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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效民:陶孟和谈言论自由

   陶孟和原名陶履恭,1887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读书人家,其父陶仲明曾在严氏家馆(南开学校前身)担任塾师,他也在此就读。陶仲明于1901年去世,由张伯苓继之。不久,严氏家馆改为敬业中学堂,陶孟和以首届师范班毕业生的资格被送到日本留学,在东京高等师范攻读教育学专业。两三年后他因事回国,改赴英国求学,入伦敦大学专攻社会学专业,获科学学士学位。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编译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外地理大全》。这套书颇受读者欢迎,以至十年内再版七次。到了英国后,他受费边社影响,主张经过社会调查进行社会改良,并撰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这时他才二十七八岁。后来巫宝山在一篇纪念陶先生的文章中说,此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认为家族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和核心;二是最早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中国与欧洲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各有其特点,各有其利弊;三是肯定了中国的祭祖风俗以及佛教传入中国的积极作用。(《近代中国》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陶大约是1914年学成回国的,并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新青年》创刊后,他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在他的提议下,《新青年》还开辟了“社会调查”专栏,希望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目的是“既要了解我们社会的长处,又可以找到社会的弊病。”

   1920年8月,陶孟和与胡适、蒋梦麟、王徵、张祖训、李大钊、高一涵等七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该宣言说:“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于是我们便产生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的清明,首先要依靠人民的觉悟。如果没有养成“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就不会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没有肯为自由而流血流汗的人民,就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11页)

   1922年5月,胡适创办《努力周报》,并刊登了由胡适、蔡元培、丁文江、陶孟和等16位著名学者共同签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仅仅办了一年半就停刊了。停刊的原因,是因为“反动的政治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胡适语)。

   1924年年底,《现代评论》在北京创刊,陶孟和仍然是它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第二年4月18日,陶孟和在一篇题为《言论自由》的文章中指出:人有自认为全能全知的吗?我想除了最狂妄最无知的人以外,没有敢这样自认的。能力越大的人,越觉得自己能力微小。知识越高的人,越觉得自己的知识有限。但是也有人认为自己全能全知者,他们凭借特有的权力,无视他人存在,一意孤行,为所欲为,这就是言论不能自由的根本原因。

   紧接着陶先生还举例说:假如邻居在你的门前倾倒垃圾,你还可以与他理论;倘若那个倒垃圾的是政府官员,你要是批评他,就可能被扣上防害公务的罪名。对于这种不正常状况,陶先生做了如下的分析:第一,政府的职能是维护社会治安,但维护社会治安决不能成为强迫人民服从的借口。第二,政府首脑也是普通人,他们或许有特别的知识或高人一筹的本领,但他们并没有长着三头六臂,也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仙。第三,当今政治已经进入一个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这就更不是少数官员能包办的事情了。

   在这篇文章中陶先生还反复强调:政府是由人而不是由神组成的,所以政府犯错误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现代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团体都是为人民发表意见而设置的。政府有过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了过错不肯承认,不允许批评。不认错不仅会给人民带来危害,还使政府丧失改正错误的机会和长期存在的可能。因此文章的结论是:“恶政府视言论自由为毒害,为仇敌,好政府视言论自由为兴奋剂,为滋养品。言论自由是每个好政府必不可少的要素。”(《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九期)

   同年5月30日,陶孟和还发表了《我们为什么意见不同?》,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文章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同的意见,当然非常美妙,但实际上这是永远也不可能的。人与人之间有不同意见,首先是由于“人的禀质不同”,比如对于日落的景象,乐观者会有“夕阳无限好”的感慨,悲观者却会有“只是近黄昏”的哀叹。再加上所处的环境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每个人的利益不同,要想让大家意见一致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政府的作用,应该是为所有的人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让每一个人都有实现其愿望的可能。这也是政府存在的理由。(《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

   抗日战争期间,陶孟和的妻子沈性仁因病去世,费正清说“她是我们朋友中最早去世的一个”。抗战胜利后,整个国家又陷入国共两党的内战之中。为此陶先生曾为《大公报》发表《宽容与互让》。这篇文章不仅剖析了宽容的意义,还着重分析了“互让”这个概念。胡适曾经说过,互让与忍让不同,前者是双向的,积极的,后者是单向的,消极的。陶认为:“对于不宽容的反动,必然是继续的不宽容。……中国历史上一治一乱的模型,便是这个恶性循环的表现。”这篇文章写于1946年11月24日,正好是内战重开,生灵涂炭的时候。如今仔细玩味上述观点不难发现:宽容与互让的原则毕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倘若无视这一原则硬要打下去的话,不仅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破坏,还很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出现野蛮战胜文明、落后战胜先进的局面。

   1949年以后,年过六旬的陶孟和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本来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但是没过多久,整个社会学专业却被取缔,中科院社会学所也被改为经济所。这时候的陶孟和,其内心的痛苦和精神上所受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1957年反右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陶孟和在一次大会上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和社会的进步,依靠的是友爱,而不是仇恨,知识分子应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不应当受到敌视(大意如此)”。(《近代中国》第5辑第394页)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回忆,当时陶先生还讲了许多“过头”的话,他甚至说反右斗争对知识分子是一场浩劫。

   有人说,“浩劫”一词,是陶先生第一次使用。因此在总结时大会主席曾对陶提出警告,有关方面还把他的言论收集起来,准备进行批判。

   大约是1940年代后期,陶孟和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为《我们小民的希望》。在这篇文章中他向当权者提出三个要求:一是尊重生命,二是尊重财产,三是尊重人格。但是我却发现,从那以后,这些要求越来越难实现……

   2017年5月8日于京北三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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