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客家商帮是明清时期广东四大商帮（潮商帮、广府商帮、客家商帮、海南商帮）之一。因为强有力的社团组织以及海外网络的延伸，在近现代社会剧烈变革中它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不断演变壮大。目前客家商帮（简称“客商”）已经超越传统商帮的内涵，演变为全世界客籍实业家的组织，是华商网络的重要成员和积极组织者。客家商帮及其成员在近现代史上有重要影响，对其形成演变以及历史影响的研究有助于当前商业文化建设和儒商文明的弘扬，对国家安全体系的构建也有积极作用。
关键字：客家商帮 形成 演变 历史影响 研究意义
一、客家人及其悠久的商业传统
客家人是西晋永嘉年间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徙渡江，逐步南迁形成。根据罗香林先生研究，分五次大规模迁徙：公元317－879年间、880—1126年间、1127－1644年间、1645－1843年间、1866年以后。[1]P59 目前南中国省区及南太平洋主要国家都有客家人，尤以粤东（梅州、河源、惠州）闽西（汀州、龙岩）赣南（赣州）三省交界处最为集中。客家人在迁徙中将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经济组织方式带到南中国边远山区及南太平洋各国，为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客家人是广东三大民系之一。梅州号称“世界客都”，是客家人的核心聚居地，下辖梅江区、梅县、兴宁、平远、蕉岭、五华、丰顺、大埔等八个县（区、市）。本文的例证主要以梅州地区为主。
客家人崇文，但不蔑商轻商。因为在迁徙定居中，一般只能选择偏僻的山区。山区土地资源有限而且贫瘠，随着族群的繁衍，人口越来越多，脆弱的农业经济不能支撑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经商成为客家人谋生发展的重要途径。粤闽赣客家聚落圈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南北朝后期到唐末，梅县水车窑闻名遐迩，其青瓷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旧唐文》记载，唐代德宗时期（公元780年），有“波斯”、“古暹本”（古时泰国的附属地方）的大型船舶从海上顺风到达潮州进行青瓷贸易。1980年，泰国北部清迈地区发现荷叶式四瓣口青瓷大碗，海南省陵水县的海滩上也发现成捆的同类青瓷大碗。经考证，都为唐代梅县水车窑的产品。福建连城客家人雕版印刷业在明清时期名闻天下，与北京、武汉、江西许湾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雕版印刷基地。鼎盛时期“刷就发贩几半天下”、“垄断江南，行销全国”。据《范阳邹氏族谱》载：明末邹保初“贸易于广东兴宁县，颇获利，遂娶妻育子。因居其地，刊刻经书出售。至康熙二年辛酉，方搬回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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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闫恩虎（1968－），男，陕西蒲城人，经济学教授，嘉应学院县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客商”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商业文化学
规划项目：本文为广东省人文社科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客家研究院2009年度招标课题《‘客商’与近现代中国》（课题批准号：09KYKT04）阶段成果
置宅买田，并抚养诸侄，仍卖治生。闽汀四堡书坊，实公所创也”。[2]p65宋代，以盐业为中心的潮州海贩业及粮食贸易促成跨粤闽赣的潮汀赣梅贸易区繁荣。
