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战争中后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对西方民主的某些原则、制度大胆加以借鉴，一方面采取务实态度，肯定西方民主的有益价值；另一方面在人权立法、多党竞争、政权开放等方面借鉴了西方民主的制度设计，使之成为适合中国国情、富于战斗力的政治武器，以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广大人民支持。这些实践活动丰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有效地打开了中共在国内大中城市和国际社会上的工作局面，扩大了党的影响力，并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
中国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上，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终形成，美英等西方大国大量对华援助，并逐渐加深了在华政治影响；国内，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政治团体不断成立，他们大都亲近西方民主，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为更好地领导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对西方民主的某些原则、制度大胆加以借鉴，使之成为适合中国国情、富于战斗力的政治武器，以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广大人民支持，有效地推动了抗战工作，丰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党从第二次国共合作起，就高高举起追求民主的大旗。毛泽东在1937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民主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1937～1941年，中国共产党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好比文章的上下篇。而中国现时的民主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应当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民主，这种民主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的专政联盟。美英等国是资产阶级专政国家，实行的是旧民主主义，“那种旧式的民主，在外国行过，现在已经没落，变成反动的东西了。这种反动的东西，我们万万不能要”。毛泽东曾强调，国民党所说的宪政，就是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是借此欺骗人民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确实想要这种宪政。
1941年6月德国大举入侵苏联，同年底日本突袭珍珠港，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先后爆发，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苏、美、英、中等国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苏联受到苏德战场的压力，不能像抗战初期那样援助中国，美英等西方国家出于抵抗日本进攻的需要，加大对华军事援助的力度，并不断施加政治影响力。中国共产党及时察觉到这种重大变化，1943年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现在“对外活动我们以美国为主，其次是英国”。“英美站在反对日本方面，成为中国抗战的同盟军。在中国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方面变动很大，尤其以抗战时期为最。”
抗战期间，民族资产阶级党派不断发展，他们反对国民党专制和社会主义，尊崇西方民主理念、制度，得到美英等国支持，在国内有一定民众基础。中国共产党应当重视、团结这部分力量，毛泽东1940年就作过反思：“过去，我们没有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较好的同盟者。”毛泽东还曾对美国记者斯坦因说过：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面对国际国内形势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为更好地领导抗战，展现自身良好形象，便调整政策，借鉴了西方民主的有益成分，将他们改造为适合实际需要的政治武器。
中国共产党认真分析了国内主要的政治力量构成，认为共产党代表新民主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党派代表旧民主主义，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法西斯专制主义，这个集团内有一部分亲西方派也代表旧民主主义，如果将旧民主主义为己所用，可以教育民主资产阶级，分化国民党。毛泽东指出：“蒋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民心里厌恶内战，故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周恩来也认为：“我们的态度是坚持新民主主义原则，参加宪政运动……在大后方，要利用旧民主，要强调国会制度，强调分权，主张民权自由、开放党禁和人民自治。”
(一)采取务实态度，肯定西方民主的有益价值
第一，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都有民主制度，有着共同的历史使命。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舆论就指出，“全世界分成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世界各民族斗争与中国抗日战争联合起来”，“中、苏、美、英的团结应大大加强起来。这些国家，是反法西斯侵略的民主阵线的中坚力量”，德、意、日等国是反民主的，“法西斯夺到了政权以后，他们就推翻了民主政治的标识，民选的议会被代替。法西斯主义就是爱好民主自由的人们和劳动群众的死敌”。因此，“现在的战争是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原则与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的斗争”，“各国的民主政治形式和内容可能不一样，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自由权利”。
毛泽东重新分析了美英资本主义，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资本主义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变为法西斯，一部分变为民主的资本主义，现在这两部分资本主义打架，民主的资本主义可以同社会主义合作，共同对付法西斯。毛泽东强调，“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我也讲资本主义是向下没落，社会主义是向上发展”，但“一部分资本主义在反法西斯时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
