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已进入人生晚年的陈独秀，曾对涉及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重新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当时，他思考得最多的是关于民主政治的问题，尤其是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有关的民主政治问题，并提出了令后人无比惊叹、无比佩服的新观点。陈独秀晚年对民主政治所作的宝贵探索，主要反映在他当时所写的一部分文章和书信中。但在陈独秀生前，上述绝大部分文章和书信并未公开发表，直到陈独秀逝世六、七年之后，它们才被陈独秀的学生和香港自由中国社分别结集在大陆、香港出版。1949年香港版的书被定名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论文和书信）》，又名《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1]本文旨在对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政治，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所作的思考和探索作点分析，谈谈笔者的看法，并以此求教于学术界的同行们。
（一）
陈独秀晚年对于民主政治，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的思考和见解，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当时他所写的《给连根的信》、《给西流的信》、《我的根本意见》、《致S和H的信》、《再论世界大势》、《被压迫民族之前途》等书信和论文中。陈独秀提出的基本观点，也是最主要的观点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重新认识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充分肯定其历史作用，强调民主政治对于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具有的普遍真实的价值。
自从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对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国家实行的民主政治制度，始终存有争议。其中，绝大多数人虽然也承认，以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代替中世纪的封建专制有进步的意义，但同时又总是猛烈地抨击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伪善的，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和对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欺骗等等。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看法实际上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主流或传统的观点。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也曾受到过这种观点的影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大加批判。然而，到了晚年，陈独秀开始意识到，上述传统观点存有偏见，并开始对之进行重新思考，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看法。
在《给连根的信》中，针对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托派们的偏见，陈独秀指出:“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自列托以下均如此），[2]把民主政治当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是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都是大众所需要的，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余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3]在《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又说：“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如果说民主主义已经过了时，一去不复回了，同时便可以说政治及国家也已过了时即已经死亡了。”[4]他还特别强调说：“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仅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5]
上述陈独秀的这些话，无疑已把他经过重新思考后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新看法表达得十分清楚了。陈独秀不仅明确地批评了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传统的偏见，而且指出民主政治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它也是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所需要的，因而廓清了长期笼罩在人们心头的迷雾。更重要的是，陈独秀对民主政治的评价，突破了多年来传统观点的局限，即只是笼统地肯定资产阶级以民主政治取代中世纪封建专制统治是一种进步，而否定民主政治对于人类社会进步普遍的真实的价值，强调应站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高度上，肯定民主政治是一代又一代人民大众流血斗争的产物，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不断发展所取得的共同成果，并非资产阶级所专有，也不会因资产阶级时代的消失而过时。值得一提的是，陈独秀将“近代民主制”与科学、社会主义并称为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发明，充分地反映出他对民主政治制度深远的历史价值的高度肯定。科学和社会主义代表着人类社会的未来，这早已成为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然而在陈独秀看来，近代民主制对于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绝不会在科学和社会主义之下。不仅如此，陈独秀实际上还认为，近代民主制、科学、社会主义这三者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未来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三者缺一不可。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陈独秀又进一步对民主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二、阐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及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实行民主的政治制度，否则必将导致专制独裁的产生和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政权的堕落，导致社会历史的倒退。
