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辛亥革命后，杨增新掌握了新疆政权。他在治理新疆时根据自己的用人标准，做到知人而任，驾驭部下时各种手段并用，并根据形势变化调整用人方向，从而统治新疆17年。
关键词：杨增新；用人；地域性；实施环境
辛亥革命后，杨增新统治新疆时间长达17年。在这期间，国内战乱频繁，各地政权更迭犹如儿戏，杨增新能够保持其统治相对平稳，新疆社会秩序相对安定，与他的用人手段有极大关系。
一、用人的地域性辨析
杨增新统治新疆期间，用人表现出一定的地域性特征，即早期多云南同乡，后期多陕、甘人。由此不少人认为杨用人以地域为标准，能否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妨从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
杨增新上台之初，形势对其非常不利。东面哈密地区有铁木耳领导的农民起义，西面有伊犁革命政权与其对峙，哥老会活跃于天山南北，南疆戕官事件不断发生，其统治很不稳固。而且新疆官场中派系众多，自从左宗棠率湘军出关收复新疆后，“新省军政各界人员，几乎全是湖南人，当时有小湖南之称”。[1]官场上的拉帮结派，往往勾心斗角，互相掣肘，往往也削弱了统治实力。杨增新此时上台，不仅要对付外部压力，还要控制好内部，因此他需要一批自己的人帮助其掌握权力，特别是军权以稳定局面。这时大批云南同乡，甘肃旧识听说杨增新在新疆上台，纷纷前来投靠。这批人的到来也恰好满足了杨的需要，因为这时来新的滇人中很多上过新式军校，懂军事，可以帮助杨控制军队，稳定局面。杨增新对这批同乡一概接纳，并“分任要职”，作为“心腹股肱”[2]，其中杨飞霞被派至伊犁，后继广福为伊犁镇守使;牛时为该署参谋长，帮助杨坐镇伊犁，稳定西面；张鸣远为警察厅长，邬铭魁为电报局长，夏鼎、李寅分任他的卫队营长，助其控制迪化；马福兴被委派为喀什提督，坐镇喀什。在夏鼎、李寅事件后，杨增新将“云南陆军学堂学生在新疆军界服务者，先后资遣回籍者70多人”。[3]可见此时云南人在军界服务者极多。这批滇人也的确为杨稳定统治立下汗马功劳，如杨飞霞成功地帮助杨增新收拾了1913年因杀革命党人冯特民等人引发的动荡局而，
在以后处理俄哈窜逃事件及白俄军窜扰事件中也立功不小。其他人为其巩固统治也出力不少。杨增新需要这批懂军事的乡人帮助其掌握军队，控制局面，稳定统治，这批滇人也把依附杨增新作为进身之阶，双方各取所需，结果就表现为杨增新统治新疆前期重用云南乡人。
杨增新弃用滇人的转折点是在夏鼎、李寅事件后。洪宪帝制时，杨增新曾赞同帝制。护国运动从云南兴起，以夏鼎、李寅为首的滇人曾劝杨反袁，无效后曾密谋倒杨，被另一滇人张成镰告密。杨不动声色，在1916年借元宵节饮宴机会，席间砍杀夏鼎、李寅，并查处了参与这一计划的军政人员，发誓从此“不用滇人”[4]。此后，滇人被大批遣回，留下的也不再受重用，其他省籍人士被较多任用，而陕甘籍则占有一定的优势。
从表面上看，以夏鼎、李寅为首的滇人对杨的背叛，伤了乡谊，使杨增新从此“不用滇人”。但如果联系当时的环境来分析，也许会发现更深层的原因。夏、李事件发生于1916年，此时杨的统治已趋稳固。杨增新通过分化伊犁革命势力，重金诱其东归，胁迫去职，及暗杀等手段，不到两年时间，控制了伊犁方面。对于哈密铁木耳农民起义，通过欺骗手段将其收编，后又枪杀了铁木耳，哈密的农民起义也被平息下去。对于天山南北的哥老会，杨更是深恶痛绝。他上台后不久，就下令将哥老会“即行严拿惩办……勿得稍存姑息”。[5]通过残酷镇压“至民国成立三年，新疆共枪决会党二百人以上，哥老会势力至民国四年已冰消瓦解”。[6]在其巩固统治时，需要借助军事手段和军事人才，当统治已确立后，这些人还需要吗？更重要的是，由于统治的稳固，杨开始了政策的转变，即开始实行“弱兵政策”和“废武用文”。
