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给人起绰号，好拿先贤作参照，这有一个说法，叫“拟古”。如《水浒传》中，花荣绰号“小李广”，拟的是汉朝名将李广，吕方绰号“小温侯”，拟的是三国名将吕布，孙立、孙新兄弟，一个叫“病尉迟”，一个叫“小尉迟”，拟的是唐朝名将尉迟恭。绰号大多出自赠与，故而以赞誉为主，哪怕言过其实。不过还有一些人，自己给自己起绰号，比附先贤，我们只能善意理解为励志。拿近人来说。湘军将领当中，至少有三人自比诸葛亮，罗泽南叫“老亮”，刘蓉叫“小亮”，左宗棠叫“今亮”（一说“老亮”）。这三亮，以左宗棠名头最响，他给朋友写信，信末常署名“老亮”，“以诸葛自况，砥砺刚介之操老而益力”（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平时打仗，一旦得意，便道：“今亮似犹胜于古亮矣。”据说他家的灯笼与众不同，上书“老亮”二字，往来长沙城中，人称“亮灯”（陈鼎熙《栩园藏稿》）。这则从自励发展到自恋，甚至自吹自擂。
近世以来，国门大开，人心不古。“拟古”之外，多了一招“拟外”，即用外国人来提升身价。如果我们晓得了拟古是怎么回事，那么对于拟外，更不会轻易上钩。譬如西方人把慈禧太后比作伊丽莎白一世，这顶高帽子，未免尺寸过大。只要略通历史，当知这二人并无多少可比性，伊丽莎白一世号称雄主，乃是英国史上最杰出的帝王之一，开创了英国的黄金时代，在文学史上，还有一个以她命名的“伊丽莎白时代”；至于慈禧，作为大清帝国的裱糊匠，虽然延缓了这间破屋子的寿命，终究不能改写其分崩离析的结局，无论才具还是功业，她何德何能，敢于比肩伊丽莎白一世？加藤徹称她为“大清帝国最后的光芒”，可惜这是一道残阳，她身后的帝国即将沉入永夜，相形之下，伊丽莎白一世则如英格兰的旭日。
慈禧的时代，还有一个中国人，常被拿来与外国人对比。此人即李鸿章。彼时李鸿章虽无世界级影响力，却堪称世界级名人。关于他的世界排名，我至少见过两种说法，一是“当今天下三大老”，指李鸿章、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和四任英国首相的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一译格兰斯顿，见蔡尔康、林乐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二是“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指李鸿章、俾斯麦和美国第十八任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这两份名单，不论真伪，都少不了李鸿章和俾斯麦。无独有偶，李鸿章最著名的绰号，大抵便是“东方俾斯麦”。
那么，这个绰号是否名实相副呢，李鸿章能否媲美俾斯麦？首先，李鸿章被称作“东方俾斯麦”，俾斯麦却不曾被称作“西方李鸿章”，二人之间，高下立判，更强的那个人，才有资格被借重、作参照。其次，梁启超说，李鸿章被比作俾斯麦，不是谀词，而是妄言，他从军事、内政、外交比较这二人：“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斯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斯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反堕彼谋。”结论是“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不消说俾斯麦，李鸿章连格兰斯顿都比不了，在梁启超看来，格兰斯顿是“民政国人物之圭臬也”，李鸿章则是“十八世纪以前之英雄也”，他们相距整整一个时代。