宋郑强《移创州学记》说：“汀在（闽）西南境，介于虔（赣）梅之间，铜盐之间道所在”。明清时期的《潮州府志》载：“（大埔）高陂瓷仅追踪于江西省景德镇”。其产品远销东南亚，号称“南国瓷乡”。汕头开埠以后，大埔瓷器更是一直居于大宗商品出口的前列。明清时期，梅县松口是著名的商埠，舟楫往来、商贾云集，以至于客家山歌从这里传到四方。而客聚地之一的赣州，在宋时已是南北商贸汇聚的中心。粤东的兴宁，在民国时期，一直有“小香港”之称。
二、客家商帮的形成演变
客家商帮（简称“客商”）的形成在明末清初时期，以外拓为主，商迹遍布国内，纵横南洋。其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多是地域性组织；第二阶段是在客家意识觉醒后，冠以“客家”“客属”名；第三阶段是全球“客商”网络的形成。
（一）早期客家商帮地域特征明显，多以省或州县冠名
商帮的三大特征：会馆、章程和活动区域。客家人崇文，客家商帮所到之处一般都建有会馆。“凡都会之区，嘉属人士，足迹所到者，莫不有会馆”（《光绪二年建筑省城嘉属会馆碑记》）。早期客家商帮在国内建立的会馆多以“广东会馆”“江西会馆”或州县冠名，是一个地域商人组织。据刘正刚教授研究，在清代前期（1644-1840），不少客家帮商人随移民入四川经商，在重庆、泸州及各县城建立会馆者有17个。[3]p358-361四川成都的洛带古镇是清初客家商帮在华西的重要商务会聚中心，那儿的“客商”会馆都是地域性的命名：广东会馆（南华宫）、江西会馆（万寿宫）、湖广会馆等。
据《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辑》统计，嘉庆年间（1796-1820），苏州就有嘉应会馆修建的碑记17块之多，反映了清代前期客家帮商人在江苏经商十分活跃和会馆活动兴旺。[4]p251-253嘉庆十八年（1813）《嘉应会馆碑记》载：“我嘉一郡五属，来此千里而遥，坐贾行商，日新月盛。性向未立会馆，咸以为缺事，泰（董事）等托足此地二十余年，承各位乡台及先达来往者。盛不以为不才而嘱倡其事”。[5]p350道光年间，广东的广府商人、潮州商人和客家商人在苏州城外莲花兜共建“海珠山馆”。[6]p208
清代潮州城已经成为潮汀赣梅经济中心，商人纷纷云集，客家商人建有“汀龙（福建汀州、龙岩）会馆”、“镇平（蕉岭）会馆”等。意溪镇是客家商人集中的地方，有众多的客家会馆，其中和平馆为建筑规模最大的一个客家会馆，由福建连城人创办，广东、福建二省共管，专做杉木贸易；金丰馆由福建永定客家人创建，除作为贸易中介之外，有时还直接收购转卖货主的杉木板；银溪馆由大埔银江人创建，专做银溪河的大杉生意；丰埔总馆由丰顺、大埔两县联合创办的竹馆，免费为丰顺、大埔两县的货主和放排工人提供食宿，同时按2%的比例向贸易双方收取中介费，用于支付馆内的日常开支。在意溪，还有橡埔、鄞江等会馆。这些会馆都是地域性组织，大多是潮籍商人、客籍商人和福建籍商人共同组织的。
在康雍乾时期（1662-1795），客家人到东南亚国家经商贸易定居者有300多万。[7]p178到了清代后期，客家帮商人到外国经商而建立会馆为数不少，计新加坡、马来西亚就有21个，美国旧金山2个，加拿大维多利亚1个。[4]p251-253越南堤岸的“义安会馆”是客家商帮和潮州商帮共同建立的，始建与明末，义安在东晋辖今天粤东潮梅地区、闽南的漳浦、云霄、诏安等县。同治五年（1866）重修、光绪二十八年（1902）大规模改建，留下几块碑记。其中《重修义安会馆碑记》开头第一句：“我堤岸义安会馆，依隋代古郡以立名，合潮循道（今潮梅地区）属而共建”。并在《重建义安会馆序》中对“义安”二字做了特别的解释：“为乡情而适义，会梓谊以问安”。在碑记中写到：“会馆之建设久矣。其初为潮客两帮诸商董协力同心，创成基址。凡吾两帮人等来南者，皆得赖以联络乡情，会议商务。即今左右门楣，悬挂公所，潮客两帮，相对辉映，所以壮会馆之观瞻也”。[8]p20-21
可以看出，早期客籍商人基本上是沿袭中国传统的地域帮属，并未强调民系或族群的理念。