马克思主义创立伊始，马克思、恩格斯便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6]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剥夺了资产阶级所有资本而建立起来的新社会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社会主义社会”。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这里既谈到了无产阶级的统治，也谈到了民主，还谈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这表明，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后，并不排斥民主。此后，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马克思、恩格斯曾对公社“炸毁旧的国家权力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权力来代替”它，并实行完全的“普选制”、“低薪制”的做法大加赞扬，认为这是防止新的国家权力“从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宰”的重要举措。[7]这进一步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不仅赞成，而且十分重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实行民主政治的问题。不过，由于巴黎公社存在的时间太短，此后，即在马克思、恩格斯还活着时再也没有一个国家取得过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他们在生前也就无法通过进一步总结实际经验，对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主政治问题作出更明确更具体的论述。同样，后来的列宁虽然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被称为苏维埃的无产阶级政权，却也因为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的限制，除了笼统地宣称苏维埃是“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外，在实行民主政治方面也未有多少创新。总之，在十月革命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对无产阶级政权下建立民主政治的问题并没有真正引起重视。
然而，随着列宁逝世，特别是斯大林主政后新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一系列重大事件，它充分显示出，民主的原则正遭受践踏，且日趋严重；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正蜕变为少数人的专制独裁，号称“最民主”的苏维埃甚至连资产阶级的民主都不如。这不能不引起陈独秀的关注，不能不促使他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民主问题，并得出了新的结论。
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谬论，即认为“民主已经过时，无级政权只有独裁，没有民主”[8]，陈独秀指出：“如果说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只有独裁，不应该民主，则史大林所做的一切罪恶都是应该的了，列宁所谓‘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乃成了一句废话。”[9]他还说：“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而斗争，即等于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10]陈独秀还指出：“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阶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绝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11]
在对苏联斯大林式专制独裁政权的出现进行反思后，陈独秀认为，关键在于十月革命后，苏俄在反对资产阶级的同时，实际上丢弃了民主政治，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包含有具体内容的民主政治制度。他说：“我认为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级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治，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12]他还指出：不幸的是，十月革命以来，苏俄“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来代替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警察，容许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LT[13]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14]针对托派中有人仅仅将苏联出现的问题归咎斯大林个人的说法，陈独秀则强调制度的重要，认为社会主义不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必然导致专制独裁，必然产生独裁者。他尖锐地指出：“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15]
笔者之所以不嫌其烦地大段引述陈独秀的话，是因为笔者觉得，这些话对于苏联政治制度所作的批评，真可谓切中要害，一针见血也。尽管它都是60多年前陈独秀所说，如今读来，仍使人不由得产生振聋发聩、惊世骇俗之感。
第三、阐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并不是空洞抽象的名词，如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那样，也必须有具体的内容，且实施的范围应当更广泛，否则便是假民主、真专制。
既然无产阶级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实行民主政治，那么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是个什么样子，它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有何关系呢？对此，陈独秀也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在《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说：“我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16]他还说：“如果说无级民主与资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无级和资级是一样的”[17]在稍后所写的《我的根本意见》一文中，陈独秀更加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和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18]
