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术界常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分法来描述近代中国主要思潮，实际上这种来自西方的描述方式并不适合于中国近代。中国近代思潮经历了以“常”“变”之争为主轴到以“主义”之辩为主轴的演变。在前一时期，主要表现为文明变迁上“保守主义、调适主义、激进主义”的历时态推进；在后一时期，主要表现为在建国目标上“民族主义（保守的理想）、自由主义（温和的理想）、共产主义（激进的理想）”的共时态竞合。而在行为手段方面，“保守方式、渐进方式、激进方式”的分歧则贯穿前后。这三种情况下所显示的保守与激进，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
［关 键 词 ］“常”“变”之争 “主义”之辩 保守 激进 思潮
“激进”与“保守”是一对后设概念，系站在今人立场上观察和反省历史的一种范式。在这一范式下，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各种思潮已有不少考察，既有明察秋毫的微观个案研究，也有高瞻远瞩的宏观总体探索。这些探究在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彼此依存和转化上，虽然取得重要的共识，但在概念如何界定、如何评价它们以及如何看待这种历史观察模式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分歧，因此尚有进一步探讨和思考的必要。本文所要检讨的是“保守”与“激进”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多重内涵，在此基础上，试图对目前通行的以“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分法描述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方式提出商榷。
一、三分法的由来及其语境差异
“保守”与“激进”是一种两极化的说法。对其关系的理解，常常需要借助它们的中间形态来定位。目前学术界通行的描述方式是：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正如有学者总结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一起被并称为近代三大思潮、三大思想文化流派”，许多有影响的著述都采取这种描述方式。
这种描述当然有其根据，它来自西方学者对世界现代思潮的分法。最早将这一描述引入观察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是余英时。他在１９８８年所作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讲演中说道：“‘激进与保守’就是 英文 所谓的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ｓｍｖｅｒｓｕ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在美国，“激进与保守本来是相对于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的ｓｙｓｔｅｍ，所以如果要讲美国保守主义跟激进主义，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它中间是一个ｌｉｂｅｒａｌ。这样，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ｒａｄｉｃａｌ便成为一个鼎的三足”。 余英时试图借用“激进”与“保守”的分析工具，来把握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倾向，结果引发与姜义华在《二十一世纪》的论战，并引起中国学术界广泛的讨论。“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分法也随之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者的常用架构。
其实，正如余英时已经指出的，在西方，“保守主义”实际上是保守的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已经落实为西方现存的社会制度；所以，在西方，“保守”与“激进”是“相对于现状”来讲的。如果从西方思想史的角度说，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右派（伯克为代表）、自由主义中派（密尔为代表）、自由主义左派（卢梭为代表）的别称，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都是对经典自由主义这个中间形态的左右游移，这种游移显然是与现实存在的自由主义制度中呈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有关。
依此，三分法的架构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运用就存在一个有效性问题。中国并没有自由主义的社会制度存在，作为思潮的自由主义也一直不发达，主要在与强大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双峰对峙中夹缝生存。基于这种处境，中国自由主义虽然内部分歧确实存在，却尚未达到真正内分各派的条件，其基本趋势一直有着大致的趋同性。例如，在２０世纪上半叶，从总体上看，是政治向国权妥协，经济向平等倾斜；而在下半叶，政治、经济的价值认同都出现回归经典自由主义的调整。因此，西式三分法如果“所指”不变，则肯定不足以概括中国社会思潮的主脉。
