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中央民族大学首席教授、东京大学外国人研究员
围绕“亚细亚”理论，国际学术界展开激烈争论。争论的结果影响到中国。1928年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决议表明中国社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时革命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根本任务”。[1]大会指出：“如果认为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农村经济，完全是从亚洲式生产方法进于资本主义之过渡的制度，那是错误的”。亚洲式生产方法最主要的特点是没有土地私有制，但是这些条件，尤其是第一个条件即“没有土地私有制”，是和中国的实际情形相反的。作为对国际学术界“亚细亚”理论争论的回响，也作为对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回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中国学界发生“社会性质大论战”。[2]论战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中国是否存在过“亚细亚生产方式”时代？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是什么？。
1、陶希圣等“新生命”派的“亚细亚特殊”论
1928年，陶希圣等在上海编辑《新生命》杂志，又创办“新生命书局“，组合“新生命派”。成员有陶希圣、周佛海、戴季陶、潘公展、梅思平、陈邦国、朱伯康、梁园东等。同年10月，陶希圣在《新生命》杂志上发表题为《中国社会到底是甚么社会》的论文，与“新生命派”成员一道，反对中共六大关于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决议。
陶希圣(1899～1988)，名汇曾，字希圣，湖北黄冈人。北大法科毕业。曾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1927年初，应聘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参加北伐。1931年1月，为中央大学教授，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等。1935年1月，与王新命、何炳松、萨孟武等10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3]。1934年刊《食货》杂志，形成“食货“学会。1940年与追随多年的汪精卫集团决裂，揭露汪日卖国密约。[4]1943年任《中央日报》主编及蒋介石秘书。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由其代笔。[5]
1929年陶希圣刊《中国封建社会史》及《中国封建制度的消灭》[6]，认为周代为封建社会——“与公社制结合的封建制”。这是“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时代”。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即为“与公社制结合的封建制”。秦合六国，“废封建而置郡县”，中国社会性质由此一变，封建制度遭遇分解，不得再称封建社会。陶希圣所论，实际上是一种中国“亚细亚”特殊论，指证中国当离开世界一般道路，走出自我发展的独特途径。
陶希圣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认为：中国长期存在两大阶层：士大夫与农民。“士大夫阶级”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为“超阶级的、超出生产组织各阶级以外，自有特殊的利益”，其实就是官僚阶级。陶希圣提出以下问题：革命的基础是全民还是农工和小市民？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还是几个列强和几个军阀？他认为，这些问题引起疑难和论争，论争愈烈，疑难愈多。要解决论争之疑难，必须解剖中国社会；而解剖中国社会，又必须研究中国社会史。[7]
陶希圣采用波格丹诺夫《经济科学大纲》中的史观，论中国经过宗法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三个阶段，在此历史演进序列中，奴隶社会缺位。中国至商朝由氏族社会进入封建，从此“便是封建制度起源发达崩坏的记录。”[8]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已非“封建”，当为“金融商业资本之下的地主阶级支配的社会，而不是封建制度的社会”，本质是资本主义社会。[9]
1932年，陶希圣的观点有了变化。他刊《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就中国奴隶制及社会发展轨迹问题，发表以下看法：“战国到后汉是奴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社会”，“中国社会发达过程与欧洲大同小异。由氏族的生产到家长经济、奴隶经济、封建的生产、城市手工业即先资本主义。”1935年又说：“氏族社会分解而转变为奴隶社会，中古社会分解而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所转变的社会是什么，决定于生产条件，商业资本却有助产的作用。秦汉的商业以奴隶的生产为基础。”[10]
2、何干之、张闻天等“新思潮”派力证“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
中国共产党于1929年创办《新思潮》杂志，形成“新思潮派”。“新思潮派”含张闻天、何干之、潘东周、王学文、吴亮平、李一氓、向省吾等。吴亮平回忆道：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究竟革命的前途如何？那时议论很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宣传党对中国革命的正确主张，党中央决定发起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11]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有何干之、张闻天等。他们认为，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入侵中国，这时的中国虽有“资本”因素的产生，但封建力量依然强大。由此中国落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