这便是陈独秀对何为无产阶级民主，它同资产阶级民主的异同等问题的回答。他的话已说得十分清楚，无须笔者多作解释。笔者只想指出一点：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在喋喋不休地大谈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不同，孰是孰非，难道还不发人深思吗？！
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后见解”所作的概述。其实，已有很多研究陈独秀的学者对此作过介绍和分析。尽管不同的学者对“最后见解”的内容所作的概括不尽一致，但因为这是见诸于正式发表的文字的，白纸黑字俱在，故人们的分歧并不大。然而，一旦涉及到对“最后见解”的评价，却免不了要出现众说纷纭的局面了。而这，也正是笔者要谈的重点所在。
（二）
对此，笔者认为，首先应当简要地回顾一下历史过程。
如前所述，“最后见解”的绝大部分内容在陈独秀生前并未公开发表，只有少数人知道，主要是托派组织的一些人。他们的观点与陈独秀的见解不同，故坚决表示反对。由于陈独秀一度参加过托派，托派甚至以组织的名义正式作出决议予以谴责。陈独秀逝世几年之后，“最后见解”公开发表了。托派分子的态度仍未改变，但此时却有人开始予以关注和支持了，其中最著名的是陈独秀的老朋友胡适，他称“最后见解”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稀有的重要文献”。不过，陈独秀的话主要是说给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听的，而在苏联和中国，无论是在当权多年还是即将当权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党人中间，却未见多少反应。他们当时不可能赞同陈独秀的观点，且肯定会斥之为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他们之所以没有就此大动干戈，想必是不屑一顾吧。因此，在当时或以后若干年里，世人对陈独秀的“最后见解”的反应，只能以“空谷足音”来形容了。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今天看来，毫不奇怪。
然而，随着50年代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开始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揭开了斯大林时期专制独裁统治的盖子，随着60年代中国“文革”灾难的发生等等，情况终于发生变化。尤其是在80年代以后，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如同埋藏在地下的珍宝，终于被学术界、理论界重新发现了一样，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重视。许多研究者不仅纷纷予以介绍，而且开始肯定其价值，对它的评价似乎也在日趋增高。更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并没有看到过陈独秀晚年的书信和文章，甚至至今不知道陈独秀晚年的这些看法，却也在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的过程中，得出了与陈独秀晚年几乎相同的结论。这就清楚地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陈独秀的“最后见解”，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再也不是“空谷足音”了，它终于被越来越多的人承认是真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赞同、所接受。
不过，笔者也深知，即便是在21世纪初的今天，人们对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的“最后见解”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就当今的理论界、学术界而言，“左”的影响远未彻底清除，仍有不少人对陈独秀的“最后见解”颇有微词，甚至大加非议。更重要的是，国内外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与人们的理想之间，仍有很大的距离，这方面的矛盾不能不反映到人们的认识上来。故陈独秀几十年前的观点并未成为纯粹的历史，仍与今天的现实，乃至社会主义事业今后的发展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此，对陈独秀的观点作进一步的讨论很有必要，笔者也想借此机会讨论两个问题，并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的“最后见解”是不是真理？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无的放矢，事实上至今仍有人认为，陈独秀的看法并不正确，故确有辩明的必要。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基本原理，即判断人们的认识是不是真理，不能简单地以权威的话，或以“经典著作”的论述去衡量，必须而且只能以实践作为检验的标准。据此，笔者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只能是：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的“最后见解”，是被几十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的真理。当然，笔者在这里所指的是陈独秀的基本观点，而非陈独秀所说的每一句话，绝非什么“句句是真理”。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介绍，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的“最后见解”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重新认识。多年来人们所争论的焦点在于：一种观点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只是对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欺骗手段，对人民大众没有任何好处，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更没有普遍价值；另一种观点则指出，资产阶级创立的民主政治虽然旨在为资产阶级服务，但也是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所需要的，它并非资产阶级所专有，而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共同的财富。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在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者中，第一种观点即传统观点占据绝对优势，早年的陈独秀也持这种观点。