第二，引用西方国家的一些民主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民主和解放成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旗帜，《大西洋宪章》精神、罗斯福四大自由理论广为人知。对此，中国共产党给予积极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家和行动家，对于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及其在世界史上的进步作用，从来都是给予高度的评价的。”“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了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中国共产党也在实际行动，推动这些精神的实现。1944年11月，毛泽东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延安会谈，商讨中国民主进程，签订了《延安协定草案》，协定第三条体现了四大自由精神：“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抗战刚刚胜利的1945年9月，毛泽东对记者说，战后新中国“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第三，提出西方民主某些有益成果可以在中国应用。中国共产党充分肯定西方民主中实现公民基本权利、各政治党派一律平等的原则，认为保证了国内团结，使人民一致对付外来侵略，可以为中国所学、所用。毛泽东说：“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
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主张国民政府应切实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后来它以西方民主为参考，更加强调保障人权的重要。1943年初第二次“宪政运动”中，中共明确提出：“人民的自由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民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中共还认为，在民主自由权利中，“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是四项基本权利，“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所谓四个民权，就是在选举权之外，更加上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这三个权。人民同时享有这四个权，才算是彻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权”。
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1942年介绍了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后，就和大选时的政治对手合作，并释放美共领导人，以及英国允许英共机关报复刊的事例，指出这表明了美英政府在战争中尊重人民言论出版自由，是民主的体现，中国亟待提倡和效法。
(二)中国共产党在人权立法、多党竞争、政权开放等方面借鉴西方民主的制度设计
抗战时期中国处于国民党“训政”统治之下。在“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程序下，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政权，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行权力，中央政治委员会负责指导和监督国民政府的行政事务。“以党治国”的“训政”体制使得人民基本权利很难保障，除国民党外一切政治团体长期没有合法身份。虽然抗战期间国民党迫于压力，多次表示要结束“训政”，实现“宪政”，但都不了了之，继续维护“一党专政”。毛泽东讽刺这种专政是“寡头专政制度”，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
针对国民党独占政权的专制格局，中共明确提出：“反法西斯侵略的各国，先在自己本国内彻底实现这个口号。因为一方面，自己所提出的口号，自己负有首先忠实履行的义务。另一方面，民主是击溃法西斯侵略阵线的最有效的武器。”为此，中共在实践中采取了以下措施：
其一，制定、颁布中国第一批人权保障的专门法规。毛泽东曾认为，边区民主政权建设太慢会吃亏的。1941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加紧民主建设，其间制定、颁布的各种人权保障条例，成为中国第一批人权保障的专门法规。这些法规中有代表意义的，是1942年1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的《保障人权财权条例》。《条例》规定边区一切抗日人民，不分民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与宗教，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及思想、信仰之自由，并享有平等之民主权利，保障边区一切抗日人民的私有财产权及依法之使用及收益自由权(包括土地、房屋、债权及一切资财)。作为对《条例》的贯彻，1942年2月6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公布，明确保障农民与地主的人权与财权，毛泽东评价“这一决定是第一次公开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并给予奖励。是我党从未有过的决定”。边区民政厅厅长刘景范也说：“土地私有制度虽早已经明确与实行，但还没有如这次地权条例所规定的具体明确。”
其二，提出召开各党派紧急国事会议。1944年抗战局面出现严重逆转，豫湘桂大会战中国民党军损兵60多万人，丧失国土20余万平方公里，引发了广泛指责。西方国家和民族资产阶级都认为，失败原因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毛泽东敏锐地指出：“实行民主则胜，不实行民主则败，以前这还只是我们的一种理想，现在开始变为现实了。英、美从来没有像现在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作过这样露骨的批评的。”
1944年8月，毛泽东在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谈话中，了解到美国政府希望蒋介石组建各党派联合政府的信息。9月，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召开各党派的紧急国事会议；国事会议要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原则制定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取代目前一党专政的政府；改组统帅部；由联合政府筹备真正普选的国民大会。
其三，参照欧洲模式，提出组建“联合政府”构想。同召开紧急国事会议紧密联系的，是组建“联合政府”的构想。关于构想的来源，毛泽东作了解释：“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好久没有想出来……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来的。”
1944年随着法西斯德国逐渐走向灭亡，欧洲许多国家建立起了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1945年初，苏、美、英三国领导人举行雅尔塔会议，确定大多数被解放的欧洲国家采用“联合政府”模式。这给予中国共产党极大启示，毛泽东在七大上就举了英共的事例，提出：我们对他们(国民党)的态度就好像英国共产党对丘吉尔一样。1944年9月，林伯渠在第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就在林伯渠提出提案的同一天，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当面向蒋介石表示，应成立联合军事委员会。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报告，阐述了“联合政府”构想。这些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相比，显著区别之一就是肯定了旧民主主义进步作用，这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实践基础上的新发展。毛泽东认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大陆、日本、英国的资本主义下降了。但美国资本主义是向上的，它在战争中的生产是历史上未曾见过的大发展，超过战前生产的一倍半到两倍，体现出相当的生命力。