客家人是不断迁徙的，地域观念本来淡泊。但客家人在迁徙过程中一直受到其它族群的歧视。“粤人”的记述中对于客家的记载大部分是负面的，如崇祯《东莞县志》（1639年）称客家人“獠”，在许多地方志中客家人还经常被称为“匪”。而无法避免的“土客之争”更使客家人生存面临巨大威胁，族群必须团结。仅清一代，两广地区 “土客之争”的武装械斗就有几百次，死亡一百多万人，曾一度使人口剧减。清咸丰年间，广东平兴县内“土客”械斗曾将城坪民居“夷为平地”。 清咸丰（1854年）至同治年间（1867年），在广东的开平、恩平一带发生大规模“土客大械斗”事件，惊动一时，破坏程度极大，死者达数十万人，田屋财产毁坏更是无计。清政府为了平定械斗，曾一度“逐客”。刘坤一任两广总督时，曾设“土客永安局”以防“土客械斗”。[9]p234在南洋各地，客家人与当地土著及其他族群和商派的冲突也愈演愈烈。当时吉隆坡的开拓者客家人叶德来“遣子弟回嘉应，幕义勇，叶氏举族万余人，皆度海助战，而邻近村落应之者亦夺，他邑之流寓其地者皆从”。[10]p1321907年，顺德籍著名学者黄节在编著《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时，将客家人划在“汉种”之外，更是将对客家人的排挤上升到意识形态。当时客籍学者立即予以批驳。20年代末，历史学家罗香林教授撰写了《客家研究导论》，科学地证明了“客家为汉族里头的一个支系”，有力地批驳了将客家诬为“语言啁啾不甚开化”、“野蛮的部落，退化的人民”等种种论调。其后他推出了《客家源流考》，系统阐述了客家的源流和系统、客家的分布及其自然环境、客家语言特征等，全面有力地证实客家人是华夏正脉。“独忆30年前，我客属人士，侨居香港，以无统属团体，常遭意外歧视”。[11]p5 由此，客家认同由族群团结上升到文化凝聚。“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是文化的直接征象。客家话是他们认知的重要纽带。“在民系认同标准中，文化方言是第一位的，其次是血缘关系（裔承与体格），地缘关系是第三位的”。[12]p478
客家商帮的独立组织最先是在南洋形成。1795年，广东客家商人和福建客籍商人共同在槟榔屿组织广汀会馆。这是第一个打破区域观念的纯客属商帮组织，但当时并没有冠名“客”字。其后在1840年前后，槟榔屿的永定籍客家人和大埔籍客家人结盟，成立永大会馆。随着客家人联系的日益广泛，在19世纪，客家人的这种联合会馆在东南亚分布极广，遍布新马各地。[13]p95这些客属会馆的会员除广东、福建的客家人外，还有广西、湖南、湖北天门籍客家人。但大多没有以“客籍”或“客家”冠名。
最早以“客”冠名的客籍会馆是1865年在印尼成立的客属总义祠。“客家人在东印度之团体组织，其历史较长者，当以巴达维亚之客属总义祠为最著”。[14]p4梅州籍印尼的客家商人1882年在吧城成立客属总义祠，以后泰国的客家商人成立“合艾客属会馆”等；旅居马来西亚的梅州籍客家商人也组织了各地的客籍会馆。上个世纪初，梅县籍旅泰国“客商”侨领伍佐南以团结客属同胞为己任，将泰国两个客籍会馆于1910年合并，正式组成“暹罗客属会所”，并向暹罗政府立案，成为合法社团。以后，美国的旧金山、非洲的南非、毛里求斯以及南美洲等地先后出现各种客家会馆或客属联谊会。
（三）客属公会成立――全球“客商”网络的形成
文化认知的推动作用，是世界各地的“客商”组织普遍认为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沟通团结，更有利于事业发展，更有利于与祖国的联系。“本洲属侨虽众，然向乏联络，无共同组织也”。[14]p4 进入20世纪20年代，“客人南来日众，人事交接日繁，分布区域日广，社会关系日密，非作有组织之大团结，不足以联络感情，互通音问，及收团结互助之效”。[15]p16广泛地团结客属华侨力量，维护华商的合法权益，影响殖民当局的各项政策，被“客商”领袖视为一项紧迫任务。“自合群组织发达以来，团体构成，指不胜屈，或以地方为区别，则感于疆域之不广，或以姓氏为依归，则感于群道之不足，若崇正总会，则以语言为系统，为客族之集团，横贯数行省之地区，综合百家姓氏之群众，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兼收并蓄，团结精诚，其集思广益之功，较之同乡同姓之团体，实更巨大”。[16]p72
1921年，当“客商”领袖胡文虎在香港设立第一家永安堂分行时，就参与香港崇正总会的建立活动。1928年当选为会长，继而成为该会永远名誉会长。