杨实施“弱兵政策”也有其道理：一、他认为新疆治安不是用兵所能维持的。“用兵对外国，无论怎样也抵不住英、俄的坚甲利兵；用兵对地方，如果地方民族都反了，……就是几十万大军也无济于事，所以新疆的治安必须从政治人手”。[7]因而没有必要保留大量军队。二、新疆的财政难以负担庞大的军费。他曾算过一笔账，“每兵月饷四两二钱，加上服装、食粮、医药各费，每兵岁费六十两。新疆的赋税收人，岁仅三百二十余万两”。[8]如此财力的确难以承担庞大的军费。三、也许是最重要的。杨希望部下俯首帖耳，新疆人“浑噩常为太古民”，不希望部下尤其是军人关心政治。“武人干政”为历代统治者所痛恨，杨也不例外。而他的云南同乡不少是从新式军校毕业，思想较新，对政治也较感兴趣，夏鼎，李寅要求杨参加护国运动即是一例。这些都是和杨的统治思想不相容的，势必会对其统治构成潜在威胁。杨增新在统治稳固下来以后，必然要采取措施进行处理，只不过他需要找个借口来处理这批曾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现已不再需要的同乡，而夏鼎、李寅事件适逢其会。
夏鼎、李寅等人的谋叛可能伤及乡谊，但更为可能的是杨增新借机将这批对其统治有潜在威胁的乡人打发走，以实现其政策的转变，即开始实行“弱兵政策”和“废武用文”。杨增新在这以后不断裁兵，“在北洋军阀混战时期，新疆是拥兵最少的一省。1920年全疆兵员不过一万几千名。……到1927年实际兵员已不足一万人了”。[9]军队的装备也是落后不堪。杨用人也转向用文人为主，他认为，“假文官以政权，不得其人，其更调也尚易；假武官以兵权，不得其人其裁抑也最难”。[10]他在统治稳定下来之后不再将兵权轻易授人，高级军官也用文人，且不时调换。由此可见，夏鼎、李寅事件不仅是杨增新弃乡人不用的转折，更是实施其统治政策的调整，用人方向转变，是他“废武用文”，“弱兵政策”实施的开始。这一事件后，杨用人则各地兼有，但陕、甘人占重要比例，尤其是他在任甘肃时的旧识，如张鉴为塔城道尹，鄂英从军官而升任阿克苏道尹进而调任喀什师长，金树仁先后四任县长后又被委任为民政厅长要职。甘肃人士在杨政权中后期，的确有很大权势。杨增新被刺后，金树仁能掌握新疆大权，跟握有实权的甘肃籍人士支持有很大关系。但总的来说，文人在杨的政权中地位重要是不争的事实。
杨统治晚期，用人有新的变化。由于新疆教育基础薄弱，杨本人又不重视教育，导致新疆人才缺乏，吏治人才更是不足。吏才不足，吏治亦差，必然激化社会矛盾。杨统治后期，社会矛盾已经很深。地方官吏、乡约、头目的虐民之政引起了农民的反感，纷纷上控官吏，这种上控对地方官吏、封建头目都是警告。[11]杨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曾通告部下“为官者既不爱民，为民者自必仇官……改良政治，以顺民情，庶几消患未萌”[12]，希望官员收敛一些。当时许多在新疆做官的人以升官发财为目的，杨增新当然知道“千里做官只为财”这句话，加上吏治人才本来就不足，在此情况下，整顿吏治太难，杨增新对此也很无奈。他对内地分派来新疆的人又不放心，所以他开始准备培养忠于自己的本地人。1920年创办了一所蒙哈学校招收蒙哈上层子弟，授以汉文汉语和一般知识，准备造就一批忠于自己政权的蒙哈干部。1923年创办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时，他的代表刘文龙曾察承杨的旨意对法政学校的学生说“你们都是本地人，将来毕业后，都有做县长的资格，你们要好好读书”。[13]这个学校除了培养对苏外交人才之外，还有“以本地人才治本省之事业”、“不致借材异地”[14]的目的。杨对这一学校非常重视，不仅免收学费、膳宿费、书籍文具费，每月另发二十两省票为津贴。
应该说，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杨用人时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如果说杨增新用人中客观上具有一定地域性特征，是可以的。如果说杨增新用人以地域为取舍标准，则很难成立。杨前期虽多用云南同乡，但用完即弃，后期虽多用陕、甘籍人士，其它省籍人士也同样受任用。他自己也曾说过他是“用人不分珍域”[15]。随着时间的推移，杨开始有培养忠于自己政权本地人来替代外来人的尝试，可惜这一设想在其被刺前未能实现。
二、知人之术
