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秋，孙中山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革命党人不是被抓就是被通缉，纷纷逃亡。
陈独秀曾参加辛亥革命，任安徽军政府秘书长，这次又是安徽反袁的要角之一，不仅也在通缉之列，且名列被通缉的安徽革命党人榜首。
匆匆忙忙，携妻带女，逃往上海租界避难。
逃亡在上海期间，正赶上妻子生产，生下一子。全家四口人，女儿两岁儿子刚刚出生，靠陈独秀一人养活，负担甚重。
避难的时间一长，渐渐就断了生计，一家人面临停炊之虞。陈独秀是文人，于是给书局写书编书谋生。
他对语言、文字学素有兴趣与研究，写了《字义类例》，可能过于偏门，迟迟未能出版。
又编了一部《模范英文教本》，原定四册，但只编了第一、二册，他就不得不“停工”，因为已出的两册销量实在太低，出版社无法再出。
无奈之中，他给远在日本的老友章士钊写信，述说自己的困境：“仆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
“静待饿死”当然只是发发牢骚，他给章写信，就是求章帮助谋条生路，避免“静待饿死”的命运。
他设想的生计，竟然是请章在日本为他找一些好的世界语教科书，“急欲习世界语，为后日谋生之计”。
得陈信后，章并未给他买世界语教科书，并非他认为不能以此谋生，而是他曾与陈合作，非常看重陈的学识与才华。
正好他在东京创办《甲寅》杂志，特邀陈襄助。陈独秀忙到东京，不必靠教世界语为生。
以学习世界语“为后日谋生之计”，今天看来真有些滑天下之大稽，不可思议。但陈独秀当时确信今后能靠此谋生，真是够天真、够乐观的。
也难怪，当时知识界不少人都认为，不久就会世界大同，至少会有“世界语热”作为世界大同的序幕或前提，确实反映了当时知识界的天真、乐观。
《圣经》上有巴别塔的故事，说的就是上帝让人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共同建造通天的巴别塔的努力终于因此失败。
要大同，首先语言要“大同”。1887年，波兰籍犹太人柴门霍夫（Ludwig Lazarus Zamenhof）博士发明了世界语（Esperanto）。
世界语书写形式采用拉丁字母，共有二十八个字母，基本词汇的词根，大部分来自欧洲各民族语言。
清末民初，世界语通过留日、留欧学生传入中国。留日的刘师培、张继，留欧的吴稚晖、李石曾，这些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是世界语的热爱者，在中国传播世界语中起了重要作用。
Esperanto在中国开始被译为“万国新语”，有人俏皮地音译为“爱斯不难读”，但不久日译“世界语”就迅速取代了中译的“万国新语”。
形势比人强，短短两年时间，陈独秀从“静待饿死”到回国创办《新青年》，一跃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
虽然不会、不教世界语，但他仍没有忘记世界语，在影响巨大的《新青年》上提倡世界语，强调世界语代表“人类久远的希望”,是“人类必要之事业”。
他的呼吁，得到钱玄同的热烈响应。不过，同为《新青年》编辑、新文化同一阵营的陶孟和却表示反对，他认为这种人为的、脱离具体国民实际运用的语言是不可能实现的。
陶的观点，得到了胡适的支持。断断续续，《新青年》竟讨论了四年之久，可见世界语甚受关注。
鲁迅也写文章表明自己的态度，赞同世界语，因为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语言，至于是否Esperanto，现在无从断定，但很可能要以此为基础改良、发展，今后或者将有另外一种更好的共同语出现，然而现在是只有世界语，只能先学。
钱玄同等不仅不承认事实上正在成为国际通用语言的英语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语”，反而对陶、胡等作了“诛心之论”，认为他们这些留学英美的“洋翰林”之所以反对世界语，是担心自己掌握的英语被世界语取代，自己因此“失其名贵之价值,于是交口诋毁,务必不使他人学习”。
世界语确代表了一种更公平的“语言理想”，所以陈独秀、钱玄同、蔡元培、鲁迅、周作人、胡愈之、巴金……直到后来的成为中共重要理论家胡乔木、胡绳，都曾是世界语的学习者、爱好者或推动者。
这种理想固然很好，但这种不以任何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为载体的语言，结果很难流行，或者说根本不可能流行。
不过那时的理想主义是只有发明一种全新的语言，对全世界各国、各民族才算“公平”。
其实，公平的世界语也是以“字母”为基础的，起码对“象形”文字的中国来说，也不算很公平。
百多年后，当今世界以教英语谋生者千千万万，以教世界语谋生者寥寥无几，也成为英语国家的一大产业，说明英语正在成为事实上的“世界语”。
确不公平，但很无奈。充满热情、理想的乌托邦，精神可嘉，然而最终还是抵不过冷冰冰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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