1923年，胡文虎等“客商”领袖筹建南洋客属总会，1929年8月23日，南洋客属总会正式在新加坡举行开幕典礼，胡文虎被推选为会长，并历届蝉联，成为新马华侨社会的著名领袖。南洋客属总会不仅是团结新马客属人士的核心组织，而且也是联系东南亚各地客家同乡的唯一纽带，南洋客属总会经常与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之客属侨团保持联系，发挥沟通声气和团结互助之桥梁作用，对加强各地客属侨胞之间的联络、协作，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抗战爆发后，胡文虎以南洋客属总会会长名义，推进客家社团组织的发展，特派代表到南洋各地宣传发动组建客属公会，“各地同侨，应起而组织客属公会，以符合先有小组织，而后有大组织，先有小团结，而后始能大团结之主旨”。[14]p8遇到筹备费用不足时，胡文虎则资助重金，因而南洋各地的客属公会纷纷成立。在短短的一年中，共有53个客属公会成立，分布在马来亚、沙捞越、印尼、缅甸等地。这些客属公会在组织关系上都隶属于客属总会，并直接由总会领导，形成了系统的客家社团联络体系。[17]p211946年，“暹罗客属会所”更名为“泰国华侨客属总会”，制订有为侨胞服务的“生有所养，长有所教，病有所治，死有所归”的福利措施，提出了扩充华侨校舍、筹办公立医院、增设新的“义山”（指无依无靠的华侨去世后安宿之地）的计划。
1971年9月，世界各国和地区近50个客属团体及代表数百人，在香港发起成立世界客属总会，创会宗旨为：宣扬客家精神，加强属人团结，凝聚属人力量。推动并传达全球客属人士的工商业和文化活动，使各地客属人士能进一步了解和团结，使客家人的优良传统，果敢、刚毅、刻苦耐劳的精神，在全世界形成一股受人尊重的组织力量。
至此，以“客商”为核心的全球客属网络正式建立。“客商”也由早期的行商、传统商帮演变成为具有全球网络的客籍实业家组织。
三、客家商帮的历史影响
（一）客家商帮是近现代“实业救国”和“实业兴国”的重要力量。近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工业化。兴办实业，发展民族工业，和西方列强竞争，是近现代爱国兴国的根本，是爱国实业家的历史使命。“客商”是近现代高举“实业救国”的爱国商帮。仅广东大埔籍“客商”张弼士一人，就是中国葡萄酒制造业、农业机械制造业和玻璃制造业的创始人，也是中国近代海运业、铁路业、金融业和海外华文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广东梅县籍“客商”张榕轩张耀轩兄弟是近代铁路业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广东平远籍“客商”姚德胜回国定居后，锐志建设家乡，投资创办印刷厂、纺织厂，开客家地区农村发展近代工业之先河。据统计，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香港及海外被称为行业大王的“客商”，仅梅州市就有十多个。
近现代史也是中国走出“天朝大国”迷梦，融入国际竞争的历史。经济实力的角逐，是国际竞争的核心和基础。发展实业，提升民族工业的竞争力，不仅是实业家的职责，更重要的是需要政府的保护和支持。晚清和北洋政府的腐败，使爱国实业家“实业救国”的理想屡屡受挫。呼吁社会引导政府重视支持民族实业的发展，是当时先进实业家的积极举措。张弼士在清末首倡设立商部，保护华商利益。他在担任清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太仆寺正卿以及北洋政府的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等顾问和南洋宣慰使期间，多次倡议政府兴办实业，振兴民族工业，积极保护民族工业利益。1910年，江南开劝业会，张榕轩张耀轩兄弟带头捐资20万光洋，用于倡导“实业救国”。1911年的“保路运动”，广东的带头人就是张弼士，他强烈要求清政府收回出卖的路权，呼吁保路权在于“夺外蔑视之奸胆，申张正义以绝阻谋”。中国第一个具有比较系统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实业家、一代“儒商”郑观应对张弼士尊崇备至，誉其为“商务中伟人”，并亲自撰写《张弼士君生平事略》，书中感言：“所最难者，拥厚资不自暇，晚年已垂老，不惮焦劳，无非欲提倡实业，遂其救国救民之志”。[18]p98
