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以下简称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是全盘讨论战后国民党各项政策并决定其基本走向的最重要的一次中央全会。对苏外交和东北问题，是此次全会讨论的重要内容，并在会上引发了激烈的争执，影响及于中苏关系及东北接收。本文以台北所藏相关档案为基础，论述六届二中全会关于对苏外交和东北问题讨论的由来、经过及其结果，以期使相关问题之研究更为深入。[1]
自“九一八”之后，东北长期沦为日本占领区。对日抗战开始后，收复东北成为中国抗战的基本目标之一，并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得到了同盟国方面的认可与支持。但因争取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需要，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谈中达成秘密交易，将中国对东北的若干主权擅自让渡给苏联。中国虽对此持强烈的异议，但因实力所限，迫于三大国的压力，于抗战胜利前夕，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被迫接受了三大国对东北地位的安排。虽然中国损失了东北的若干主权，但也得到了苏联支持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承诺。正因为如此，抗战胜利之初，国民党对中苏关系以及在苏联协助下接收东北抱持乐观的态度。1945年9月18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为纪念“九一八”14周年发表的广播演说中表示：“我们东北，由于盟邦苏联的军事援助之下，实现了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而我们东北同胞亦由此得到了解放，重返了祖国。最近将来，我们的行政人员及我国的军队就要来到东北，与我们隔绝了十四年之久的亲爱同胞握手言欢。”。[2] 可见蒋介石在当时亦未料及其后接收东北之波折。
但大大出乎国民党意料的是，其接收东北的过程远不及当初设想的顺利，其中最关键的是，由于苏联的反对，接收军队无法在东北登陆，已到东北准备接收的东北行营诸员在苏军的约束下几无活动余地，而同时期中共部队则大举出关，占据了东北的广大地盘，事实上，国民政府已无法如其预期的顺利接收东北，东北问题很快演变成对苏外交与对共关系的外交与内政的双重纠葛。[3] 由于苏联军队驻扎东北和己方军队不能顺利出关的形势所限，国民党对于东北暂时无力以军事接收，而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外交交涉完成接收任务，故其对策是“一面坚持条约的立场”，“一面继续交涉继续准备接收”。[4]
11月1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称：“因运兵至东三省事，遭遇诸种阻碍，……以至东北行营及其随行赴东北接收各项行政之人员，不能达成其任务”，中国政府决定将东北行营迁至山海关待命。[5] 其后，苏联方面格于信守外交条约及因应国际尤其是美国压力的需要，对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表面上作出了一定的让步，同意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若干省份及城市的行政权力。但在国共矛盾冲突的大背景之下，接收人员“因无充分武力，处处为八路军所阻碍”，“在各地接收政权，等于虚饰”。[6]
中苏双方在东北接收问题上的矛盾冲突，引起了国民党内若干人士的强烈不满。国民党内部的派系颇为复杂，对所谓“党国”利益有不同的考量与现实的追求，并在政治上战后大体形成为对苏对共强硬与温和的不同分野，其中以CC系、黄埔系及若干坚持反共立场之高级官员为强硬派中坚，而以政学系、英美系及若干与蒋接近之高级官员为温和派代表。[7] 对东北接收问题的僵持不下及对苏外交的“失败”，国民党强硬派早有不满，对主其事者――外交部长王世杰、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等均目为政学系干将，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意见。而蒋介石出于对中苏关系及国共关系大局的考虑而压制其公开表露，更激起强硬派的不满。至1946年初，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民党内对对苏外交及东北问题的不同意见渐趋公开化。