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其统治稳定与否，跟其所任用的官吏有很大关系。因此，“知人善任”对统治者来说，应是非常重要的。杨增新统治新疆达17年，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这方面做的也不错，一般人容易注意杨增新用人具有地域性这一表象，却往往忽视其知人而用的一面。古人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杨增新是具备这种知人之智的，其了解部下的方式也多种多样。
其一、通过放在身边工作来观察。杨统治时期，在省公署内任职的人，容易受到杨的提拔任用。这固然有培植亲信，使人亲向的用意；另一方面，在其身边工作过的人，他能观察其才品，知其底细，任用也较放心，所以任用较多。而外面的人由于不知深浅，故任用也较少。在这种情况下，在省公署各厅、处任职的人纷纷想到省署内任职，以期被杨赏识、提拔和任用。民国五年（1916年）杨增新呈请在省署内成立政治研究所，造就县知事人才，也应有就近观察之意。新疆著名外交人才牟维撞就是在此被杨发现而任用的。
其二、通过考察别人的学习来观察人。他在设立政治研究所的呈文中说：“所纳各员，即由增新饬自行研究……考察各项功课，并於月底考试一次，将平时成绩与临时实验合计，平均以等第之优劣”[16]。他在设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后，不时抽验学生的试卷。据刘德恩回忆，“抽验的是国文，他（杨增新）不只一次地调阅国文试卷”。[17]杨本人颇有旧学根基，他正是通过看学生的试卷来了解政治态度和才品，做到心中有数。
其三、杨增新还会利用“麻衣相法”这样的迷信方法来观察了解人。据刘德恩回忆，在首届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最后一年，杨曾在督署二堂召见学生，让学生填写姓名、年龄、籍贯的表格，然后按名单提问。事后得知杨精通“麻衣相法”能从人的相貌、眼神、字体中判断人的智愚贤劣。通过相面来判断人，能否有效，不得而知，但可以看出，杨了解人的手段是很多的。而且他也不会仅仅只给学生相面，对于其他被其任用的人，是否也会运用这一方法加以考察，从常理上说应该是完全可能的。
其四、杨增新了解部下最重要的方式是通过在各地安插大量耳目，收集情报，根据这些情报来了解部下的所作所为。包尔汗回忆中说，“杨在各地布置的眼线相当多，而且每当官吏和绅耆进省，杨都分别接见，有时屏退左右，了解地方情况，因而十余年来，他虽足不出省，地方官的言行和地方情况大体上他能了解。乌鲁木齐的天主教神甫说‘哈密的一只臭虫发烧，杨将军都会知道’。[18]可以看出，杨是很花了一番工夫去了解属下的，其了解也是相当透彻的。这种了解他也曾显露出来过。杨增新曾说：“吾之僚友，各有所好，今有十多告于大家，民政厅长易抱一好弄麻雀，赌瘾多；财政厅长潘震好施舍，
慈悲多；建设厅长阎毓善无病呻吟，诗词多；教育厅长刘文龙惟利是图，生意多；参赞汪步瑞东涂西抹，书画多；师长蒋松林出身行伍，经验多；外交员樊耀南，礼节多；伊犁镇守使杨太虚喜禅悦，经卷多；喀什提督马福兴好渔色，姬妾多；我的案犊多”。[19]杨在了解部下的嗜好时也会了解他们的才能。
说到杨增新用人，一般容易想到他用人的地域色彩。殊不知杨在平时既通过多渠道了解部下，用人也基本做到知人而任。虽不能保证官吏政绩卓著，但起码可以保证官吏不能超出他的控制范围，给他的统治带来巨大损失，这也许是他能控制新疆17年的原因之一。况且，他所用的官吏，也不乏政绩特出者，如莎车县令刘人倓在任时开荒垦渠，其成绩“在新疆水利上，堪与松筠、林则徐齐名”[20]。还有其他一些人，在任时也颇有政绩。
三、用人标准
杨增新把新疆作为自己的独立王国，为维护其统治，其在用人方面会显示出一些标准。其首要标准是“听话”，最好能惟命是从。“李溶、刘文龙、阎毓善所以能充任迪化道尹、教育厅长以至几乎终身制的建设厅长，原因就在于此”。[21]知道他这一特点而爬上塔城道尹的李踵麟曾说：“杨将军喜欢愚憨，不修边幅，不逞能，不自作主张的人”。[22]杨喜欢用这类人，因为这类人一般不会背叛他，也不会对其统治构成威胁。对于受过新思想熏陶的人，杨是不欢迎甚至还是反感的。从内地分派来新疆的年青人，即使精明强干，他一般也不用或少用，像陶明樾、陈德立、张馨、王膺禄、涂贡球等人，最高只能任县知事或一些有职无权的职务。杨认为这些人一般不大听话，对其统治会有潜在威胁。
