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以降，建立一个以公民生活为核心的民族国家，一直还是中国人的未竟事业。这一持续的过程，终将会有一个结果。
百年历史的颠沛与迷雾，或许已经给许多国人一些清醒：以制度变迁的方式而论，理智还是情感？和平还是暴力？常常是魂牵梦绕、进退难断的哈姆雷特之问。宪政之路依然是亿兆临深履薄之伟业，绝非几个枭雄擘画颐指的浪漫。因此，从各种角度考察历史，鉴往知来，对于今天的制度变迁，具有重要意义。从本质上说，从一种心灵意义上，每个人都并非活在当下，而是活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从过去找来路，向未来寻去途，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
1、君宪还是共和：辛亥革命与南北议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颠覆清朝遂成燎原之势。随后的南北议和在列强环伺之下，最终达成。1905年，孙中山在成立兴中会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口号，其中前四字“驱除鞑虏”实为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此时，即使在新的形势下，他所坚持的所谓共和，绝非西方经典意义上的共和，依然是一种极端排满思潮的种族主义。这一种族主义迷雾使他完全不考虑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家，因此在选择中国国体这一头等大事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失误。袁世凯虽然深谙君主立宪适合当时中国改革之需，但是为了获得大总统的位置，他不惜背弃自己原先的正确改革思路，而同意采取共和国体。以袁世凯的实力，南方革命党无论在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都无法与之抗衡。但袁世凯同时对清王室和革命党进行讹诈，最后成功地攫取他梦寐以求的权力。
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实际上不能按照是不是保留皇帝来判定，英国的君主制是披着君主外衣的共和制国家，这是政治学界公认的事实。且君主立宪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缺乏统一宗教信仰的君主制国家而言，本是走向共和制最合适的折衷道路。君主立宪将使宪政制度确立，同时保有国民对国家的凝聚力，这便是虚君共和。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却没能从长远考虑，将是否保留皇帝这一形式性的内容当作了共和制与君主制的本质性分野，却不考虑皇帝不在了，凝聚力的丧失会不会反而导致更多人想当皇帝这一令人惊惧的未来。国体选择的错误导致了权力中心的板荡，并且加剧了人们对国体认识的误解。1915年底的洪宪帝制，1917年的丁巳复辟，都是上述国体选择错误的结果。前者严复加入筹安会，后者康有为则是背后谋划人之一。张勋其人本性虽忠肝义胆，且认为君宪更适合中国，但认不清形势，且刻舟求剑，假如他能剪辫入京，且说服溥仪废除跪拜礼等不合共和政体的做法，未必就一定失败；此三人都是君主立宪的坚定拥护者，于当时而言，也是对国体有较深刻认识之人，无奈形势比人强，且不知在新形势下作出恰当的变通，失败岂非必然？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哀，也是民族国家的悲哀。
这一错误导致的后果是惨重的，它使得中国在随后的100年里，政治枭雄为了夺取最高权力而使得人民长期处于苦难之中。
2、和平还是战争：政治谋杀与二次革命
1913年3月20日，国会召开前夕，眼看大势已去的国务总理赵秉钧在袁世凯的暗示下，派人刺杀了宋教仁，宋时年32岁。“宋教仁案”揭露后，袁世凯虽百般抵赖，但表面上还是支持特别调查法庭，1913年5月8日上海地方检察厅甚至票传赵秉钧出庭受审，司法程序在进行中。然而，此事一出，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主张立即“武力讨袁”，进行二次革命，如所周知，二次革命后来全面失败，孙中山远遁日本。
在此案中，国民党一些重要成员愿意走司法程序，以和平的方式与袁世凯进行斗争，原本至少是一个重要的宪政表率，如果因为袁世凯的破坏司法程序而最后失败，再采取发动战争的方式抗争，似乎更合乎宪政精神。但是，孙中山并不相信宪政程序，在程序启动之前的3月25日就发电文号召组织讨袁军，这一做法至少加剧了袁世凯以武力镇压国民党的决心——如果袁世凯本有此心的话，虽然没有足够证据表明，袁世凯的武力镇压政策是不是孙中山促成的。这一过程中，蔡锷的表现相当清醒，他认为应该遵循宪政规范，先等司法结果，因此，在得到孙中山的组织讨袁军电文之后，他按兵不动。
