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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命运的一个最大的下拐点，便是袁世凯称帝，从此一个大滑坡，几乎让年轻的共和国夭折。民国宪政的命运曲线与此相仿。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开头好、好一半；开头孬、事不妙。由于袁世凯的黄粱一梦使民国的头没有开好，犹如襁褓中的婴儿害了一场大病，纵是不死也剩下半条命、奄奄一息了。
但这并不是说民国宪政就毫无康健的希望了。事实并非如此。后来的几届北洋政府是有机会挽救民国宪政的，事实上也出现过几次短暂的上拐，但由于种种的原因——主要还是几个实权人物的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曾经弧光一现的希望破灭了，每一个短暂的上拐之后便是一急转直下的长长的下拐，几轮下来，民国宪政终于气绝身亡、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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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6月，袁世凯在羞愤交加中病死，副总统黎元洪依法接任总统；段祺瑞依法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北京政府实权。一度被袁氏废弃的《临时约法》恢复了效力，被袁氏解散的（旧）国会也恢复了建制与活动。民国及其宪政又有了一线生机，就像一个大病濒危的人，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几天之后，健康细胞渐渐地战胜了病变细胞，终于摆脱了死神，尽管虚弱不堪，但无生命之忧了。这个时候只要精心护理，调养得法，应该可以走出病魇，恢复康健与活力的。
历史把这副担子压在了段祺瑞的瘦削的肩膀上。
当时，段祺瑞任国务院总理兼陆军总长，依据《临时约法》，内阁承担着实际的责任并拥有相应的权力，而总统更多的是威望、资信、尊贵和荣誉的象征符号。在北洋军系中，段祺瑞早已成为仅次于袁世凯的第二号人物，而袁死后，段祺瑞已然成为北洋军系的实际上的领袖。在此之前的辛亥年，在清廷的强硬派妄图作殊死一搏时，段祺瑞领衔多名前线将领通电清廷，以领兵进京相威胁，终使强硬派吓得鸟兽散，赢得了“一电定共和”的美誉。在袁氏称帝的闹剧期间，段祺瑞以辞职赋闲作消极抵制，那么称帝的闹剧收场后，段氏以大节端正而深得人们的敬佩。总之，无论是能力实力，还是声誉资望，以及实际的地位，段祺瑞都成了“天降大任于斯人”的顶梁人物。
然而，段祺瑞的瘦削的肩膀没有能够担当起历史的重任。民国宪政的起死回生在他这儿不但没能变成现实，而且还遭受了无意识、非自愿但却如组合拳般的连续致命的击打，使刚刚缓过气来的民国及其宪政又遭重创，从而更加虚弱不堪——离死神更近了。
使民国及其宪政再度大伤元气的，主要是这样的两件事：一是府院之争导致张勋拥清复辟；二是新旧国会之争导致南北分裂。这两件事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因素，但在当时的政坛起着主导作用的段祺瑞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
由于《临时约法》的匆忙出台，更由于它是因人（针对袁世凯）而设职（实行责任内阁）的，胎里带来的毛病使诸多纠纷难以避免，首当其冲的便是府院之争。总统与总理的职权划分不明晰，制衡的设置不合理，粗疏的程序又无从操作，使得府院之争成为必然，而不争反而不正常了。
单个地看，黎元洪是总统的恰当人选；段祺瑞是总理的恰当人先。黎元洪首义有功，德高望重，但缺乏军事实力背景，是个老实人，凡事能忍，善于妥协，作为国家的虚位元首，他再合适不过了；段祺瑞敏行讷言，刚毅果敢，善于处理具体事务并且大刀阔斧，身后倚着雄厚的军事实力，比较适合于当责任内阁的总理。但当这两个恰当的人选处在当时的具体的时空下时，争斗却接踵而至了。