何干之，1906年生于广东华侨家庭，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和明治大学。1931年回国。1932年为国民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宣传马克思主义。1934年参加上海社会科学家联盟，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37年赴延安陕北公学任理论教员。1950年后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副部长和历史系主任。论著有《中国经济读本》、《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等。
何干之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等论著中认为：社会性质论战“所关涉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由目前的中国起，说到帝国主义侵入以前的中国，再说到中国封建制度的历史，又由封建制说到奴隶制度，再说到亚细亚生产方法。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决定未来方向而生出彻底清算过去和现在的要求。”[12]从这段话可以得出几个印象：其一，主张中国有奴隶社会，对陶希圣等人言称中国没有奴隶社会的理论表示反对。其二，赞同“五种社会形态”学说。[13]指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出发，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达社会主义。其三，主张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原始社会”。
何干之认为，主张“日耳曼没有经历过奴隶制度”的说法是错误的。[14]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论及国家产生的三种方式——雅典式、罗马式和日耳曼式，是在说明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然而多样性与普遍性是统一的。公社制度分解以后出现奴隶和奴隶主的分化，这是世界历史的“普遍法则”。事实是，日耳曼人未侵入罗马帝国之前，氏族公社的内部已有了家长奴隶制，有了财产上的不平等，有了贵族和佣兵，已经踏上文明社会的黎明期。因此“谁空白了奴隶制度，谁就不了解世界史的全貌”。何干之借镜世界史，强调中国与世界走过一样的道路，对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制度”的论点作了坚决的否定。[15]
“新思潮”的又一重要代表是张闻天。他在确认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闻天，1900年生。江苏省南汇县（今属上海市）人，化名洛甫。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并出席遵义会议。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于1976年含冤病逝。1979年平反昭雪，有《张闻天选集》存世。
在张闻天看来，三十年代前后的中国，一些热衷于空谈的学者，无视“统治中国经济与剥削中国民众的帝国主义，充当了帝国主义的辩护士”，只看见商品关系，而看不见剥削关系。他认为现在不是中国经济的“繁荣”，而是中国经济的“恐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只能破坏中国经济，而不能发展中国经济，“只能使中国的经济殖民地化，而不能使中国的经济独立发展”。只有帝国主义的辩护士“才会闭着眼睛梦想中国资本主义的繁荣时代”。广大的中国农民群众，处在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军阀官僚的重重压迫之下，他们起来做反抗的革命斗争，是这种压迫必然产生的结果。他强调，当前的情况是：因为帝国主义的统治，封建势力在农村中占着优势，中国资本主义不能独立发展。经济恐慌使广大的农民群众贫穷化、乞丐化，使他们不能到城市中变为无产阶级，而去当兵、当匪，或者大批冻死与饿死，使地主们更加容易地利用所集中的土地去加紧对于他们的剥削。[16]
3、李季等“动力”派与中国“资本主义”论
李季、王宜昌、杜畏之组成所谓“托陈派”（“少数派”、“反对派”或“机械派”）。严灵峰、任曙、刘仁静等组成“动力派”，因《动力》杂志得名。《动力》杂志，1930年7月创刊，9月停刊，仅出版两期。严灵峰在杂志上发表《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再论中国经济问题》等文，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已经完成，1927年后封建势力已“受了最后打击”，“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无产阶级需等待资本主义发展到某种程度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李季一派与“动力派”的思想大体是陈独秀的观点。
1934年，李季发表《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李季不认为奴隶社会是人类必经的社会阶段，他在《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序言》中说：“中国自秦汉以后，因产业特别是因商业的发展而产生大量的奴隶，这是事实，但绝没有形成古代希腊罗马那样的奴隶制度，因此在经济中也绝没有占主要的地位。在这两千年的经济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农工业直接结合的半封建的小农生产。”李季又说：“氏族社会崩溃后，可以经由奴隶社会到达封建制度，可以经由另一种社会构成即亚细亚生产方式到达封建制度。其实各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定都要取这种途径的。例如德意志人就是由马克经济转入农奴和奴工制(封建制度)，既没有经过亚细亚生产方法的阶段，也没有经过奴隶制度。”[17]
李季根据莱姆斯《社会发展史》和韦伯《社会经济学纲要》的理论，认为中国封建制度只存在于周代，秦以后就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时代”了。他认为这个理论可以将陶希圣的主张“打得粉碎”。[18]“自有人类以来，至少已经经历过五种生产方法的时代：即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亚细亚的或奴隶制[19]的生产方法时代、封建的生产方法时代、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李季这样说：中国自唐虞以前至虞末为氏族社会，即原始共产主义时代，自夏至殷末是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自周至周末为封建时代，自秦至清鸦片战争前为“前资本主义”时代，鸦片战争至三十年代为“资本主义”时代。[20]