当然，虽与西方“所指”不同，在“能指”的意义上，中国近代确有“保守”与“激进”的问题。西方主要指有关政治秩序实现方式和目标的学说，中国则前后针对两个有区别的问题：前期主要与西学东渐的文明变迁相联系，后期则是对现代性的目标模式而论。这涉及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基本脉络。
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脉络，出现过多种分析架构：或以“阶级属性”划界，描述为旧民主主义思想向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或以政权归属划界，描述为晚清思想到民国思想的转进；或以关注的问题划界，描述为谋求夷务自强、改制图存、文化革新、社会动员的思想演进。这些描述各有长处，但似不足以揭示一个多世纪思想演变的内在特征。思想演变的内在特征，要看它的问题结构和运思方式。所谓问题结构，是指一个时代的思想者在纷繁复杂的思想背后共同关注的若干基本问题；所谓运思方式，是指他们如何寻求这些基本问题的答案。这当然不是阶级属性所能概括，也非政权归属所能描述，更非具体思想现象所能代表。
张灏曾经提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的说法，并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所谓转型时代，是指１８９５-１９２５年初前后大约三十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在这个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这里“突破性的巨变”，据张灏讲，一为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和新的知识社群的出现，一为文化取向危机的凸显与新的思想论域的开辟。后一方面就涉及问题结构。在转型时代里，中国思想界的问题结构和运思方式确实发生了相当显著的变化。
追寻近代中国思想界问题结构的变化，梳理各种论战不失为一种捷径。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大多在论战中表达，思想界战事频仍，其荦荦大者如：宋学与汉学之争，古文与今文之争，洋务与“清流”之争，变法与洋务之争，革命与立宪之争，共和与帝制之争，尊孔与反孔之争，问题与主义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之争，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争，共产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训政”与人权之争，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马克思主义与“战国策派”之争，新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之争，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争……直到今天，还有新左派、自由主义、新儒家的混战。这一连串的论战，尽管某些论题前后有所反复，问题结构的变化趋势仍然有迹可寻。大致说来，前期体现为“常”“变”之争，后期聚焦于“主义”之辩。而“转型时代”正是“常”“变”之争走向高潮、“主义”之辩也已萌生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可谓主题转换的关键点。
基于问题意识和运思方式的不同，“激进”与“保守”自然会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
二、近代中国“常”“变”之争下的保守与激进
近代中国处在中国历史逻辑与世界历史进程的交汇口，盛极而衰的清王朝遭遇西力东渐之后，给思想界留下的课题是双重意义的救亡图存---衰世的拯救和民族的拯救。前者固为历朝兴替之常数，后者却堪称“三千年未有之奇变”。应对此一“常”“变”情 境，思 想 上 遂 发 生 “常”“变”之争---祖宗之法可否变，在何种范围、何种程度上可以变，以及以何种方式实现这种变革，成为长期缠绕国人的重大问题。保守主义、调适主义和激进主义正是国人对此给出的不同答案。
人类以文化的形式而存在，不同时代的文化之损益形成民族文化传统，任何有历史的民族都依赖于文化传统以维持其政治和社会秩序，历史越悠久的民族保守性越强。中国正是这种情况。孔子描述历史趋势时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确实，中国社会尽管朝代更迭频繁，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常道和古制一直发挥着稳定社会的作用。而由于科举制度，士大夫成为维护传统最突出的力量。保守性强，在民族分立的时代不一定是弱点，但在全球化的民族竞争时代就可能阻碍本民族适应时代的进程。近代前期的顽固派，基本上就是指那些无视“三千年未有之奇变”、空谈名教诋毁变通的迂腐士绅。在甲午战争之前，保守的力量非常强大，绝大部分的士绅“核心关切的仍然是那些有关儒家学说的传统问题”，而倭仁的言论最能代表他们的意见---“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这种主张固守常道、处变不惊、以不变应万变的思想，便是最典型、最原生态的保守主义--排外的保守主义。
