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主编秦俊、副主编李学峰的《南阳会战——中国对日最后一战》一书问世了。
2017年4月26日人民网历史频道报导了一则新闻：
“近日，全国劳动模范、国家一级作家、文化学者、南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秦俊受邀在北京大学举行专题讲座，题目为‘黎明前的曙光，抗日战争最后一战——南阳会战’。秦俊在现场为学生们一一解答，展示‘南阳会战’的详细进程和中国军队英勇抗击日军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收到北大学子的热烈反响。”
这本22万7千字的纪实，仅仅出版一年的光景就引起社会各方关注，令笔者十分感慨。该书难能可贵的是编者对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在14年抗战中，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共进行了22次会战，其中“豫西鄂北会战”，在不同的战史记载中，分别被称“豫西鄂北会战”、“鄂西会战”、“荆江两岸战斗”、“老河口会战”、“西峡口战役”和“南阳会战”。
主编秦俊多方考证，以难以辩驳事实，确认了“南阳会战”之说。
早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大公网8月31日（记者马浩亮）报导了：“河南省地方史志协会副会长秦俊接受大公报专访时指出，南阳会战才是抗战结束前中日双方最后一次会战。直到日本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又过了4天，日军才于19日放下武器并于20日投降。”
2016年《南阳会战——中国对日最后一战》的出版，以翔实史料彰显了中国军队在南阳民众、民团的全力支持与配合下，坚守南阳每一寸土地，致使日寇陷入南阳会战的多次战役近5个月之久，彻底粉碎了日军打通豫陕公路，进逼西安，威胁重庆的梦想，坚持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最后一刻的辉煌史实。
同时，又从多个角度和交战双方的历史档案印证：
“南阳会战，就时间来讲，是所有会战中最长的一次。而战争之激烈，也是史所罕见。大家都知道，在战场上，日军是从不遗尸的，而这一次不仅遗，还多次遗。起初，尚把死者斩下一肢，带回国交给死者亲属。到后来，连一肢也顾不得斩了，‘只能取一拇指充数’。再到后来连伤兵也不顾了，因害怕伤兵们做中国俘虏，败退时，将一些伤兵集中一地烧死。而且，日本是一个不肯轻言失败、谎言随处可见的民族，连举世公认的台儿庄大捷，他们败得那么惨，还不肯言输，反说成战略收缩。但在八年抗战中，有一场战争日本承认他输了，这就是南阳会战。”
一、全方位再现中国对日最后一战——南阳会战的史实
全书首先从战略的视角探讨南阳会战的史实。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一时夺取了南中国海、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和制空权。但是，随着日军中途岛战役的惨败，海空军均遭重创，失去了战略的主动权，日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调整，即决心从同美军进行的消耗战中撤出来，建立“绝对国防圈”，造成不败的战略态势。1943年夏秋间，日寇把视线重点转向中国，筹划大陆交通线战役。
然而，1944年3月，阿德米勒提群岛被美军占领后，日本在东南方面的国防圈的前卫线完全崩溃。这时，穷凶极恶的日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制定、实施“一号作战”。即从1944年4月中旬开始，在8个月内以“打通平汉线”、“打通粤汉线”、“打通湘桂线”为目标，完成豫湘桂作战。日军长驱2000多公里，侵占了河南、湖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的一部分，但日军的作战目标，并没有真正实现，既没有能阻挡住中、美空军对日本本土的空袭，更没有能摧毁中国政府的抗战意志。另外，战线的拉长，使得兵力原本不足的日军更是雪上加霜。“一号作战”还有一个日军意想不到的结果，1944年5月，京汉线北段以东地区的一些地区被八路军收复，日寇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难以自拔。