王宜昌写有《渤海与中国奴隶社会》[21]、《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比较研究》[22]、《为奴隶社会辩护》[23]、《再为奴隶社会辩护》[24]等。这些论著做了不少史料功夫，希望能够建立独自的史学体系。王宜昌在文章中说：1927年以来，
人们都利用史学研究的结论作根本的指导原理，而“‘史学’有多种，‘历史科学’却只有一个。历史科学同物理科学一样，不论东西南北，全都适用”，不承认历史科学的世界性，不承认历史有科学，其所做的“史学”就只能是“玄学”。他运用“唯物史观”得出以下的结论：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封建制度已腐朽与没落。陶希圣只看见封建政治及上层建筑的存在。《新思潮》派只看见封建经济的庞大的存在，但没有看见其没落与资本主义的正在完成。他与任曙、严灵峰等人都认为中国社会乃资本主义占优势。[25]
“春秋是战国社会制度的大破坏时代，是由原始封建社会向另一社会形态的封建社会发展。前者是以领主经济或农奴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后者是以地主经济或佃耕经济为基础的制度。”[26]杜畏之认为中国出现两种不同的封建制度形态：一是以领主经济或农奴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制度。二是以地主经济或佃耕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制度。两种封建制度形态的出现，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大特点。
杜畏之发觉中国原始社会与封建社会是直接相连的，其间没有出现过奴隶社会的历史阶段。殷代时期值得瞩目，因为此为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时期。他强调：“中国没有划然的奴隶社会一阶段，更无东方社会一阶段。在氏族社会的内部怀育了封建的生产方法，因此在氏族的废墟上所建立的新制度既非东方的，又非古代的，而为道地的封建社会。”[27]这些观点与陈独秀思想唱和。陈独秀在《东方杂志》发表《实庵字说》之三，说明中国是“由亚细亚生产制而入封建社会”的，同样认为中国没有经过奴隶社会阶段。[28]
4、王礼锡、胡秋原等“读书杂志”派质疑“亚细亚”论
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运动常和流行杂志发生密切联系，如“新文化运动”与《新青年》相联，而“社会史论战”则和《读书杂志》等杂志有关。虽说最早介入论战的并非《读书杂志》，但依然不愧为论战的“主要阵地”与“最重要的舞台”。[29]
1931年4月1日，王礼锡、陆晶清主编《读书杂志》，由神州国光社出版。杨东莼、胡秋原、张竞生、王亚南、周谷城等人成为这本杂志的主要撰稿者。第1期刊登朱其华致陶希圣《关于中国的封建制度》一封信及陶希圣的回信。1931年8月1日，《读书杂志》第1卷第4、5期合刊，即《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出版。十日间尽销两版，轰动一时，可谓“洛阳纸贵”。至1932年5月10日，又加出二版，总印行达两万册，且引起日本学者的关注。有人认为前述两封信的刊登，标志社会史论战在《读书杂志》的揭幕，而王宜昌在《中国社会史论》中则认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出版，方为“论战时期”的开始。
《读书》杂志创刊号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时，王礼锡曾有说明：“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很难确定中国政治的前途。所以本志特为这个问题，设一个‘论战’，第二第三几期对这个问题都有意见不同的文章发表。”李洪岩《从<读书杂志>看中国社会史论战》一文说：专栏第一期发表朱其华与陶希圣有关中国封建制度问题的通信，致使“论战正式开始”。在此之后，北京、天津等地学者纷纷参与讨论，且波及海外。此时的讨论已经涉及古代历史方面的内容，但其中心乃围绕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展开，也就是说，是围绕着现实问题展开的。
王礼锡，江西安福人，国民党党员、社会活动家，还是一位诗人。王礼锡不是一个“纯粹”的学问家与理论家，他将自己的理论思考与出色的组织活动密切结合起来，在社会史论战中起到重要的策划者、组织者与推动者的作用。作为站立在自由主义的中间立场的国民党左翼社会活动家，他读过马克思的书，并尝试用唯物主义解释历史。他知悉论战的意义，具有学术与史学的敏感。他创办《读书杂志》，积极经营，以职业和身份的便利为组织和推动论战提供了方便。也许，没有王礼锡，就没有社会史论战的质量与规模。如贾植芳云：“中国社会史论战是我国现代革命史和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我国现代革命实践活动、中国社会与历史的研究都具有深远的意义，而王礼锡作为这场论战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为推动这场论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30]
王礼锡在《<读书杂志>发刊的一个告白》中表白办刊宗旨和态度，即“不主观地标榜一个固定的主张，不确定一个呆板的公式去套住一切学问”，“编者不偏袒争斗的那一方面以定其取舍。”后来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4辑《编后》一文中他又重申这样的观点：“编者并没有任何的主观意见想左右战场使为己用，并没有用任何型去范围作家，总之，并没有以任何政治目的作发纵指使的工具去处分一切作家的自由，要说有政治目的，那只是普遍的争取言论自由，为一切无帮口的作家供给发表主张的园地，即是起码的民主斗争。”
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王礼锡发表独特的观点。他认为，自秦至鸦片战争，是一个谜一般的时代。将这个时代“认为是封建制度，大体上是没有什么错误，虽然不是纯粹封建制度，但其最基础的生产方法是封建的。”关于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他持这样的观点：在中国的各时代，奴隶是从来有的，但“不曾在生产上占过支配的地位”。在另外的文字中，王礼锡更作了肯定的论述：“奴隶社会这个阶段不但在中国找不出，就在欧洲也不是各国都要经过这个阶段，德国、英国就没有经过这个阶段。所以我们不必机械地在中国去寻找奴隶社会这个阶段。”[31]
王礼锡认为“亚细亚”论的论证基础十分薄弱。譬如这个理论说明亚洲专制主义发生理由时，只是“从特殊的地理环境特征来揭示一个强大国家的存在的理由”，而揭示一个社会的性质，必须着眼于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他指出，中国帝制时期是专制主义社会，产生这个社会特点的根本原因为经济因素，是“封建主义与商业资本主义”的紧密结合。王礼锡强调，关于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现在已逼着“任何阶级的学者”做出答复。任何阶级的学者为着要确定或辩护他自己的阶级的前途，也非解答这个问题不可。[32]王礼锡对胡适的学术态度表示不满。他说，“自五四运动一直到现在，没有反对过帝国主义，且根本不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产业发展前途的障碍。在去年的一篇‘五毒’的文章中，并根本否认帝国主义足为中国的障碍。口口声声嚷着‘贫穷’，而伏贴于帝国主义剥削之下，口口声声叹息自己的不争气。实在是无出息的资产阶级的代表。”[33]
