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中华民族的讨论是中国边疆学的核心理论问题之一。文章对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理论建构方面的重要贡献做了探讨，认为其“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经过了对顾颉刚先生“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质疑，到继承与发展数十年的思考过程。同时认为完善“中华民族”的理论体系，应该认真审视“民族国家”是否符合阐述中国历史，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努力还是应该从“中国传统”着手。
近代以前，中华大地上的族群并没有当今“民族国家”之“民族”的话语体系，但自1902年梁启超首创“中华民族”一词并被引入政治领域以来，“中华民族”不仅对于中华大地上的族群凝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成为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在经历了列强的蚕食鲸吞之后最终底定的粘合剂。在有关“中华民族”的讨论中，认为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对中华民族的阐述分别代表着三种不同的认识并引领了三次大争论似乎也是学界的代表性看法。[2]就“中华民族”理论的建构而言，如果说梁启超先生有首倡之功，顾颉刚先生“中华民族是一个”是对其学理性做的初步建构，那么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阐述则是学理上的进一步完善。但是，尽管“中华民族”概念的出现至今已有近120年的历史，顾颉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也几近80周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多元一体格局”则也整整30周年了，不过围绕“中华民族”内涵的争论则似乎不仅一直存在，甚至不承认或主张放弃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声音不时出现。[3]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中华民族”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词汇并和“社会主义新时代”密切联系在一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且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明确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族”是否是“实体”的讨论似乎可以休矣，而回顾有关“中华民族”的学术探讨，其中费孝通先生由对“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的质疑，到半个世纪之后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对其在完善“中华民族”理论上的贡献给予准确的评价，则更有了一种现实的迫切需要。
一
自梁启超首倡“中华民族”一词始，顾颉刚先生在1939年发表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似乎是国内学界第一次对“中华民族”一词做出系统性理论阐释，而费孝通先生刊发于《益世报·边疆周刊》第19期（1939年5月1日）上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虽然是在学理上对顾颉刚先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但顾颉刚先生连发两文给予回应，并招致诸多学者加入其中参与讨论，一方面使顾颉刚先生“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有了更加完整的阐述，另一方面相关的讨论也影响到了民国以来的我国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关于费孝通先生对顾颉刚先生“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的质疑和顾颉刚先生的两篇回应文章，以往学者有过广泛讨论，其中马戎先生在《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有过细致的归纳和分析，认为“从今天的学科视角来看，这次对话是一位在中国成长的历史学家和一位由西方培养的人类学家之间的对话”。[4]实际上顾颉刚先生在《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中已经注意到了不同学科背景有可能带来对自己观点的质疑，所以在开头即有了对“为什么这一次要轶出原定的范围，冒失地闯入社会人类学的区域”的解释。[5]对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导致是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提出质疑的原因笔者并没有歧义，但认为顾颉刚和费孝通二位先生关注的主要对象虽然相同，不过视角却存在着较大差别，而这才是费孝通先生形成质疑的主要原因。
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中，费孝通先生从“中国本部”、“五大民族”等名词的意义和作用入手，指出“一个名词的意义建立在读者和作者相同的了解上”，“既然‘民族’等字有不同的用法，我们不妨在讨论时直接用‘政治团体’，‘言语团体’，‘文化团体’甚至‘体制团体’”，并认为“‘中华民国境内的人民的政治团体是一个’。这句话说起来似乎很没有力，因为中华民国既是一个国家，逻辑上讲自然是指一个一个政治团体。不幸的是，中华民国境内的人民是不是一个政治团体现在却发生了问题。从历史上讲，也许我们可以说地理上的‘中国’时常不只是一个政府。”并进一步提出“我们不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国家不是文化，语言，体质团体”。应该说，“在一个政府之下营共同生活的人”是顾颉刚先生“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前提和立论的基础，而这个“政府”自然是指“中华民国”。也就是说，顾颉刚先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的着眼点在于其中华民国境内的“中国人”所具有的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也即费孝通先生所认为的“中华民国既是一个国家，逻辑上讲自然是指一个一个政治团体。”但是，如上引所示，费孝通先生尽管关注的也是“中华民国境内的人民”，但在否认其具有完整“国民”（政治团体）身份的基础上，着眼点则在于其文化、语言和体质等方面的差异，而这些对于顾颉刚先生构建“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来说并非是颠覆性的因素，因为顾先生也并没有否认这些差异的存在，反而认为“必有完全同化的一天。至于现在虽没有完全同化，然而一民族中可以包含许多部族，我们当然同列于中华民族而无疑。”
