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最近几年，商会史研究仍受到关注，但也有式微之迹象。这一方面是由于其他新兴的研究领域正在崛起； 另一方面也与其面临的一些困惑有关，如自我定位、理论方法、史料运用等。商会研究不仅仅是为了解商会，更是以此透视丰富的近代历史，并且为其他学科理论探讨提供经验基础。研究者要超过既有的成果，提出新的观点，除了调整思路，更需要避免掉入资料叙述者的话语陷阱，努力从史料中去寻找本土性的问题。
在近代史研究界，商会史研究曾经有过不俗的成绩。无论史料的发掘，还是问题的追寻，以及理论的探讨，学者们都曾经有过辛勤的耕耘，这种努力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有过重要的推动作用。
最近四五年来，商会史研究仍然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研究成果在不断发表，相关会议每年都有召开。尽管如此，商会史研究在近代史研究界似乎没有昔日那么引人注目了。有影响力的公开出版的商会史著作及发表的论文越来越少，有关的研究者对一些热点问题的讨论也比较难以介入。这一方面是由于其他新兴的研究领域正在崛起；另一方面也与商会史研究面临的一些“瓶颈”有关系。这既表现在商会史研究的自我定位问题上，也表现在理论方法，乃至史料运用等其他方面。
中国大陆近代史学界有关学科回顾性的著述最近几年开始多起来，反映出当下研究者们对“近代史学科”发展正在思考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此一研究领域目前的现状，或某种未来可能的变化趋势。在这种氛围中，有关商会史研究反思性质的文章也明显增加。讨论者针对有关的问题已经提出了不少颇有价值的意见。在此，笔者不揣冒昧，对目前商会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可能的发展前景再提出一些陋见，希望能对正在进行的讨论有点助益。
通常，对某个历史对象进行研究往往蕴含着研究者的自我关怀，研究者通常想透过对某个历史对象的研究来了解或说明特定的历史问题，其研究的“合理性”也得以在这个过程中构建起来。
早期研究者对商会历史的研究，多半是有明确的研究旨趣。最早开始对商会研究发生兴趣的学者基本上是通过商会来观察“中国资产阶级”，一些题目紧密围绕着“资产阶级的形成及表现”展开。而后，一些研究者也想通过商会来观察“民族资产阶级”的行动状态，或者探讨“民族资本家”在经济或者政治方面的正面贡献。现代化理论热潮中，研究者又想通过商会来考察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或者遭遇到的问题，乃至“早期现代化”的规模，以及商会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功能。1990 年代后，研究者也想通过“商会”来发现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以及探究国家与社会间的互动关系。这些研究动机实际上都反映了研究者的问题关怀，其研究的价值实际上也蕴含其中。商会史研究能够在学术界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当与此有关。
不过，既有的商会史研究，更多地属于传统的政治史研究范围，研究者往往根据一种预设的意识形态框架，或固定的“范式”来讨论商会的政治作为，和商会对某些宏大历史任务(如“国家现代化”)的贡献多少。早期的一些通史性论著较多地表现出这一趋向。另一个研究趋向，则更倾向于从“社会史”角度而展开。其研究方法比较偏向于“结构—功能”的描绘，试图弄清楚商会的内部状况及其活动内容，从而对其性质等作出判断。