胡秋原与王礼锡同是《读书杂志》阵营中的主要人物，主持该杂志的编辑事务。胡秋原的论著主要有《略复孙倬章君并略论中国社会之性质》、《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专制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草书》等。胡秋原接受杜布洛夫斯基的影响。他细读杜氏《亚细亚方法、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主义本质问题》，认为其中批判“特殊亚细亚生产方法论”的部分，纠正了马克思的许多误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不过他也看到杜氏在评论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主义时依然存在“许多成问题的地方”。[34]
“封建社会继承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希腊罗马也先经过了封建社会，后来的奴隶社会只不过是封建社会的变形发展。”在胡秋原看来，不是奴隶社会先于封建社会，而是封建社会先于奴隶社会。英国和德国的经济史上，就找不到奴隶社会这个时期，而是从氏族社会直接走到封建社会的。[35]胡秋原的这个观点与王礼锡基本相同。
胡秋原指出，社会发展的基本阶段应该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氏族社会、封建社会、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及帝国主义时代。奴隶社会只是封建社会末期，商业资本发展后形成的特殊社会形态，这在海岸国家达其发展之极致，不必将其视为社会必经的过程。[36]在中国，没有像希腊罗马那样的奴隶制度，即使有奴隶的存在，但不必名之以“制度”。
不是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就是单一的学术派别。譬如王亚南就在《读书》杂志发表过文章。王亚南(1901-1969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开拓者之一。上世纪30年代以来，从中国经济史入手，探索中国社会经济形态，提出著名的“地主经济论”，指出中国社会经济具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两大阶段。他有代表作《中国经济原论》及《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指出旧中国社会经济关系中，既有外国资本、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又有封建经济。这决定中国“处在过渡状态”中。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长期争论中，王亚南主张近代中国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过，他曾在《读书杂志》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发表《封建制度论》，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始于西周，崩溃于战国。并说：“中国近世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是被动的，殖民地的，但总不能不是变相的资本主义；也许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是颇不普遍的，畸形的，但大体上，全国确是为资本主义势利所支配。”[37]1935年他著《中国社会经济史纲》，定西周为“初期封建制度”，秦以后则为“官僚主义封建制度”，春秋战国为“过渡时期”。
由上可见，上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出现社会性质大讨论，含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两方面的讨论内容，而总体目标是为了弄清中国社会性质，故可总称“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中国是不是典型“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如果认可这样的结论，中国历史之途即偏离世界文明规律，独辟蹊径，而为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道路。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的阶段？如果说没有这个阶段，那么“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就不适合中国。中国的封建社会起于何时，终于何时？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社会？这都是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中纠葛难解的问题。这些问题体现为“亚细亚”论即“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传于中国引起的激烈回响。本文所述各派理论中，引人注目的是“新思潮”派的表达：中国虽显示某些“亚细亚生产方式”特点，然而毕竟经历世界文明的共同道路。中国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同样途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各阶段，而其踏入资本与市场的时代，即显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明显特征。
注释：
[1]1928年中国共产党六大确认“半封建”说。于此同时，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回顾》、《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等也被莫斯科劳动大学和中山大学的一些留学生携来国内，形成所谓“托陈取消派”理论。
[2]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社会史论战。本文“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概念，说的是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总称。