1993年在顾颉刚先生百岁纪念会上，费先生将没有撰文继续讨论的原因归结为“明白了顾先生是基于爱国热情，针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又在内蒙古煽动分裂，所以义愤膺胸，极力反对利用‘民族’来分裂我国的侵略行为。他的政治立场我是完全拥护的”，但从其所言“其实从学术观点上说，顾先生是触及‘民族’这个概念问题的。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历史的事实。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分析，实际上费先生是认同了顾先生对质疑的回复，且在费先生“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基础上依然进行着进一步思考，希望继续给予“中华民族”一个更为完善的学理解释，而“多元一体”理论的推出即是费先生长期思考的结果。
二
1988年，费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特纳讲座”上做了演讲，题目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其后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上。同年，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由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公开出版，标志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构建完成。
对于费先生的“多元一体”学说，马戎先生在《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一文中“认为费先生在50年后基本接受了1939年顾先生对‘中华民族’的基本观念和对其特征、发展历程的描述。”[6]费孝通先生确实对于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由质疑到认同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不过对比费孝通、顾颉刚先生的阐述，如“滚雪球”的比喻等表述确实存在相同之处，但“多元一体格局”与“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存在着较大差别。笔者在《对中华民族（国民）凝聚轨迹的理论解读——从梁启超、顾颉刚到费孝通》[7]一文中对此有过概要阐述，移录于下：
其一，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费孝通首先对“中华民族”的含义做出了明确的界定：“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元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8]如前所引，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中费孝通质疑顾颉刚时曾言：“先生所谓‘民族’和通常所谓‘国家’相当，先生所谓‘种族’和通常所谓‘民族’相当。可是我们觉得在名词上争执是没有意思的，既然‘民族’等字有不同的用法，我们不妨在讨论时直接用‘政治团体’、‘言语团体’、‘文化团体’甚至‘体质团体’。”[9]相比而言，费孝通的观点出现的变化还是十分明显的：一是重新来论证一个“说起来似乎很没有力”的问题，说明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有着非同一般的价值；二是以前费孝通已经意识到出现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英文词汇难以解释中国的“民族”问题，试图直接用另外的话语体系中的名词来进行讨论，但也重新回归到了“民族”；三是为了“纠正”顾颉刚对“民族”和“种族”使用上的错位，改为都使用 “民族”这个名词，但将其区分为不同层次，以解决使用同一名词命名不同“团体”而带来的矛盾。
其二，中华民族有一个由“自在”到“自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其形成过程中呈现的主流可以概括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将“中华民族”分成“自在”与“自觉”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是费孝通对“中华民族”阐述的一大贡献。“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了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一阐述不仅仅是对“自在”过程中“中华民族”的理论概括，实际上也有对“中华民族”现实的再关照。应该说，费孝通肯定了“以这疆域内部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存在，但却认为这一“统一体”在“经过民族自觉”后才“称为中华民族”，这和其对“汉族”的认定是一样的。
其三，“汉族”是“凝聚的核心”，并在大混杂、大融合中不断壮大。费孝通直接将“汉人”称为了“汉族”，并称其为“凝聚核心”。应该说，《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对“汉族”形成和壮大的阐述和顾颉刚三文相比并没有太多新内容，但将其称之为“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却与顾颉刚将“汉人”也称为“中华民族”有着明显的差别，这也是费孝通对“中华民族”阐述的一大贡献。只是这一认识涉及的是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原因的分析，需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上述视“汉族”为“凝聚核心”的表述似乎没有做到这一点。一是，将“汉人”径称为“族”，并认为“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会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民族意识”，也就是说“民族”具有排他性，“汉族”还能否起到“凝聚”“中华民族”的作用是需要考虑。二是，从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和融合的实际分析，恰如《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所描述的，“北方民族不断给汉族输入新鲜的血液”，而“汉族同样充实了其他民族”，但如此是否是实现“中华民族”“凝聚”的决定性因素？是否还有其他因素？与顾颉刚对“王道”和“霸道”在“中华民族”“凝聚”中的作用分析相比，明显存在着更大的漏洞。三是，费孝通先生没有关注到用自己对“中华民族”形成“自在实体”的理论阐述来分析“汉族”的形成和发展，二者性质具有十分明显的相似性。实际上，如果我们将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在不同阶段的凝聚结果都视为“中华民族”的话，相比较，顾颉刚“中华民族即是汉族的别名”的认识更符合“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史实，而费孝通则将其视为“中华民族”内部的一份子，
虽然是“核心”但也是与其他“民族”并列的部分了，似乎与“中华民族”的发展轨迹不相吻合。