1990 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经历全球性的史学思潮变化，历史学面临越来越多的新冲击，新的研究路径正被愈来愈多的学者所强调。史学研究者越来越受年鉴学派、后现代主义，以及人类学的影响，但商会史研究者与这些“热闹”间有着层层隔膜。尽管最近这几年仍有不少商会史研究论文发表，但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既有框架中来挑选不同的个案进行相似的补充证明工作。不少成果局限于既有的几种叙述框架，读者难以从中发现新的议题。数量上的成果虽有增加，观点上的创新却相当不够，基本上未能超过章开沅、马敏、朱英、虞和平、徐鼎新等先生的观点。有他们的成果作基础，今天的人们已经对商会基本静态的史实有相当了解，“结构功能”式或者“静态文本制度”的描述分析已难以吸引读者的视线，而一些新的“理论”尝试，由于搬用的痕迹较明显，也还未得到读者的认同。
这几年有关商会史范式讨论日益增加，一些研究者或有所谓“范式危机”之感，潜意识里希望有新的“研究范式”来作为新研究的起点。目前商会史成果存在的同质化的现象，可能便是由这些“范式”所引起的。较早运用这些路径来研究的学者尚能启发读者的思想，说明一定的问题，但随着此种研究模式的流行泛滥，渐成为特定的预设性的叙述框架，一些研究者对商会史资料的解读便很容易受制于惯性思维，而往往忽略叙述框架外的史料信息。如果说商会史研究有什么“危机”的话，那就是与研究者自我研究立场的“迷失”有关。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缺乏明确的目的，其研究行为的“合理性”也陷于危机之中。
史料如何扩展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起点。商会史研究，依笔者的理解，应是基于商会史料，以商会为切入点而进行的近代史研究。此一研究领域在中国大陆的起步与发展其实是与商会档案资料发掘与整理的历程紧密相连的。目前商会史研究隐约存在的问题首先也是与商会史资料的发掘不力有关。
早先商会史研究的成就无疑是建立在史料的发掘基础上的，尤其是苏州、天津、上海等地商会档案的发掘整理。这些史料披露之后，产生了类似于聚光灯的效应，涌现了一批与此三地商会有关的研究成果。但是，热潮退去之后，人们便有这些资料被利用穷尽的感觉。新的商会资料的发掘又没有太大的进展，一些研究者也渐渐失去了兴趣。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近代商会的资料大概也没有多少新的发掘的可能。理论上陷于迷茫，史料上没有新的突破，中国近代商会史研究的式微便似成为当然之事。理论的瓶颈归根到底仍然与史料有关，如果我们试图发现新的个案与问题，以及新的研究路径，我们都需要在史料上有新的发现——或是新史料的出现，或是对已有史料新的解读与利用。
商会的资料主要还是在档案馆，除了已知的上述三个城市外，中国其他各地也或多或少有商会档案收藏，其中不乏数量较多，时间较长的系统收藏，如沈阳、汕头等地。不过，多数档案馆收藏的商会档案在形成年代上仍以1940 年代为主，尤其是战后时期，即1945- 1949 年这个时段。虽然各地商会存在时间都比较长，但由于战争期间的各种原因，甚至人为的销毁，此前的商会档案能保留下来的并不多。以浙江省为例，目前还保留零星1940 年代之前档案者，笔者所见仅宁波、绍兴、杭州等处。江苏省一般的县级档案馆所藏商会档案形成时期与浙江相像。不过，像北京等地的商会档案，则包括了1937 年之后的，对战时商人与日军以及“维新政府”等势力间合作情形均有反映。战时档案保管比较多的属西南一些地区，如重庆、四川等地，笔者发现其保管的商会档案的时间往往能追溯到比较早的1920 年代。数量较多的则属经济比较活跃的战争时期，特别是1938- 1945 年之间。数量上，一般的县级档案馆大概均有数十卷商会相关档案，较多的如浙江宁波、桐乡等地，则超过百卷。像重庆等地，其数量则更多。
