的智慧被严重低估。在如此不平等的情形下，农民事业家扎根在这片热土，坚强地挺过来了。这是什么？这就是自强不息！
一个理性的政府，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市场体系的监督者，绝对不应该是市场中与民争利者。大学里聚集了那么多人才，有些学者还是智多星，为改革出谋划策。春风得意的经济学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无奈，这些智多星所生活的大学，死气沉沉，散发着暮气。大学变成了官场和市场的双重奴仆，大学精神在悄悄地哭泣。
一个健全的社会，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之间有着良性互动。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成果是在经济领域，私营企业有一个很好的生长。但并不是说政府为私营经济提供了多么宽松的环境，而是私营企业突破重重关锁，一跃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点都不错的。私营企业家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但是还不知道把钱花在什么地方。私企发展到一定程度，对社会必然展示自己的关怀，有公心的企业家担当社会责任，这是早晚的问题，也是企业家成熟的标志。
中国的私营经济，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不担当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是不可思议的，只有捐资助学，才能保持长久的声望。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中国私立教育也得到了恢复和初步发展。但是这些学校，从一开始就被逼着走上了一条扭曲的道路。私立学校的创设人，多少有些情怀，愿意把学校当做事业去做。
但是，有关部门不仅不去往公益方面引导，而且还玉成了不少“利税大户”。这里是中国，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办理的再不济，也不能输给私立医院、私立学校。由于信息不对称，也由于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关系，私立医院、私立学校所处的媒体环境，与公立医院、公立大学，不可同日而语。
当代中国的私立教育，一开始便采取营业的模式，这是非常可怕的。私立学校从一开始，路径就走错了，典守者不得辞其责。在主事者看来，只有这样办，才能避免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品牌大学的出现。
中国的私立高等学校，几乎都是职业学校，首先确立学校的使用价值，这样，才能办下去。在和一位私立高等学校的主事者交流时，这位执行校长念念不忘培养高级技工。也不能怪这位校长，中国私立学校所处的生态，适销不对路，一天都办不下去。
中国是世界教育资源大国，学生的来源没有问题。关键在于，私立大学校长应该具有教育家情怀，而不是企业家头脑，因为《教育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奇怪的是，中国大陆的私立大学与《教育法》的规定背道而驰，这么多私立学校进行“违法”活动，政府不仅不追究，还有意让私立学校成为利税大户，相对落后地区，私立学校的校长甚至成为“明星企业家”。该有多么扭曲的逻辑，才能解释的通啊！当代中国，不要说理论是灰色的，就是法律都是可以虚置的，不得不说生活之树常青。
其实仔细考量，公立学校在20世纪80年代所形成的人文关怀早已被摒弃了，1992年以后奔向市场经济主战场，伴随着合校、扩招和新校区，中国大学一路走来，魂不守舍，失魂落魄，上气不接下气。
这时候，反过头来，让私立学校不以营利为目的，近乎儿戏了。当然，这并不是说认同或者支持私立学校营利，而是前面有公立学校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即使张伯苓、陈嘉庚先生再生，大概也只能徒呼奈何！
费孝通先生就社会学的际遇，不无沉痛地说：一门学科可以挥之即去，但不能招之即来。百年中国史，如此灿烂辉煌的私立学校传统，通过批判《武训传》已经挥之即去，一个国家有多少精神资源可供如此浪费？可以犯多少次致命的颠覆性错误？
魂兮归来！
（《叩问大学》，香江出版社2017年11月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