另一方面，既然“损益”的精神也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在传统士人内部萌发因时应变的观念也是可能的---虽然初期主变的士绅人数少，声调低，而且态度温和。一些敏锐的思想者尽力发挥“穷则变，变则通”的变易原理，推陈而出接受异域文明的主张，如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人“以纲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富强之术”，到康有为、梁启超鼓吹变法、变器发展为改制和新学。这些“师夷变易”的主张，一方面从末技到法度向道本逐层展开，另一方面主要采取借助中国传统学术内部推动，在“体”“用”范式下思考的路径表现出相当浓厚的折衷调适特征。这种调适论实际上是求变思维的早期形态，如果一定要纳入调适主义，则它是一种积极的调适主义。
甲午战争引起的民族危机和焦虑感，使求变的一方得以突破“以复古为解放”框架和旧瓶装新酒的方式，严复等人开始公开援引西学。同时，激进主义也开始萌芽。代表激进主义先声的，一是谭嗣同发之于内的“冲决网罗”，一是樊锥力主援引于外的“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这些言论当时都很孤立，却都发前人所未发，代表求变思维的由弱转强。由弱到强的趋势的反面，是保守声音的由强而弱。洋务派在跟“清流”派论战时，代表的是变革的声音；到与维新派论战时，已经居于保守的地位。冯桂芬的“主辅”之说旨在为变革打开一个缺口，张之洞的“体用”之论却变成维护传统制度名教的伪饰（可称为消极的调适主义或具有不排外形式的保守主义）。这都是由于风气变了。
“百日维新”失败之后，保守思想一度回潮，但“庚子之变”重新使保守一方居于被动，至日俄战争形成朝野变革的共识。朝野对于变革预期的落差，酿成了辛亥鼎革风暴，而鼎革再次形成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这种落差在科举制度和帝制相继废除后出现的道统和政统的危机下，迅速激化成全面的文化激进，用陈独秀的话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新文化派将中西文化之别明确转化为新旧文化之异，彰明去旧迎新的立场，掌握了言论制高点。保守主义者开始进退失据，渐趋失语状态。
可见，在“常”“变”之争为主题的阶段，最初保守思维居绝对优势，求变思维很长时间主要通过兼顾新旧的中庸状态来表达。在这种推进中，求变与保守思维强弱易位。对于保守思想来说，“师夷”的富强之术可谓异端，但尚难言激进。一则这些求变思想本身比较温和，二则进化论传入之前，亦无普遍的“进步”意识，无“进步”历史观则无所谓“激进”。所以，直到变法时代，进化思想广泛传播，激进主义思潮才有萌芽，“五四”时期激进主义取得话语优势，代表新学的“德、赛二先生”成新知识界的“信条”，而这一信条的确立与“打倒孔家店”的时风密不可分。保守-调适-激进，历时态推演。
三、近代中国“主义”之辩下的保守与激进
甲午战争之后，历经“庚子之变”、日俄战争等事件，变革风气日浓一日。在求变渐成共识的情形下，国家建构原则和方向的选择成为新的问题。过去主张变革的思想者，认同的是模糊而笼统的“泰西”文明，一旦变革成为共识，这种模糊便不敷需要，于是顿感“学问饥荒”，留东留西学生遂竞相输入世界学理，引进各种“主义”；同时，西方世界的分裂也在加剧，一度统一的“泰西”概念分化成以英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西方”、以德国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的“西方”和后来以苏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西方”。清末已经有不同“主义”引进，但在这个时期，论战主要在立宪派与革命派的两种民族主义之间展开；而革命派内部的民族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则“主义”之合更重于“主义”之分，故尚未形成“主义”之辩。“五四”之后，普遍化的求变心理与行动主义相结合，改造中国走哪条路，选择何种“主义”，以什么方式实现其“主义”，遂赫然成为主导国人思想的新课题。于是，“主义”之辩开启。
“五四”鼓荡的新思潮达数十种之多。这些思潮来源分歧，核心价值和具体诉求也各不相同，引入中国后更存在与中国国情的配合问题。而一个百病丛生、混乱不堪的社会，具体国情究竟如何把握，主要矛盾为何，答案更是因人而异的。因之，在“主义”论述的时代，人们看到的更多是横向的思想对列（排斥、竞争或合作），而非“常”“变”之争为主导的时期那样纵向的思想推演。其中，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主要的政治建国路线渐呈鼎足之势。
从价值目标的认同看，三大“主义”追求的都是中国不曾实现的制度和文明方向。不过相对地说，也可以根据目标高低的程度，来描述其“进步”之水准：离现实最近、最容易实现的，为“保守的”；最远、最难实现的，为“激进的”；相对中间位置的，为“温和的”。人们说民族主义“保守”，共产主义“激进”，自由主义“温和”，与这种意义很有关系。
民族主义之所以显得“保守”，一则因为在近代中国，它是新中有旧的思想形态，既有来自西方的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也有传统华夷观的遗存；二则因为即使从新的民族国家意识来看，它诉诸民族总体利益，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国家的形成和独立发展为目标，可以尽量兼顾但亦可暂时回避和忽略个人权利和社会公正，这就使它的既定使命有一定弹性。以国家整体利益为核心价值的思想，在一个稳定的政权建立之后，一个有所作为的领袖出现以后，是相对比较容易落到实处的。而当思想者聚焦于“民族国家利益”而忽略国民权利和公正价值时，保守性就显示出来。梁启超发现“自由”、“民主”与国家利益有冲突时，断然舍弃卢梭而走向伯伦知理，鼓吹开明专制，学术界常责之为“保守化”。抗战时期“战国策派”的思想也有这种倾向。民族主义坚持国家至上的原则，事实上很容易成为当权党派和政治人物的护符，更流于巩固权威的保守状态。民国初年的“筹安会”甚至将民族主义与复辟帝制结合起来。国民党当政以后，也将三民主义中的民权、民生两大主义虚化，将民族主义凝聚到“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三位一体权威。