其次，对属下的操守要求。杨作为从旧社会中出来的官吏，对传统的伦理道德还是比较看重的。他曾说：“用人先观其德，无德之人，虽有才亦不可轻用；小用则小害，大用则大害。用之易，去之难”。[23]他所说的“德’，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是对其个人的忠诚；二是具有良好的封建道德修养。具备这两点，是能够被他长期信任重用的，如财政厅长潘震、建设厅长阎毓善就是此类人。但这样的人毕竟太少。况且新疆吏治人才本来就缺乏，不少人只是以升官发财为目的，很难谈得上作官的操守，对此杨增新也知道。一般来说，属下只要不是太过分，民愤不是太大，他一般也是容忍的，而他任用的县知事，很多就是后一类人。
再次，对属下的才干要求。杨本人颇有旧学根底，权谋之术也相当高明，他也很自负，常自诩“塞上风云一肩挑”。因此，对部下一般要求能俯首帖耳，领会其意图，执行其意旨即可。除了特殊领域的人才，如外交方面等，对部下才干一般不作过高要求，而且在当时新疆人才缺乏的情况下，也难以作过高要求。但维护统治毕竟需要人才，他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对于才干突出者，在必要时他也任用，但一般不允许其超出自己控制范围，更不允许其借机扩张势力，如张键在防守察汗通古、解决塔城白俄窜扰事件时，处理就显得非常得当。但杨增新仍然亲自遥控指挥，事件处理后不久，即调回张键。由此可以看出，杨虽一定程度上使用人才，但非常害怕人才会危及其统治，所以其用人奴才成分要大于人才成分。
对部下的学问要求。杨本人有一定的旧学造诣，在其统治稳固后，他所任用的官员和自己的幕僚也多是文人，或是文官考试分发来新疆，或是北京俄文专修馆毕业来新疆的，或是在省署任职被其赏识的，或是被留用的旧官僚，一般来说，都有一定的新学或旧学基础。新疆总体上教育文化落后，杨本人及其属下却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这样以智驾愚，统治也相对容易。这也许是他能统治新疆17年的另一重要原因。
四、驾驭之法
杨增新驾驭部下的手法并没有超出权谋之术范围，他自己也喜欢用“羁糜”、“牵制”这类字眼来表达治新之术。其晚年说，“（他）所以能措新疆于一时之安，都是从这四个字得来的”。[24]他是用什么方式来控制部下的呢？
首先，用封建道德约束部下。杨主政期间，在迪化兴建上帝庙，宣扬“敬天尊孔为一途”，并将孔子的牌位移至上帝庙，使上帝庙和文庙结为一体。每年二、八月丁祭日，举行祭祀仪式，武官祭关庙，文官祭孔庙，学生也要列队前往孔庙致祭。每当以要职任命文武官吏时，也命他们人庙宣誓。杨的这一套目的是使“人人畏上帝之威，人人尊孔子之教，改过迁善，自然恶人少而善人多，乱日少而治日多矣”。[25]希望靠这种传统道德和礼教来挽回世道人心，敦促部下奉公守法。
其次，用利禄笼络部下。新疆吏才不足，整顿吏治也较难。对于新疆吏治，杨增新自己也说“今新疆知事在任者，多搜刮民财；离任者，多亏空公款”。[26]面对这种情况，他除了表示愤慨外，也无力整顿，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局面就是他自己造成的，是他笼络部下的一种手段。据刘德贺回忆，“当时县有大小，肥瘦也不同，但杨却有一本账，一任县长最低限度能搞多少，杨是心中有数的，所以当时武官吃空额，文官贪赃，是公开的也是默许的。（杨）甚至以县长位置作为酬劳，如武职人员得了什么功，他即委为县长，大功委大县，小功委小县。”[27]他用纵容部下贪赃的手法来换取他们的忠心。当然，如果部下虐民太盛，危及其统治，也是他不允许的。他也知道，要维持长久统治，必须要控制对百姓的剥削，因而在其上任之初，对吏治也有一番整顿，枪决了亏空公款的迪化县知事谢维兴和贱买民粮高价出售的伊宁县知事廖焱，这也是给官吏一个预先警告，但到其统治稳固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整顿吏治的举措了。总的来说，他是把利禄作为控制部下的一种手段。对于重要人物，有时直接予以巨金换取其忠心，如杨增新对樊耀南，曾先后数次拨出金钱帮其还债、助其子上学以及安置家事，以获取樊的支持和忠心。杨还经常鼓励部下在作官之外兼营农商副业。当时在新疆的高官，大多数都有产业（如刘文龙，业务还很大），这些人对促成他们有此收获的杨增新感戴不已，希望能保持这一局面，对于杨增新也就俯首帖耳，忠心耿耿。
