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于1846年败亡。从此满清朝野说到它，总是一片骂声。
并非对太平天国的否定，都是谩骂。这个天国的缔造者们，言辞的崇高与行为的凶暴，平等的许诺与特权的森严，恰成反比，越来越使渴望解脱重重压迫的贫民失望。直到民国，苏南农村说到“长毛”，仍然鲜有好话。
然而检索太平天国败亡前后的满清官私文献，谩骂是存在的。比如痛诋拜上帝会是“邪教”，骂得对吗？当然洪秀全自称上帝次子，杨秀清常演天父附体，都很荒唐，但较诸满清列帝无不自称天子，既尊孔拜佛又特信萨满巫术，谁更荒唐？比如詈骂太平天国制造等级特权，虽不能说错，但较诸满洲不仅坚持八旗权贵生而就有特权，而且将全部旗人都变成寄生群体，以致八旗子弟早就成为社会蠧虫的代称，谁更该骂？
因此，太平天国走向自我毁灭，是一回事，而满清统治者在谩骂太平天国的同时，不骂自己，或者说得好听点，拒绝“接受历史教训”，相反越发讳疾忌医，又是一回事。这一点，容后别论。
于是，时过一世，即太平天国败亡后三十年，它的造反史忽然走出尘封的记忆，被人当作辉煌的革命先例，就引人注目。从这个角度重提旧事的，首先是孙文孙逸仙，也即又过一世，被尊为民国“国父”的孙中山。
相传孙中山少时就自居“第二洪秀全”，后受西式教育，信基督教。清光绪二十年（1894），上书李鸿章，建议改革，实行全盘西化。遭拒后发愤“排满革命”，秘密组织兴中会，并入洪门任“洪棍”，即后来改称红帮的老大。他屡谋在两广举义，被清廷通缉，因而1903年章太炎便称颂他“揜迹郑、洪为民辟”。 他成为反清革命的盟主，意外地使洪秀全也洗刷了邪教头目的污名。
民国十四年（1925）孙中山死后，国共两党由合作到分裂，导因之一就是怎么看待农民运动。认定中国革命实质是农民战争的毛泽东，为了证明农民运动“好得很”，向孙中山遗教求助，自然要肯定洪秀全与太平天国。他其实不那么欣赏洪秀全。如在皖南事变后，他得知阳翰笙的话剧《天国春秋》借历史映射现实，就批评道：“杨秀清的地位非常重要，掌握天国的军政大权。韦昌辉杀杨是得到洪秀全的支持的，洪秀全有很大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见《毛泽东与中国文学》，页251，重庆出版社，2000。）不消说，他在公开的论说中，对洪秀全总是表彰有加，力倡构造从陈胜到洪秀全的一条农民战争史主线。
毛泽东早就倡导“革命的实用主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毛泽东选集》改为“革命的功利主义”）。那以后按照这个“既定方针”，袭取朱元璋做皇帝后的故伎，拿是否为我所用当尺度，不断给知识分子“洗澡”， 而且水温越来越高，直到鼓动现代的义和团和红灯照，对没有改造好的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乱棍交加。而文史学者每每首当其冲。效应当然极好，即如批二胡（胡适、胡风）之后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从业者多半将如何“为政治服务”作为首要考虑，唯恐揣摩圣意有误。
至于所谓敏感问题，尤其是涉及是否服用西方输入的“精神鸦片”，比如拜上帝会的宗教性质之类，实在回避不了，就宁可“弯弯绕”。前揭罗尔纲的晚年巨著《太平天国史》，所列二十志，首篇“上帝教”，“总说”劈头就强调，拜上帝会是太平天国的宗教组织，“本书记载，在把它作为一个组织看时，称作拜上帝会，在把它作为一个宗教看时，称为上帝教”（该书页651）。据此界定，似乎既往论著大都失误了，因为彼等总说政教合一、假神谕定国是，表征天国历史局限性。这类意见何以不当？我对罗著读来读去，发现其说实在自相抵啎，既欲证明拜上帝会是披着“上帝教”外衣的革命组织，却又力证这个上帝教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工具”，“实与基督教不同”，那不等于说拜上帝会与上帝教具有同一性么？于是只好引用元杂剧家的话，形容读后的感受：“你不说我还清楚，你越说我越糊涂。”
我很同情罗尔纲。他把范文澜的半部《中国近代史》，当作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楷模，却信从范文澜力证毛泽东的史论，最与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指示”合拍。他于一九三七年出版《太平天国史纲》，认为太平天国是“贫农的革命”，不料引起他的老师胡适不快，批评“此书的毛病在于不免时髦”（见《胡适的日记》1937年2月21日）。后来他仍与时俱进，在批胡适后特别重视贯彻斯大林、毛泽东都强调的“以历史为政治服务”的教义。
难道斯大林主义真是马克思的发展么？例如马克思生前一再指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后来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有题作《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的长篇论文予以证实。然而毛泽东依据斯大林的教条，将所谓阶级斗争观点——“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就叫做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直排本，页1491。）——说成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精髓，显然不合乎历史实相。很不幸，范文澜相信斯大林、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源于马克思又高于马克思，还不辞辛苦地据以改写中国史，先立论、后求证。他早年的朴学训练，使他重视言必有据，但既然入以论带史的窠臼，著史的总趋向，只可能是要材料强就我笵，逻辑与历史不相应。罗尔纲追步范文澜，考史很细，构建体系却务必体现农民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乃至陷入辩护论，也招来左右夹击。是以我为罗尔纲惜，呕心沥血四十年，作成的《太平天国史》，根基很深，而搭盖的楼层经不起风雨。
由此又不得不说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另一面。近些年有关太平天国史的异说迭出，越来越趋向对它否定。有歧见是好事，如马克思所说，“真理是通过争论确立的”。但前提应是厘清历史实相，也如马克思所说，“历史的事实是从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可惜近年有关太平天国史的异说，或斥其信仰为“邪教”，或骂它破坏文化为“焚书坑儒”，或谓它不配称作“农民战争”，却都止于詈骂，所谓论证都不过按照非此即彼的直线逻辑，你说是而我说非。那底蕴还在趋时，或者说跟风。难道揣摩风向，就算“与时俱进”吗？假如真信由汉河间王到清钱大昕都强调的治学必须“实事求是”，那么空言说史与臆度注经，同样破坏无征不信的传统，用曾经时髦的话说，适足以“添乱”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