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如果从七七卢沟桥事变算起，这场战争爆发已八十年；如果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这场战争爆发已八十六年。几十年来，全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国人对这场战争的记忆却历久弥新，恍若昨日。这是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关键一战，也是后世中国的起点。
世界大势与日本的战略误判
中日两国都是东亚重要国家，有着漫长的友好交往史。历史上虽曾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甚至战争，让两国人民付出惨痛代价，但这并不代表中日两国人民交往的主流，而是国际形势演变以及两国政治演化的结果。
近代之前，日本是中国文明的学生，而且是个“优等生”。到了近代，两国几乎同时面临相同的问题：如何应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战。在近代早期，日本依然如过去千年一样，惟中国马首是瞻：中国有限度、有节制、有选择地接纳西方，日本也像中国一样，让“兰学”进入，但必须有约束，可管制。
然而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东西方的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在技术上的进步，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发生，使西方有一个超出今日想象的殖民冲动、市场需求。而东方，一方面在与西方的贸易交往中分享了巨大的市场好处，长时期享有贸易顺差，另一方面视自己尚未获得充分开发的市场为私家花园，不愿意让别人特别是巨大的西方染指。1840年的鸦片战争，就是这种情形的必然结果。
中国太大了，鸦片战争结束了，中国人并没有从这场战争中学到多少东西，少数知识精英如林则徐、魏源的觉醒，并没有唤醒整个国家。中国依然如故在原有轨道上前行。
与中国的情形很不一样，日本密切关注着中国的一切。旁观者清。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让日本深切体会了西洋文明的魅力，特别是林则徐-魏源的《海国图志》让日本人受益无穷。在中国还陶醉于想象的东方大国时，日本采纳了与中国相反的路径，不是拒绝西方的贸易要求，选择战争，而是打开国门，与西方通商，并发誓转身向西，在东方构建一个西方式的近代国家。
中日两国面对西方的不同应变方式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发展，日本渐渐学到了西洋文明的长处，同时也沾染了西洋文明病毒，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启发了日本，使日本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像西方那样殖民，那样扩张。于是有后来的甲午战争，日本将殖民的目标锁定了昔日的老师。这也是中日两国结怨的开始。
甲午战争让中国蒙受了巨大损失，日本从这场战争中不仅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为后来的工业化、现代化提供了为数不菲的帮助，而且，甲午之战让日本的信心变成了野心，既然一个古老的强大的东方大帝国都能轻易征服，还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断日本通往世界的步伐？十年后，日本一举战胜欧洲大国俄罗斯。
短短十年，日本相继战胜欧亚两个大帝国。这一方面显示了变革的力量、宪政的活力，另一方面也激活了日本步趋西方征服世界的野心。此后的日本，在重大国际事务中从不缺席，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执意参战固然展示了其重视盟友承诺，协助英国的决心，但其刻意遏制中国，进而征服中国，多少暴露了其称霸亚洲的企图。
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是二十世纪中日关系转换的一个分水岭。此前二十年，中国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革，从专制到新政，从新政到宪政，从宪政到共和，总体而言，那二十年中国受日本的影响最大，日本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西方在中国的意义。中日两国政治家、思想家，在二十世纪初年提出的“大亚洲主义”，大约是世界上最早的区域整合倡议，但是因为日本后来亚洲政策的变化，全世界的区域整合基本实现，而亚洲根本看不到曙光。究其根源，日本没有真正理解世界大势，出现一系列严重的战略误判，是亚洲区域整合一直无法重启的一个重要原因。
满洲问题由来
“二十一条”是中日关系的转折点，先前二十年好不容易积累的那点战略互信被这个提案彻底摧毁，中国朝野从此很难再相信日本的外交说辞，但凡对日外交表示友善沟通的，无不被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大帽子。此后百年的中日关系，除了一个短暂的特殊时段，基本上笼罩在战略互不相信的阴影里。
“二十一条”共分五个文件。第一号文件关于山东，大要要求中国转让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给日本；第二号文件关于南满及内蒙古东部，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这里的优越、独占地位；第三号文件关于汉冶萍公司，要求中日合办；第四号文件要求中国不得将沿海岛屿港湾租与让与他国，实际上要求日本对中国的独占权；第五号文件要求中国聘请日人充当政治、经济、军事顾问；要求日本享有在中国内地开办医院、寺院、学校等土地所有权；要求中日合办中国警察；要求中国军需采购应有不少于一半的来自日本，或中日合办军械所；要求福建省内日本享有铁路、矿山开采优先贷款权；要求日本享有中国内地布教权。从中国人的观点看，“二十一条”就是要将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经袁世凯及属下外交官艰难谈判，“二十一条”在最后定案时有很大修正，但日本在亚洲的扩张战略并没有放弃。而亚洲扩张的关键处，不仅在于对中国的独占、利权独享，而且对于日本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否控制、占有满洲。这是日本来源很久的一个战略思想，幕府晚期思想家佐藤信渊指出，当今世界各国，为日本所易于攻取之地，舍支那之满洲外无他，故日本之征服满洲，迟早虽不可知，但其为日本所有，“则属无疑。满洲一得，支那全国之衰微必由此而始。”（转引自汪向荣《中国的近代化与日本》，171页）
基于这样一种战略考量，中日经过谈判达成的“民四条约”，尽管废除了一些中国实在无法接受的条款，但依然强调并维持了日本在“二十一条”中所要求的满洲权益。
