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西方国家纷纷在华设立银行，它们挟资本、管理及强权优势，对中国本土新兴银行保持着高压态势。夹缝之中，在一批杰出银行家的带领下，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等官商合股及私人资本银行逆境崛起，其中张嘉璈领军的中国银行堪称表率。中国银行的前身是清政府所开设的户部银行，1905年在北京成立，后来改称大清银行，行使中央银行权利。辛亥革命后，中国银行改为官商合办，与交通银行同兼国家银行的职责。在掌舵中国银行二十余年期间，张嘉璈充分发挥其职业银行家的专业素质与政治家的胆识，将中国银行由官控银行打造成一家信用坚实的商业银行。
留学东瀛，弃政从商
张嘉璈，字公权，江苏宝山县人（今属上海），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幼年接受的是私塾教育，14岁时到上海广方言馆学习法文，15岁时还考取过秀才的功名。1907年，他留学日本，进入庆应大学攻读货币银行和政治经济专业，得到日本著名金融学家堀江归一的指导。在日本期间，他还结识了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梁启超，梁启超对其志向十分赞赏，对他的事业也多有扶持。1909年，张嘉璈提前回国，至北京任《国民公报》编辑和《交通官报》总编辑。民国建立后，他还参与组织民主党，对中国实现民主政治抱有无限期待。1913年7月，民主、共和、统一三党合并为进步党，他任党部主任，还任参议院秘书长。后来，袁世凯等军阀的专制独裁，让他对政治失望至极。他决定专心从事金融事业。机会也在此时来临。当时进步党人汤睿任中国银行总裁，对留日归来的张嘉璈早有延揽之意。张嘉璈也认为机不可失，于1913年回沪就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开始了银行家的生涯。
当时上海分行总经理宋汉章是近代著名的银行家，在1907年曾任上海大清银行经理。宋对张嘉璈的才干十分欣赏。为共同推进中国新式银行的发展，1915年，宋、张二人联合发起银行同业聚餐会，这成为后来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的雏型。
抵制停兑扬成名
时势出英雄，在张嘉璈到任不到三年的时候，中国银行面临着一次空前的危机。由于当时北京政府财政极度困难，其财政赤字几乎完全由中国银行以及另一家国家银行——交通银行垫款解决。为应付政府索需，两行只有超量发行银元券，进而导致社会信心动摇，两行出现挤兑迹象。
1916年5月，北京政府担心酿成财政危机，国务总理段祺瑞下达停兑令：要求两行已发纸币应付款项，一律不准兑现。这种只顾财政私利、不顾社会公利的愚蠢行为反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停兑令下达后，挤兑之风更加高涨，恐慌情绪迅速蔓延，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张嘉璈、宋汉章接令后，认为如执行停兑令，“则中国之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而中国整个金融组织亦将无由脱离外商银行之桎梏”。经谨慎思考，决定抵制中央停兑令。以国家银行的地位而抵制中央政府的禁令，这需要莫大的勇气；以一行之力来对抗来势汹汹的金融风潮，更需要超人的胆识。
宋、张二人首先调集了本行的所有准备金，经统计应可兑付已发钞票的六成左右。中国银行还与交通银行紧密联系，保持一致行动。其次，他们还以地契作担保，向外国银行透支200万元，充实力量。张嘉璈立时组召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达成反对停兑的五条办法：上海中国银行事务，归股东联合会主持，以后政府不得提用款项；本行所有财产负债，移交外国律师代表股东管理一切，上海分行钞票可随时兑现，所有存款将到期付现；商股若有损失，由股东联合会负责。中国银行还在报上刊登股东会为保证银行信用，代表股东接收全行财产，并具函要求宋、张二人仍旧主持分行业务，不得违背股东会的意旨，其意在于以商股力量来抵制政府压力。
