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在同治元年（1862）“垂帘听政”，与之前的满洲将军胜保的跳踉叫嚣，很有关系。
这个胜保，满洲镶白旗人，瓜尔佳氏。据《清史稿》本传，他于道光二十年（1840）中举，便循满洲八旗子弟做官优先的老例，仅十年就做到国子监满祭酒，即国立大学满人校长，又升副部级的内阁学士。咸丰二年（1852），他因太平天国造反，上书说皇帝没能“先天下之忧而忧”，被降级，于是自荐有“办贼方略”，被派往河南帮办军务，从此弃文就武。他很会讳败夸胜，没几年即任钦差大臣，却由于挡不住北伐的太平军逼近京畿，吹牛露馅，遭清廷革职治罪，免死充军新疆。咸丰六年赦还，派往安徽剿捻，改用招降纳叛办法，冒充战功，又被发觉降职回京。
但他运气不错，回京正逢英法联军攻来，慌乱的皇帝起用他统领八旗禁军，协助僧格林沁、瑞麟抗击。他初上阵就被流弹所伤，先是杀害联军和谈人员泄愤，接着将负伤当成闻敌即躲的借口，同时将京郊战败的责任推给僧、瑞。于是咸丰帝在北逃中将僧、瑞革职，授予胜保钦差大臣、头品顶戴，而留京议和的恭亲王又一再奏称守京三将中唯胜保忠勇可用。这样在咸丰流亡热河期间，胜保就跃居都城驻军的统帅，成为恭亲王最倚重的满洲军头。
胜保神气活现了。咸丰帝病死，他正在京东指挥剿捻。显然经过事先策划，于恭亲王抵达热河吊丧次日（辛酉八月初二），他就上奏要求赴热河“叩谒梓宫，俾得跪求圣训，并与赞襄政务王大臣熟商南剿一切机要”，在奏折末特别声明：“至奴才现统各军，已饬分布直东要隘，派令文武大员管带驻扎，操防镇抚。”直东即紧邻热河的直隶东部，原非剿捻战区。他说已在各要隘紧急布防，又说赴热河一大目的是与赞襄政务王大臣“熟商”军事机要，而且另有两折“请皇太后圣躬懿安”，那不是分明摆出要向肃顺们兴师问罪的架势吗？
《清史稿》称，咸丰十一年七月“文宗崩于行在，穆宗嗣位，肃顺、载垣、端华等辅政专擅，胜保昌言将入清君侧，肃顺等颇忌惮之。”西汉景帝下诏“削藩”，吴楚七国起兵造反，借口即“请诛晁错以清君侧”。此策曾为中世纪列朝的割据军阀发动反中央战争所反复利用。但满清开国二百多年，还没有这样的先例。据我寡闻所及，尚未见胜保“昌言入清君侧”的原始史料记载，然而由现存胜保的上述奏折，堪称其人确有此意的明证。
因此，肃顺们得到胜保奏折，一面发“上谕”准许胜保前来行在“叩谒梓宫，叩谒后即赴军营”，一面又发“内阁奉上谕”，指责胜保署“钦差大臣、兵部侍郎”衔，具折向皇太后请安，“实属有违体制”，著交部议处，也彰显了他们面对这个满洲军事实力派代表的惧恨交加心态。
胜保不防被肃顺们抓住把柄，指他竟敢违反本朝“臣工无具折请皇太后安之例”，只好再上奏折认错，“叩谢‘交部议处’天恩”。或因又与恭亲王们密商，于是到热河谒灵即返，似乎很老实。但他大约得知恭亲王与慈禧要抓捕肃顺等密谋，至少出于对“山雨欲来”的政治敏感，在慈禧违拗肃顺们意向，坚持借送咸丰棺材安葬为名回京之际，又抢先上长篇奏折，声称他坚决拥护御史董元醇关于请求两太后“垂帘听政”的建议。这道奏折，发在前述内阁汉大学士周祖培等公疏的前一天，而内容与周祖培等公疏如出一辙，虽对引用史证申诉皇太后临朝的必要性太过简略，却点名指斥载垣等王大臣均非近支，明白指出：“为今之计，非皇太后躬理万机，召对群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非另简近支亲王佐理庶务，尽心匡弼，不足以振纲纪而顺人心。”无论他的奏折，是否出于恭亲王的授意，但他的权位，既是满洲军头，又手握卫戍京畿的重兵，如此公开声明支持慈禧与恭亲王夺权，即使在满汉亲贵中的“祖制”守护者中间，也极有威摄性，谁敢不噤声？
倘说辛酉政变，没有胜保的跳踉叫嚣，便不能实现，或者说虽暂时成功也未必持久，大约不算过度推论。
不过胜保也如传统谚谓，小人得志，利令智昏。作为满洲下五旗的世僕，他出身卑微，被满洲宗室权贵所贱视。他发迹变泰的资本唯在军功，而他先前的军功多属假冒虚报，早为识者不齿。他在辛酉政变前后居功骄横，却不悟在恭亲王们眼里无非“功狗”，早已注定兔死狗烹的宿命。辛酉政变得逞，议政王奕訢给他的奖赏，是镶黄旗满洲都统兼正蓝旗护军统领，一身充当八旗两军统帅，地位够高了，却随即打发他去主持剿捻。他以为这是再造帝国的重任，欣然就职，却只会一招，即用官禄收买捻军头目就“抚”。不想捻军头目苗沛霖，比他更狡诈，在诱擒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而受重赏之后，随即倒戈，以致“中外交章，劾胜保骄纵贪淫，冒饷纳贿，拥兵纵寇，欺罔贻误”。于是恭亲王获得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同意，下令查办。而委派查办的首席大臣不是别人，正是胜保借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事件而夺取其帅权的僧格林沁亲王。当然僧王对胜保的罪状，件件“查实”。议政王政府唯恐胜保狗急跳墙，在先已将他调往陕西剿捻，密令僧王“监制”，这时又密诏多隆阿率重兵到陕西传旨，“宣布胜保罪状，褫职逮京，交刑部治罪，籍其家。”同治二年（1863），北京三堂会审，胜保仅承认“携妾随营”一条有罪，而相反要求惩办对他诬告之罪。但虎已入柙，岂可宽纵？
于是恭亲王与两宫太后假借同治帝名义下诏，“斥其贪污欺罔，天下共知。苗沛霖已戕官城，宋景诗反复背叛，皆其养痈贻患，不得谓无挟制朝廷之意，念其战功足录，从宽赐自尽”，并逮其从官论罪有差。
就这样，胜保被迫自杀了。他活了四十岁，后半生都为拯救满洲统治权力而战斗。他很卑鄙，不择手段地追求权力。他很荒淫，贪污纳贿买妾样样都干。他很投机，总瞄准中枢权势的未来取向下注。但他弃文从武之后，对于造反的太平军和捻军，一意主“抚”，在个人权力所及之内，能和就不战，招降纳叛固然应受谴责，效应呢？却是动乱地区得到安定，由民不聊生转而民可聊生。因而，胜保为彰显个人“剿匪”业绩，尽可能避免武力冲突，对沦为匪徒的平民，以软性的招抚措施，缓和他们与朝廷的对抗情绪，是否只有否定意义？
据说胜保被逮被他招抚的前捻军首领李世忠，愿以提督官位替他赎罪。而胜保一位幕宾之兄，时任御史，也不避嫌疑，上疏说胜保“有克敌御侮之功，无失地丧师之罪”。他们的尺度相异，见解相近，都以为胜保对清朝功大于过，甚至有功无过。但这样的辩护，可称历史如实而与现状不合，反而促使胜保非死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