然而，晚年的陈独秀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应当纠正以往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偏见，客观而科学地评价民主政治的普适价值。两种观点孰是孰非，只能由实践来检验。那么，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世界历史的发展究竟怎么样呢？笔者以为，其中突出的一件大事便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出现了抛弃民主政治制度并与之完全对立的法西斯专制独裁统治，它不仅给法西斯国家的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带来了巨大灾难，也使全世界人民吃了大苦头，并导致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出现了尽管短暂，却无法否认的大倒退。虽然同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但民主政治与法西斯专制独裁的对比却是如此鲜明，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不能不促使人们重新认识民主政治的价值。事实充分表明，民主政治绝非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它关系到包括资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在内各个阶层的命运，关系到人类社会的进步或倒退。正因为如此，在德、意、日法西斯独裁政权被彻底击败的战后历史上，建立和完善民主政治制度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包括许多新独立国家的重要举措之一。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仍然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死抱着偏见不放的人难道不自感理屈吗？或者如陈独秀当时所说，他们“还有脸咒骂资产阶级的民主吗”？[19]有些人虽然也承认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比法西斯专制独裁要好，但又强调民主政治有阶级性，因而批评陈独秀否认民主政治的阶级性，有过分美化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之嫌。然而，何谓民主政治的阶级性呢？以笔者之见，此指资产阶级实行民主政治，当然要利用它为本阶级的政治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政治专属于资产阶级，其他阶级或阶层就不能利用它。民主政治是有特定的基本内容的，它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会有变化，但基本的内容和特征不会变，否则就不叫民主政治了。如同具有特定内容的科学一样，民主政治资产阶级可以利用，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也可以利用。就此而言，陈独秀并不否认，而且曾明确指出，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民主政治的施用范围受到限制，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劳苦大众仍要不断地为扩大民主、完善民主而斗争，直到在条件完全成熟时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并不是推翻民主政治制度，而应当在原有基础进一步扩大完善民主政治制度，使其完全为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所利用。这样的观点有什么不对呢？！
再来看陈独秀的“最后见解”涉及的第二方面的内容，即对无产阶级夺权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后，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及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政治？他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回答究竟对不对，同样也只有通过实践来检验。众所周知，从十月革命到20世纪末，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曾经历过一个十分曲折的发展过程。其间的深刻教训是什么呢？教训当然很多，但在其中，无论是苏联、东欧，还是中国，革命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之后，一方面片面地否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另一方面又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一些当权的共产党人甚至极端地轻视民主、肆无忌惮地践踏民主，从而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这不能不是十分重要的教训之一。也正是这方面的严酷事实，证明了陈独秀晚年关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论断极为正确。不过，至今仍有人对陈独秀晚年批评苏联斯大林搞独裁专制不满，指责陈独秀攻击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对此，笔者实不敢苟同。如前所述，无产阶级专政一词最早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的，但他们并未作出明确解释，究竟何谓无产阶级专政。不过，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其他地方所说的一些话中，笔者认为他们所指的就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或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就此而言，陈独秀过去没有，晚年也没有否认过。他所讨论的问题只是无产阶级如何执政、掌权，并认为只能实行民主政治，而不是仅仅依靠暴力实行专政。专政只能对极少数反对无产阶级政权的敌人，而不能对绝大多数民众。陈独秀晚年曾尖锐地指出过：“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能及吗？此无他，贱视民主之过也。”[20]在斯大林主政以后，苏联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变成与民主政治相对立的专制独裁。尽管至今仍有人不赞成这一说法，但这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的独裁”难道不应当否定，不应当反对吗？在斯大林之后，陈独秀没有看到，但笔者和许多上年纪的人还亲身经历过中国的“文革”，对当时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有所谓的“全面专政”至今记忆犹新，对其难道也不应当彻底否定吗？！ 当然，也有一些人并不反对无产阶级掌权后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却又认为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是根本不同的，因此不能照搬或照抄。实事求是地讲，陈独秀并没有说过“照搬照抄”的话，而且也承认差异的存在。他的观点很明确：在基本的内容和基本的原则上，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并无根本区别，无产阶级掌权以后应当进一步扩大、改善民主政治，甚至应当根据各国不同的国情采取不同的实行方式，但却不能违背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原则，否则就是假民主，就是陈独秀晚年所批评的，只是以所谓“根本不同”为口实，来抵制民主政治的实行。这样的看法难道不对吗？