为策周全，宋、张二人为避免被政府撤职及逮捕使反对停兑大事功亏一篑，决定采取“自我诉讼”的方式来延宕政府法令。在停兑令下达的当天下午，张嘉璈紧急拜访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等人，商定由李铭、蒋抑卮、陈光甫三人分别代表中国银行股东、存户及持券人向法庭起诉。依法在诉讼未判决期间，北京当局不能逮捕现任经理、副经理。“缓兵计”加“苦肉计”为中国银行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停兑令下达第二天，中国银行刊登公告：宣布抵制中央政府停兑令，允许储户、持票者随时兑现。风潮如期而至。5月13日，上海中国银行刚刚开门营业，兑现的人群即“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一天兑现额达到数十万元以上，兑现人数越过两千余人。直至次日，兑现者仍未消减。至15日是星期六，本不营业，但张嘉璈指示照常办公。最困难的三天过去之后，后续的兑现者已寥寥无几，人心渐定。
宋汉章与张嘉璈作为这场金融战的先锋大将和决策人，被誉为“不屈从北洋政府”，“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尤其是张嘉璈，其时仅28岁，能在如此大的危机之中处变不惊，进退有据。
募商股为自立
1917年7月，梁启超升任财政总长，力邀张嘉璈出任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总裁则由王克敏担任。自1917年至1926年，张嘉璈任副总裁长达十年之久，力推中国银行商股化改革。王克敏无心银行细务，张嘉璈得以实主其事。张嘉璈认为，中国银行虽然渡过挤兑风潮这一关，但问题根源并未剔除。最大危险在于历届政府都视银行为提款机而为财政垫款，人事也为政府所完全掌控，银行难保持自主经营。于是他以商股化、自主化为目标，对中国银行体制进行了重大修改。
1917年11月，张嘉璈公布了修改后的《中国银行则例》。则例规定：董事不分官股、商股，一律由股东会选出担任，政府只能在五个常务董事中任命总裁、副总裁各一人，任期四年。银行事务由股东会和董事会集体裁决，政府派员须经董事会及股东会批准，政府不可任特权任意干涉。同时，要求政府以发行公债的办法来充抵垫借款项。则例的核心精神是商股化。为扩充商股，张嘉璈亲自到上海募集股份。由于中国银行的过往表现及张嘉璈的个人信誉，至1923年，商股迅速增加至1971万元，份额达到99.77％。政府对中国银行的行政干预大为减弱，其经营管理权完全掌握在董事会及总裁、副总裁手中。
由于张嘉璈杰出的管理，到1926年底，全行存款达3.28亿元，发行钞票1.37亿元，分别占全国25家重要华商银行存款总额和发行钞票总额的35.1％和60％，为中国本土银行业中的翘楚，中国银行也成功转型为一家信誉卓著的商业银行。
专业化之路
面对弱势的北京政府，中国银行通过商股化成功保护了其自主经营权，成为“中国资本最巨与最成功之民营股份公司”。但是，面对集权程度加强的南京政府，中国银行又如何应对呢？
1928年，宋子文任财政总长后，打算增加官股比例，将实力雄厚的中国银行改组为中央银行。张嘉璈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中国银行信誉已深入社会和民间，骤然改变必影响人们对它的信任，官股多于商股必放弃十余年来奋斗所求的独立经营之目的，而银行人事也将随政府官员的更换而变动，因而不能贪虚名而将中国银行改组，否则对商股股东和国家均不利。”
南京政府只好另组中央银行，但是时间尚短，社会信誉及资本实力均无法与中、交两行相较，形成了国家银行不如民营银行的尴尬局面。张嘉璈为避免与中央银行争权，主动建议将改组中国银行为国际汇兑银行，实行专业化。1928年10月，中国银行正式改组为外汇专业银行，张嘉璈当选为常务董事兼总经理，继续主持行务。
中国银行获得了国际汇兑的特许后，张嘉璈亲自考察西欧的银行制度，研习国际汇兑银行经营法则，同时广揽人才，扩充机构，将中国银行的汇兑业务迅速推及海外。1929年，中国银行成立了伦敦经理处，这是中国银行业第一个在国外正式设立的分支机构，后来又陆续建立了国外直接通汇处六十余个，特约代理店近百家，在西方及东南亚的主要国家都有分支机构。同时，在上海成立了外汇业务部，聘请外国银行专家协助拟订制度，培训人员。
为招揽侨汇，又收购新加坡华商银行的部分股份，一举吸收南洋一带侨汇达3000余万元。为解决国际人才短缺的问题，他重金聘任一批留学回国有真才实学的留学生担任各部门负责人。在业务方面，则重点扩充存贷业务，视顾客为银行的“第二股东”，贷款方面向实业方面倾斜。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中国银行成为经营国外汇兑的最大本土银行，政府的外债收付也由该行代理。
筹设银钱业联合准备库