在中国，若问皇帝怎么当法，稍有墨水的人都能说出个道道；若问总统怎么当法，谁也说不清楚。因为（临时）宪法没有写清楚；因为此前充其量只有两位总统，这两位总统都很失败。不过，尽管失败，孙中山与袁世凯却不窝囊，在他们当政时可是大权在握的。
到了黎元洪这儿，总统却成了没有任何实权的荣誉性职位，黎大总统想不通也是人之常情。黎元洪虽然老实，却不傻；虽然平和，到底还有着军人的血性。由实位总统向虚位总统过渡，总会发生点什么——绝大部分的过渡期都会有故事发生。黎元洪不甘于做一个摆设，不甘于做“盖章机器”，他要对时政表明态度，他要干涉政府（内阁）的工作。既然成宪不甚明了，那么黎大总统作出一些权限试探也是合乎情理的：总统究竟有哪些权限？总统权力的边界在哪里？
如果双方都作试探，双方都有进退举止，那么双方都能慢慢地找到自己的权力的边界。虽有龃龉，终能吻合。这个过程也叫——磨合。
可是段祺瑞不是这样的人。段祺瑞不是常人。段祺瑞生性木讷，性格刚烈，不会妥协，不知进退拐弯。当时的《民国日报》曾这样描述过段的性格：段祺瑞生平不喜与人作寒暄语。设有客谒之，彼第一句话必曰：“尔为何事来？试言之。”于是，客述来意。段觉可为，即答“可”一字；设不以为然者，则答以“不准”一话而已，余无多言也。段祺瑞充其量只是一个军人，而不是一个政治家。军人与政治家的区别在于：军人只需发号施令，而政治家除了发号施令外，还需宣传、动员、沟通、协调、妥协、迂回。所以当军人易，当政治家难。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要求，比作为一个军人的要求，要高很多很多。当民国及其宪政的命运落在一个赳赳武夫而非政治家手里时，其前途便可想而知了。
总统与总理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不妙的兆头。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向副总统——很可能依法接任总统的黎元洪报丧。段进门后，向黎三鞠躬，黎也欠身答礼，然后分宾主坐下。段不开口，黎也不出声。这幕哑巴剧演了四十分钟，段站起来向黎半鞠躬告退，黎茫然站起身来送客。段临走时向张国淦交代说：“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问：“国务院方面的事呢？”段答：“有我。”语气是那么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其实此时段的身份是袁时代的国务卿，在成为总理之前还需履行一定的手续，可他俨然以总理自居了，视现任副总统、将来的总统如同无物。
不久，两人就为徐树铮的任命起了争端。徐树铮长期追随段祺瑞，是段最信任的心腹。段组阁时拟任徐为国务院秘书长，黎却以徐为人跋扈而坚拒，声称“我总统可以不做，徐树铮绝对不能与他共事”（见《张国淦文集》）。但段意甚坚，且搬出北洋元老徐世昌说项，黎直告徐世昌：“请你告诉总理，一万件事我都依从他，只有这一件办不到。”徐世昌回说：“我以为一万件事都可以不依从他，只有这一件必须办到。”最后还是黎元洪作了妥协，同意任用徐为国务院秘书长。
徐树铮本来就是个张狂的人，加上有此过结，对黎更是没有好脸色。据时人回忆，徐每日进府盖印，不发一言。某日因山西省同时更动三厅长，黎偶问及是何原因？徐竟答道：“总统但在后页年月上盖上印，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黎当时大为难堪，表示以后不愿再见徐之面（见《张国淦文集》）。作为徐的上司，段祺瑞对其很是纵容，且自己索性简傲，与黎少有接触。徐奔走府院之间，事事以己意为段意，对总统傲慢无礼，这更加剧了府院之间的矛盾和隔阂。