苏联不仅对国民政府接收东北持消极态度，对东北资源强掠强占，[8] 而且还提出了对东北资源及经济由中苏合作经营开发的要求，企图以合法手段占有东北的资源，控制东北的经济，以为其谋取更大的利益。自1945年11月到1946年2月，中苏双方为此进行了多次交涉，均因苏联提出的要求过高而无法达成妥协，由此升高了国民党内对苏联的不满。 1946年2月，美国政府提出对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的反对意见，[9] 美国特使马歇尔亦向国民政府建议，不要向苏联作任何让步，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因为时间对苏联人不利，如果他们不撤兵，他们就在全世界面前成为条约的破坏者。[10] 美国的目的当然是为其自身利益考虑，防止苏联独占东北，并为美国资本进入东北打开方便之门，但却使国民党内“主张对苏采强硬态度者，觉得吾可藉美国助力以抗苏联”。正值此时，雅尔塔密约全文正式公布，又使国内舆论对大国外交牺牲中国利益的行径表示强烈不满，“一般人民睹此协定，必大起愤懑无疑”，[11] 为国民党强硬派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舆论及群众助力，“颇思利用群众此种心理以打击中共并推翻党派之妥协”。[12] 2月下旬各大城市爆发的反苏反共游行，就是他们挑动与运作的结果。[13] 2月13日，中共发表对于东北问题的四点主张，提出参与东北政治的要求，[14] 又激起本来就对政治协商与国共和解不满的国民党强硬派的反弹，而苏联延迟从东北撤军的举动（根据中苏双方的协议，苏军本应于1946年2月1日自东北撤退），亦被他们解读为对中共力图占据东北的支持，更使他们作出种种强烈反应。由于上述因素的相互迭加及其共同作用，使国民党处理东北问题的决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埋下了六届二中全会对苏外交及东北问题争执的种因。
二、六届二中全会有关对苏外交问题的讨论与争执
1946年3月1日，检讨国民党战后政策得失并决定其后政策走向的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开幕。全会听取的主题报告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方面内容，其中对苏外交及东北问题成为5日、6日、14日会议讨论与争执的重点。
3月5日下午，全会举行第五次会议，外交部长王世杰作外交报告，其中谈及联合国、对日管制、对苏外交及东北接收、对越关系等若干问题。王世杰深知对苏外交及东北问题较易引起争议，因此在报告时并未作为重点阐释，且语调平静温和，表现出力求通过对苏交涉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立场。他在报告中提及，“据苏方所表示，苏军撤退之延缓，系因技术上的困难，我政府现正向苏方继续催询中”；对于中苏经济合作交涉，“中苏两方，对于此一问题之见解，迄未一致，惟苏军之撤退依照协定原不附带任何条件，因之，此一争议之存在，应不能措成苏军缓撤之原由。”他强调，“中苏亲善诚如本党总裁所云，不特为中苏两国所需要，抑实为全世界的和平安全所需求。本人深望双方同本亲善友好精神，使苏军撤退问题迅获解决。”[15]
王世杰的苦心并不为出席全会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所谅解，他的报告结束后，邹鲁首先在讨论中发难，提出：我们办外交不能像路上叫化那样哀求老爷太太乞讨的态度所能达成任务，像现在我们这种外交的作风是最要不得的。再就东北事情来说，自然有很多苦衷，但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仍应以正当公正的外交方式去求解决。王部长总怕得罪苏联，我真不知是何道理？如果说弱国无外交，那就不必办外交。邹鲁的发言引发了讨论的燃点，继其后发言的诸位中委，均对政府外交政策和王世杰的外交处置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白崇禧在发言中认为：我国是弱国，因为没有力量，就要用公理，如其要用公理，便须把公理宣布出去。有力量的人家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不但没有喊人家帮助，还要客客气气的送给强盗，这样的弱者，等于被打了还不准哭不准喊。这样的对苏外交政策外交作风，实在应该改变。这种情形，实在拿我们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人民、军队，党政同志，太不算人。
资深外交家、亲历1920年代初期中苏建交谈判的王正廷认为：此次所订之中苏条约，可以说等于倒退了四十来年，又回到了李鸿章时候的情况，危险性实在太严重，应该想补救的办法。根据国际公法，因时势的变迁，可以请求修改条约。我们的外交，虽然没有武力可以做后盾，但我们的人民可以做我们外交的后盾。我们可以运用民意，得到修改条约的目的。外交上的事情，能办时候就办，不能办时候，可以换一个。譬如甲办不了，可以换乙，乙办不了，可以换丙，这是国际外交上的惯例。所以王部长对于这个问题，如果认为办不了，政府可以另找他人出来办理，这样才可使中苏问题在最有理、最诚恳的态度之下，去修改纠正，得到合理的解决。王正廷的发言，不仅牵涉对苏外交对错的问题，而且提出了追究先前对苏外交责任、修改中苏条约以及更换外长人选的问题，是当天发言者中态度最激烈者。
