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的“天下”一词本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过去的流行说法是，近代中国有一个将“天下”缩变为“国家”的进程。如果侧重昔人思考的对象，恐怕更多是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康有为创造性地把公羊“三世”说由历时性变为共时性，使“天下”平顺地向“世界”过渡。但中国却被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外在化，中国士人渴望加入“世界”，努力为中国在世界确立一个更好的位置。这是一个充满了彷徨的探索进程。
梁启超在1899年曾说：“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①然而梁氏也曾明言：“吾国人称禹域为天下，纯是世界思想。”②其实过去的“天下”一词本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③大致即钱穆所说的“心胸之知”和“耳目之知”。④但梁氏前一种“中国即世界”的表述影响甚大，研究梁启超的李文森(Joseph R.Levenson)即曾提出，近代中国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将“天下”缩变(contracting)为“国家”的进程。⑤这个说法又影响了很多人。如唐小兵先生就说他关于梁启超历史思想的专书就是在讨论这一缩变的影响。⑥
“天下”之意义在近代的二分，反映出时人对于地理空间和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如果侧重昔人思考的重心，说近代中国有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中国”的进程或大致不错；⑦倘若侧重思考的对象，恐怕更多是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两者互为表里，既有紧张冲突的一面，又相辅相成，长期处于互动之中。
这一语义的二分也给当时的读书人带来无穷的困惑。以前“天下”是一个语境明则语义明的开放概念，即其在特定场合的指谓基本随上下文而定；如今却被分为“中国”和“世界”这两个指谓确定、边界分明的概念。虽然语义脱离语境或许更显清晰，但很多人对此尚不习惯，一些人无意之中可能因为语源的关系将两个语义相差甚远的词当成同义词混用。关键是很少有人在学理上将此语义转换的进程厘清，反倒是一些脱口而出的简明表述时常腾诸人口，迄今余波不息。
这类观念的缠结，以及由此而起的一些歧义和误会，多少源于晚清极具影响的梁启超。当时报纸、刊物等兴起不久，梁氏可以说最成功地运用和发挥了这些新传播媒介的力量，在形成近代新思想论域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⑧如孙宝碹1902年所说，梁启超“于我国文字之中，辟无穷新世界”；其“闳言伟论，腾播于黄海内外、亚东三国之间”。当时“凡居亚洲者，人人心目中莫不有一梁启超”。⑨此语或稍夸张，若将范围限于中国读书人，却大体概括出梁氏当年影响的广泛。黄遵宪稍后对梁启超说：“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精神吾不知，形式既大变矣；实事吾不知，议论既大变矣。”⑩
其实梁启超不仅改变了当时人的思维和表述方式，直到今天，中外很多关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认知，仍随时可见梁氏观念的痕迹，也可以回归到他本人及其他时人那些含混且有时自相冲突的表述中去认识。从“天下”到“世界”的重大范畴转变就是其中之一，过去对此所论较少，还可以作稍进一步的探索。
天下、中国与世界
梁启超早年似对“天下”与“国”分得很清楚，他在1896年的《<说群>序》中就反复说到“国与天下”的关系，明言“天下之有列国也，己群与他群所由分也”。中国当时仍“以独术治群”，泰西近百年则是“以群术治群”；一旦“以独术与群术相遇，其亡可翘足而待”。但那时他并不主张仿效泰西之群治，盖“有国群，有天下群。泰西之治，其以施之国群则至矣，其以施之天下群则犹未也”。后者即往昔所谓大同之治，中国似乎应超越“国群”而直接向“天下群”的目标努力。⑾
不过梁氏很快有所转变。他在1899年说：“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此后数千年，中国人“同处于一小天下之中，未尝与平等之国相遇。盖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⑿此或即后来“中国即天下”说之滥觞。他稍后在《新民说》中又转变观念，以为“二千年来与中国交通者，虽无文明大国，而四面野蛮，亦何尝非国耶”?故不能说中国过去“尽不知有对待之国”。⒀但这并未改变其基本立论。