府院之争愈演愈烈，到1917年5月份因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终于到了摊牌的地步。以段祺瑞为首的内阁主张参战；以黎元洪为首并获得国会中国民党系议员、部分社团支持的一派则反对参战。参战案在国会两度搁浅，使段祺瑞大丢颜面，他决心蛮干到底，以解散国会的方式解决问题。5月19日，由吉林省督军孟恩远领衔，联合8位北洋系督军、省长及其他督军代表，上呈黎元洪，以对制宪条文扩大国会权力不满为由，谴责国会议员，“惟有仰恳大总统权宜轻重，毅然独断。如其不能改正，即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另行组织。”黎元洪自恃有国会和舆论的支持，也不甘示弱。5月21日，黎召见孟恩远等，告以总统解散国会没有法律依据，惟有段去职方可解决时局问题。这边，督军们在段宅密商，决定采取更为激烈的措施。那边，黎在左右的鼓动下，决定先下手为强，于5月23日下令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任命外交总长伍廷芳代理其职。依据临时约法，总统令需由总理副署，即使是总理的免职令也是如此，约法的粗疏由此可见一斑。因此段祺瑞发表通电，声明此令未经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生何影响，一概不能负责，尔后离京赴津策划解散国会并倒黎，以图再起。
府院的摊牌使北京政坛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政府无人负责，国会也处于残缺不全的状态。这给督军团头目张勋的粉墨登场提供了契机。
手中没有实权而又受制于北洋军人的黎大总统，此时只得病急乱投医，请张勋“迅速来京，共商国是，必能匡济时艰，挽回大局”。6月7日，张勋率所部数千人由徐州浩浩荡荡乘车北上。此时，段祺瑞想借张勋倒黎，黎元洪则想借张以自保，而张勋却包藏着拥清复辟的祸心。三人各怀鬼胎，孤注一掷，而押上的却是民国剩下的那么一点儿元气。
张勋提出了担任“调停”的先决条件——解散国会。国会本为黎元洪与段祺瑞相争的主要依靠，此前督军团多次要求解散国会都为黎氏所拒。但此时的黎元洪只有豪赌了，同意解散国会，希望以此换得张勋的支持，在府院之争中占得先机。
黎大总统解散国会的命令，使张勋的复辟阴谋的最后一个障碍清除了。7月1日，张勋拥前清废帝宣统复辟。老实的黎元洪怎么也没想到，被他寄予厚望的张勋会来这一手，可等他醒悟过来为时已晚，只能亡羊补牢了。他避居东交民巷后，立即通电全国：“吾国由专制而共和，实出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国民托付之重，自当始终民国，不知其他。” 宣布“誓不承认”，要各省“迅即出师，共图讨贼”，“复我共和”。同时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7月3日，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调集军队，誓师讨逆，于7月14日攻占北京。段祺瑞亲往东交民巷迎黎元洪回到东厂胡同的总统住宅，可曾下令解散国会的黎元洪这时已无颜复任大总统，电请远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自己黯然离京迁居天津当寓公去了。
府院之争以段祺瑞的完胜、黎元洪的彻败而告结束，可孱弱的民国及其宪政却挨了重重的一击！这场争斗及其结局还有着这样的宣示：在中国，好人政治行不通，文官治国只是摆设，还权于民遥遥无期，以武力撑腰的武人才是政治的真正主角。这可是一个恶兆啊。
在挫败张勋叛逆的过程中，应该说段祺瑞是立了头功的，他自诩三造共和（有相当的夸大的成份），显得志满意得，雄心勃发。一直让段祺瑞碍手碍脚的，并且曾是黎元洪手中一张王牌的国会，既然已被黎元洪宣布解散，段祺瑞也就就坡下驴，不肯恢复（旧）国会，一心要搭建能为自己掌控的新国会。
段祺瑞借口挫败复辟是共和再生，提出应遵循辛亥革命前例，召集临时参议院起草新国会组织法和国会选举法，重新选举国会，为民国带来一个新起点。临时参议院于1917年11月10日在北京召开，段祺瑞的党羽（称为安福系）及结盟派成员控制了参议院，制订了国会条例。