改革开放后，当代海外“客商”不仅携巨资回国兴办实业，振兴民族工业，而且“客商”领袖还利用参政议政的机会，为政府出谋划策，改善引资环境，支持实业发展，同时还利用海外中华商会的组织功能，团结海内外华商，积极开拓民族品牌，为“实业兴国”作出杰出贡献。著名的有曾宪梓（原全国人大常委、香港中华商会会长、“领带大王”）、田家炳（著名慈善家、“人造革大王”），熊德龙（美国中华工商团体联合会会长、美国熊氏集团主席）、余国春（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广东社团总会主席、“国货大王”）等。国内“客商”也在改革中迅速崛起，继承先贤的优良传统，在“实业兴国”方面成绩显著。著名的有洗涤业巨子梁亮胜（全国政协委员、丝宝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地产巨子朱梦依（合生创展董事局主席）、印刷业巨子林光如（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星光集团董事局主席）等，梅县雁洋镇在上个世纪末崛起一个客籍实业家群体，名震广东，极大地壮大了国内“客商”的声势，其中有著名的现代农业典范模式――“雁南飞模式”的创造者、宝丽华企业集团董事长叶华能等。[19]p3
（二）“客商”为中国传统“儒商”文化的现代转型作出杰出贡献，是现代“儒商”文化的积极践行者。在中国传统商帮体系中，“客商”和“徽商”是儒商文化的积极代表。徽州是朱子故里，有其他地方不可比的儒学传统。徽人广建书院，崇儒重道，形成了“儒风独茂”的地方风情。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形成徽商“贾而好儒”的特征。[20](P96－102) 客家人是衣冠南渡的中原诗礼缙绅后裔，历来“崇文重教”。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下，形成“客商”文化深厚的“言商向儒”本质。“客商”追求或儒商合一或先贾后儒。前者如广东梅县籍“客商”谢逸桥谢良牧兄弟、谢枢泗（广东梅县人，泰国“宜发父子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合艾市的开埠者）等，他们本身就是学者；后者如张榕轩张耀轩兄弟等。张氏兄弟在商事之余，不忘读书修身，于1901、1911年先后出资辑录刊成嘉应五属的《梅水诗传》共13卷，并捐资支持翰林院检讨温仲和总纂编成《光绪嘉应州志》。张榕轩著有《海国公馀辑录》6册和《海国公馀杂著》3卷。张弼士初到南洋时，曾发过这样的感慨：“大丈夫不能以文学致身通显扬名显亲，亦当破万里浪，建树遐方，创兴实业，为外国华侨生色，为祖国人种增辉”。[21](p70-75) 这是对“客商”儒商本质的概括。
由于社会的剧烈变革，时代背景已经不同，现代儒商文化的内涵不同于传统。传统的“儒商”概念比较抽象，仁义为本、知书达礼，就是“儒商”，本质是个人修养的内涵。现代意义上的“儒商”， 不再是知书达理舞文弄墨而已，而是一个社会意义的具体范畴，是在诚实守信的传统儒商精神基础上，具有爱国济世的人文情怀。爱国，在近现代具体对商人而言，就是振兴民族工业，支持发展教育事业，弘扬民族文化；济世，就是热心公益事业、造福人类。在这几个方面，“客商”都走在时代的前列。
在弘扬诚实守信方面，比较中国传统商帮文化，相对于“晋商”“徽商”的“重义”，“客商”更表现的是一种“崇仁”。“崇仁”在社会层面，表现为扶危济困、修桥铺路、兴学救世；在经营层面，则表现为诚实守信。
在支持发展教育事业、弘扬民族文化方面，“客商”历来是支持国内教育事业的重要力量，“客商”是近现代海外华文教育的开拓者和积极推动者。以张弼士为代表的近代“客商”领袖曾出巨资在广东各地创办学校，现中山大学有张弼士纪念堂。1902年，张耀轩以张榕轩的名义捐献8万两银给广州一所高级中学作基金。他们兄弟捐赠10万元给香港大学，并捐建岭南大学“耀轩楼”。“客商”领袖胡文虎在20年代就捐巨资规划在全中国每个县设立现代中学，他先后在国内捐助过上海大厦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福州福建学院、厦门大学以及广州仲恺农工学校、上海两江女子体育专门学校和十二所中学。香港大学也于1951年初设立“胡文虎妇产科病系奖学金”。他的女儿胡仙继承父志，在广州、 梅州、 福建等地捐赠了6所小学。1993年10月，胡仙在福州注册成立“胡文虎基金会”，将国内资产收益全部用于捐赠。她到处奔波，专事扶持教育事业。仅在江苏泗洪县就捐建了26座教学大楼，在福建兴建15所学校，捐资达4000万元以上，获得“捐赠兴办公益事业突出贡献奖”。令人瞩目的是她把祖业广州永安堂捐赠给广州市人民政府作为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馆址。