1944年下半年，在中、美空军的攻击下，日军后勤设施及补给线基本陷入瘫痪。故而，1944年12月，日军制定了夺取我湖北老河口的计划被称为“门号作战计划”。
为了实施“门号作战计划”，1945年1月19日，日军第十二军团参谋长中山源夫提出“利用当面中国军队第一、第五战区衔接处的弱点，进行贯穿突破，为此选择从容易机动的南阳平地向西作战。”1945年3月25日，三路日军对南阳城形成三面包围，拉开了“浴血南阳城”的铁血保卫战的序幕。
随着3月26日至4月1月，日军攻打南阳城的惨败，又提出“万寿节进攻计划”，作为挽回败局的“强心针”，遂决定以4月29日万寿节为期，夺取通向老河口的西峡口。这就决定了日寇在西峡口之役的彻底失败的命运。正如，南阳会战的直接参与者黄润生撰文宣称：“西峡口战役是会战（豫西鄂北会战）中最激烈的一场战役，也是身为中国军人最值得骄傲的一仗。”
交战双方参战部队：日军为第十二军，军团团长鹰森孝中将，投入兵力7万余人；中国军队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上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歭上将，共投入兵力14.8万人。
历时近五个月的南阳会战究竟打了多少次战役，据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口述、黄润生笔录的史料“一、豫西鄂北会战西峡口之役——军民合作、捍卫宛西”一节记录：“此期间敌我经多次苦战恶斗，我爱国军民牺牲之壮烈，实惊天地而泣鬼神，虽创造34次歼灭战的战绩，但每念及为国捐躯的诸先烈，令人凄然泪下。”
《南阳会战——中国对日最后一战》一书，着重记述了西峡口战役中的四次大战：
（一）重阳店之战（4月1日—4月7日）：中、日激战七日夜，最后我军力保奎门关，前后歼灭日军110师团以下官兵4000余人。此歼敌数字，被日军防卫厅战史室编辑的《日军在华作战纪要》一书收录。
日军在华作战记录中是这样写的：“4月1日开始进攻的步兵第139联队，未达到预定的目的地—西坪镇，并抑制住急躁的心情，在重阳店—桐树营之线停止了进击，假设遽尔急进追击至西坪镇的话，则非但步兵139联队要全军覆没，即整个110师团，亦恐难逃悉数被歼的命运。”上述这一段记载，是所有日军战史中未说过的话。
（二）豆腐店之战（5月3日—5月7日）：我方作战之主力部队乃第85军之110师，该师师长是廖运周，以作战勇敢而著称，双方经过六日之激战，日大队长稻垣少佐负重伤，两位中队长阵亡，丢下大批死尸及武器逃往霸王寨……我方清扫战场时，发现敌人弃尸1130具、死马289匹、山炮3门、重机枪3挺、步枪173支、骡马41匹。
（三）大横岭之战（5月6日—5月9日）：我方作战之主力部队为第9军之28师。事后，第28师师长王应尊撰文回忆当时作战的情况：“我军在空军炮火的协助下，官兵奋勇前进，不顾牺牲，猛冲猛打，迫使敌人节节后退……（日军）阵地上死尸遍野，森林中吊死多人，遗弃的马匹枪支弹药及衣服，不计其数。
这次战役歼灭日军1000余人，而我们也付出了很大代价，阵亡营长2人，重伤副团长1人，伤亡连排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
1945年5月11日，重庆《大公报》头版新闻刊登：“五月十日。豫西西峡口大捷，大横岭钓丝岩日军集体自杀。”
由于这次战斗打得日军落花流水，迫使西峡口日军后撤，不得不改攻势为守势，形成敌我在西峡口对峙的态势，一直维持到抗战的最后胜利。
（四）马头寨（钵卷山）之战（4月14日—5月18日）：此役，日军的战史是这样记载的：“我军虽一再实行夜袭，但徒劳无功……山眼井（即马头寨）难道无法攻克吗？一语，遂成官兵的暗语，亦成为痛苦的代名词。”4月27日，139联队之第一、三两大队在十五榴弹炮掩护下猛攻马头寨，但遭中方手榴弹攻击，伤亡甚多，仍未攻下。到5月增援兵力，复行攻击，仍未能攻下。
这四次大战乃西峡口之役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台湾1978年出版的《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一书记述，南阳会战的这四次大战，毙伤日军达15000人。
该书在第九章“互有攻守，双方僵持”中，以“中、日双方作战部署的调整”一节，详述了在中国抗日战争最后时刻——南阳会战的西峡口之役决战前夜，双方剑拔弩张、血战到底的决战态势：
“7月2日晚，第31集团军接到胡宗南电令：‘对当前之敌暂行停止攻击，详侦敌之主力及其工事程度，另定方案调整部署，准备尔后攻势。’至4日，第31集团军第一线部队，在纸坊、沾山寨、皂角村……1224高地、东西台子之线，与敌对歭中。