总之，只要我们采取客观而又公正的态度，就不能不承认，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的“最后见解”，是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了的真理。
第二、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的“最后见解”能否称得上“远见卓识”？笔者的回答也是肯定的。
如上文所述，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虽然也在原则上谈到过民主政治问题，然而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都未能对民主政治，特别是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作系统而具体的论述。因此，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对民主政治的看法都是“一边倒”的，即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是虚伪的，是对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欺骗，只有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苏俄的苏维埃政权则是实行民主的典范。尽管到了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主导下的苏维埃政权违背民主原则，践踏民主精神的做法及其产生的严重恶果已逐渐暴露于世。面对这种情况，除了西方国家以一贯反共反苏的立场予以抨击外，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共产党人仍处于无动于衷的状态。诚然，以第四国际为代表的托派倒是对斯大林的专制独裁予以批评，但他们只是将此归咎于斯大林个人，看不到苏维埃政权在制度上存在着严重缺陷。当时不仅能够敏锐地意识到斯大林搞专制独裁的严重性，而且又能透过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所在，即苏联的问题所涉及的正是有关民主政治，特别是有关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这一重大问题的，在国际共运中，至少是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陈独秀是第一人。对此，如果我们用“众人皆醉，一人独醒”来形容，似乎并不为过。
更为重要的是，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发表以来，60多年过去了。其间，无论是资本主义世界，还是社会主义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凡涉及到民主政治或专制独裁方面的变化都证明了陈独秀晚年的看法是正确的。尤其是社会主义世界的曲折发展，均不幸被他当年的预见所言中。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在民主政治问题上的失误虽不是唯一原因，却是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此外，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受挫折，特别是“文革”灾难的发生，原因固然也很复杂，但新中国成立后没有搞好民主政治的建设，无疑也是祸源之一。正因为如此，“文革”之后，中共不得不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大力推行改革开放，包括在政治体制方面积极进行以民主化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不仅如此，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的“最后见解”也对人们正确把握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事实上，当人类历史进入21世纪之际，民主化已成为全球性的潮流，且势不可挡。凡是想推动本国社会不断进步的，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也不论这个国家是姓“资”，还是姓“社”，或姓别的什么，都不能逆此潮流，或以民主代替专制，或对民主政治予以不断改善。
民主化虽然不能代替一切，不能视为社会进步发展的唯一标志，但它毕竟与促进社会进步发展的各个重要方面，如经济、文化的发展等等都紧密相关。可以说，没有民主化，就很难实现经济文化的现代化；没有民主化，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诚然，民主化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必然要经历许多曲折，还会遇到不少困难，但方向已定，而且不可逆转。
如此看来，陈独秀晚年的“最后见解”难道还称不上是“远见卓识”的吗？！
（三）
陈独秀晚年之所以能够发表堪称远见卓识的“最后见解”，在其人生的最后时刻为丰富人类的思想宝库作出新的贡献，这绝非偶然。以笔者之见，这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客观方面的原因，即客观形势的变化，也就是说，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新的情况。如笔者已在本文中多次提及，这指的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初，在德、意、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法西斯的独裁专制，在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反民主的弊病也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正是这些历史新现象冲击了陈独秀头脑中原有的传统观点，不可避免地促使他重新思考。而新观点的提出，正是他“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才有了可能。认识来源于实践，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之一。陈独秀晚年对民主的新认识，正是来源于实践所提供的新的实际材料。反之，如果没有上述新的客观事实，陈独秀则不可能有新的思考，更不可能突破传统观点，产生新的认识。其次是主观方面的原因，即与陈独秀超人的睿智，胆略和勇气，与他在思想方面固有的优秀品质密切相关。同样的事实出现在世人面前，为什么多数人视若无睹，即“众人皆醉”，陈独秀却能“一人独醒”呢？这不能不到陈独秀的主观方面找原因。
第一、陈独秀的突出的优点之一，是他从不迷信任何权威，也不迷信任何教条，一生始终坚持从事实出发，坚持独立思考，坚持旗帜鲜明。