胡秋原在发言中呼应了王正廷的意见，认为：这问题的严重程度实已无以复加，可说不是本党执政以来最失败的外交，也是近百年来失败最大的一项外交。怕友邦，办委曲而不能求全的外交，要外交干什么？“九一八”以后有恐日病者，今天又有新的恐苏病了，这种心理要不得。条约要信守，但是除此之外，丝毫不能再让了，今天外交部应该给我们一个保证，不能再让。
CC系干将谷正鼎在发言中认为：订了中苏条约之后，苏联有许多越出条约以外的事，为什么我们连要求她履行条约的力量也没有，甚至也不敢说？我们得不到保障，外交当局反讳莫如深。她不履行条约，我们抗议也不敢了，抗议怕得罪对方的友谊，如此屈服忍让，就可维持邦交吗？今天谈外交，不容讳言，外交是有失败的，但是要挽救失败，必须唤醒我们的舆论和民众，我们办外交，要凭全国的舆论和国际间的公理。
在当天的发言者中，只有宋宜山的态度较为缓和，他认为：对苏外交有三种基本的看法，第一中国是国际的一环，现在世界的趋势是要求和平，我们是要从保障和平方面着手，将来局势改变，自可转移；第二外交是靠力量为后盾。追求与国并不完全可靠，人家决不愿意牺牲自己来为你打仗的；第三中苏虽以订立友好条约，但苏联对中国是不是有怀疑，是不是怀疑中国趋向于美国方面。从这些地方看来，我们对苏外交，应该取很郑重很和平的态度去处理。[16]
5日的会议结束后，外交部长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不少人“均以激烈攻击之语调，指责予之外交软弱，或主张将中苏争执（东北问题）提付国际会议。萧铮在会场发言，主张罢免外交部长。”[17] 而在旁观者眼中，王世杰的报告被认为“稳健而有条理”，但批评者“言均激切，掌声不少”。[18]
因要求发言者人数众多，3月6日，六届二中全会举行第六次会议，继续安排讨论对苏外交问题，火药味则较前一日更浓。战后颇为活跃的黄宇人首先提出追究外交部长王世杰的责任问题。他认为：对苏外交失败，不是政策问题，而是执行政策的问题。所以现在的责任，不在政策的决定机关，而在政策的执行机关。此言避开了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实际决策者蒋介石的责任问题，而将追究责任的重点放在王世杰身上。他重提签订中苏条约的时机是否妥当的问题，认为：中苏条约签订的时候，我们已在湘西等地反攻，日军的颓势已显，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外交当局为什么要像捡金银似的去订条约，这一点我们不了解。他还批评中苏条约谈判是秘密外交、私自协定。其实，此言亦回避了中苏条约实际决定于雅尔塔密约，而以中国当时的地位以及国民党的现实需要，很难与三大国对抗。
继黄宇人的发言之后，王星舟、方治、齐世英、彭昭贤、刘文岛、潘公展等在发言中都提出，应该追究外交当局的责任，并对中苏条约的作用予以重新估计和检讨，如果苏联不能依照条约行事，则应考虑因其违反条约而将东北问题提交联合国，利用国际力量迫使苏联让步，或者干脆宣布废除中苏条约。周异斌甚至提出：万一不能达到目的，本党要集中力量，把握时机，不惜再来一次光明神圣之抗战。
东北问题除了与对苏外交的关系之外，与国共关系实际亦密不可分，但或许是因为全会安排了专门时间讨论国共关系问题，故在有关对苏外交的讨论中，发言者多未涉及中共问题，只有CC系干将谷正纲直言不讳地提出：我们要认识东北问题的复杂和严重，是因共产党进入东北。苏联在东北不撤兵，是在扶植中共部队，三五月以后，共产党武装起来，也许苏联就会撤兵，使东北的外交问题成为内政问题。所以现在不把握时机，不把这件事情办了，将来对付苏联格外困难。不过他的发言没有得到其他发言者的回应。
在6日的讨论中，只有罗霞天和刘健群的发言，态度稍见缓和。罗霞天认为：在原则上说，中苏友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大家都感觉有此需要。
然而我们看看实际情况，我们接收东北的目标不能达到，是友好的吗？一般人说，弱国无外交。其实强国无需外交，弱国才需要外交，弱国必需运用外交手段，获得胜利。所以，我们对于外交政策应加以检讨。刘健群认为：外交问题我们应以冷静的头脑来处理。中苏友好条约的目的在求全，所以委曲，但是现在委曲而并不求全，这是我们的痛苦。对于中苏的交涉，我们要本着外交方式去做是很困难的。这个问题是左右为难。以后怎么办呢？友好条约我们固然要遵守，但是还要随时注意现实的发展。所以我们要和苏联讲明白，苏联应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我们虽不是亲苏，至少不会反苏。
在两天的会议近20位发言者中，除了个别人态度稍为缓和、但也批评了外交当局之外，无人出面为对苏外交有所辩护，在当时会场的激动环境下，事实上也容不得辩护者的言论。作为战后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当家人，外交部长王世杰在两天会议的大部分时间中，“除于事实不符时有所声辩，余无一言”，没有为自己辩护，其他温和派人士为避免引火烧身，更是噤口不言。[19] 只是在6日任卓宣发言时，批评外交当局是“官僚外交”，主张实行“民主外交”，依靠舆论和民众的力量办外交，王世杰才忍不住插话说，“人民说话，会刺激外交困难”，因此不主张操弄民众情绪，增加外交的复杂性和危险性。结果又遭到任卓宣的当场驳斥，他坚持认为：苏联的行为，不是因为刺激了才发生的。我们主张以后要实行国民外交，民主外交，凡事都应公开于人民，利用人民的力量，舆论的力量来做后盾。