曾宪梓专门创立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鼓励中国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师敬业重教和资助品学兼优的在校大学生。田家炳先生坚持自己“中国希望在教育”的信念，全力支持国内教育事业，甚至不惜卖掉自己在香港的豪华别墅，实现“中国每个省的师范大学都有田家炳教学大楼，广东省每个市，梅州市每个县、大埔县每个镇都有田家炳学校”。朱梦依设立的“合生珠江教育发展基金”市值约有10亿元港币。而海外华文教育则是在“客商”领袖张弼士、姚德胜等的倡导推动下发展的。1923年，中国驻缅甸腊戍领事梁绍文在其《南洋旅行漫记》一书中评道：“在南洋最先肯牺牲无数金钱办学校的,要推张弼士为第一人。”“槟榔屿的中华学校，相传为华侨学校最先创办，最有成绩的，就是弼士所建筑的。中华学校客厅之中，供一尊泥像，只有两尺高，坐在一张椅子上，手执雕毛羽扇，身穿长衫马褂，态度雍容，面圆耳厚，眉间表露忠厚长者的神气，安放在一个玻璃龛内，校内的职员早晚焚香供奉，这就是槟榔屿教育界人士追念张弼士恩德的纪念品了”。[22]p32据梅州电视台《客商》专题片摄制组在马来西亚的采访报道，目前马来西亚共有华文学校60多间，其中54间是“客商”兴办的。
在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方面，“客商”是当之无愧的优秀代表。近现代中国由积贫积弱遭列强宰割到独立自主的发展中国家，期间充满艰难辛苦，中国人民为国家和民族复兴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热爱人民、支持社会公益事业是近现代儒商优秀品质的体现。张弼士当年在汕头市购置物业，设置汕头育善堂，堂产用于国内福利基金和资助外出学子读书。1900年，黄河决口成灾，张弼士一次募集白银百万两。他的慈善行为深得光绪皇帝的称誉,清庭为其赐建“乐善好施”牌坊。姚德胜在这次赈灾中一人一次汇出6万银元支援灾区，
光绪皇帝赐给他“乐善好施”圣匾一方。“客商”领袖除积极赈灾救济外，还在家乡等各地捐款办医院、修桥铺路。到“客商”的主要家乡——广东梅州参观，到处可以看到他们捐款冠名的公益建设。曾宪梓是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资助人。姚美良（广东大埔人，马来西亚太平局绅、南源永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多次捐款支持文化事业，仅纪念黄遵宪诞辰105周年书画展就囊括当时海内外最著名的华人书画家作品，并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整合。
（三）“客商”是近现代“华商”网络的倡建者和积极推动者。由于持续移民迁徙的特殊历史原因，客家人有着强烈的自组织意识。这种积极的组织意识和国家观念相结合，使“客商”成为华商网络建立和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华商网络的核心组织——海外中华商会首先是在“客商”领袖张弼士的倡导组织下成立的（新加坡中华商会）。差不多与张弼士同时，姚德胜在马来西亚怡保组建马来西亚中华商会。以后，不仅海外各地的“客商”领袖积极成为华商网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且“客商”的组织机构——各种客属会馆也成为华商网络的主要机构，为海外华商和祖国建设的联系作出杰出贡献。
（四）“客商”是近现代民主革命和国家建设的积极支持者。从1893年至1911年的十九年里，清廷委任的六任五位的驻槟城领事（张弼士、张煜南、谢春生、梁碧如、戴欣然）都是当时的“客商”领袖，他们不仅冒着风险保护孙中山，而且还捐款支持，甚至让子女参加革命。张弼士一次通过胡汉民捐款30万两白银，还让儿子参加同盟会。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客商”及其子弟就有16个，红花岗四烈士就有两个。辛亥革命以后，张弼士多次捐款支持国防建设。张弼士去逝，孙中山敬送花圈和挽联，挽联曰：“美酒荣获金奖，飘香万国；怪杰赢得人心，流芳千古”。