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记述了自己的历史，多数人会当作真理、宗教信仰般对待自己的历史。但随着考古学新发现、出土文物的新发掘，不断挑战、甚至刷新了早有定论的科学结论。比如，直立行走的人类是由灵长目动物进化而来，当一个名叫达尔文的科学家经过周密研究重新强调它为事实后，却在今天遭到了西方社会精英群体的猛烈攻击。人们几乎难以理直气壮地断言曾经被认定的结论，今后不会在某一天被一个事实颠覆。也许这种存疑的态度本身更接近科学精神。
在现代人的描述中，人们对于制度史的认识，早已明确地定格；民主制度理所当然地是“文明时代”的伟大创造，是直到近代才逐渐繁荣起来的一套游戏规则。这种认识由来已久，自古而然，用美国学者霍贝尔的话说：“古老的政治哲学认为，初民生活在一个犬牙魔爪暴虐统治之下的社会里，这一认识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初民的法律》3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自古以来的这种错误猜测充分体现了“文明人”的自负，我们把制度结构中理性的部分理解为“文明时代”的产物，而将制度结构中对人类构成伤害的部分看作是历史的馈赠。这种成见即使不能说是颠倒黑白，至少也必须指出，这是人类对于自身历史最荒谬的误读。
与达尔文大致同时代的英国学者弗雷泽（《金枝》）和美国学者摩尔根（《古代社会》），用严谨的研究揭示了人们在远古时代或者说原始社会的生活面貌，描述了原始文化和原始民主制度的真相，这标志着人类对于远古时代历史的荒谬认识的终结。
在原始社会，那些被称作酋长或者国王的政治领袖，其遴选、上任、下台都在民众的掌握之中。在有的酋邦，民众如果对国王不满意，只要送上几颗鹦鹉蛋就能让事情圆满解决。弗雷泽介绍说，在18世纪的某一天，非洲埃俄王国的一个民众代表团，受广大民众的托付，来到国王的宫殿，送给国王一些鹦鹉蛋作为礼物。这些礼物的含义是：国王您肩负执政的重任一定很累了，现在是应该考虑摆脱繁重忧劳、轻松地休息睡眠的时候了。国王收到这份礼物，知道民众已经不满意他了。他恭敬地向代表团致辞，感谢臣民为他的健康舒适着想，然后退回自己的内室去歇息。表面上看好像是去睡觉，实际上他一进房就必须吩咐他的女人将自己勒死。整个过程很快就会完成。国王死后，他的儿子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安安静静地上台执政。这样的习俗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期（弗雷泽《金枝》404页，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原始社会民主制度的完备和彻底由这个故事可见一斑。
摩尔根对原始社会之氏族制度的政治特征进行了这样的总结：“氏族制度本质上是一个民主制度。每一个氏族、每一个胞族、每一个部落，都是一个组织完备的自治团体，当几个部落联合成为一个民族时，其所产生的政府的组织原则也将同该民族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活动原则相协调。”（摩尔根《古代社会》197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在原始社会发展为阶级社会的漫长过程中，有的民族过早出现了君主制度。随着社会组织的日趋复杂，文明程度的日益提高，君主制度却越来越朝着集权、专制的方向发展。一个政治家越是才能超群、意志强大，他对原始社会的民主原则就背叛得越是彻底。可以说，这是人类史上一个极其奇怪的逆流。
可是，也有一些民族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极为尊重历史上的民主原则，千方百计呵护这种文明原则。就在埃及的法老、中国的周王号令四方时，古希腊城邦中的贵族们却依然像氏族时代那样商议公共事务，还常常召开国民大会对贵族们制定的政策和各种方案进行表决。这种对于国家事务的全民参与，对于治国和卫国责任的全面承担，忠实地体现了氏族时代“全体氏族成员共同负责”的政治原则。直到希腊北方的君主国家马其顿将雅典、底比斯、科林斯、卡尔基斯等等城邦共和国全部征服之后，这些城邦的民主制度才被摧毁，希腊世界才跟埃及、中国一样，进入君主制度时代
君主制度是对原始社会民主原则的全面背叛和摧毁，所以摩尔根旗帜鲜明地指出：“君主制度同氏族制度是不相容的。”（摩尔根《古代社会》197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根据弗雷泽和摩尔根的研究，人类不仅拥有像亚历山大和秦始皇那样实行专制和奴役的历史，同时拥有更加漫长的民主制度历史。人们习惯上认为，人类作为一种物种已经拥有三百万年的历史，也就是说人类的原始社会是从三百万年前开始的。严格意义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人类社会的流行却不到三千年时间。
既然民主制度在历史上延续了三百万年，专制制度不过流行了三千年，是不是可以说民主制度更加适合人性？是不是可以相信它在人类神经深处的刻痕比专制制度留下的刻痕更深更牢？当我们不得不为三千年专制史所留下的罪恶感到耻辱时，我们是不是更有理由为三百万年的民主制度史感到欣慰和骄傲？三百万年的民主传统，其力量不足以低档三千年的专制传统的挟持和规范吗？如果我们越过三千年专制制度之惨痛历史，地球上每个人都可以骄傲地宣称：我的祖先世世代代生活在自由、民主的氏族之中，我的身上流淌着自由、民主的血液，我们拥有三百万年自由、民主、和平的政治经验。
令人遗憾的是，人类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一直没有明确意识到，当弗雷泽和摩尔根向人类揭示这一历史事实时，人类几乎没有予以起码的重视。尤其不幸的是，弗雷泽和摩尔根的言论甚至没有机会像达尔文的学说那样遭到全社会的反对和声讨，因而无法产生广泛的影响。至今为止，他们的学说局限于研究历史的少数学人之中，而不被公众所了解。
当年的达尔文一定没有意识到，那些对着他大吐唾沫的欧洲绅士们，为他的进化论之普及所做的贡献是如何地与日月同辉。就此而言，一百个捍卫和宣传进化论的赫胥黎所能造成的影响，也比不过那些阵营强大的反对者们。
假如弗雷泽和摩尔根酒泉之下发现了这一点，他们对当年几乎被“文明世界”的唾沫淹死的达尔文，该是多么羡慕不已。
好在人类在近几百年来的历史实践中，一直在将原始先民（被称为野蛮人）的政治思想和民主实践，转化为所谓“文明人”建设民主政治的伟大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