在两天的会议讨论中，除了与会者的发言外，还有张九如、韦永成、唐纵提出了书面质问，他们都批评了外交当局处理对苏外交的失策，韦永成还提出，应向联合国安理会控诉苏联的行径，如果苏联不从东北撤兵，则应宣布取消中苏条约。[20]
两天的讨论结束后，全会决定由指定的审查委员会准备有关外交报告的决议，并由王宠惠、程天放、李惟果等根据讨论意见起草决议。由于与会者已经对外交政策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意见，受此影响，在决议起草过程中，审查委员会有人主张废止中苏条约，有人主张宣告条约无效，有人主张修改条约，还有人主张提出联合国安理会。不过，中苏关系牵涉到国民政府的外交格局，且与国民政府最终能否顺利接收东北密切相关，王宠惠等亦不敢贸然定议，而推由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作最后的决定。蒋介石此时虽然希望给予苏联一定的压力，使其尽早从东北撤军并支持国民政府的接收，但又不希望将事情闹大，以免影响苏联对国民政府的态度更趋恶感，从而不利于其接收。因此，他对会上对苏联和外交当局的批评指责采取了默许态度，并未强予压制，但对将要公开发表的决议文字则采取了慎重态度。因为蒋的决策，决议文字基本上未采纳会上的批评意见，而着重于正面阐述中苏关系的现状。7日，在起草外交决议案的讨论中，王正廷、任卓宣等又提出责任问题。前一日晚，颇感“委屈”的王世杰已向蒋介石要求辞职，但未得允可。此时，王世杰遂“郑重声明，自去岁八月予就任外交部长至今，一切外交政策与措施，其责任均属于我，因为予可执行之政策，均为予所提议或赞同之政策，至于成败得失，则此时尚非论定之时。予并云，如为国家利益需要予辞职，予决不多当一日。予此时尚未辞职，只是遵守临难毋苟免之古训。”[21] 实际上，正如有会议参加者所论，代表们“攻击各点未尝不对，一则限于实力，再则一切重大问题商得主席之核准，外长不能擅专。”[22] 国民政府的外交官员不过是国民党决策的执行者，将对苏外交的责任全部归罪于外长王世杰，确有其过分之处。正因为如此，在蒋介石的坚持下，决议案中并未写出外交当局的责任问题。
在3月16日召开的全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王宠惠专门为决议文字作了解释说：现在国家情势复杂，瞬息万变，究竟采取何种办法最为有效，或应否采取进一步的步骤，一时不能作肯定的决定，结果将各委员意见报告总裁，我们相信总裁一定参酌各位意见，采取有效的步骤，务必达到保持东北领土主权的完整。所以目前没有作硬性的规定。苗培成当场发言反对说：我们应当表示我们坦白实在负责的精神，并且还要把这个意思写出来。对于苏联的不友好，与平等互惠原则不符合的情形，都要公布出来，所以本席主张将此项文字增加并修改。至此，在全会上一直没有就对苏外交问题表态的蒋介石不能不表示：苗同志要加上几句话，我看没有什么必要。这个对于我们党，对于政府，对于人民没有多大好处，还是照原文发表较好，并且若照这样修改，对现在和苏联交涉时没有多大利益。格于蒋介石的权威，对决议有异议者此后再未表示异议。[23]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对于外交报告之决议案》，对中苏关系陈述说：“我国与苏联边境绵亘，允为近邻，必须和平相处，中苏两大民族间之永久友谊与互相信赖，实为太平洋安定与世界和平之基础，为此政府以最大决心与最友好态度，与苏联订立友好同盟条约，此约自当双方遵守，在该约中，苏联曾有‘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之声明，应责成政府切实交涉，履行该约，并将在我国境内之苏军迅即撤退，交由国民政府派军接防。”[24] 如果与全会讨论发言中的浓烈火药味相较，外交决议案的表述确实相当温和，这也多少体现出当时国民党在对苏外交问题上的两难处境。
三、六届二中全会有关东北问题的讨论与争执
对苏外交实际关系到的主要是东北问题，但东北问题除对苏外交之外，还牵涉到国共关系以及对接收当局因应得失之讨论，故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讨论对苏外交之外，特别在3月14日举行第十六次会议，安排对东北问题的讨论，由军令部次长刘斐报告东北军事问题，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报告东北经济与接收问题。在他们报告之后，与会者讨论发言之热度，丝毫不亚于对苏外交的争执，其中不少发言者为东北籍人士，他们多年离开故土，发言充满怀乡之情，为讨论增添了一抹悲情色彩。