[23](P337) 谢逸桥谢良牧兄弟倾其家产支持追随孙中山革命，是同盟会的早期组织者，1918年5月，孙中山亲自到松口探望在家养病的谢逸桥，在谢家“爱春楼”住了三天，并为爱春楼题联：“博爱从吾好，宜春有此家”；“爱国爱民，玉树芝兰佳子弟；春风春雨，朱楼画栋好家居”。两联均嵌入“爱春”两字，可见孙中山对谢氏兄弟感情之深挚。孙中山还阅读了谢逸桥的诗抄，欣然命笔填写一曲《虞美人》。姚德胜捐巨款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孙中山特颁发给他“一等嘉禾勋章”。 张榕轩兄弟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经济拮据，张耀轩在同盟会会员谢逸桥的发动下，以其本人的名义捐了一大笔资金。1912年建立民国后，孙中山先生特为张耀轩亲笔题赠“博爱”大字一幅，以表彰其对革命之贡献。著名革命家郑士良、廖仲恺、叶剑英及抗日名将叶挺、谢晋元、黄琪翔、罗卓英、范汉杰等都是“客商”子弟。抗战爆发后，辍商回国参加抗战有华侨抗日义勇军大刀队队长周辉甫、钟若潮等，而“客商”领袖蚁光炎则是抗战第一个献出生命的爱国侨领。胡文虎领导的南洋客属总会，明确提出以抗日救亡为宗旨，“以团结的精神，一致的动作，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下，表现吾属人士救亡进行的热烈”。在短期内筹得国币30余万元，成为筹款最多的南洋华侨团体。胡文虎本人仅在“七·七”事变至1939年4月间，所献义捐及认购国民政府发行的抗日公债即达300余万元。1941年回国慰劳义军时又慨捐国币200万元，至于在不同时期所捐献的物资、药品等更是不计其数。廖安详（广东梅县人，香港 “香港亚洲贸易公司”的创办者），在抗日战争期间，积极参与廖承志领导的港九“秘密大营救”，掩护抢救陷落香港的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滔奋、胡绳等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这些文化知名分别以丹青翰墨酬赠廖安详。同时，廖安详开办“源吉行”筹集华南抗战经费和物质。抗战后，他在香港创办“香港亚洲贸易公司”，支持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当代海内外“客商”领袖捐资支持国家建设已频见与各种媒体。1994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新发现3388号和2886的小行星报经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核准，分别命名为“曾宪梓星”、“田家炳星”。
四、“客家商帮”研究的意义
（一）以“客商”个案深化中国商业文化和商业伦理研究，促进当前商业文化学和商业伦理学学科建设。目前我国商业理论领域的基础研究严重滞后，国内高校尚没有商业文化学和商业伦理学学科体系，只有个别论著和泛论的教材，有些甚至以营销学代替商业文化，这是目前我国高等商科教育的重大缺陷。在经济全球化竞争的背景下谋求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学和商业伦理学意义重大。以“客商”研究作为个案，系统探索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和商业伦理，促进我国商业文化学和商业伦理学学科建设，以坚实的基础研究推动商科教育的发展，培养学养深厚视野开阔的经济管理人才和企业家人才。
（二）强化中国参与国际商业规则的制定和演化力度。长期以来，国际商业规则主要由欧美国家主导，成为“地中海文明”的专利。中国有着悠久的商业文明和商业传统，从春秋时期齐桓公的“葵丘会盟”就可以看出当时完善的对外贸易规则体系。通过“客商”的实证研究，深化中国商业文明和商业伦理的研究整理，以令人信服的学术成果强化中国参与国际商业规则的制定与演化。