政治谋杀是破坏正当法律秩序的一剂毒药，辛亥革命前，各方都在使用，一定程度上说，宋教仁被刺是这一恶性循环的牺牲品，而国民党终其整个民国期间，一直热衷于政治谋杀，下面即将谈到的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即与此关系甚密。当司法程序有可能被落实的时候，未经任何程序穷尽的方案，即动用武力征讨，这是置和平于不顾，置人民安危于不顾，极端不负责任的政治行为。
3、联邦还是一统：孙陈之争与军阀混战
自1920年开始，陈炯明与孙中山之间的矛盾日益公开化。陈炯明在广东执政期间，政治开明、经济繁荣，人民比他省更能安居乐业，他一直坚持联省自治、反对武力统一中国，而孙中山则一直认为应该武力打垮各军阀，建立统一的民国。由于孙中山执着于战争统一，1922年6月9日，陈炯明公开指斥孙文为四凶之一当除之。此前，陈炯明屡次险遭暗杀，与孙中山属下胡汉民关系甚密。陈孙之争的核心在于陈推崇联省自治，而孙则必欲武力一统中国，于是孙要北伐，陈则反对。孙中山早在陈炯明发动兵变之前的6月12日即已对报界声称要消灭陈炯明。6月16日，陈炯明发动兵变，实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孙陈之争以陈炯明的失败而告终，可见中国对于一统观念的根深蒂固——不惜以战争的方式寻求建立一个庞大国家，而人们往往遗忘了这种所谓统一付出的代价是无数人的生命和鲜血。陈炯明学法科出身，敏感于人权和宪政，但在当时还缺乏广泛的理解与支持。
世界各国的历史表明，地域过于庞大的国家，若没有地方自治基础上的联邦形式，终究易导致各方面发展不平衡，并且容易引发战争或专制。
4、逊帝还是平民：北京政变与溥仪出宫
1924年10月22日午夜，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直系军阀冯玉祥秘密倒戈，率部返回北京，包围总统府，迫使北京政府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监禁总统曹锟。11月5日上午9点，冯玉祥部属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奉冯玉祥之命，入紫禁城驱逐末代皇帝溥仪，以武力要挟溥仪同意修改优待清室条例，胁迫溥仪及其后妃亲属离开故宫，清王室在民国的背信弃义之下宣告结束。
任何一个有宪政常识的人都清楚，1912年的《优待清室条例》是一个具有宪政性质的宪法性和国际法文件，破坏该条例与破坏宪法、国际法无异。政治儿童冯玉祥这一不知宪政深浅的做法，是对宪政的严重破坏。逊帝还是平民，原本未必多重要，但此举导致的后果是，“民国政府无信义”成为一个国际性共识，此举与日后日本绑架溥仪成立傀儡朝廷之间关系密切，若有民国政府的保护，溥仪即不可能被日本绑架。
5、独立还是外倚：如何外交
外交问题一直是中国的弱项。自孙中山在海外闹革命以来，为了获得革命资助，孙中山曾外联日本，以东三省的利益为代价换取日本的支持；根据苏联解密档案，俄国历史学家研究张作霖之死系苏联人所为，张作霖一直周旋在苏俄与日本之间，利用双方的矛盾以求自存，以求保护东北的平安。其对苏俄态度强硬，破坏了苏联在华利益，于是苏联派遣特工炸死张作霖，并且嫁祸于日本。20世纪40年代末，日本政府也否认暗杀张作霖。无论如何，张作霖在东北所为是一个爱国者的作为，并非卖国之举。北伐之前，苏俄曾经想找吴佩孚作为他们的利益代理人，被吴断然拒绝，其后才有对国民党、共产党的支持，1927年的北伐，若无苏俄入股支持，没有其强大的财力、军事支持，北伐成功便淼无胜算。苏俄入股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他们能控制的中国，虽然蒋介石最后没有让斯大林满意，斯大林的本意是通过支援北伐，“将蒋介石榨干”，但是蒋介石却利用斯大林此举，获得自己的独裁统治。北伐的胜利，其导致的后果无非是各省自治权的进一步剥夺，这离日后的共产一统更进一步。
百年中国，对中国害处最大的两个国家，一是日本，一是俄国。他们不断地在中国寻找新的代理人，诱之以利，这对那些政客而言，是无往不胜的。民族国家时代，国际交往，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唯有国家利益而已。以外倚为手段，政客牺牲国家利益便是寻常事，以独立自处、合作相辅，即使不能得眼前之利，也未尝无后来之收益。
6、政治家还是政客：民国以来若干政治人物浅议
