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出版《孙中山思想政见各方论争资料集》，是搭建高水平孙中山研究新平台，以提升研究水准和扩张研究范围的整体计划的基础及支撑。
像孙中山这类研究成果相当丰富的重要历史人物，究竟还有没有继续研究的空间，以及如何研究才能更上层楼的问题，已经困扰学界多年。仅仅强调现实意义的重要，不足以彰显学术价值，难以吸引学人尤其是新进投入时间和精力。不过，相比于古史和世界名人研究，孙中山研究很难说已经到了可以束之高阁的程度。之所以有无从下手之感，是因为经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的努力，关于孙中山本身的问题基本得到覆盖，尽管可以讨论之处不在少数，还是让来者觉得大体已经耕耘，无从开垦，又不愿事倍功半地补种。而近代史料层出不穷，于是纷纷转而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
严格说来，一味倚靠披荆斩棘，并非学问精进的应有之道。研究一门学问的多数人忙于垦荒，显示该领域尚处于刀耕火种的阶段，荒地既多，耕种方式也较为粗放，至少尚未达到精细化的程度，从业者普遍尚未掌握深耕细作的技艺。实则除了非学术因素影响之外，前贤首先着手的往往是大体主干，就此而论，接着做对于研究的专业化更加重要。研究历史，材料的扩张与方法的改进相辅相成，编辑《孙中山思想政见各方论争资料集》，就是希望接续前人研究的大道正途，推动材料扩张与方法改进跨入新的境界。
已出各类孙中山文献，着重于孙中山本人的文字言论，这当然是首要和常规的做法。可是，由于孙中山始终处于时代的中心，其思想政见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脉动，作为研究孙中山的基础性建设，编辑孙中山本人的文字言论无疑至关重要，而要恰当全面地理解其言行，还应进一步扩张视野，追究古今中外、前后左右与此相关的言论文字。这一方面如陈寅恪所说，广搜群籍，采集与之相关的文字，加以比较参证，力求准确地理解孙中山著述言论的本意；另一方面，则由围绕孙中山的思想政见所展开的论争，包括支持、反对和异议，可以把握近代中国精神世界的脉搏。
孙中山生活的晚清民国时期，恰值西学、东学、中学交汇融合，各种思想、学说、主义、制度等，由泰西或经由日本传入中国，这方面相关研究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清季民初，国人逐渐脱离“西方”的笼统观念，进入分别取舍欧美各国之长短的阶段，渊源不同，取法各异，自然少不了争论，连带在具体政制设计方面，也会因人而异。关于这些争论，以往的看法过于笼统模糊，不能在来源和实行的不同层面深究其详。
以三民主义为主体的孙中山思想政见，从问世之初，就不断引起内外各方众说纷纭的争论。这些争论反映了人们的意见分歧之大，同时也折射出孙中山的主张认识往往牵涉中国前途命运的大节，为同代人及后来者的目光所聚。对于这些分歧论争，从来就是史学界关注讨论的重点，如革命党与保皇派的几番论战，同盟会内部关于三民主义的取舍，国民党内对于“一大宣言”的分歧等。不过，这方面可以扩展的空间仍然相当广阔。例如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从一开始就会与孙中山的思想相牵连，现有的认识有待解决的问题很多，远远不能覆盖当时各国社会主义的实情，以及国人对于社会主义的引进传播和理解。要想恰当认识孙中山自认以及同时代各方他指的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常常出现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
孙中山言及对于社会主义的认同，以及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心中所指的社会主义显然与今人通常所以为的有别。阅读西文的能力较强、足迹又到过世界各地的孙中山，能够直接接触各种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乃至组织人员，与一般有赖于翻译西书或中文介绍的国人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自然有所分别。这些分别或多或少体现在他的民生主义之中。而他要想在中国的环境中传播其民生主义，不能不对源自欧洲的社会主义有所取舍，也不能不考虑实际的国情，其中国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便是参考的要项之一。如果对于社会主义在欧美各国的情形及其在中国的际遇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把握，很难对孙中山的社会主义观、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理解得当。
再如，一般而言，指民权主义旨在实行欧美的民主制度并无异议，可是代议制进入中国，始终争议不断。孙中山从来赞赏瑞士的直接民权，而对美国式的代议制不以为然，认为国务由政党包办，政党轮替，则官员全部更换，如此不仅不胜其烦，而且流弊匪浅。单纯通过选举来录用人才，使那些善于辞令的人上位，无口才但有学问思想的人却被闲置。“美国国会内有不少蠢货，就足以证明选举的弊病。”[1] 为此，他要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另设考选权和纠察权，实行五权分立，以改善三权分立制度。
孙中山的主张不为同党所接受，民初议会制与政党政治相辅而行。不过，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建制，形式上却包含了并非来自孙中山的考选和纠察两权。随着议会中的党派代表逐渐沦为各省和中央军政实力派的附庸，使得各方极为不满，酝酿着各式各样的改革方案。一九二〇年前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国会的不良是导致现行政体失效的主要原因，原来竭力鼓吹开国会的梁启超、汤化龙以及张君劢等人，纷纷宣称代议制不适宜中国，在世界上亦已过时，甚至公开宣判国会的死刑。至于如何进一步改良政体，存在削减国会的权力和引入直接民权两种取径。
孙中山本来就主张直接民权，实行全民政治，只是为了反对北方的军阀官僚政客，才打出护法的旗帜。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国民党发表宣言，指“现行代议制度，已成民权之弩末，阶级选举易为少数所操纵”。并提出三点主张：“甲、实行普选制度，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乙、以人民集会或总投票方式，直接行使创制、复决、罢免各权；丙、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权。”[2] 放弃护法不过是大势所趋，而将国民大会正式列入政纲，则是直接民权的一种选项。