再次，惩治杀戮。杨增新对待属下一般较宽容，但对于那些民愤极大者、及对其统治将构成不利“有害于政”者，他也予以杀戮，毫不留情，而且手段相当高明。他曾说过，“善为政者，固然要戒残去杀，但是不能姑息养奸”。[28]马福兴在喀什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直至有取杨而代之的举动，杨增新升其官，彰其恶，出其不意派人擒而杀之；夏鼎、李寅更是在宴席上就人头落地了。经常和他谈论古籍的桂芬曾经说过，杨将军一向平易近人，但是在消除异己时是毫不手软的。可见，他运用杀戮这一手段对付对其统治构成威胁者，并以警告其他人。
杨增新驾驭部下另一方法就是互相牵制。新疆民族众多，民族关系复杂，官场上也帮派众多，杨也有意利用这一现状，让各帮派、各民族互相牵制，互不依附，他自己居中调和，控制局面。“在夏鼎、李寅事件后，不用云南人，对其他帮派也是交替使用，不让哪一帮派久居要津或掌握重权”。[29]陕、甘籍人士在其政权中虽有一定的优势，但两湖籍人士刘文龙、易抱一在杨政权中地位也是很高的，况且如果不通过杨本人，任何人也不能援引同乡，作为奥援。以杨增新的精明干练，也不可能让任何一个乡土派别在其政权中独大，从而威胁其统治。而对于新疆的多民族聚居的现状，杨认为“新疆客强主弱，内地人民旅新者，各分帮口，争执意见，此帮势力盛则欲加害于彼帮，彼帮之势力盛则欲加害于此帮，该各帮之人军队中尤居多数非有回兵不足以牵制……新疆有蒙、哈、回、缠，俄国亦有蒙、哈、回、缠。以俄蒙勾结华蒙，则科、阿不靖矣；以俄缠勾结华缠，则南疆民多人俄籍矣；回民善战，为土匪用，不过为害于新疆，为外人用必至为害于全国……惟练以兵，可以激发其爱国热忱，免致生心外向……缠民与回民言语殊而宗教同，缠民之顺逆恒视回民为转移，今为招练回兵，可以羁糜回民，既可以羁糜缠民，回缠就范，少数之游民亦遽然不敢蠢动”。[30]可见对待民族关系，杨是利用招募回民为兵的办法来牵制回族，并利用牵制回族来牵制缠（维吾尔）、蒙、哈各族。各少数民族被牵制后，汉族的“少数游民”也不敢“蠢动”。他就是利用这种复杂的民族关系互相牵制，他自己从中操纵控制大局。
杨增新驾驭部下的方法大致可归纳为上述几个方面。但杨对于这些控制手法的具体运用，要比其他官吏高明。
五、政治理念与实施环境
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采取什么样的统治方式，用什么样的人，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跟其政治理念有密切关系。杨增新将新疆作为他的独立王国，其治新是以“小国寡民”为理想，基本策略为“不尚贤，使民不争”，反对开通民智，拒绝开放。他所喜欢的那副对联可以说明其愿望，“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庭有桃源胜境，扭率南回北准，浑噩长为太古民。”为实现这种政治理想和维护其统治，采取的愚民政策和用人措施，从长远来说会弱国弱民，在近代这样一个彼此交往日益频繁的社会，本来是很难行得通的。因为“小国寡民”、“无为而治”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封闭，不主动与外界打交道，也不愿外界进人，因为和外界接触一多，外部新事物的进人必然会导致“无为而治”站不住脚。由于当时新疆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为杨增新提供了一个实施机会。