条例规定选举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选出各省的选举人（初选），第二阶段由选举人再选出国会议员（复选）。初选的时候，据英国驻南京领事翟比南形容，是“一次腐败与吵闹的闹剧”。翟比南这样写道：“选票的行情与每日市场涨落情况，逐日登载在当地的报纸上，是一件可买卖的商品，像大米、豆饼或其他商品一样。”选举监督人截留大批本该发给选民的选票，填上捏造的姓名投入票箱，或者雇些乞丐、小商贩、算命先生、乡下人等前往投票。办理选举的人员将一大堆选票卖给候选人，由其如法炮制。那些没有能力买足选票的人，就雇些无赖、恶棍在投票时强抢选票。有的候选人付钱给另一些候选人，要其退出竞选。复选的时候情况更糟，候选人开始认真地竞相出价，众议员的选票价从150元到500元不等。因为选票价格争论不休，选举一再推迟。由于候选人要款待可能的支持者，利用各种场所达成选票交易，使茶馆、酒肆、妓院的生意一下子火爆起来。以上主要是南京的选举景象，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差不多。
这样，在这次国会选举中，安福系取得了重大胜利，在470席国会议员中，安福系控制了342席，其余的128席中，研究系控制了20席，交通系控制了50至80席，其他的席位由无党派独立候选人占有。
任何国家在民主进程的初期，选举舞弊都在所难免，但像上述那样公开买卖选票、公开贿选甚至抢夺选票，发展到这样的极端的程度实属罕见。民二国会（即旧国会）的选举，也有舞弊现象，但主要还是靠像宋教仁那样的党魁的宣传与鼓动，靠的是人的魅力与号召力，相对是比较公平的。由安福系把持的安福国会选举，自始至终充斥着肮脏与腐败，难怪它不被人们认可而成为短命国会。
段祺瑞之不承认旧国会、另起炉灶搞新国会，孙中山正是抓住这一点不放，召集所有愿意南下的旧国会议员，成立了非常国会，决议组建军政府。1917年9月10日，军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
10月6日，孙中山通电否认北京段祺瑞政府，命令各路陆军出师北伐，护法战争正式打响。
从此，长达十一年的中国近代南北分裂并武装对峙的局面开始了。
尽管这一时期，北京政府派系争战不断，广州政府也是倾轧丛生，但南北之间的战争与对峙仍然是一条主线。长时间的南北武力相向，相当于把生命垂危的民国及其宪政肢解两半，伤痛与伤害是难以言喻的。
而作为中华民国正统的北京政府，最终被灭于广州政府而宣告宪政试验的彻底失败，追根溯源，竟在1917年的新旧国会之争，段祺瑞的难辞其咎与难当大任便一目了然了。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段祺瑞固然有木讷狷介、专横跋扈的一面，但总体上仍然是一个好人。至少在个人品德上，可以说基本无大瑕。他一生没有自己的房产，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最被后人诟病的主要是两件事，一是亲日，二是“三一八”惨案。
亲日是段祺瑞的政治策略（求得援助且不打算还帐），从个人感情上讲，段却是憎日的。当初袁政府屈服于日本的最后通碟而拟接受二十一条时（其实此时二十一条已大为缩水），只有段祺瑞高声抗议欲与日本决一死战。“九一八”之后，日本人多次拉拢他，都被他严辞拒绝。他的旧部王揖唐企图为日本说他出山，被他疾言厉色拆道：“我是中国人，决不做汉奸傀儡，就是你自己也要好好想想，不要对不起祖宗、父母和子孙后代！”
至于“三一八”，到目前为止，是不是段祺瑞下令开枪的没有确切的说法（家里人说他当时不在执政府里，也不可能命令开枪）。惨案发生后，段琪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他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随后严惩凶手，自己引咎辞职，并且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一国之元首，面对死者长跪不起，此后果然践行“终身食素”的诺言，这看上去不像做戏；即使是做戏，也是非常感人的。