梁氏进而分析说，战国以前，“地理之势未合，群雄角立，而国家主义亦最盛”。但争城争地对民生造成的严重伤害使有道之士皆思矫正，孔子作《春秋》，便“务破国界，归于一王，以文致太平”。其余先秦诸子，“虽其哲理各自不同，至言及政术，则莫不以统一诸国为第一要义”，遂使国家主义终绝。而“自秦以后二千余年，中间惟三国、南北朝三百年间稍为分裂，自余则皆四海一家”。其周边无数蛮族之幅员、户口和文物“无一足及中国”，与葱岭以外之波斯、印度、希腊、罗马诸文明国又“彼此不相接不相知”。盖“国家之名，立之以应他群者也”。若“世界而仅有一国，则国家之名不能成立”。上述历史地理环境使中国人“视其国如天下”，国家思想不发达，乃至于“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⒁
后来杨度更发展梁启超已部分放弃的观念，在他看来，中国自虞、夏之间立国后，所遇东方各民族，“其文化之美、历史之长，皆无一而可与中国相抗，实无一而有建立国家之资格”。故“中国之国家，为东方唯一之国家；中国之名称，不能求一国名与之对待”。结果，“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无国际之名词。而中国之人民，亦惟有世界观念，而无国家观念。此无他，以为中国以外，无所谓世界；中国以外，亦无所谓国家”。故近代西潮冲击以前，可说“中国即世界，世界即中国”。⒂经杨度发展的梁启超观念影响了很多人，他们未必在意其具体的界说和解释，但却记住了这个概括性的说法。
“中国即世界”的观念连带引申出梁启超另一个影响广泛的说法，即晚清时中国还不是一个“国家”。⒃梁氏在民元时曾说：“我国虽日五千年古国乎，然畴昔憔悴于专制政体之下，国家重要机关，一切未备。而所以运用此机关者，又无道以得人。”他以“各先进国”的情形与中国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今世各国所以得称为国家者，举其特征以求诸我，其可见者，殆什无二三”。故“以严格的国家学衡之，虽谓我国自始未成国焉可耳”。⒄
梁启超又曾说，“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戾尊重国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贻讥旁观。”他虽然据民族各自尊其国的“世界之通义”，主张“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但却是不得已而为之，并未改变中国尚无“国名”之事实。⒅
然而，以梁启超那时爱用的“知”与“不知”论，“口头所习惯者”．当然也属于“知”的范畴。远的不论，龚自珍固已说“大清国，尧以来所谓中国也”。⒆民初以自杀殉清的梁济在遗书中也说，他之死既“可以谓之殉清，亦可以谓之殉中国”，盖“清国者，数百年一改之国也；民国者，我三古遗传万年不改之国也”。梁济此语表述得不特别清晰，然意思还是可以理解，亦即长期的历史进程确立了一个超越于政治体制和统治实体变更之上的“中国”，而历朝以至那时刚出现的“民国”都不过是这一“中国”在特定时段的阶段性表现实体。⒇
这就牵涉到梁启超那句长期被复述的名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他说，中国旧史家“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故其作史，“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盖“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因此，“中国国家思想至今不能兴起者，数千年之史家”是不能辞其咎的。[21]在梁氏看来，“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他承认国家不可以无朝廷，故“有国家思想者，亦常爱朝廷”；但这是“推爱国之心以爱及朝廷”，不是视朝廷为国家，而应“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22]
不论是从国名还是朝廷与国家的关系言，梁济看到的现象与梁启超所见略同，而陈述立场则相反；梁济似乎以为，“国名”的有无和异同，以及君主或共和等政治体制的异同，皆并未从根本上影响到其所表现的“国家”之存在，其说更近于龚自珍。而梁启超则试图说中国那时还不是一个“国家”，至少不是一个“完全”的国家。[23]