满洲在日本战略中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是日本北进欧洲，南下亚洲不可或缺的一个跳板，尤其是在日本经甲午战争已充分控制了朝鲜半岛的形势下，谁掌控了满洲，谁就拥有战略上的主动权。
日本人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此后的日本政府不遗余力推行“分离满洲”的运动，寻找一切理由将满洲视为中国的一个特殊区域，利用一切机会试图将满洲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据重光葵说，关于满洲，日本政府很长时期以来的基本方针是：“将满洲看做中国的特殊地域，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21页），然后再与满洲地方政府进行交涉。中国后来的民族危机之所以从东北开始，绝非偶然。
中国人当然不清楚日本政府的战略细节，但由于清末最后十几年政治改革滞后、迟缓，极不情愿，使中国内部发生极为严重的分裂，反满革命发展迅猛，“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成为那个时代最强劲的声音。历史发展为这个口号落到实处提供了绝妙契机，“1911年中国大革命”，尽管在最后时刻将“驱逐鞑虏”转化为“五族共和”，但中国社会内部的裂痕并没有真正消解，特别是革命党人执意废黜满洲皇帝，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其实，当大革命发生时，严复就对废黜清帝的思路给予严重警告。他认为，如果南方革命党人轻举妄动并且做得过分的话，中国从此将进入一个糟糕时期，并成为整个世界动乱的起因。“根据文明进化论的规则，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严复不赞成终结帝制，更不赞成“驱逐鞑虏”，“如果听任一些革命党人的种族敌对情绪走向极端的话，现在满洲人确实毫无防卫能力了，可是蒙古、准格尔等等又将以何处为归宿呢？他们会同纯粹的汉人一道组成一个广袤的、难以驾驭的共和国吗？还是他们会从今宣布独立？两者似乎都不像！前者不可能，因为有种族仇视问题以及感情、习俗、法律、宗教的完全的差异；后者不可能，因为他们的政治力量不足。于是这些广袤的地域连同它的人民势必要归附附近的某个强国。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分裂中国’的老问题就来了。”（严复致莫理循函，《清末民初政情内幕》，786页）后来的历史被严复老先生不幸而言中。
九一八：国家危机开始
清帝退位，转向共和，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篇章。清皇室退隐紫禁城，也为中国历代权力转移所从未有过的和平、温馨，前朝遗老遗少不弃废帝，守住伦理底线，留给社会的并非都是负面观感。
然而，这种情形并没有持续下去。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政变，夺得政权，遂下决心将废帝溥仪驱逐出宫，这为后来的国家危机埋下了一颗重要的种子。
冯玉祥的蛮横遭到许多人的反对，胡适虽然不认为民国初年保留皇室具有多少正当性，但认为民国政府优待皇室条例是对世界的一个公开承诺，是一种“国际信义，条约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不是一件名誉的事。（胡适致王正廷，1924年11月5日）
胡适的指责自有道理，冯玉祥也不是没有理由。他将溥仪驱逐出宫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溥仪没有信守当年达成的“信义”、“条约”，而是不适当地参与了张勋复辟等一系列政治行动。冯玉祥认为，“铲除帝制余孽”是他的历史责任，“民国至今十三年，尚无一人敢逐宣统出京。我以为若不驱宣统出去，则愧对为革命献身诸公。”（《冯玉祥日记》1924年11月22日）
溥仪出宫是中国政治的大转折，为日本直接干预中国政治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口实。溥仪先是躲进日本公使馆。转过年，被护送至天津日租界。日本用各种方法拉拢溥仪，想尽一切手段刺激溥仪重建大清的“复国梦”，使溥仪很荒唐地以为，“恢复祖先的事业是我的第一个任务。认为连年的中国内战，因为没有帝制，天下不能定于一。要恢复帝制，更当效法列强，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才能强盛，这样才对得起祖先的祖国。”（溥仪1954年6月1日的笔供，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365页）
溥仪的认识与理由是荒唐的，但日本人要利用溥仪分离满洲却是真实，不可动摇的。溥仪成了日本人的棋子。日本人之所以选择溥仪，当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杰出人物，而是利用他统治满洲，因为满洲一些旧的阶层对于清朝，对于溥仪，还怀有深深的眷恋。（城野宏1954年笔供，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387页）
经日本军部多年策划，预定事件终于爆发。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利用张学良东北军主力尚在关内的特殊时刻，在柳条湖附近寻衅，继而炮轰北大营，制造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第二天（19日），日军攻占南满、安奉两铁路沿线重要城镇营口、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四平街、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等，并向长春发动总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22日，终告不守，长春陷落。至25日，日军攻占辽宁、吉林两省三十多座城市。1932年2月5日，日军攻占哈尔滨。至此，历时四个月十八天，东北全境沦陷。
一个月后（2月16日），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所谓“建国会议”在沈阳举行。25日，宣布成立“满洲国”，年号大同，首都长春，改称新京，溥仪为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特别是所谓满洲国的成立，使中国的民族危机达到近代以来最严重的程度，中国的独立主权完整受到极大损害，东北居民蒙受了巨大损失。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的势力逐步由东北向华北扩展，“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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