凡是了解陈独秀而又不带偏见的人，都会承认上述优点在他的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早年的陈独秀之所以能在倡导新文化运动、领导五四爱国运动、创建中国共产党等许多方面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立下大功，无不与他的上述优点有关。甚至后来他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所走的曲折道路也无不与此有关。陈独秀自己也自嘲地说过：“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意说不错又不对的话。”[21]“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陈独秀也不可能不犯错误。或者说，错误对任何人都是难免的，只是犯错误的原因各不相同而已。但对陈独秀来说，是也好，非也好，都是建立在他尊重事实和独立思考这一基础之上的。即便到了晚年，陈独秀仍然如此，他的“最后见解”，不管后人如何评说，终究仍是他尊重事实，不带任何迷信和成见，坚持独立思考的结果。临终前一年，他还在给朋友的信中明确地表白说：“弟自来立论，喜根据历史及现时之事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此种‘圣言量’的办法，乃宗教之武器，非科学之武器也。”“近作根本意见，亦未涉及何种主义，第七条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斯基都包含在内）之价值，乃根据苏俄二十余年的教训，非拟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倘苏俄立国的道理不差（成败不必计），即不合乎马克思主义又谁得而非之。”[22]他还说：“迷信与成见，均经不起事实之试验及时间之淘汰，弟两不取之。纸短话长，不尽万一，惟弟探讨真理之总态度，当以此得为二先生所了解也。”[23]
总之，尊重事实、独立思考和旗帜鲜明并不能完全避免错误，陈独秀晚年的“最后见解”也不是完全正确，然而如果不能坚持从事实出发进行独立思考，不能旗帜鲜明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则绝不可能突破权威的、传统的束缚，不可能有创新的思想成果，更不可能有振聋发聩、警世骇俗的“远见卓识”。
第二、陈独秀的另一个突出的优点是，始终站在维护人民大众利益、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立场上，毕生不懈地追求真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敢于否定一切错误的东西，包括他自己的错误。
对于陈独秀这位历史巨人一生的功过，人们的评论历来众说纷纭，或誉或毁，各执一词。但是不论是赞誉他的，还是批评他的，都不能不承认，陈独秀是一个毕其一生坚持不懈追求真理的人，而其目的，也只有一个，即为寻找救国救民之路。为求社会的进步和劳苦大众的解放，为获得真理、坚持真理，陈独秀无私无畏，从不退缩，从不消沉。1933年，他虽然身陥囹圄，却誓死不向国民党政府妥协。为了批驳国民党政府对他的诬陷，他曾自撰《辩诉状》，并大义凛然地写道：“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帝制，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予生平言论行动，无不光明磊落，无不可以公告国人，予固无罪，罪在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而开罪于国民党已耳。”[24]在狱中，陈独秀还自书过一副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25]读了这些话和这副对联，人们不能不感叹，这确实是陈独秀为人民大众和社会进步事业奋斗终身的一个总结，也是他所具优秀品质真实而生动的写照。正因为陈独秀是这样的人，具有如此优秀的品质，他才能够成为历史巨人，不仅在早年以其探求到的真理启示并引领着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为改造中国不断地奋战，而且又在处境艰难的晚年以其少有的“远见卓识”为大家拨开云雾，看清自己的未来。
诚然，如本文多次提到的，陈独秀一生奋斗，一生追求真理，并非都是正确的，他也说过错话，犯过错误，遭受过不少挫折。尽管他对真理的追求十分执着，可一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却既不固执，也不文过饰非，而敢于自我否定。就以对民主的认识为例：五四时期他本是中国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的旗手，但后来一度受到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的影响，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价值产生怀疑，并予以批判。然而，当他晚年认识到这是一种偏见之后，便毅然抛弃了这一错误认识。所以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的“最后见解”，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他自我否定的产物。坚持真理，则必须要修正错误，不论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都要敢于否定。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则绝不能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真正做到无私无畏。这是在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过程中必须具备的可贵品质。而陈独秀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此可贵品质却为数不多的历史巨人之一。
总之，既有了客观条件，又具备了必不可少的主观因素，亦即作者本人超人的智慧、胆略和勇气等等，两者互相结合，陈独秀才能在晚年发表堪称远见卓识的“最后见解”，给后人留下了又一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作为后人的笔者，则不能不为之深感庆幸。再进一步，如果国人，特别是当权者们能从先哲的远见卓识中汲取更多的营养，则更是国家之大幸，民族之大幸，人民之大幸也！
注释：
[1][20] 参见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658页，第6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版。
[2]列，此指列宁；托，此指托洛茨基。
[3][4][5][9][10][11][12][14][15][16][17][18][19][21][22][23][24][25]《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547页，第554页，第555页，第554页，第555页，第560页，第553页，第555—556页，第554—555页，第553—554页，第554页，第560页，第558页，第431页，第567页，第568页，第315—320页，第3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版。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9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25—426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8]“无级政权”，此指无产阶级政权；“资级”，此指资产阶级。
[13]“LT” ，此指列夫·托洛茨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