自辛亥提出用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以来，每当遇到重大国事问题，就不断有人提出并召集国民大会（会议）予以应对。开始是因为没有正式国会，后来则是国会不足以担此重任，再后来就对国会的正当性产生怀疑，甚至主张根本抛弃代议制而重新设计政体，一方面是从国会析出部分权能归属于其他机关；另一方面则是尝试特设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主权机关，并以主权机关作为凌驾于各权之上的常设机关。清季民国的国民大会（会议），一是要在割据分裂的政局之下，发挥民意在解决诸如政争、制宪等重大问题时的作用；二是要更好地体现主权在民的思想，使得全体国民能够普遍、常态、有效地行使主权。
在众多加强直接民权的设想中，孙中山参照综合各种国民大会方案修订的五权宪法，将国民大会正式列为国家行政体制的常设机关和最高机关，不仅拥有法律上创制与复决的最终裁决权，还有对国家各机关人事选举与罢免的最高决定权。这样的政治架构，成为国民政府的正式建制，也影响了此后国家政权的政治建制。只是新的政治架构仍然难以解决国民直接和常态行使主权的难题。对此，应当进一步向前探索，避免重蹈以西为新的覆辙，努力走出一片前无古人的崭新天地。
共和的问题同样如此。共和的概念有本意与新解的分别，虽然都不是由孙中山提出，可是以共和作为与帝制对立的政治制度而且列为政纲，并且通过不断发动革命使之普及深入，却与孙中山关系密切。在地广人众、国民素质不高的中国能否实行共和制，不仅在国人内部激烈论战，列强各国也意见分歧。而当共和来临之日，却有虚君共和、五族共和，甚至帝国共和等等观念的掺入，即使作为政治制度，也不再简单地与帝制对立。孙中山的共和思想一开始就包含联邦制主张，源自美国和瑞士的体制，如何应用于中国，解决分治与统一的两难，在清季乃至民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立场不同、派系各异的国人关注和讨论的中心问题。由于各方聚讼纷纭，牵连到历次制宪，确立国本，始终摇摆不定。与此相关，省的地位及其设制，直到国民政府时期，仍然困扰着当局和各方人士。其影响至今依然深刻存在。梳理南北各方各界的诸多意见，包括所谓帝国共和主义，对于认识共和思想观念在中国的传衍影响及其复杂演化，可以大进一步，同时也有助于把握民国时期许多长期争议不绝、变动不居的观念和体制的来龙去脉。
思想应当还原为历史，才能恰当解读，不至于越有条理系统，去本意本相越远。或以清朝为正统，评议辛亥时期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性以及袁世凯统一政府的法统问题。姑且不论革命就是要破除旧法统，建立新法统，即使以袁世凯而论，他千方百计要将自己的权力来源与清朝正统相联系，目的是避免受到南方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限制约束。实际上，南北和谈时南方民党的前提就是承认共和，否则免谈。袁世凯既然接受这一前提，等于将清朝的正统性连根拔起。而袁世凯接受共和，看似情非得已，却不无自己的盘算。继续帝制，即使立宪，实行责任内阁，他也不过是政府首脑。况且清朝的各种势力对其仍会有所掣肘，即便当上内阁总理，也不能随心所欲，远不如登上国家元首大位称心如意。只有在清王朝的大统已绝，失去继续掌控国家大政的权力的前提下，袁世凯才利用这副空架子的所谓正统来抵消南方民党的种种制约，并使自己掌控的北方政府顺理成章地成为统一全国的合法政府。将有贺长雄别有用心的法理推演当作事实依据，等于是做了老袁的应声筒而浑然不觉。
凡此种种，表明用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的方法来研究孙中山的思想政见，仍然大有可为。编辑《孙中山思想政见各方论争资料集》，就是希望在全面汇聚各方各类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于认识孙中山的思想政见及其时代反响，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况且，孙中山的思想政见并没有随其本人的辞世而失去作用。孙中山身后，各种政治势力围绕三民主义等思想政见的解读发挥，继续展开论争，并扩展到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余绪至今不绝。至于在其生前便充满争议的大亚洲主义，死后更被朝着各种方向加以附会。而生前被视为空想未予深究的《实业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令人慨叹其高瞻远瞩。因此，《孙中山思想政见各方论争资料集》的完整形态，应以孙中山逝世和一九四九年为界，分为三辑，而身后的部分规模较生前更大，有助于大幅度拓展孙中山研究的领域、时段。只有将涉及孙中山所有思想政见的赞同、反对、异议的所有意见全部汇集，不仅从孙中山的角度，或是以孙中山为中心立论，而且从各方面看孙中山，前后左右地考察、把握孙中山思想政见的渊源流变、社会反响以及时代影响，避免形形色色的先入为主和断章取义，认识才有可能深入一层。
为了在提供文本的同时尽可能展示语境，本资料汇编采取原刊原文影印的形式，将分散各处的资料汇集起来，方便研究者使用。为此，在收集底本方面得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由于相关资料繁多，有的底本不易获得，如果限期求全，恐怕永无完璧之时；即便搜罗完备，一次性付梓，出版社也有负担过重之虑。可行之道是，借鉴其他大型文献资料汇编行之有效的办法，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分辑汇录，每辑包含书刊报档各类相关资料，按时序（同一报刊连载文章集中排列）编辑成册。如此循序渐进，可以期待终有大功告成之一日。待到出版完成时，根据需求和条件，再酌情考虑统一编辑标点整理本事宜。希望届时孙中山研究可以走出“险学”与“显学”的回圈，在学术圣殿中深入堂奥。
二〇一七年四月
[1]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19—320页。
[2] 《中国国民党发表宣言》，《大公报》1923年1月1日，第2张第2页。
（本文选自《孙中山思想政见各方论争资料集》序言，题目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