梁启超认为，“世界之有完全国家也，自近世始”。[24]他眼中所看到的，是“以国为人民公产”的西方“各先进国”。然而向往世界主义的蔡元培当时就不同意，在他看来，“如今最文明国的人，还是把他力量一半费在国上，一半费在家上，实在还没有完全的国’，哪里能讲到世界主义”。蔡氏以为，人类应该联合起来战胜自然，像“国”和“家”这样的单位存在并相互竞争都不过是在靡费人力。[25]
这样一种把“完全国家”与“世界”联系在一起或是相当一部分人的共识，梁启超后来也说，要“能建设一完全之国家，以立于平和之世界，夫然后可以为世界之主人”。[26]他也同意“国”是个人和世界之间的一个“中间阶级”，但却认为是当时最应重视的单位。他早年曾说，中国人缺乏国家思想的表现，一是“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二是“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27]后来更申论说，中国“数千年教义习惯，由国家等而下之，则地方思想、宗族思想、个人思想甚发达焉；由国家等而上之，则世界思想甚发达焉”。唯独对处于“中间之一阶级日国家者，则于其性质若未甚领解，于其设施若不得途径，以故发育濡滞，而至今未能成形”。[28]
正因地方、宗族和个人思想太发达，内部又分解为无数小单位，这也是中国被认为还不是“完全国家”的一个因素。梁启超早在1896年论中国“以独术治群”时，就说中国从上到下都是各私其私，以至于“为民四万万，则为国亦四万万，夫是之谓无国”。[29]几年后他进一步申论说，秦统一后“国界既破，而乡族界、身家界反日益甚。是去十数之大国，而复生出百数千数无量数之小国，驯至四万万人为四万万国焉。此实吾中国二千年来之性状也”。[30]
梁氏这一关于中国人家族和地方意识太强的说法同样影响广远，不少人以为中国人要到甲午后才开始思考国家的问题，或从关心个人、家族和地方转变到关心整体的“国家”。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在讨论清季中国资产阶级时也说，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意味着中国人的效忠对象不再限于某个团体和地区，从此也包括“国家”。[31]而蒋廷黻甚至说，直到1933年，中国“仍旧是个朝代国家，不是个民族国家”。他的依据即是“人民的公忠是对个人或家庭或地方的，不是对国家的”。[32]
效忠的前提是“知有国家”，而全国性的思虑与见闻和知识有着直接的关联。张之洞很早即注意到新型媒体在开通见识方面的作用，其《劝学篇》曾专辟一节以论“阅报”：“乙未以后，志士文人创开报馆，广译洋报，参以博议。始于沪上，流衍于各省，内政外事学术皆有焉。虽论说纯驳不一，要以扩见闻、长志气；涤怀安之鸩毒，破扪籥之瞽论。于是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33]可知当年“见闻”的扩充的确有助于对“神州”的认知。
如果报刊舆论有这样的作用，物质层面的电报和铁路、轮船等或有着更直接的推动作用。这些新事物扩大了区域性事务的影响，使其得到跨区域的关注，让人们在感性层面更直观也更进一步地了解和认识着自己的国家，故也可以说“缩小”了全国的范围。但报纸等的“提高更多是针对所谓“一孔之士”，而传统中国读书人向以“天下士”自居，他们除任地方官而“在官言官”时外，较少考虑地方事务；即使居乡为绅者，也要“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不能局于一隅。且“天下”本是“王土”，在针对“地方”的意义上与“国家”未必对立。身为“天下士”而不知有“国家”，颇近于痴人说梦。[34]故以天下为己任者，自不待报纸提倡仍日以“神州”为关注对象也。
胡适后来曾说，“今日一般人民的不能爱国家，一半是因为人民的教育不够，不容易想像一个国家”。[35]的确，知识和了解是想象的基础。而报刊、电报和铁路等让人更多了解国家的新手段其实也都是“教育”的一部分，
读书识字的士人相对更能享受这些新事物提供的“知识”。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也曾论及现代出版事业使信息沟通普及，打破了区域性的隔阂，有助于居民想象并认同于一个民族共同体。[36]如赫德(Robert Hart)在1883年说，在中国引进电报、轮船等犹如在腐朽外表上打补丁，会逐渐由表及里，形成新的生活方式；然后像酵母一样由内向外发酵，改变民众的秉性，进而导致整个中国的转变。[37]
不过，在四民社会的时代，士人通常是乡民追随的楷模，若士人为天下士，则“山泽之农”也并非不能超越乡土而“想象”整个神州。当然，“天下士”更多是理想型的，以数量言，或者还是“一孔之士”为多，故追随这些人的乡民大致也以局限于乡土的一孔之见为主。在“新知识”逐渐普及之前，梁启超说中国人在国家之下的地方、宗族和个人思想及国家之上的“世界思想”皆甚发达，亦非无根之说。