杨增新统治期间，欧美列强国家忙于“一战”及战后恢复，无力对新疆实行进一步的侵略。苏（俄）十月革命后，采取和平的外交政策，对新疆暂时也没有直接威胁。同时期，国内各派军阀争权夺利忙于内战，无力顾及新疆，且杨增新对当时中央政权采取“认庙不认神”的策略，无论谁主管中央政权，他都保持名义上的归顺，这样中央政权无力同时也没有理由去触动他在新疆的统治。加上新疆由于路途遥远，长期与内地隔绝，本身就比较封闭落后，这样杨增新就有机会实施其抱负。而杨增新在其统治期间，也对新生事物尤其是新思想传人新疆的防范很严。但随着形势的变化，这种与世隔绝越来越难以站住脚。国外他需要更多的与苏联交往；国内，随着国民革命的兴起，特别是随着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对新疆也越来越关注。他被迫与外界打更多的交道，这种与外界接触机会的增多，会动摇新疆成为“太古民”的基础，对其统治造成影响。而他手下具备新思想的人对杨的封闭落后和愚民自守也越来越难以容忍，但杨增新对新疆的控制实在太严，最后这种矛盾是通过恐怖方式来解决的，即杨增新被属下樊耀南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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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潘祖焕：杨增新治新种种[A].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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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刘德恩：。略述新疆省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A].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会。新疆文史资料（第三辑） [M].乌鲁木齐，1979
[18] 包尔汗。新疆五十年〔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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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金树仁：新疆省政府主席蒙自杨公行状「A].新疆简史（第3册）[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第17页；
[22] 包尔汗：新疆五十年[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第88页；
[23]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卷一二）[M].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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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杨增新：补过斋日记（卷七）[M].第10页；
[26] 杨增新：呈整顿新疆吏治情形文[A].补过斋文犊（甲集上）[M]
[27] 刘德贺：杨增新政府拾零[A].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会。新疆文史资料（第三辑）CM].乌鲁木齐，1979
[28] 包尔汗：新疆五十年[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第73页；
[29] 包尔汗：新疆五十年[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第85页；
[30] 杨增新：呈明新疆召用回队理由文[A].补过斋文犊（甲集上）[M].
原载《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