自由主义则不同。自由主义的基本理想是个人权利的维护，容忍精神的培植、民主架构的建立。这就需要更多的理性精神，更多的国民觉悟，需要中产阶级壮大、教育普及等客观的社会基础。这都比较困难。殷海光曾说：“民主是社会安定，生活富裕和人民理性这缺一不可的三大要素合成的必要条件之产品。可是，自古代雅典以来，满足这三大条件的地区有几？所以，在一切政治制度之中，民主是最难行的一种。尤其在这动荡不宁的世界中，民主简直好像是群众被ｄｅｍａｇｏｇｕｅｓ〔煽动家〕所煽起的激情怒海里的一只孤舟啊！”中国的自由主义尽管国权意识明显强于西方，有学者甚至觉得称作“自由的民族主义”更合适，但其实现条件仍要高于一般的民族主义。胡适曾宣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不干政治”，他显然知道现实的政治对于自由主义目标来说，距离比较遥远。
共产主义是主张消灭阶级差别，甚至消灭国家、实现全人类平等的主义，这在最发达的西方国家也是非常遥远的蓝图（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的实现要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现代文明为基础），但这并不影响中国真诚的共产主义者努力于这一目标。陈独秀认为，中国问题要得到“根本解决”，“最有用最珍贵”的劳工。他指出，自由主义对劳工阶级无效，劳工阶级建立自己专政的政权才能解放自己。 陈独秀似乎并没有奢望一步进入共产主义最后境界，但他以阶级平等这样高远的诉求为立场是很清楚的。其他共产主义者亦如此。与除无政府主义以外的任何社会主张相比，这都算相当激进的思想。
三大“主义”之外，无政府主义是比共产主义更激进的思想，其他如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新式独裁主义等，则大多属于温和型的中间性“主义”，有的中间偏左，有的中间偏右。
“主义”之辩所派生的保守的、激进的“主义”，一开始就是共时态存在的，而且一直共时态存在。“常”“变”之争的焦点是离异（“破”），“主义”之辩的实质为认同（“立”）。在“主义”之辩的时代，思想者的运思方式之一是价值内核上强势排他，策略上彼此吸收。例如，民族主义者强调国家的价值至上，认为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共产主义者则坚持劳动阶级解放至上，指责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剥削阶级的思想；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人权利优先，声称民族主义落伍，共产主义过激。 但是，必须看到，民族主义也讲自由民主和社会公正，自由主义也讲民族国家和社会正义，共产主 义 也 讲 自 由 民 主 和 民 族 解放。一面斗争，一面合作，正是“主义”之辩的基本面貌。经过仅仅二十多年的合纵连横与思想和实践的竞争，２０世纪中期给出的结果是，信仰共产主义者赢得大陆，右翼民族主义者败退台湾，居于温和地位的自由主义则被边缘化。
“主义”之辩的时代，关于文明价值取舍的“常”“变”之争仍然存在。“五四”的“整体性的反传统思想”瑏瑠?由于存在矫枉过正之偏，在新知识界内部激起一股新传统主义的反向运动，即反“反传统”的思潮。一些同属于新派的人士不认可“新旧不并立”的立场，力图在吸收新文化的同时，焕发中国传统思想的价值，激活和恢复被“打倒”了的儒家精神。他们对传统精神由同情而信仰，由信仰而崇拜，对于“反传统”的思想深恶痛绝。这种保守思潮从梁漱溟的新孔学，学衡派的新人文主义，到国民政府初期的本位文化论，抗战时期诸家的新理学、新心学、新道学，到熊十力开创、２０世纪下半叶在港台地区和海外崛起、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后逐渐复兴的新儒学思潮，一直延续。他们的保守属于文化“回归”的性质，已不同于文化“离异”时代守旧一方的保守---既不属于原始的保守主义，也不属于消极的调适主义。学者们常以“新保守主义”、“新传统主义”名之，所谓“新”当指新的问题意识（转向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应当如何，而非在现代与传统之间作取舍）而言。新保守主义与上述各种现代性的“主义”一样，都属于求变的思想形态，只是它不认同去旧迎新的文明模式，主张推陈出新而已。新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也是共时态存在的，而且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等秩序建构思潮发生十分复杂的关系。
四、近代中国作为行为手段的保守与激进
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保守的“主义”（民族主义）与激进的“主义”（共产主义），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保守与激进。保守主义以保守为主张，思想的内涵是保守既有的文明和秩序；激进主义以激进为主张，思想的内涵是彻底颠覆既有文明和秩序。而保守的、激进的各种“主义”，则是以它们各自的社会价值优先性为主张，或为国族，或为个体，或为社群，或为其他。保守、激进主义中，“保守”、“激进”为动名词；而保守的、激进的“主义”中，“保守”、“激进”则是形容词，是对各种可资比较的思想所作的倾向性描述。