这些商会档案的内容大致上包括以下几类： 与上级行政机关日常的公文来往(如政府对有关事务的通知、商会主管机构如建设厅、建设科的命令、团体登记注册的呈批) ；有关经济事务者(如税务征收、物价调节等) ；属下同业公会名册；理监事会议记录等。各地商会档案馆保存的商会档案文件，从文件性质上来看，大多类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同业公会的档案在一些地方的商会档案中占相当大的比例。
除了档案外，其他类型的商会资料还有很多。例如报刊史料。有关商会活动的大量动态信息在地方报纸上都能找到记载，尤其对市县一级的媒体来说，可能商会就是地方上最有势力的团体，相关的报道特别丰富。例如，宁波的《时事公报》、绍兴的《越铎日报》、苏州的《苏州明报》和《吴语》、《嘉兴民国日报》等等，均是了解当地商会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因为档案虽然是原始的文件，但往往是静态的，有时未必能看出团体及其主事者的活动。而且档案文件通常反映了其编撰者的话语脉络，如果我们能结合报纸上有关地方政治与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信息，也许对商会活动的理解会更加深入。刊物也相当重要，一些商会有自己发行的定期刊物，但这个在中国近代商会中并不多见，许多商会活动的消息会出现在政府公报里，或者与工商业有关的杂志里。在大城市，刊物种类比较多，能看到商会活动报道的概率也便大一些。
团体的活动实际上便是人的活动。所以有关商会主事人以及会董乃至具体负责日常事务者的资料其实都是重要的商会史料。这部分的史料可能也是以前商会史研究者不大注意的。笔者在访寻资料的过程中，偶尔能发现一些与商会有密切关系者的日记，或者文集之类，如上海市商会的重要人物骆清华、杭州市商会的王竹斋等人，均有言论集、纪念集。由于目前在档案馆看到的商会档案实际大多数是1940 年代的，一些商会的当事人还在世，如果能做一些口述，可能对于了解商会活动会很有帮助。
如前所述，商会史研究的进展也与商会档案整理工作紧密相连，尤其天津、苏州等地商会档案史料的编辑整理出版，对于近代史学科的推动无疑具有很大的贡献。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需要对这种经整理的“档案资料”保持一定的警觉。整理好的“档案”与原初状态的“档案”实际上是有差别的。姑且不论档案的形式不同，最重要的是选编出版的档案集往往有一个预设性的框架。史料编选者出于编辑史料的便利，往往会先根据自己的理解设计一个框架(这种框架或源于自己对于编选材料的理解，或者源于某种意识“定势”) ，然后将史料按照此一框架放进去，这样的编选办法，虽然能让读者一目了然，但是其实也很容易让读者落入编辑者的意识框架。因此，许多利用这些档案史料选编撰就的研究成果，其结构往往与史料汇编相似。若论编选史料，笔者认为只需要按编年排列即可，而不能设计好一个带有倾向性结论的框架挑选档案填入其中。不过，在今天数位化、网络化的时代，费时费力的史料选编工作也许可以停止。章开沅先生在2005年10 月的苏州商会百年纪念会议上曾经提出，在数位化快速发展的今天，编选史料出版其实已经没有多少必要性，而将档案按原来的面貌数位化，并建立相应可供全文检索的数据库，对研究者来说，史料的利用价值将大为增加。只是此一工作如何进行，需要各方协调并且最好能得到政府或者有关基金的资助。在商会档案数位化并且全面开放给学者利用前，整理出版纸质本自然仍有其价值。
史料的运用问题
除了开发史料外，商会史研究中的“史料瓶颈”，更为重要的或许是如何运用史料的问题。史料是商会史研究的现实基础，然而，当面对这些同质性很强的各地的商会档案时，我们应该如何取舍，如何去进行自己的研究呢? 笔者认为，商会史研究如果希望超越既有的成果，提出一些新的论点，可能首先需要调整研究的思路。也许我们研究者都要问一问自己：究竟是应该拿着预设性的概念与理论去找史料? 还是从史料中去寻找本土性的问题呢?