其四，关照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自在实体”出现前的情况及“自觉实体”的现实和未来。《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视野在空间和时段上在明确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拓展，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从宏观上把握“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轨迹，这是费孝通对“中华民族”阐述的又一贡献。以往，如何将史前以及边疆地区族群的情况纳入到“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描述视野是一个难题，《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在在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做出明确界定的基础上，利用考古资料来阐述“中华民族”“多元的起源”，同时以“中国西部的民族流动”为题将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及天山南北辽阔区域内族群的凝聚和发展历史也纳入叙述范围，并“瞻望”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可以说不仅视野宏大，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资料。
应该说，尽管也存在着一些欠缺，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将学界对“中华民族”的阐述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非有学者所认为的没有发展，一方面从“多元”走向“一体”的理论不仅可以视为解读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有效途径，对于解读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乃至区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等等，都具有理论范式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多元一体格局”的提出引发了国内学界对“中华民族”的关注热潮，其功更值得肯定。
三
有关“中华民族”的讨论，无论是“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其阐述的对象都是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的“中国人”。是梁启超在“民族国家”理论影响下首先将其命名为“中华民族”，但这一命名虽然符合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凝聚的发展大势，但却和“民族国家”理论中对“民族”的认定存在一定差距，由此也导致了学界尤其是民族理论学界对“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未能给予应有的肯定。回顾顾颉刚、费孝通等先生有关“中华民族”理论阐释，对其学理性作出评价固然是重要的方面，但明确区分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天似乎更应该给予充分关注。
恰如费先生所说：“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然，检索有关民族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冠之以“中国传统民族”的论著比比皆是，几成中国学界的习惯用法。“民族国家”理论如果从梁启超创造性使用“中华民族”起算，才只有百余年的历史，面对数千年的中华文明而言实在难以用“传统”称之。而更为重要的是，在人群划分方面能够称之为“中国传统”的则是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理论化的“五方之民”，见于《礼记·王制》明确记载：“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值得认真关注的是划分的标准是不同族群在“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与“民族国家”理论存在较大差别。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记录中华大地上人类历史的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都是在这一“中国传统”人群划分基础上出现的“夷夏”、“华夷”等观念支配下书写的，因此用当今“民族国家”理论进行解读是难以做到准确的。
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民族”一词在称之为“正史”的《南齐书》中业已出现。中华书局本《南齐书》卷54《顾欢传》确实有：“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编)[偏]踞，滥用夷礼，云于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但该书其下有注则言：“‘民’南监本及南史、元龟八百三十作‘氏’。”据此，此“民族”完全有可能是“氏族”传抄之误所致，并不能作为“民族”一词已经出现的有力证据，更何况“民族国家”理论当时尚未形成。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努力还是应该从“中国传统”着手。
中国古籍中虽然没有“中华民族”的用法，但“中华人”的用法却早已出现，可惜当今学者很少给予关注。《全唐诗》卷637顾云的《筑城篇》中有“西川父老贺子孙，从兹始是中华人”的诗句，杜佑所著《通典》在卷185《边防一》记述“濊”时，言“正始六年，不耐濊侯等举邑降，四时诣乐浪、带方二郡朝谒，有军征赋调，如中华人焉。”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4中也有：“没落，谓中华人没落蕃中。”这些记载说明最迟在唐代已经有“中华人”的用法，而且从该词出现在唐诗之中的情况看，其使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且“中华人”和“唐人”、“中国人”具有相同的性质，一定程度上说都是对唐朝主体族群的称呼。
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有：“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10]学界一般将其视为梁启超首次创造性使用“中华民族”的例证，结合清末国民国家建构呼声的高涨，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做了进一步解释：“凡一遇到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同时也认为“故凡满洲人今皆中华民族之一员”[11]，其所谓“中华民族”和唐代的“中华人”具有相同的性质，是指清朝构建国民国家的“国民”。《清德宗实录》卷562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戊申条记载了光绪皇帝“立宪”改革的上谕，其中塑造“明忠君爱国之义”的“国民”的表述。如果清朝可以依据国际条约中的表述称自己为“中国”，那么这个“国民”自然也可以称为“中国人”，此也应该是梁启超创造“中华民族”一词的主要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