问题就在这儿：把民国和宪政搞得一团糟的，偏偏不是一个坏人。如果是一个恶棍、昏庸者或是贪婪者当权，把国家搞砸了，问题反而简单了。问题不在这里——当权者是共和国的功勋并且深深地爱着她，自己无欲无求而分外廉洁，尽管有着性格的缺陷，但不失是一个好公仆。这样的人把国家搞砸了，问题就复杂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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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的直皖战争，皖系战败，段祺瑞下台；此后的四年，基本上由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主导中国政坛。
为什么要将曹吴连在一起呢？因为这两人的关系实在非同一般，可以用“微妙”两个字来形容。论资历、论名份，曹锟是直系的当然领袖；论能力、论实力，吴佩孚远在曹锟之上，是直系的实际领袖。吴早就可以取而代曹了，但吴始终没有这样做。曹锟是个布贩子出身，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策略，他一生中做的唯一高明的事情，恐怕就是器重、提拔和信任吴佩孚，其它的事情实在是乏善可陈。而就是这“唯一的高明”一俊遮百丑，几乎让他享用终身。曹锟没有看错人，吴佩孚确实是个英杰，不但文韬武略冠绝当世，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是个非常忠义感恩的人，一生对曹锟忠心不二，即便曹锟任性胡来而拖累大局时，吴也甘愿共沉而不去违逆他。两人也曾有过龃龉，但这种龃龉大多是做戏给人看的。外人无法弄清，曹锟的决定有没有征询吴的意见；吴佩孚的言行是不是曹的授意，或已得到曹的默许。所以谈论这一段历史，很难把这两人分开。
曹吴主政的前期，做了一些得民心、利宪政的事，最主要的就是通过“恢复法统”来统一全国。原来皖系主政的时候，废旧国会，搞了一个安福国会，以此给国民党以口实，孙中山在广州召集“非常国会”，另立政府，造成南北分裂。如果恢复旧国会，南方政府就失去了借口，也失去了法统依据，可以不战而胜。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现任总统徐世昌就是安福国会选举的，如果恢复法统，现任总统的合法性也不存在了。于是直系的孙传芳发出通电——请南北总统同时下野。徐在直系摊牌后不得不有所表示，于1922年5月31日发表通电说：“孙传芳快人快语，实获我心。果能如此进行，跻国家于磐石之安，鄙人虽在草野，得以余年而享太平，胜于今日十倍。”
6月1日，以吴景濂、王家骧为首的旧国会议员203人发表宣言，否认民国六年六月十二日北京政府解散旧国会的命令，指出徐世昌为非法总统，自本日起，国会完全行使职权，南方因护法而成立的一切特别组织，均应取消。
6月2日，吴佩孚的驻京代表钱少卿一连打几次电话到总统府，催徐世昌卸职离京。徐正在设宴招待回国不久的顾维钧，宴后宣布辞职，下令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本人乘车前往天津。这个总统当得很窝囊，也很累，本来就不恋栈的徐世昌并不稀罕它。
这时，民六年被张勋逼下台的前总统黎元洪成了灼手可热的人，让他复职总统、补足任期的呼声很高。天津黎宅陷于军伐代表和政客、议员的大包围中。曾受尽武人夹板气的黎元洪，一方面想复职争个脸面，另一方面也深知前途凶险。6月6日，黎宅举行谈话会，参加者有旧国会两院议长、军伐代表和各省团体代表多人。黎略作寒暄之后，就拿出一张电稿让大家传阅，并说：“这个电报上写的，办得到我就复职；办不到，我和诸位今天是最后一次会见。”说罢就进了内室。原来电报上写的是复职条件：大力裁兵，而且必须有“废督裁兵”的保障。在得到了各实权人物废督裁兵的初步保障后，黎元洪进京复职。