如果研究者不能将商会档案与其他档案结合起来阅读分析，而是想仅凭商会档案了解商会的历史，那么这种商会史研究路径可能会日趋狭隘。我们所能看见的往往只是一些商会及所属同业公会的名册，或其日常活动的有关档案，如例行会议，以及与政府、国民党党部及其他政府职能机构、社团之间的来往公文。这些资料究竟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与有关其他一些社团的历史研究类似，早先对商会的研究，比较关注的往往是商会的结构、功能、性质等问题，这种研究路径在当时无疑对于我们了解近代中国商会的状况有很多帮助。然而当我们做了几个商会个案后，便会发现，如果仍沿袭相似的问题取径，可能很难有新的观点诞生。笔者认为，将商会历史纳入到特定时间与空间里，特别是与特定的事件结合起来研究，可能会增加我们有关商会史的新知识。既然我们面对的商会档案资料多是属于1940 年代的，商会史的研究重心似乎可以转移到这个时间段上来。
例如1937 年战争爆发后，商会是如何应付不同的政治势力? 商会主事者的实际心态与表现、商界权力结构变化如何?商会与地方民众的日常生活的关系?如食物配给、物资统制过程中，商会扮演的角色? 地方治安维持中商会如何表现? 无论是汪伪政权的统治下，还是中共根据地，或重庆政府的治理下，
一些问题是共通的。
在战后“勘乱建国”时期，商会面临的又是不同的处境。如物价平抑、工商业补助、金融调节、防止“奸匪”渗透等成为此时段商会文件中的重要主题。究竟在这些事件中，商会做了一些什么呢? 政府与商人对商会的期待分别是什么?如果说战争的爆发让中国各个城市里的商界权力重新组合的话，那么，战后对汉奸的清理以及审判，又是另外一次的商界权力重组机遇，商会组织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尤其人员的身份方面? 依江浙地区的商会档案来看，处在战后时局动荡中的商会，愈到秩序崩溃边缘，其对商界的权威性或者代表商界利益的可能性越小。这种变化与1920 年代、1930 年代的商会的活动有着明显的区别，非常有研究的必要。
商会在1949 后被改组成工商业联合会，是一个重大的事件，生活在一个城市里或者社区里的商人们在这个团体的重塑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新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如何与旧的商界习惯碰撞的?笔者更加有兴趣了解的是在尚未改造成工商联之前商会的境遇。1949 年中共进入商人所在的城市后，是如何与商人沟通? 或者在财政上如何获得商人的配合? 商会在此种过程中表现怎么样? 如1950 年的折实人民公债推销，商会以及属下的同业公会如何应付?在其他事件中，如抗美援朝运动，沿袭旧的组织体系的商会主事者如何响应新的政治口号、并且将这种意识灌输到下属的商人头脑中? 他们如何说服商人服从新的政治体系? 各地商会改组的过程异同如何? 其经验与1914 年、1930年两次商会组织形式的变化比较如何?是否遭遇到阻力?
除了这些问题，当然还有更多的题目可以讨论。只是惟有从各地商会与工商联的档案及其他相关资料的比较阅读与分析中，才能去发现新的题目。
最近几年，史学界似有一股“趋新”的风潮，新文化史，新经济史，乃至“新社会史”、“新政治史”蔚然成风，研究者的视野更多地转向较小的地域空间，乃至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视角或由外部转向内部，由上层转向下层。题目范围也越来越广阔，举凡人类日常生活的一切大概都开始变成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然而，在这种史学新潮流中，商会史研究者似乎成了一个落寞的旁观人。
原来一些商会史研究与社会史更接近，但相关的成果多半是对机构团体的制度史研究，较少将人物放置于研究视野中，尤其没有能够与下层社会乃至“空间”等因素结合起来。因此，当“新社会史”研究越来越热闹时，商会史研究日趋冷寂。最近几年“新文化史”成为史学研究新的研究增长点，包括疾病医疗史、性别史、身体史等等均成为新兴的研究领域，商会史研究对这些领域都难以涉足。
最近几年，有学者开始用“新经济史”中的“交易成本”概念，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些理论，来对商会进行考察，得出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看法，只是尚未见到翔实的个案研究。这种研究路径目前来看，似乎更有其理论上的启发意义。这几年，政治学界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从合作主义、非利益组织(NGO) ，公共治理等角度探讨商会的有关问题。但是目前采取这种研究框架的多半是对当代民间商会的一些研究。
