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近代中国，文化传统便正如人体免疫系统那样， 起过两重作用：它使中国人抗拒西方侵略者将所谓基督教文化强加于我，它又使中国人往往因愤怒于西方侵略而产生盲目排外情绪。相互矛盾的这两重作用，使得近代中国立志改革的仁人志士，屡次陷于困境。
中国文化的孕育过程，可以上推到五十万年以前，或者更早。 但在中国，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则开端于六七千年以前出现的新石器文化，比古埃及文化、古巴比伦文化要晚。
但是，自从人类脱离野蛮而进人文明以后，中国文化便成了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形态。这个形态，以它的系统性和稳定性从未间断而傲视于世，它的独立体系可以计算到19世纪的40年代。
不错，中华文化从来没有中断过自己的历史行程，这是世界上任何一种古老文化都无法比拟的。但这不等于说中国文化亘古不变，更不等于说中华文化的发展是个平静的无冲突的过程。
从源头看，河姆渡文化的发现，还不到十年，但对它的初步研究成果，已使中国文化一源论者结舌。而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在近年的普遍发现，又不仅使中国跨入文明大门的时代，比固有结论上推了一二千年，还使历来以为中国文明由西北向东南逐步扩散的传统见解，丧失了无可怀疑的地位。而且，考古学已经用事实说明，远古以来的中华文化，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空间上，自古以来都色彩各异，经过数以千年计的矛盾和冲突，方才逐渐由互相渗透而互相交融。
中华文化由多源到一体，无疑要归功于政治上的大一统。然而，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已经清楚地显示，在清朝以前的一统王朝，包括炎汉盛唐在内，罕有真正的统一，也就没有真正的稳定，也就说不上超稳定。
历史上的中国曾经有过闭关自守的恶名。但除了清中叶，它都不尽符合历史实际。由汉至唐一千年里，不但人民不排外，统治者也没有患上排外症。他们对于当时域外事物，岂止欢迎，还主动追求，甚至为了满足贪欲而不惜诉诸武力。结果呢？帝王贵族得到了珍宝、名马和服食即可归天的长生药，而中国的田园里出现了原产大宛的葡萄、苜蓿、芝麻、胡蒜，来自中亚的石榴、蚕豆、豌豆、香菜，出于波斯的核桃，以及原产于埃及或西亚的黄瓜，等等；同时，中国的丝绸在古罗马帝国如此畅销，以致不断因黄金外流而引起罗马帝国财政危机。
南宋以后，统治者对待域外事物，便有点神经过敏了，尤以提倡僧侣主义的道学家为最。两宋海外贸易的繁荣，远过于唐朝，由朝廷设置专门机构兼揽管理和经营进出口贸易事务的制度，也在宋代完备起来。元朝统治者曾以世界征服者姿态出现，他们只有“排内”，没有“排外”，自不待言。就是明朝，虽然朱元璋曾实行海禁，但经济的需要终究冲破了政治的压制；海上走私贸易的盛行，迫使他的儿子朱棣不得不改变乃父之道，重新开放东南沿海港口，并用朝廷直接派遣武装船队进行沿海贸易的办法与民争利。其著名的事例就是郑和七次下西洋，其活动的效果就是15世纪上半期中国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海上强国。尽管由于统治者的心术违反经济规律，也由于北方瓦剌、鞑靼等少数民族的军事压力日益严重，使得明朝在景泰以后再无力控制海外航运和国际贸易，但对外开放的态度一直延续到它的末世。晚明士大夫中间出现过吸取西欧文化以发展中国文化的一股潮流，便是明证。
谈论中国文化属于超稳定系统的种种说法，在我们看来，至少与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的说法同病。黑格尔所说中国文明自古未变，所举的例证都集中在清代前期，这是他通过欧洲传教士的介绍所能了解的中国状况。然而清代文化难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样态么？清朝前期文化属于中国文化的一种剧烈变形。一个生产方式落后的少数民族，因缘时会，靠暴力征服成为中国的统治民族，将它特有的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强加给文明程度较高的多数民族。