11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根据战争状况，对淅川、西峡口方面部署调整如下（从略）
12日，第31集团军总部即遵照上项命令，对所属各军指示如下（从略）
各部队统限于7月18日以前交接完毕。
日军自4月底到5月中旬所实施的突进作战，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而且遭到惨败，不得不放弃进攻，重新进行作战部署（从略）
到6月上旬，日军完成了预期的准备态势。
自7月18日起，敌虽几次进犯，均被我军击败，双方在西峡口形成対歭态势。”
然而，这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最后一战的胜利，却是悄然地几乎是不为人知，似乎淹没在人们为庆祝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之中：
“8月15日之前，被国军和地方民团分割包围在西坪至西峡口一带的日军，因通讯信号中断，他们之间也无法联系，故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盘踞在马鞍桥等地的日军并不知道，他们依然于每晚10点，向我阵地射击半个钟头，我方亦回射半个钟头，直到1945年8月19日上午，日军在宛西民团司令刘顾三的敦促下，才向没有接到投降命令的日军作了传达，日军这才正式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谁又会想到，历时近5个月的“南阳会战——中国对日最后一战”的胜利，是由一个平凡的20岁的中国通讯兵上尉、驻淅川战场观察员吴凯宣布的：
“1945年8月20日下午，吴凯奉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命令，代表中方接受日军第12军110师团第3联队队长吉松大佐的投降。
1945年8月24日下午9点，日军第12军110师团第3联队队长吉田大佐率领一些日军军官，站在日军司令部（设在西峡口马王庙街，今为“别公酒店”）门口，等待中国代表前来受降。
吴凯一行到达后，吉松等人立即行礼。吉松说：‘败将吉松向中国军方代表报告：日本皇军第110师团木村经广中将，命令我在此负责终止战争的一切事宜，请贵军代表发布命令，我的执行照办。’说罢，从腰间取下佩刀，低着头，双手递向吴凯。接着宛西民团司令刘顾三宣布：‘请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代表吴凯队长，向日军代表吉田联队长宣布受降命令。’
吴凯说：‘我命令西峡口、淅川两地日军，迅速向西峡口镇集中。在部队集中待降期间，日方必须保管好枪械、弹药及一切军用物资，不准隐藏、不准销毁，等待接收。日方必须服从中国军队的一切命令，不得与我方发生任何冲突与摩擦。此令！’”
败将吉松投降后，为了最后一点可悲的尊严，8月25日清晨6时，4000余名日军在西峡城南门外的一块空地上整装列队，举行焚烧军旗仪式。
在军旗燃烧起火的瞬间，4000多名日军一齐哇的大哭起来，如丧考妣。
焚烧军旗、遥拜天皇仪式完毕后，4000多名日军带着几十箱日军的骨灰和骨指当即离开西峡口，北上洛阳，落败而走！
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西线战事，在南阳会战的西峡口之役中，最终落下了彻底失败的帷幕。
二、国共合作共赴国难
南阳会战中的游击队、民众、民团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为国共合作抗日发表宣言。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这个宣言，标志着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编者在第十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活动”中，重点记述了1937年10月，中共南阳特别支部委员会建立，郭以青任书记，袁宝华、葛季武为委员。郭以青、袁宝华按照上级党组织“联合一切抗日力量，掀起抗日救亡高潮”的指示精神，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宣传，组建话剧团、创办“老百姓社”、组建“读书会”、组织青年到前线……并依托平津同学会成立了宛属平津同学会以及多个分会。在同学会的影响支持下，南阳妇女抗敌后援会、方城县抗敌救亡宣传团、镇平青年救国团等相继成立，仅内乡县建立的抗日救亡团体就达14个。在南阳特别支部委员会的组织和影响下，南阳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开展的如火如荼。