张嘉璈不仅是一位精于业务管理的银行家，还是一位具有全局意识、统筹能力及创新精神的金融帅才。这一点在他协助政府整理公债及推动银钱业联合准备库之设置的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为避免政府债信危机也影响到银行的利益，1921年3月，张嘉璈向财政部提出了一个整理公债的方案。他认为，整理公债应以保证资金专款专用，不会被政府挪用为首要条件。他提出：要求政府指定稳固财源作为还债基金，从关盐税中拨款交税务司存管，同时由各银行组织债权团管理还债基金。如此确立了还款来源，提高了政府债信，也保障了银行收益。整理之后的几年，公债的还本付息情况有所好转。
到南京时期，蒋介石也靠大发公债抵充军费，政府债台高筑，不仅无力还款，还经常挪用内债基金。张嘉璈、李馥荪等提出减息展本的整理计划，要求政府彻底整理财政，吸收各工商团体加入财政委员会在收入范围内确定支出概算。所有应付基金应由总税务司尽先照数直拨基金管理委员会，由该会全权管理，如有不足，由政府指定一种中央税收，按数补足。1932年2月，政府接受建议，对公债实施全面整理。经减息展期后，财政困境得以稍纾，金融界和持票人也避免了所可能遭受的更大损失。遗憾的是，政府并未完全依计划行事，依然乱发公债，自毁信用，致公债一再整理终至失信于民。
筹设银钱业联合准备库是近代银行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这一组织也诞生于非常时期。1932年，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事变发生后，上海市商会为防止金融动荡，宣布停业三天，全市银钱业也如令执行。嗣以战事扩大，停业无限展期。张嘉璈认为，短期停业尚可，长期停业则易加剧客户的恐慌心理。如果这种情绪蔓延开来，一旦开始营业，则会发生挤兑风潮。
张嘉璈决定由本行率先恢复营业，来提高同业的信心，稳定民众的情绪。为试探市场的反映，他在各兑换店酌量存放银元收兑钞票。经两天观察，中行所兑钞票仅7万余元，可知民众对中行钞票信心未减。张嘉璈开始与其他同业联络，希望各行在农历年关前复业。并表示：如果复业后发生困难，中国银行愿意全力协助。
上海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是银钱两业的同业组织，在金融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张嘉璈本人是银行公会的创始人之一。他在与银钱两公会负责人磋商后达成共识：组织联合准备机构，以全体力量保障市面安定。2月3日，银钱两会召开联合会议，一致决定次日复业。
兹后，张嘉璈又积极参与推动组建银钱业联合准备库。联合准备库以各成员银行认缴的准备财产为基础，发行记名式公单、公库证和抵押证，成员银行可以视实际情况需要，或向联合准备委员会领用纸币，或与其他银行之间进行债务清偿、拆解，或抵作发行储蓄业务的保证准备金。银钱业联合准备库作为最终借款人，发挥了“银行之银行”的重要作用。1933年1月，张嘉璈又与陈光甫、钱新之等人推动成立了上海银行业票据交换所，首批就有32家银行加入为交换成员，得到整个银行业的高度认同。
张嘉璈希望在他的领导下，将中国银行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但是，时局的变化已经不允许他拥有施展的空间。1935年，中国银行被强制改组，由宋子文出任董事长，张嘉璈则被迫辞去总经理一职，连常务董事也未予保留。中国银行的商股结构同时被打破，政府通过债券参股的形式，完全控制了中国银行。在官僚资本与民间资本的对抗之中，中国银行作为民间商业银行的角色也就此失去。
1936年后，张嘉璈先后就任铁道部长、交通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1949年4月，心灰意冷的张嘉璈离开上海，辗转到澳大利亚、美国从事经济教学和研究，写出英文巨著《通货膨胀的曲折线——1939至1950年中国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在改组中国银行董事名单中，仍然保留着他的名字，但是他已经再无机会去实现他的金融强国梦了。1979年，张嘉璈病故于美国。
本文刊于《竞争力》 2007年第9期，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硕士马晓菲同学提供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