尽管没有逃脱文明较低的征服民族最终被文明较高的被征服民族同化的命运，但清朝前期的统治却使中国社会的自然过程受到严重阻碍，延缓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当清朝由于社会矛盾的加剧而有可能出现社会制度的转变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再次中断了中国社会的自然过程，迫使中国历史走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黑格尔很注意必然与偶然的辩证关系，但他的欧洲中心论的史观，使他违反自己的辩证法，将一定会在世界历史中发生、但并不注定要在中国发生的事混为一谈，因而他对中国历史，虽然说了一些聪明话，在总体认识上说的却都是些反历史的话。假如对中国历史不过一知半解，至多能够摭拾清代以来中国的个别事例，却宣称自己发现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难道能令人信服么？
与超稳定系统论者相反，还有一种国粹论者。他们从晚清起， 便宣称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既属世界第一，便可永远保持下去，传至万世即三十万年而不竭。粹者，纯一不杂之称也。所谓国粹，当然可以理解成无论世界怎么变，中国文化却可以照原来模样维持下去，永恒地比人家优越。
应该承认，在晚清的中国被资本主义列强瓜分的危机屡现的历史条件下，所谓国粹论者用回忆历史来振奋人心，在逻辑上有它的合理性。但他们在科学上一开始便是错误的，错误的理论表现便是鲁迅早已指出的讳疾忌医。不过，这样的想头，并非一切中国人的通病，例如章太炎认定学习拿破仑、华盛顿的模式，是中国自强的唯一出路。然而章太炎就是近代国粹论的盟主，尽管他自命为国粹传人时，头脑中所装的只是汉族文化之“粹”，而且在策略上很懂得不能盲目“排满”。他的国粹论不过是企图在中国搞一场意大利式的文艺复兴的同义语。
恩格斯说过，“在一切意识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难道中国文化的传统，也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么？
问题在于如何理解“保守力量”。从历史上看，保守不一定全是坏事。一种优秀文化，只有形成传统，才能不失去对外来粗劣文化的免疫力，正像人体没有免疫系统便无法存活一样。当人体健康的时候，自身免疫系统起着保护健康机体不受外来毒素侵害的作用。但当人体已经受到损害，需要输血或者移植异体器官才能获得新生时，这时候自身免疫系统便会成为病人获救的障碍，因为它顽强地排斥异型血液或异己器官，也就是排毒和排外不分，势必令良医束手。
我们看到，在近代中国，文化传统便正如人体免疫系统那样， 起过两重作用：
它使中国人抗拒西方侵略者将所谓基督教文化强加于我，它又使中国人往往因愤怒于西方侵略而产生盲目排外情绪。 相互矛盾的这两重作用，使得近代中国立志改革的仁人志士，屡次陷于困境。如何看待义和团运动，从自立军到同盟会，从清末到 “五四”，不断引起剧烈争论，便是显例。
文化传统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和行为上的表现，就是鲁迅所说的“国民性”。这种性状，固然不必是一国之民所尽有，却可能为赵太爷、假洋鬼子和阿Q所共有。它既能促使阿Q憎恶假洋鬼子，也能驱使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又使得赵太爷不准阿Q姓赵并将阿Q送上法场。因此，鲁迅那样讨厌国粹论，那样疾呼改造“国民性”，也许失之于偏激，提出的问题却非常正确。这种“国民性”， 既然导致了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失败，不正视不改造，行吗？怎样才能两全其美，既保护中国文化的抗毒力，又克服文化传统的保守性呢？
“五四”以后，在文化上有过两种主张，即“全盘西化”论和 “中国文化本位”论。二者的争论，自有意义。意义就在争论的本身，表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感愈强，怎样看待中国文化传统的问题就愈紧迫。但是，全盘西化论也好，文化本位论也好，在理论上都是错误的。前者犹如要求取消自身免疫系统，后者好比无视自身免疫系统的排他性。二者在实践上都行不通。
本文摘自《音调未定的传统》，朱维铮著，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