1945年，新四军5师组织领导的南阳抗日自卫纵队以及下辖的9个支队，在西始于白河、东到唐河，南起桐河镇、北迄平高台方圆百里范围内，纵横驰骋，进行游击作战。譬如，“大石桥伏击战”炸毁日军3辆汽车，摧毁3车炮弹，而自卫队没有一个伤亡。再如在“刘寺突围战”中，自卫队总结出游击战的经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机动灵活，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致使小股日军不敢在刘寺一带活动。
同时，受共产党派遣的许子和等，成立了宛南抗日游击队，许子和任大队长，率领游击队，1945年农历3月3日，在玉皇庙和日军遭遇，许子和一马当先，奋力迎战，包括指挥官川口左志在内的31名日本官兵全部被击毙。许子和壮烈牺牲。当时西安有报纸报导：“豫宛玉皇庙之役获大捷，游击队长许子和率众浴血奋战，歼敌寇30余人。”重庆有报刊登：“民族英雄许子和英勇奋战……壮烈殉国。”
镇平、方城沦陷后，中共地下党组织起十几支抗日武装，神出鬼没地和日寇周旋，游击队员利用地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打得敌人摸不着头脑，不敢贸然行动。游击队员们炸桥梁、割电线、埋地雷……瘫痪日寇通讯、中断日寇物资运输、伏击消灭小股日军。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扰乱敌营，杀伤日寇、铲除汉奸，频频得手，使日军防不胜防，给敌人很大打击。
方城沦陷后，中共地下党在方城、舞阳、叶县三县交界处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在毗邻冶平的梁城建立了中共梁城支部。不久，梁城、冶平的一些地区成了新四军的友军区。
该书第三章第六节“浴血南阳城”中，浓墨叙述了我68军第143师师长黄樵松（河南尉氏县人），带领全师3000余人，仅以老河口屏障为防线孤军守卫南阳城，拉开了众寡悬殊的“浴血南阳城的”的战幕：
1945年3月21日，驻鲁山的日本第12军110师团（师团长木村经广），奉日军第12军司令官、驻豫日军最高指挥官内山英太郎中将的命令，率兵南侵南阳。
按照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歭的要求，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命令黄樵松：“你师必须死守南阳城，以保障第五战区长官部老河口的安全！”黄樵松深知这一道命令的分量，南阳城为战略要冲，日军来势汹汹，志在必得。城东、北、南三个方向无险可守还在其次，国民党各军按计划向南向西撤退后，守军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大敌当前，黄樵松别无选择，决心与南阳城共存亡。回到南阳城后，他首先将城内居民全部转移到城外安全地带。又令工兵部队构筑工事，并在城关埋设大量地雷。紧接着，他命师部副官处长张世发派人赶做一口棺材，放在师部大门口。黄樵松挥笔写上“黄樵松之灵枢”6个大字，官兵见此，莫不抱定血战到底的决心。
又据（台北）河南西峡口军民抗战实录编辑委员会编：《河南西峡口军民抗战实录》一书记载：
“3月25日，日军三路大军兵临南阳城下，在坦克导引下从四方八面攻城。日军以两个师团以及吉武支队，在飞机的大力配合下猛攻两天，未能突破城防。
黄樵松誓把南阳城变“斯大林格勒”，与日军血战到底。战斗打响后，黄率部顽强抵御……
连续打退敌人四次进攻，东关、北关的守军与日军展开了巷战。守卫马武冢、卧龙岗、元妙观的429团三个排，在战斗中歼敌近千人，直到弹尽援绝，全部壮烈殉国。”
《南阳会战——中国对日最后一战》的第三章第六节“浴血南阳城”中记述：
1945年3月29日，负责防守卧龙岗的是第429团第二营第二连一排。排长赵新芳带领的30多名战士进驻卧龙岗武侯祠，与日寇激战中赵新芳不幸壮烈牺牲。我方守军虽失去指挥，伤亡惨重，但仍坚守阵地，无一退缩。全排仅剩4、5名士兵，其余全部壮烈殉国。
3月30日拂晓，日本飞机向南阳城投下炸弹，日军对南阳城全面发起攻击，野战重炮、迫击炮、重火器也一齐开始射击，还有战车协同作战，企图一举突进城内。特别是朝山街外据点的守军，被5辆坦克包围轰击，排长李德明带领两个班士兵死守阵地，该排大部分士兵以身殉国。黄樵松亲往朝山街督战，团长刘云生率部英勇作战，一连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反击中，仅在马武冢、卧龙岗、玄妙观3个阵地上就歼敌上千。蒋介石电令嘉奖黄樵松。