秦晖先生根据近期欧洲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欧洲早期也不存在什么“重商主义”，古希腊古罗马一样是重农抑商的。“所谓‘古代的重商主义’被认为是一种神话，无论希腊还是罗马都以重农抑商为国策，以贵农贱商为正统价值观，商业的发达只不过是一种‘末世’的腐败现象（就像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末世那样？！）。在这一代学者笔下，过去的‘现代主义’者用以宣扬工商业重要性的种种论据几乎都被一一否定；科路美拉开列的农场主经营账只不过是寓言式的虚构，与实际状况了不相干；罗马人消费的埃及小麦以及其他舶来品也不是商品，而是征服者勒索的贡赋；罗马发达的公路系统主要不是用于工商业运输，而几乎完全是为军事与行政服务的；罗马的葡萄酒风行高卢，这并非由于生产葡萄酒的罗马‘企业’通过技术、成本或价格上的竞争而赢得了市场，而仅仅是因为当地富豪出于‘本地的姜不辣’的心理，为炫豪夸奢摆阔气才形成了这种时髦；等等。总之，这里不存在过去被视为西方‘传统’的那种理性的‘经济人’，所谓市场的刺激只不过是今人臆想出来的‘乌托邦’，成本、利润、竞争、投资、需求之类的概念也从未为古希腊罗马人所有”。[24]p305
（三）弘扬“儒商”文化，进一步提高民族企业家素质。在经济全球化竞争的背景下，发展壮大民族实业，积极的先进的商业文化是重要的促进因素。研究“客商”、“客商”文化，弘扬优秀儒商文化，积极改革和充实民族企业文化，提高企业家素质，增强企业竞争实力。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李约瑟、黄仁宇所言：“中国商人不缺乏积极主动、诚实、节俭、精打细算、机敏灵活的品格。这已经充分表现在他们作为商人的成功上――在19世纪中国人侨居的所有海外国家，中国商人的成功远远超过当地人。但是，其他中国人所关心的只是政府以及它的难处。这些背景真正反映的是，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更可能要从传统主旨的调整中去寻找，而不是模仿外面的世界”。[25]p15
（四）有利于促进巩固国家安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正在成为海洋大国。由于能源的现代传输体系，国家安全的重心（特别是主权安全、经济安全）已经推移到海洋领域，尤其是南海（历史上的南洋）。由于“客商”在南洋开发中的杰出历史贡献，东南亚各国政府和人民对“客商”领袖充满尊重和怀念，至今，仍以各种形式纪念他们。历史上“客商”领袖担任东南亚国家领导人的有很多，目前正在东南亚主要国家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客商”及其后裔也有多人（泰国的他信兄妹、新加坡的李光耀父子、菲律宾的阿基诺母子等）。东南亚各国是目前我国经济贸易与合作的重要伙伴，也是关系我国国家安全尤其经济安全的重要和敏感区域。进行“客商”与南洋开发的历史研究，对于加深友谊，促进我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往来，抑制错误的“排华”意识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增强东盟“10﹢3”合作中中国的参与力度有积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在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重点强调“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
（五）加强华商网络的联系，促进中国的对外贸易。历来的海外中华商会，尤其是以新加坡、香港为代表的东南亚各国的中华商会中，“客商”有重大的影响。海外中华商会是目前华商网络的核心组织，是发展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桥梁，研究“客商”领袖，对于了解海外中华商会的历史和贡献、增强当前华商网络的团结发展有积极作用。尤其是客籍商会领袖对祖国民主革命和经济社会建设的贡献，对于增强海外华商的爱国精神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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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社科纵横》2016年第⑩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