就在六届二中全会讨论东北问题的当天上午，东北旅渝同乡会、辽宁省复员协进会、吉林省复员协进会、黑龙江省复员协进会、东北建设协会、东北难民救济委员会、东北义民还乡救济委员会等团体，推派代表向全会请愿，经全会主席团委派陈诚、陈立夫接见，收下他们的请愿书后方才散去。据陈诚其后向全会报告，他们的请愿书除提出苏联应履行中苏条约即日撤兵，采取强硬措施、加派军队、武力接收东北，不能对中共以党派协商方法解决东北问题等要求外，特别提出惩办接收失职负责人、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的要求。请愿书列出熊式辉的失职之处为：一、不但迟迟其行，反斤斤于人事摆布，省区之划分，因循坐误，目前严重局面之形成实导源于此；二、不谙外交，举措失宜，畏缩不前，规避责任，擅离职守；三、对接收东北，事前毫无准备，即电台与中苏条约原文亦未尝携带，一时传为笑柄，具见其窃位素餐，视接收如儿戏。四、昧于大势，倒行逆施，不但延不接收，且停止地下工作，摧残地下武装，沮东北人士内向之心，演成混乱局面。他们还向陈诚和陈立夫当面提出惩办熊式辉的要求，指责熊式辉到东北后，不去接收人民与人心，而是为他个人接收东北物资，从飞机上运回的有一百多件行李。这些东西都是东北的宝贝等。归结为一句话，要求撤换并惩办熊式辉。陈诚和陈立夫不便具体作答，但就原则上答复，都很同情他们的话，并表示二中全会全体委员，假使听了他们的话，也莫不寄以同情。此次请愿活动有无其他背景（如政学系反对者的指使），目前尚无资料佐证，但至少他们的请愿活动以及陈诚颇具感情色彩的介绍，起了不小的煽情作用，更增加了与会者讨论东北问题的兴趣与激烈程度。
朱霁青在发言中首先提出：今日东北问题的严重性，一是外交孤立，二是接收迟缓。大家交换意见，一致主张对东北外交应取强硬态度，如果东北交给苏联或是中共，势必影响华北的安全，同时影响整个中国不能安全。
傅汝霖在发言中，除了重复东北问题之复杂与严重是由于对苏外交失策外，认为东北接收没有办好，主要是由于接收人员对东北问题的认识错误。接收东北的机构，措施不善，错误甚多，东北行营对苏联没有认识，故不预备自己力量，反先做划省工作，好大家分配主席。行营最注意忙于布置人事，到了东北，一切准备不全，苏联问你根据什么来的，又拿不出中苏条约来，只有中东铁路一理事带了一份条约去，始有条约参考，找寻根据。熊式辉对地方民众不肯接近，对武力不敢收编，甚至曾经当过兵，受过训练的东北同志也不予理会。熊式辉到了东北以后，一切措施方面错误的事情真是太多了。这局势的造成，为东北行营认识错误最大的过失，因为认识错误，一切行动也跟着错误。他提出：调整东北行营机构，多派接收东北军队，尽量收编地方武力，恢复东北党部活动，尤其是东北人事要重选，希望有老成持重、公正廉明的人去主持。他强调：今天东北的局面，是熊式辉一手造成，假使不肯认错，听其错误下去，前途更不堪设想。
王星舟提出：我们接收东北，一定要争取民众，争取民心。不然，就要造成共产党的机会，结果无异替共产党做了工作。希望大会对这些问题有切实的检讨。
黄宇人提出：在他见过的东北官员中，一致认为东北行营有官僚作风，对上敷衍，对下凌辱，欺弱怕硬，对各项事情自己解决不了，还不愿意中央知道，封锁一切报道，不准任何消息泄漏。这些官僚作风如果继续下去，不加纠正，很可能断送东北。主持这件事的人要负责任。[25]
14日的会议亦决定推专门的审查委员会准备有关东北问题的决议，并由朱霁青、顾维钧、萧同兹等担任起草工作。由于发言者对东北问题基本上并无不同的意见，从而为起草决议打下了基调；再由于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时在北平、锦州，指挥东北接收军事行动，未如王世杰那样出席会议报告并听取意见，更激起与会者的不满，决议草案点名批评了熊式辉，并提出撤换他的建议。决议草案言辞直率，认为造成东北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未能遵行中苏条约及接收人员尤其是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认识错误，顾忌因循，临事不能据理力争，致造成现时危局。决议草案提出解决东北问题的方法是：外交方面，应拒绝苏联一切有损权益之要求，忠告苏联切实履行中苏条约，迅即撤兵，务于最短期间交由国军接收，否则苏联应负破坏中苏条约之责任；军事方面，应在东北迅速增强国军，责成地方政府编组保安团队；政治方面，调整东北接收机构，撤换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各项人员之任用，必须注意资望，郑重遴选，以资号召，凡在东北艰苦奋斗著有成绩之人士，尤须尽先任用。[26] 可以想见，如果将此决议草案提交全会讨论并最终通过公布，将在国民党内外引起的反响与震动。
事态演进至此，如果听任关于东北问题的决议草案提交全会，以当时之形势，通过的可能性远大于不通过的可能性。为了避免因此引起国民党内外之震动，影响对苏外交及东北接收，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不得不再次出面，摆平有关各方的意见，压下对东北决议草案的表决。在16日召开的全会第十八次会议上，蒋介石就东北问题发表讲话，起始即提出：全会是要对国家负责任的，东北问题应知其严重性，不能照决议意思办到。他告诫与会代表说：东北问题不只是国民和国家的成败问题，且可以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正是世界安危和战的问题，此问题不是我们可以不满现状随便决定的；现在我们是否有此决心，现在国际形势和中国政治情形是否会引起这个战争，引起了这个战争以后，于中国有何好处，我们考虑到没有；我们应从此着眼，明白自己责任，彻底检讨。因为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营主任出自他的决策，蒋又为熊式辉辩解说：述及人事，我可以说，熊主任没有责任，这个责任应该我来负。因为熊主任的一举一动，没有越出我的命令范围，与其说熊主任错了，毋宁先来问我，因为他没有责任。在前方负责任的人，我们如果不顾事实，不问利害，说是要取消他，以后再没有人肯到前方负责任。这样，除非我自己到东北去冲头阵了。蒋的如此说法，将东北问题提升到他个人的责任，与会者自然无法再多说什么。最后，蒋介石表示：东北问题我愿意负责任，各位同志如果相信我，由我一个人负责处理，我愿意负这个责任，各位同志信托我，交给我处理，不要发表这个决议文。结果，全会同意将东北问题交国民党中常会处理，决议草案未付讨论和表决，实际即不了了之。[27]