与俾斯麦的差距，李鸿章心知肚明。1896年6月27日，他游历欧美期间，专程到俾斯麦的庄园拜谒，极尽倾慕之情，尽管当时他在朝，俾斯麦已经下野，然而一个身败名裂，一个功成名就。除了请教的姿态，如“欲中国之复兴，请问何道之善”，最后那番留言，足见李鸿章对俾斯麦的敬重：“仆闻王盛名三十余年，不过如空谷之应声耳，今乃觌面见之，直如剑气珠光，不敢逼视。”须知李鸿章一生倨傲，极少低头。当世人物，也许只有年长他八岁的俾斯麦能让他如此钦服。
与俾斯麦会面之时，俾斯麦开玩笑道，法国人不会认为“东方俾斯麦”是一句恭维话，因为他们讨厌俾斯麦。随后李鸿章来到法国，迎来了另一个绰号：天朝的塔列朗。法国人夏尔·莫里斯·塔列朗（一译塔莱朗），常被拿来与俾斯麦相提并论（可参见阿·叶鲁萨里姆斯基《外交家俾斯麦》一文第四节），不过他的争议更大，哪怕在其同胞眼里，都是毁誉参半。此人与拿破仑同时代，无论内政外交，都是一把好手；论其德行，则与才具成反比，他以贪婪、诡诈、善变著称，一生屡经政权更迭，始终屹立不倒，永保高官厚禄，据说他几乎背叛了所效力的每一个政权，故而有“叛徒”“变色龙”等骂名，那句“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正是他的名言。这么一说，我们会发现，李鸿章与塔列朗并无几多相似，法国人所赠的绰号，其实是一种嘲讽。不过，塔列朗被同胞视为叛徒，正如李鸿章被同胞视为汉奸，仅凭这一点，二人的确应该惺惺相惜。
“毕相伊侯早比肩”（黄遵宪挽李鸿章诗），说罢毕相（清末民初，俾斯麦常常译作“毕士麦”），再说伊侯：日本人伊藤博文。梁启超《李鸿章传》一书结尾将李鸿章与六位外国人对比，第二位是俾斯麦，最后一位即伊藤博文。可惜，梁启超论俾斯麦相当公允，论伊藤博文未免苛刻，譬如称伊藤博文对明治维新“未尝有大功”，之于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李鸿章之于中国，尤其“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一语，实在贬斥过甚。倘如梁启超所言，那个时代，才学如伊藤博文的日本人不下百数——其实不用这么多，哪怕有十个——东亚史与世界史只怕都要改写了。事实上，伊藤博文的时代，能与他比肩的日本人，不过大久保利通——他被称作“东洋俾斯麦”，恰与李鸿章呼应——等二三子而已。
抛开国运、成败等因素，单以雄才和大略为标尺，论定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在我看来，论雄才，伊藤略逊于李鸿章，论大略，似乎胜出不止一筹。所谓大略，第一表现为眼光或视野，第二表现为格局，第三表现为知识，尤其从西方舶来的“新思想”。梁启超说，“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这岂是游学欧洲那么简单呢？伊藤好学，数十年如一日，对新知识一直保持源源不断的接收状态。日本有一家老字号书店叫丸善书店，创办于明治维新初期，开业之时，伊藤便是常客，平时下班，只要没有应酬，便雇车到书店二楼，在西洋书专柜之前尽情浏览，然后挑出一大堆打道回府。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期间，他和他的团队所需要的英美政法参考书，皆来自丸善书店。当时西洋书相当昂贵，花去了伊藤大笔开支，以致他死后，家中除了藏书，几无存款和值钱的东西。
由此再来对比李鸿章。如果我们读过他的文集、日谱和年谱，不难发现，其读书生活实在乏善可陈。他的开眼看世界，还停留于器物的层面，对于政法等新知识的接受度，不比同时代的知识人好到哪里去。纵使天纵奇才，怎能禁得起这样的消磨与荒废呢？就大略而言，早在1885年他与伊藤博文初见之时，便已失却了先手，此后悬殊愈发分明。“毕相伊侯早比肩”，终于是一句笑谈。
最后说一个小故事。俾斯麦死前不久，访问了德国最大的港口汉堡，望见远洋轮船纷纷出航，他低声道：“是啊，这是另一个世界，一个新的世界……”以李鸿章的视野，在其临终之际，终究无法像俾斯麦那样预见一个新世界的到来，从他的遗诗来看，“秋风宝剑孤臣泪”云云，所感念的无非是一个旧时代的衰亡。
2018年1月24日
《中国经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