恢复法统对南方政府的杀伤力显而易见，首先是分化瓦解的力道巨大。像贵州、云南、四川等地的头面人物都有电赞成恢复法统，拥护黎元洪复任总统。广东的实力人物陈炯明虽然没有直接表示，但在致伍廷芳的电报中说：“国会恢复，伪府取消，护法目的已达。黄坡（即黎元洪）复职，法律之争，应候法律解释。非常国会擅举总统（此处指孙中山），恶例一开，乱及百世。炯力争无效，以此获罪。现惟仗公之力，切劝孙公敝屣尊荣，以天下以无私。”这个电报竟称黎为总统而称孙为先生，希望伍廷芳劝孙辞去总统，态度一目了然。
果然，在孙中山改道江西北伐并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陈炯明竭力反对北伐，6月15日晚，“陈家军”发出通电，请孙中山实践其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并派兵围攻总统府。孙中山化装走出总统府，与海军司令温树德同登楚豫军舰。16日，“陈家军”在广州张贴布告：“国会恢复，护法告终；粤军将士，一致赞同。请孙下野，表示大公。诸色人等，安居勿恐。”19日，孙电令北伐军迅速回师靖难，北伐又一次流产。广东省议会和各团体举行联席会议，议决赞成统一，欢送孙中山下野。8月9日，孙中山接受沙面英国领事的建议，乘坐英舰摩汗号到香港，10日乘坐俄罗斯皇后号轮船赴上海，实际上是被迫下台了。
人们引颈相盼的旧国会恢复了，“非法总统”徐世昌、“非常总统”孙中山都下野了，各方基本认可的黎元洪复职（总统）了，这个时候，屡遭摧残、命悬一线的民国宪政又有了生命的迹象。只要好好养护，慢慢疗治，宪政的恢复与成长还是有希望的。
吴佩孚积聚起足够的实力从而成为直系实际的领袖，首先得益于他麾下有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军队。当他还是基层军官的时候，他率领的营、团、旅、师往往是全军的尖刀，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当他成为“玉帅”以后，直皖战争只用了4天就把段祺瑞打得落花流水；第一次直奉战争只用了6天就把张作霖打得落荒而逃（窝进东北）。
吴佩孚的治军之道，首先在于以儒将兵，即以传统的伦理道德来维系军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重视思想道德建设、狠抓作风纪律教育。我们说，军事指挥者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战才”，能够熟练地运用各种战术，取得一场又一场战斗的胜利；第二个层次是“将才”，能够从战略上考虑问题，运筹帷幄，足智多谋，，能够打赢一个又一个战役；第三个层次是“帅才”，不但要从战略战术上考虑问题从而打赢战争，而且要在军中搭建牢固的思想价值体系，由此而生出超常的凝聚力，由凝聚力而生出超强的战斗力。吴佩孚就属于第三个层次的“帅才”，时人称他为“玉帅”并不完全是恭维他。
清末民初，西风日渐，两千多年来占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受到冲击，这个时期人们的思想非常混乱，整个社会没有一个核心价值体系。军从民中来，各系军队也是思想混杂，有的军队以部旧私谊维系，有的以金钱利益维系，有的以宗教教义维系，不一而足。一支糟糕的军队首先是因为糟糕的维系，比如以利相系者，很容易为利生变，是很难做强做大的；一支优秀的军队必定有着优秀的灵魂——成为体系并被广大官兵自觉认同的核心价值，由此而产生高度统一的思想和高度统一的行动。吴佩孚比其他军伐高明的地方——甚至袁世凯、段祺瑞都不能望其项背——正在于他懂得并善于塑造新的军魂。在这方面，恐怕只有蒋介石能与他比肩而立。
吴佩孚是前清秀才出身，因得罪家乡的官吏、豪绅而被革除功名并被通缉，通过科举考试而飞黄腾达的梦想破灭了，辗转流落后便投笔从戎。他22岁便考中秀才，靠的可是真功夫，如果不是后来的变故，以他的功底敏慧，当能博取更高的功名。在所有的那个时代的军人中，论起旧学的底子，恐怕没人能出科班出身的吴佩孚之右了。这也是他能够以儒治军的资本。