四、余论――选择的两难
对苏外交和东北问题确为国民党在战后面对的重大挑战之一，如何既维持对苏关系的大局，顺利接收东北，
确立国民党在战后中国的优势地位，又在主要依靠美国支持的同时而在苏美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并压制中共在东北的发展，实在是国民党所欲追求而难得之两难目标。其次，就外交与内政的关系而言，如何不使中国内部的情势发展影响外交，从而有损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又使外交得到社会民意的支持，增强弱势外交面对强势时的对策底气，亦为国民政府所面对之两难选择。再次，对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而言，如何既利用国民党内的反苏反共情绪，在国共相争之时对外表现国民党及其个人的强势，继续国民党的专断“党治”和其个人的独断“人治”，又维持国民党内派系的大体平衡，便于其个人操控运作，也是蒋介石面对的两难处境。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有关对苏外交和东北问题的讨论及争执，就是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领袖蒋介石所面对的诸般两难选择之表征。
由于东北对国民党在各方面的极端重要性，国民党不能不坚持接收东北，而要顺利接收东北，则不能不取得苏联的合作，可是，苏联视东北为其势力范围并提出种种过高要求，又使国民党格于内外环境而难以轻易满足。本来，国民党在接收东北之初，尽管也遇到了苏联的拖延和刁难，尽管其党内对此早有不同意见，但其对苏外交仍保持了较为谨慎的态度，异议亦基本保持在党内。而六届二中全会关于对苏外交及东北问题的讨论，则使国民党内的分歧意见几近公开化，对苏外交的天平开始有所偏转，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自反苏游行之后本已恶化的中苏关系的气氛更趋恶化，苏联对国民党“亲美反苏”的疑虑大增，从而更不利于其接收东北。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据莫斯科电台的广播，苏联公开批评那些“受外国支持的中国反动分子，不惜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干反苏的挑拨勾当。红军驻在中国境内，成为他们不断进行反苏的对象。而红军在击溃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国人民的事业中是起了巨大作用的。中国和美国报纸不断批评红军的延缓撤退，藉此开始反苏运动，但红军撤退的事实，他们似乎并无所悉。”[28] 苏联对国民党的批评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3月13日，在不通知国民政府、不等国民政府军队接防的情况下，驻东北苏军突然开始自沈阳由南向北撤退。对于国民政府对苏军撤退而不待其军队接防的质问，苏军参谋长特罗增科随后面告在长春的驻苏军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称，苏军“仅知遵奉命令完成任务，不遑顾及其他，并声明苏军在长春以北所警备之区域，不能株待中国国军接防，而只能将防务交付地方现存之武力，如华军不及开到，则苏军不能因此停止撤退”。[29] 因为国民党不断要求苏军尽早撤退，故对此亦无话可说，而苏军的迅速撤退则使已经在东北有很大发展的中共先得其利。3月18日，中共军队占领了长春铁路中段的咽喉门户――四平，从而扼住了国民党军北进接收的通路。私下里，苏联对国民党的态度亦转趋强硬，支持中共接收东北各大城市与交通干线，并一再向中共强调：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中共都可放手大打，并希望大打，而长春以北如哈尔滨等地，则应坚决控制, 不应让出。[30] 这样，当5月3日苏军自东北撤退完成时，中共已经占据了四平以北的东北半壁江山，使国民党面对着不得不以武力和战争的方式接收东北并为此而背负发动内战骂名的尴尬处境。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对苏外交和东北问题的讨论与争执，有一个不能忽略的背景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国民党内本就派系林立，国民党六大之后，其党内部分少壮新进力量抬头，结合为“革新派”势力，要求对已趋“老朽”的国民党进行全面“改革”。