百年中国一直缺乏政治家施展舞台的环境。马克斯.韦伯在《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中，提出两种衡量政治行为的伦理标准，即“恪守信念伦理的行为，即宗教意义上的‘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遵循责任伦理的行为，即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 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当能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相结合。“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唯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若以此衡量，梁启超、蔡锷、宋教仁、陈炯明、邓演达都是杰出的政治家，他们既有正确的头脑，又有铁肩道义的担当能力，但是他们却没能成功。倒是那些品格卑劣而权欲熏心之人或者丹心一片却脑子浆糊的人常常获得成功，这不能不说是百年中国政治生态的一大悲哀。
7、以言论参与政治行动的知识分子：张季鸾、胡适、傅斯年
张季鸾先生、胡适之先生和傅斯年先生，都是书生报国的典范。张季鸾先生作为民国第一时评政论家，保持了“不盲不卖不私不党“这一独立议政者的风骨，几乎后无来者；胡适之先生一直保持中正理性平和的心态对待公共事务，以政府的诤友的立场评论时事；1938年，傅斯年先生担任国民参政员，以宪政程序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导致其下台，随后炮轰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亦致其下台。一个国民参政员赶走两任行政院长，没有铮铮铁骨，是不可能的。
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参政的典范。
8、公民还是暴民：五四运动与女师大风潮
1919年的五四运动家喻户晓，国家有难，游行示威，都是值得鼓励和赞赏的愛国之举。但万事皆有度，1919年5月4日那天，学生痛打章宗祥，火烧曹汝霖的赵家楼事件，即使肇事者的一时激愤尚可理解，但超出法律底线的涉嫌犯罪已是不争的事实。
学生们在不明白事情真相的情况下大打出手，火烧民宅，冲进曹宅的学生徒有泄愤破坏之志，与爱国何关？连曹汝霖的父亲请求他们可以将财物拿走，但不必破坏的话都懒得听，曹宅在焚毁之前已经被砸得满目狼藉。他们在痛打章宗祥的时候甚至误以为他是曹汝霖，如此不辨青红皂白岂不可悲？在此过程中，警察一直没有动用武力，直到事发后警察才抓获二十多个跑得慢的学生，而带头破坏的人早已逃之夭夭。
在女师大风潮中，杨荫榆校长最初处理晚到生的做法固然过于生硬呆板，但与学生擅自查封办公室、砸烂窗玻璃、办公桌的做法性质完全不同。杨荫榆女士只能到外面租房子办公，在她请来章士钊解决此事过程中，章士钊作为教育总长，并没有对学生有过分之处，倒是北洋时代的学生八面威风，有“丘九”之称，再加某些学界名流的怂恿，事态便一发不可收拾，其后来教育司司长刘百昭为护女生斯文，特地从三河找来百名女佣，翻墙入校以制服肇事者，并未动用警察，这应当说是相当克制了。此事于个人的后果是杨荫榆先生沉冤至今未雪！而社会后果则是学生们街头政治的进一步泛滥。
在这两起事件中，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可以得出结论，这些肇事学生有愛国之心，却少了愛国的理性。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如果出现不合理的公共事务，所需要的是理性守法、有教养的抗议者，而不是动辄打砸抢烧的暴民。
结语：如何实现我们的未来
上述简单的梳理，或许可以从历史中看到一些至今依然可能有价值的教训。在这个翻波涌浪的转型时代，宪政已是必由之路，但如何走上这条道路，应当有一些普世法则需要社会各界人士共同一体遵循，我以为当有下述：
认清天下大势，顺势者生，逆势者亡，这是千古不变之定律；改革需要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单纯的前者可能适得其反，单纯的后者可能导致机会主义，两者都对改革无益；遵循人类伦理的底线规则，例如人道主义，一切与此相悖，以牺牲弱势者利益为代价而奉行某种意识形态的政治主张都是错误的；政府在大是大非上应当言而有信，政府无信将导致执政艰难，失去公信力的政府是最危险的政府；遵循规则，如果有人破坏正当的规则，应当阻止，并且行动者应当身体力行，以至于“遵循规则，直到受伤”；政治家既要有远见卓识，又要有政治道德，要有真正的担当，当代中国就是一个呼唤大政治家的时代，我们不需要政客；知识分子参政议政，要理性、平和、中正，且具悲悯情怀与特立独行的风骨；社会大众应当自觉地培养公民精神，而不是在公共事务中不辨是非，打砸抢烧，将公共事务当作狂欢节而沦为暴民。
无论目前还多么不成熟，但我相信宪政转型必将成功，百年前的共和梦也将最终实现，我也相信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期待。
2008年2月17日於追遠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