如前所述，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开发，往往与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有密切关系，特定历史题目的选择，实际上反映了研究者对现实的关怀。在今天的时势环境中，商会史研究者又能为现实问题的讨论提供什么样的经验证据呢? 不同时间、空间里的商会，其独特性在哪里呢?如何去发现其个案价值?不能以今天的视野去想象甚至反推当时的商会，那只可能得出某种资政性质的报告。要发现其个案价值，必须与特殊的时空环境结合起来，放在事件的脉络中去讨论。如果我们仅从商会自身去考虑，而不将它与它所存在的情境结合起来，那么，我们也许会以为一些事情只有商会在承担，夸大其力量，忽略了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商会”是一个“自为”主体吗?它背后是否有其他力量在控制其行动与表达呢? 我们要注意其背后那些潜在支配力量。商会的贡献都是正面的吗? 目前，许多研究者，都是站在“商会”的立场来为之唱赞歌，然而，其潜在的台词实际是说今天的商会也应该发挥这些作用，因此其叙述都是有目的性的。正因为如此，研究者也经常在罗列商会在各方面的贡献与成绩，而未深入一件事的内部去仔细考察其内部的复杂性，以及商会实际扮演的角色。相似地，由于有这种先验性的目的主义，因此，研究者对于一些商会档案中有关这些“正面贡献”的材料便十分注意，而缺乏对材料作者观点的免疫力，无法避免掉入叙述者的话语陷阱中。
商会史是什么史呢? 经济史，社会史还是政治史?也许用单一的专门史来概括它可能都意味着方法论上的偏狭。马敏在2004 年10 月的商会史会议上曾经提及商会史研究要继续创新，需要研究者能够“走出商会”，“走向总体史”。此点也可谓切中目前商会史研究之所以停滞不前的要害。依笔者之见，商会史研究应该是以商会为个案的近代史研究。我们要了解的不仅仅是商会本身，更重要的是特定空间与时间里的历史脉络。
最近几年，中国大陆已经完成的与商会史有关的博硕士论文大概有10 余篇。然而，从这些论文的内容来看，多数作者的研究仍然没有能够走出商会，也就是说论文的讨论范围多仍局限于商会自身，而未能通过商会来对地方社会，乃至政治、经济作深入的整体考察，提出创新性的观点。由于受制于对材料的偏向性选择，这些研究仍比较多地落入几个人所熟知的语题中；其对商会历史的叙述也无法摆脱既有的模式。
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商会史研究中不受制于“材料话语脉络”，而能深入商会内部，通过商会来分析乃至解释特定时空脉络下发生的历史?我们需要将与商会有关人事、政治等问题弄清楚。要将对商会的研究融入具体的历史情境、事件中去讨论。如果研究者能以商会为线索，而辅以其他方面机构团体的史料，乃至其他多元化的资料，来探究一个问题，比以商会史料谈商会要更有价值。
值得留意的是，最近几年其他学科对商会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商会史研究者与政治学、经济学的互动愈来愈多，研究者也越来越注意到近代史上的商会与当代商会的一些互相关联的问题，也许这可以算作是商会史研究者正在走出“商会史”范围的迹象之一。不过，政治学及经济学界一些学者对当代商会的研究也存在问题。比较重要的一点便是当代商会发展的需求制约了研究的问题及观点。一些讨论不能触及商会深层次的问题。而对目前中国大陆工商联制度所存在的缺陷，也缺乏一些比较深入的反省。研究者往往会从某种西方的经济学或政治学理论出发，由此来评判当代中国一些行业协会(商会) 发展的得失。因此，商会史研究者在这种“跨学科”对话中，应保持清醒态度，而不至于被那些新的“概念”或那些“新鲜的概念应用”牵着走。
商会史研究在此前的20 余年中取得了一批优秀的成果，这构成了未来继续从事研究的重要基础。然而，瓶颈也是存在的。如何摆脱束缚，如何深入发掘商会史相关史料，促进商会史研究进一步发展，需要研究者来共同努力。商会史料的不断发掘整理需要学者共同协力，希望能将有关资源有效整合，对商会有关史料进行全面的调查，并深入发掘史料中的线索； 同时借鉴不断涌现的新的概念与理论，结合当代行业自律组织的特点与困惑，发现有价值的新问题，通过扎实的研究，提出创新性的知识，这是我们大家都期待的商会史研究新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