他指出，各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经济基础是分散的个体经济，“这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所以，中国实现土地改革、工业化需要借助旧民主主义，“反旧民主主义也提了一下，但不着重反对旧民主主义，因蒋介石不是什么旧民主主义而是专制主义”。法国的“联合政府”遵循西方民主原则，有工人阶级政党参与，中国共产党认为这可以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模式：“法共坚决执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纲，在国内，到处成立了城市的地方的解放委员会，包括一切党派，工农组织……在北非，则积极参加临时政府和咨询会议。”毛泽东提出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级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中国共产党的设想是参考法共方式，承认国民党领导地位，参与到政权组织中，同其他党派结成联盟，通过民主程序击败国民党而赢得领导权，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如果蒋介石失败了，联合政府中我们就是大股，是中心。
要让国民党接受“联合政府”构想，美国政府态度非常重要。罗斯福总统一贯认为国民党的统治不民主，应当进行改革，这使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有了合作的可能。为统一全党对美国的认识，1944年7月中共中央专门指出，“反法西斯的美英资产阶级，在其反法西斯一点上均有革命性，以苏美英联盟为基础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乃是今日世界的基本革命战线”，“而如美国的罗斯福、华莱士一派，则比较着重联苏，其革命性亦较大”。
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乘飞机飞抵延安，进行长期军事政治观察，被中国共产党称为自己“半独立外交工作”的开始，毛泽东等领导人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打消美国对中共实行共产主义的疑虑。毛泽东与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进行多次长谈，他说，“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愿意欢迎她”，“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将会使一切有关方面都有利和满意”。毛泽东还说，“如果美国原意提供援助”，剧烈的社会改革可以“推迟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周恩来也告诉观察组成员，美国会发现中共比国民党更好合作，中国必须工业化，只有依靠自由企业制度和外国资本的援助才能实现这一点。“他(毛泽东)和周为中国设想的蓝图类似于美国对西欧的马歇尔计划。”
由于蒋介石的坚决拒绝，美国政府偏祖国民党，“联合政府”构想没有实现。但中国共产党继续对美国的争取工作，抗战刚结束时，毛泽东仍指示“对美国人民及政府中的民主分子必须表示好意”。
1941～1945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借鉴西方民主的部分原则、制度和具体做法，贴近现实，实践证明党的路线和策略是正确的。虽然国民党顽固坚持独裁，拒绝与中国共产党民主合作，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基本政策也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共产党直接目的没有达到，但仍取得一些良好效果：
首先，国民党被迫进行了部分民主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有三种政治制度：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开历史的倒车，将被扫进垃圾堆，民主主义成为世界潮流。国民党不敢完全逆民意，在中国共产党等力量推动下，进行了部分民主改革。1944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办法》，对有关逮捕机关、逮捕程序、拘禁时间、定期核查人犯等问题做了限制性规定。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举行重庆谈判，在《双十协定》中，国民党承诺尽快结束“训政”，召开国民大会，各党派地位一律平等。这些都为国统区民主运动创造了客观条件。
其次，加强了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人士的联系。
在推动国民党放弃一党独裁方面，中国共产党与美英政府是基本一致的。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借鉴资本主义民主的方式赢得美英一些民主人士好感，谢伟思1944年9月的报告中说：中共正在实行民主政策，他们期望得到美国赞成和同情地支持这些政策；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也评论道：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以真正愿意在中国实现民主为基本点的。
抗战胜利后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仍没有放弃对西方民主的借鉴。1945年12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时，曾向周恩来介绍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历史与内容。周恩来对马歇尔说：“当前，我们所说的建国道路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中国要学习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工业化。……在那里也还有许多东西要学。”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就仿照西方民主原则，通过各项协议，设计出一个两院国会制、责任内阁制和省自治制度的宪政中国，中共积极参与了政协会议，并大力促成政协协议。
最后，团结和教育了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有限度认同西方民主，很快搭起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共合作的桥梁。特别是林伯渠公开提出“联合政府”口号之后，民主同盟主席张澜马上表示，应由“各党各派与无党派共同组织政府，成立联合政权”；第三党领导人章伯钧也指出：“今天有强有力的共产党，有强有力的民主同盟。只有立即召集国民会议，实行联合政府，才能挽救危机。”各民主党派和国民党一部分开明人士大力赞同中国共产党政治构想，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周恩来回忆说：1944年，不仅小资产阶级，连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了我们。后来，蒋介石集团发动反共内战，美国政府选择支持蒋介石，严酷的现实教育了民族资产阶级，促使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走向新民主主义。
抗日战争中后期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局、现实需要出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有条件地借鉴西方民主，丰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有效打开了在国内大中城市和国际的工作局面，扩大了影响，为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胜利，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创造了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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