其他一些读书人也曾从“超国家”的眼光来解释中国不像一个“国家”。民初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上海演说时，曾说“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这个说法得到陈嘉异、梁漱溟等的赞赏。梁漱溟也认可雷海宗关于“二千年来的中国，只能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一个具有松散政治形态的大文化区”的观点。他以为，“从前中国人是以天下观念代替国家观念的，他念念只祝望‘天下太平’，从来不曾想什么‘国家富强’，这与欧洲人全然两副头脑”。二千年来的事实是，“中国非一般国家类型中之一国家，而是超国家类型的”。他后来常常申述中国是“社会”而非“国家”的观念。[38]
相当长时间以来，不少人爱说民国以前的中国是一个“文明”，而不是一个“国家”，尤其不是近代意义的所谓“民族国家”。不过，这更多是那些了解何为“民族国家”含义者做出的学理性“诠释”。在近代“大清”面临侵略威胁时，从当事人的叙述中可知，他们受到威胁的却正是“国”或“国家”。尽管越来越多的人逐渐体会到中西竞争的文化含义，感觉到某种“亡天下”的危险，但他们同样明确意识到是其所属的政治实体受到了威胁，恐怕没有多少人在意识层面或下意识层面感觉到仅仅是其所从属的“文明”在受到侵犯。
无论如何，中国的“超国家”的意味提示着“天下”本具有与“世界”相通的一面。梁启超在1902年曾列举五项“先秦学派之所长”，其第三项即是“世界主义之光大”，盖从老子、孔子、墨子到邹衍等先秦各家，都在研究“平天下”这一大问题。[39]他后来更明言：“我国人向来不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而谓必须有更高级之团体焉，为一切国家所宗主，即所谓天下。”故中国思想中所谓政治，“非以一国之安宁幸福为究竟目的，而实以人类全体之安宁幸福为究竟目的。此种广博的世界主义，实我数千年来政治论之中坚”。[40]
观念转变后的梁启超重新审视先秦思想时，再次强调“中国人则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其“目的在平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所以，中国“先哲言政治，皆以‘天下’为对象”，成为一种“百家所同”的“时代的运动”。不仅“儒家王霸之辨，皆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之辨”；其余道家、墨家，也都有明显的“超国家主义”色彩。他引《公羊传》解释《春秋》第一句“元年春王正月”说，其“纪年以鲁国，因时俗之国家观念也；而正月上冠以一‘王’字，即表示‘超国家的’意味”。[41]
上述的“世界”，明显都是与“天下”可以互换的同义词，故两者的相通在梁启超心目中是长期延续的。不过他以前认为轻视“国家”是一种必须立刻改正的缺点，故再三呼吁要重视“国家”；而后来则日渐从正面肯定“超国家”的传统，因而也越来越强调“天下”的“世界”意味。
当然，梁启超在1902年已指出，尽管中国古人“所谓天下者非真天下，而其理想固以全世界为鹄也”。[42]这里的“真天下”一语提示出他那时已据后出的地理认知来衡量昔人心目中的“天下”，就像前引其在《爱国论》中说中国人数千年间居于一个“小天下”一样，都意味着此“天下”只是一个认知的而非客观的真实“天下”；但就理想而言，认知的也可以是“真实”的。梁氏在二十年后仍强调：中国古人“所谓天下者，是否即天下且勿论，要之其着眼恒在当时意识所及之全人类”。并申论说：“‘天下’云者，即人类全体之谓。当时所谓全体者未必即为全体，固无待言；但其彀的常向于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以行，而不以一部分自画，此即世界主义之真精神也。”[43]
用前引钱穆的话说，昔人认知中的“天下”未必等同于今人“耳目所知”的世界，然其“心胸之知”的确是全部的世界。对晚清人而言，更明显的现实是，在这取代了天下的世界里，中国的位置其实相当不妙。面临这一现实，众多中国士人不能不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如梁启超后来所说：“我国在世界现居何等位置?将来所以顺应之以谋决胜于外竞者，其道何由?此我国民所当常目在之而无敢荒豫者也。”[44]而决定将来中外竞争之道的前提，就是厘清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
原载：《中国近代史》20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