3月30日下午，黄樵松接到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转来蒋介石电令：“第143师已完成牵制、阻击日军的任务……命令该师迅速撤出城垣。”是日夜，黄带领143师突围。在离开师部时，黄樵松心有不甘的在书有“黄樵松之灵柩”的棺木上提诗一首：“苦战十昼夜，南阳成废墟。始将好头颅，留待最后掷。”
然而，这位1937年任第26路军第27师第79旅旅长黄樵松，率部先后参加了长城抗战、保定会战、娘子关战役、太原保卫战，屡立战功。1938年1月，晋升为27师师长，之后又先后参加了台儿庄会战、徐州守卫战、武汉会战，及豫南战役等。1945年3月，调任第68军第143师师长。只为祖国而战的抗日英雄黄樵松，1948年11月在太原酝酿起义，事泄露后被杀害了。
还有第一战区参战的第85军第110师师长廖运周，这位一九二六年黄埔军校第五期。一九二七年曾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以及第38军新35师师长孔从周（即孔从洲），他们作为抗日战将，在抗战胜利后，按自己的理想与信仰选择了自己要走的道路，率兵起义、加入解放军的行列。
编者在“民团与南阳会战”和“民众对国民党军队的支持及抗日活动”两节中，考证严谨、着墨精炼。原因在于文化学者秦俊，仅从事地方史研究一项，就发表文章近百篇，是南阳地方“宛西自治”研究的一员主将。其中，不仅对宛西诸多的地方组织多有记录，而且对省主席刘茂恩在第一战区率领河南省保安团以及南阳各县民团参战的情况，譬如在“宛西前哨战”之中的“五龙庙坡阻击战”、“激战灌张铺”、“申鱼池遭遇战”等也均有较详尽的记述。
正如，该书转述《淅川县的对日抗战》一书的记载：
从3月底至日本投降，4个多月的时间里，淅川县民团共参加较大战斗9次，与敌人小的接触97次，共击毙日司令官山崖、上尉小西英吉、中尉山本真喜夫、赤藤，少尉京板垒三、河内春芳、冈井义一、津田川崎，中队长矢野清真，伪军上尉参谋孟繁生，翻译梁忠德等11名，击毙敌伪约2250人，击伤日伪官员五十多人，日伪士兵5300人。生俘日军炮手力奎僧、士兵大川吉信、田井古岛和特务队长安里夫（白俄人）等4人。击毁敌装甲车、汽车12辆，缴获日伪军用地图428张、迫击炮4座、炮兵测量镜1架、燃烧弹50箱、手榴弹70枚、枪弹167箱、军马驮骡11头，以及其他军用品多件。
在战斗中全县民团阵亡官员21名、士兵467名，受伤官员48名、士兵1573名；
内乡民团：从1945年3月日军进攻南阳，至8月中旬日军投降，内乡民团与敌人作战50余次，击毙敌军官兵180余名，击伤敌人500余名，俘虏敌官兵20余名，毁坏敌人汽车27辆，获得战利品数百件。
民团方面损失也很重，共计战死官兵154人，负伤615人，损失迫击炮2门、步枪500余支、轻重机枪20余挺。
在“民众对国民党军队的支持及抗日活动”一节中，该书披露了南阳民众为了争取抗战胜利，顷其全力，所作的贡献。1945年4月以后，计供给军粮190余万斤；为了保家卫国，南阳人民提供后勤服务，救护伤员、组织担架队，不惜将自己的子弟送上战场。面对日寇的奸淫烧杀，南阳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直接打击日寇，他们随时随地与小股日寇周旋，围歼日军巡逻、大刘庄歼敌……甚至南阳县姑娘徐二妞，面对欲行不轨的日军，英勇反抗，竟能将日寇活活掐死。体现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传统。
亲临战场指挥战斗的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在书写这次战役时，也不得不叹服“军民合作、捍卫宛西”，称“宛西民性朴实、强悍，爱国情绪激昂，重道义，守信节……”。
如同该书在附录“抗战老兵口述实录”中，记载当时流传在南阳抗日民团及民众中的一首歌：
日本东洋鬼，欺压我中国，
攻北平，占天津，又打我上海。
日本飞机和大砲，到处来轰炸
不分老不分少，见人就屠杀，
房舍全烧光，无处可存身。
同胞们，快起来，都与日本拼……
这就是抗日战争中，朴实的南阳人要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全部的缘由与正义之声。再现了英雄辈出的南阳会战“军民合作、捍卫宛西”的壮烈篇章。
三、第十一受降区：第一战区受降时况
该书在最后一章的第一节“抗战胜利、日军投降”中，再现了第十一受降区：第一战区胡宗南为受降主官，在郑州地区受降的时况（在中国设置的15个受降区，有两个受降区在河南）：