[3]《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
[4]香港《大公报》1940年1月22日发表高宗武、陶希圣致报社信及带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与附件全文。
[5]郭湛波撰《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认为：“中国近日用新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成绩最著，影响最大，就算陶希圣先生了”，“陶氏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之贡献，就在他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史’影响颇大”。1949年10月，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认为，
陶希圣“所主编的《食货半月刊》更是一个最著名的社会经济史杂志”。
[6]《新生命》1929年第2卷第3、5期。
[7]朱新繁在《读书杂志》1931年第3、5期合刊上发表《关于中国社会之封建性的讨论》，批驳陶希圣的观点，同时指出拉狄克并不明晰什么是商业资本，其得出的中国商业资本主义已有几千年的结论是错误的。
[8]陶希圣：《中国封建制度的消灭》上篇，《新生命》第2卷第3号，1929年3月。
[9]陶希圣：《中国之商人资本及地主与农民》，《新生命》1930年第3卷第2期。
[10]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半月刊第1卷6期，1935年2月16日。
[11]周子东等：《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知识出版社1987版，第116页。
[12]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生活书店1937版 ，第4页。
[13]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发布，“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正式形成。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指出中国走过人类历史的全程，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封建制”性质。1926年又提出中国存在“中世纪封建残余”的说法。1927年再次强调中国“封建残余”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初步成型。
[14]李季就认为：“德意志人就是由马克经济转入农奴和奴工制(封建制度)，既没有经过亚细亚生产方法的阶段，也没有经过奴隶制度。”（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上海神州国光社1934年版。）
[15]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38页。
[16]引李洪岩：《从<读书杂志>看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1999年卷。
[17]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上海神州国光社1934年版，第181页。
[18]马金科、洪京陵编著：《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1840-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
[19]李季在这里将“亚细亚的”与“奴隶制”的并列，以示“奴隶制”时代的不确定性。-作者。
[20]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上海神州国光社1934年版，第268页。
[21]《中国经济》第3卷第6期，1935年6月1日。
[22]《文化批判》第1卷第6期，1934年10月15日。
[23]《世界日报》1934年2月21日《社会科学》周刊。
[24]《文化批判》1卷4、5期合刊《史学研究特辑》，1934年9月15日。
[25] 王宜昌：《论陶希圣最近的中国经济社会史论》，《中国经济》第3卷第1期，1935年1月。
[26] 杜畏之：《战国时期军事之研究》，《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春季号，1936年1月出版。
[27] 杜畏之：《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2辑。
[28] 陈独秀：《<实庵字说>之三》，《东方杂志》1937年4月1日。
[29]《读书杂志》创办前，已有《新思潮》、《动力》、《新生命》在讨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
[30]贾植芳：《〈王礼锡传〉序》，顾一群、王士权、王效祖：《王礼锡传》，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1]王礼锡：《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中之谜的时代》，《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3辑，《读书杂志》第2卷第7、8期合刊，1932年8月。
[32]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读书杂志》1931年第四期。
[33]《读书杂志》第1卷第3期（1931年6月1日）载胡秋原：《贫困的哲学》、王礼锡：《活文学史之死》等文批判胡适。
[34]胡秋原：《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专制主义》，《读书杂志》,1932年第7、8期。
[35]胡秋原：《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草书》，《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4辑，《读书杂志》第3卷第3－4期合刊，神州国光社1933年版。
[36]胡秋原：《略复孙倬章君并略论中国社会之性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2辑，《读书杂志》第2卷第2/3期合刊，1932年3月再版。
[37]王亚南：《封建制度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读书杂志》第1卷第4、5期合刊，l931年8月1日，第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