在手握国民党组织大权的CC系的推波助澜之下，国民党内的“民主化”呼声高涨，发展到六届二中全会，与会者几乎对全会所有的议题均有激烈的、少受约束的讨论和争执。在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背景下，不如其意的对苏外交和东北问题为派别斗争所炒作，成为一派攻击另一派可利用之卖点。而在当时国民党前所一度实行的对苏对共缓和政策受到党内广泛批评和质疑的情况下，批评者的意见主导了会场形势，且部分发言者态度嚣张，党同伐异，不容他人发表哪怕是微弱的辩驳意见。以至连具有个人独断权威的蒋介石，也感觉无法控制会议进程，对国民党凝聚党内共识，与中共争夺战后政治主导权并非有利。[31] 然而，即便是在蒋介石多次出面讲话的严责之下，“似不能使彼等（批评者――作者注）改变其态度”。[32] 结果，“二中全会因有报告有检讨，颇如议会之对政府，实则如此攻击，无异对蒋先生之抨击”。[33] 蒋介石虽然以其个人独断而最后压制了全会对外交、东北决策及有关负责官员的公开批评，但其个人声望亦因此次全会而大受影响。再就发言者态度而论，此次全会对外交和东北决策的批评意见，部分源自因为种种原因而致之个人情绪的发泄，如有些人不能参与决策的牢骚，有些东北籍人士不能重回东北掌权的失落，等等，而在这种发泄情绪下提出的意见，如废除中苏条约、将东北问题提交联合国等等，姑不论其用意如何，至少没有可操作性，实为无的放矢。作为执政党，其政策导向不能建立在情绪发泄的基础上，而外交决策牵涉到复杂的内外、国际关系，尤须避免情绪化趋向，不宜对过于敏感的议题进行几近公开化的讨论。由苏联其后对国民党接收东北的态度所反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对苏外交及东北问题的讨论和争执并未得到其理想的结果。
其实，国民党对苏外交决策及其在东北问题上的尴尬处境并非始于六届二中全会之时，自美英苏三国达成雅尔塔密约、以大国交易牺牲中国的东北权益起始，国民党便在对苏外交及东北问题上处境尴尬。要收回东北主权，便须向苏联妥协，妥协的结果又将被外界解读为丧失国家主权，使国民党难下决断；苏联是中共的主要支持者，对苏妥协势必牵涉对共关系，从而在东北以至全国范围内对中共作出一定的政治让步，为国民党势所不能；战后美苏两国很快因冷战而趋向对立的现实，使国民党失去了在美苏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的可能，对外政策不能不更趋向于其最重要的支持者――美国，从而被苏联目为“亲美反苏”，对国民党更没有好脸色。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对苏外交及东北问题的讨论和激烈争执，不仅没有解决上述问题，而且还使国民党的相关决策失去了应有的弹性而更趋僵硬，平稳顺利地接收东北已不可能，最终仍然只能回复于武力解决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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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关于对共政策的讨论，请参阅汪朝光：《战后国民党对共政策的重要转折――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再研究》，《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关于政治、经济政策的讨论，已撰有“再研究之三”，待刊。
[2]《大公报》（重庆）1945年9月19日第二版新闻。
[3] 有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东北的政策，请参阅汪朝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东北决策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
[4]《王世杰日记》，中研院近史所台北1990年版，1945年11月27日。
[5]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1981年版，第1册第147页。
[6] 张嘉璈：《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2月14日、11日，Chang Kia-ngao Papers, Box 10, Hoover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California, USA.
[7] 有关国民党内对战后政治问题的不同意见及其争执，请参阅汪朝光： 《战与和的变奏――重庆谈判至政协会议期间的中国时局演变》，《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1946年早春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顿挫――以政协会议及国共关系为中心的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