9月22日上午9时，第一战区受降仪式在郑州市长春路（今为二七路）中华圣公会礼堂举行。为了一睹这百年一遇的历史性时刻，各界群众早早聚集在街道两旁观看。礼堂内正面高悬深蓝色的布幔，布幔前竖立着中、美、英、苏四国国旗和领导人画像。礼堂正面挂着孙中山先生半身像，中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分挂两旁。礼堂中间横置一张长桌，上铺雪白的桌布，这是受降席。受降席的对面为投降席。受降席、投降席两旁分布观礼席、部队将领席、来宾席、记者席及仪仗队等。
9月22日8时35分，中国”受降代表进入礼堂，为首的是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紧随其后的有第38集团军总司令范汉杰，河南省政府主席、河南警备总司令刘茂恩，第40军军长马法五，第4集团军总司令裴昌会，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副参谋长李昆岗，新编第96军军长李兴中，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第27军军长谢辅三，第38军军长张耀明，第27军第47师师长李奇亨及刘艺舟、刘锡五、陆福廷等军政要员，大都身着戎装。参加受降仪式的美国代表有包瑞德上校、瑞德上校、威尔逊中校、杜美斯上尉、洛克斯上尉、华虚上尉及其他官员和记者，共计70余人。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上将在受降席中间就座，左为范汉杰中将、刘茂恩中将、马法五中将、右为李昆岗少将、裴昌会中将。翻译李季谷立于胡宗南后面。
8时58分，日军投降代表第12军司令官鹰森孝，参谋长中山源夫，参高拆田，参谋中泽、神木以及翻译官小山田6人到达，在离会场很远的地方就下了车，在中国陆军第1师师长黄正成将军的引导下，一个个低着头进入礼堂。鹰森孝等人进入礼堂后，在受降席前列成一排向受降官敬礼，胡宗南命令他们坐下，鹰森孝坐在受降席中间，右边为参谋长中山源夫少将，参谋神木少佐，左边是高级参谋拆田大佐、参谋中泽少佐，翻译官立于鹰森孝身后。他们坐定后，仪式正式开始。范汉杰宣布新闻记者可以摄影3分钟。这时鹰森孝面容沮丧，额头低垂。新闻记者摄影完毕，鹰森孝站立起来，说：‘本人今日前来拜受命令。’胡宗南说：‘贵官有无证件？’鹰森孝将证件呈给胡宗南。胡宗南检阅后连同《宗字第一号命令》交范汉杰转递鹰森孝。鹰森孝恭恭敬敬地接受并在命令受领证上签字盖章，呈给胡宗南。然后他解下所佩战刀，双手呈上，表示解除了武装。胡宗南说：‘希望贵官切实执行我的命令。’鹰森孝说：‘是。’胡宗南命令日本投降代表退席，鹰森孝等人诚惶诚恐地站起来，集体向胡宗南等人敬礼，然后倒退至门附近，才转身离开礼堂，走向远处停放的车队，上车离去。
受降结束后，胡宗南在礼堂内发表讲话：‘郑州、洛阳、开封、新乡等地日军，从今天起正式接受命令，开始缴械。本战区当前任务得以顺利完成，甚为愉快。’”
之后，胡宗南率全体受降人员走向礼堂外的大操场。这时，在外等候的上万群众一起涌进操场，共同参加了受降后第一个非同寻常的升旗仪式。
升旗仪式结束后，很多群众却久久不愿离开。一直到晚上，整条街上人流如织，鞭炮不绝，欢乐的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四、南阳会战在中国抗战史实中的地位
作家、文化学者秦俊在本书的第三章“日军陷宛城”，以及“南阳会战的制胜原因及历史意义”等章节，以东汉文学家、科学家张衡的《南都赋》为蓝本，“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南阳也！不仅对南阳为荆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重要交汇之地的人文文化有所溢美，而且涉及到南阳地志，“绵三山而带群湖，枕伏牛而登江汉”自古为四方交通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有所解读。
自古以来群雄竟起，为争夺天下，都视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中原（指我国黄河中下游一带）为必争之地。《史记》中记载“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不想二十世纪中叶，中华民族与日本法西斯在中原地带——南阳，进行了一场历时近5个月的极其惨烈的决战，演绎了延续两千年“逐鹿中原”悲壮的历史篇章。