当“保守”、“激进”作为形容词的时候，也可以用来描述社会运动的方式或者态度。我们常说暴力改变现状是激进的，和平缓慢的修修补补是保守的。大到全人类生存，小到个人人生，都有保守与激进的问题，这属于手段方式的范畴，可以说没有时代性。一个目的可以采取不同手段，欧洲共产主义在手段上就是“保守的”；民族主义在清末立宪派那里手段是保守的，在革命党那里便是激进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的手段是温和的，但其主张却是激进的。蒋介石主张尊孔，讲《大学》《中庸》，提倡‘新生活运动’，但其手段却不温和……连胡适都容不下。”就暴力实现其目标而言，共产主义革命的激进，与辛亥民族主义革命的激进，没有实质差异。
这里需要简单讨论一下辛亥革命领袖之一章太炎的个案。学术界常以这一个案来说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可以不一致，因为“如章太炎，是古文经学大师，‘国粹派’的精神领袖，文化取向无疑是保守的，但同时他又是革命团体光复会和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著名的革命党人，政治取向较为激进”。这一诠释原则上当然是正确的。不过，基于上文对于文明选择和变革目标上两类保守与激进的分析，其实章太炎不仅在文化上是保守的，在政治价值取向上同样是保守的。他的基本价值认同是建立在“华夷之辨”基础上的，虽杂以无政府的、民粹的思想，主流仍是传统族类思想。他的政治激进只在政治手段方面有充分的展现。
五、三分法的修正
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保守的与激进的“主义”，都不尽为非黑即白的对立。对立思潮的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情形，学界已有丰富的研究和共识；除此之外，尤其不能忽略中间形态的存在。如上所述，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中间，有各种积极或消极的调适主义；保守的“主义”与激进的“主义”的中间，也有中偏左或中偏右的各种“主义”。问题是对于这种中间形态，究竟应该如何描述。
通过对中国近代思潮的梳理，笔者认为，目前通行的三分法不无可商榷之处。这里的关键是语境。西方确有走出宗教传统的问题，
却没有走出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它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跟中国近代社会的“常”“变”之争下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距离很远。西方学者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基本上是在自由主义的公约数上作区分，并不将专制的民族主义算在保守主义范围之内，而激进主义也主要不是指共产主义。中国自由主义却很弱小，没有再作内部细分的意义，只能以整体的形态对应比它更为强大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等思潮。因此，在中国如果使用这些概念，应该结合中国的思想演变的具体语境来描述。
美国学者史华慈（ｐｅｎｊｉａｍｉｎ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１９１６－１９９９）指出，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是“在许多共同观念的同一架构里运作”的不可分离的整体，“而这些观念是出现于欧洲历史的某一时期”的，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他认为，近代中国几乎没有全盘肯定现行的社会秩序的英国柏克式的保守主义，有的只是受民族主义情感所影响肯认传统文化价值的思想，“可以用‘传统主义者’而不用‘保守主义者’来描述现代中国的所有这些人，如章炳麟、熊十力、梁漱溟和其他宣称过去的理念和价值对他们仍具有效的人”。史华慈通过对严复的研究，也认为不能因为传播自由价值就轻易地冠以“自由主义”。依此推论，他也不会随意在中国使用“激进主义”的概念。实际上，引入“激进与保守”概念的余英时，也明确指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所谓保守与激进，跟西方的甚至跟中国过去的（指传统社会儒家秩序之下的激进与保守现象--笔者注）都不同。
当然，史华慈的概念使用标准或许苛刻了一些。概念和名词本身有广延性，可以在不违背基本意涵的条件下，根据语境伸缩其应用范围。近代中国固然没有欧洲式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但也不妨从”能指“的意义上借用这样一些概念，根据中国自有特征来做参照性的观察。这种讨论仍然有其意义，可以揭示一些不曾被注意的历史面相。但是，中国的“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不适合与“自由主义”并称。在中国，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常”“变”之争的产物，其中间形式为调适主义（后来成为新保守主义的思考模式）；而在”主义“之辩的时代，何为保守的主义，何为激进的主义，何为温和的主义，则成为一种相对的说法。就三个最有影响的思潮来说，民族主义是保守的，共产主义是激进的，自由主义是温和的。如果在行为手段的意义上来讨论，则有保守方式、渐进方式、激进方式的区别，它们基本没有时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