[8] 张嘉璈：《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0月14日。
[9]《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第453－454页。
[10] Marshall to Truman, Feb.9,1946,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1946,Vol.IX,p.426.
[11] 据张嘉璈报告，东北“工厂机器大宗均被拆迁，即电厂电机亦已部分拆走，交通通讯工具多数拆运，甚至机关家具亦多搬走，都市成一空城。”（《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0月14日）美国驻远东盟国赔偿委员会代表鲍莱于1946年中视察东北后提交的报告，估计苏联占领期间东北工业的直接损失为85800万美元，加上间接损失则高达20亿美元。（《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第263－267页）
[12]《王世杰日记》，1946年2月19日。
[13] 关于此次反苏游行浪潮，请参阅江沛：《1946年春反苏运动述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1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2年版，第77页。
[15]《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3月6日第2版新闻。
[16] 本次会议的发言均出自《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第五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以下简称党史馆）台北藏档，档号6.2/6。
[17]《王世杰日记》，1946年3月5日。
[18]《王子壮日记》，中研院近史所台北2001年版，1946年3月5日。
[19]《王子壮日记》，1946年3月6日。
[20] 本次会议的发言均出自《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第六次会议速记录》，党史馆，6.2/6.10-12.1。
[21]《王世杰日记》，1946年3月8日。
[22]《王子壮日记》，1946年3月6日。
[23]《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第十八次会议速记录》，党史馆，6.2/6.26-29。
[2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编：《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1946年重庆版，第119页。
[25] 本次会议的发言均出自《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第十六会议速记录》，党史馆，6.2/6.26-29。
[26]《对于东北问题决议案》，党史馆，6.2/11.5-15.2。
[27]《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第十八次会议速记录》，党史馆，6.2/6.26-29。
[28]《国民党二中全会面目》，无编者及出版者，第164页。
[29]《董彦平致张嘉璈电》，1946年3月27日、4月6日，Chang Kia-ao Collection, Box 10, Hoover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俄侵据东北折冲纪要》，第180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65册，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
[30]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1992年版，第253页。
[31] 关于“革新派”的研究，请参阅王奇生：《派系、代际冲突与体制内的自省――以1944年至1947年国民党党政革新运动为视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划时代的历史转折――“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2002年版。
[32]《王世杰日记》，1946年3月11日。
[33]《王子壮日记》，1946年3月6日。
《民国档案》200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