编者在该书的附录三“‘日’落西峡”（选自中共南阳党史研究会编：《河山不容践踏——南阳抗战岁月》，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一节，对《南阳会战——中国对日最后一战》的界定，又从时间概念、战略重要意义，作了横向比较和翔实的论证。
同时，不能忽视的是秦俊以时代和历史的视角，道出了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正面战场的会战中，一个不可预测的巧合，从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宛平县的卢沟桥上，日寇打响了罪恶的第一枪开始，直到1945年8月19日，在南阳的宛西卢沟村的马鞍桥上，以日寇缴枪投降而结束。从北京宛平的卢沟桥到河南宛西的芦沟村马鞍桥，这种历史地缘的巧妙契合，不啻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一个传奇！
回望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半个世纪了。这场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战斗最烈、影响最广和最深的战争，中国作为这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纵观多位二战领袖对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评价：使日本和德国两线进攻最终会师称霸世界的企图破产，使日军进攻苏联的“北进”计划失败，使日军无法派出更多兵力“南进”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有效地制约了日本的侵略步伐。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民族牺牲和重要的历史贡献。
然而，这期间走过这血溅中华的十四年，看似历史的一瞬间，战争的分分秒秒却是以人的生命累计的。至今，南阳会战的回声悠长，经久不息。战争结束四十年后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年参加践踏中国土地、残害中国人民，侥幸生还的日本老兵，来到了这块曾经的死亡战场。不论他们是忏悔当年的罪行，还是难忘他们葬身在这块土地上的战友、亲人，都说明他们也忘不了这场刻骨铭心、生灵涂炭的惨烈一幕。
尽管他们在南阳这片曾经被血肉之躯掩盖的土地上，种上几棵美丽、洁白的樱花，代表了日本人民热爱和平的心意。但是也不能忘记，就在不远的靖国神社里，不是在香烟缭绕中“祭奠”着欠下中国人民血债的法西斯战争贩子、杀人狂魔。
编者秦俊在最后一章“反思历史，面向未来”中，说明战争“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灾难”，希望发展中、日友好，愿美丽、纯洁的樱花世世代代开放在中、日人民的心里。
2014年7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的讲话指出：“纵观世界历史，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最终都是要失败的。这是历史规律。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且希望世界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让和平的阳光永远普照人类生活的星球。”
我们必须牢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努力将二十世纪中国仁人志士的“强国梦”，在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强大的现实！
《南阳会战——中国对日最后一战》的问世，以其丰富的内涵，精辟的简述，几乎折射出在中华民族统一战线主导下的全民族抗战的全部，涉猎的战事繁多，而且涵盖政治、军事、思想、历史、文化的诸多方面，是一本研究抗日战争难得的好书。遗憾的是，笔者作为抗日战争研究的门外汉，只是浮光掠影、略有感悟而已。相信会有更多的研究中国抗战史的专家、学者对《南阳会战——中国对日最后一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方西峰2017/07/07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