吴佩孚认为，“民国成立，首废礼教，专讲政法及物质科学。礼云：以礼为无用而废之者必有乱，因而历位总统均不得久于位，今世道愈非，人心益薄，首宜由礼教入手”（《吴佩孚先生集》）。他利用一切机会向部下灌输传统伦理道德。几乎每天午饭后，他对部下总有一番“精神讲话”，主要是训诫部下要恪守传统道德，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即此礼教两字，质言之，就是三纲五常、五伦八德。”吴佩孚的口才很好，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抓人，效果当然好了。这也说明他的旧学底了厚实。而且，他还能根据时势变迁，对传统作出新的诠释，效果当然更好了。例如，对于“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中的君臣，因为民国已无君主，君臣关系该怎样理解呢？吴俩孚认为，民国时代虽然没有了君王，但君臣之纲并没有中绝，因为可以把国家理解为“君”，把自己的良心理解为“君”。同时，也可把为国为民的长官理解为“君”，这样一来，“君臣即上下之意，所以示差别也”。“在学校里，先生对于学生为君臣，在军队里，长官对于部下亦为君臣。”如是，“君纲一正，在下无不随之而正，就如立竿见影一样”。又如，对于“八德”（仁义礼智信忠孝悌）中的忠孝，吴佩孚也有新的解释。他认为，忠无疑就要忠于国家，只要以心为君，守心为正，让良心自然流溢出来，就会无处不忠、无时不忠、无事不忠。说得通俗一点，工农商学兵，每人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是忠；各行各业、各色人等，各安其位，各尽其职，就是孝。比如军人之孝，就是“经过地方，秋毫不犯，舆情欢洽，父母闻之，中心愉悦”，这就是孝。
其次，吴佩孚处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感召部下，聚拢人心。
吴佩孚以伦理道德的拒新复古来重塑军队的思想灵魂，这个做法的对与错、好与坏、顺与逆、合与隙，我们暂且不论，单就其个人的人格魅力与张力，还是很值得称道的。
吴佩孚的学历其实并不高，考取秀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本科毕业，如果把举人大致看成是博士、把进士大致看成是博士后的话，那么相当于本科的秀才只是一个基层的学历。但吴佩孚酷爱学习，一生手不释卷。直到五十多岁了，仍在孜孜不倦地学英语，“钻劲”由此可见一斑。他的《春秋正识证释》、《大丈夫论》、《日食参考说》等专著，使“儒帅”之称不是浪得虚名。而且，吴佩孚不是死读书，他总能学以致用，同时与时俱进，吸收消化最新的元素为我所用。他的“新君臣论”、“新忠孝论”、“新武神论”、“新顺逆论”等等，都是在儒学基础上的推陈出新。这可不简单啊，既要将旧学融会贯通，还要有所发挥、发展和创造，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仅凭这一点，吴佩孚就在军队和集团中就奠定了“导师”的地位，为部下所诚心景仰。
古人言“公生明，廉生威”，吴佩孚之异常廉洁为他赢得了至高的威望。他做过“通天”的官，直接统治过几省的地盘，统率过几十万大军，但却没有一点私蓄，也没有半亩的田产。与此相应，他的生活也极其俭朴。三十岁才娶了发妻李氏，李氏无出，在母亲坚持下纳妾张佩兰。李氏去世后，他一直与张佩兰相伴，始终不离不弃。张劝吴纳一小妾，不要断了吴家香火，吴坚决不肯。1922年，一个德国贵族女子迷上了吴佩孚，不远千里跑到洛阳，向他当面求爱，被他拒绝，该女子还不死心，回到上海，不断给吴佩孚写情书，几个月后，所有的情书都没开封的退了回来，最上面的一个封面上写着“老妻尚在”四个大字。
最能演绎吴佩孚人格魅力的是他的“言必行、行必果”。
吴佩孚一生特别讲究“信”字，至死不渝。他说过不借外债，果然一生没向外国人伸过手，哪怕这笔援助能让他起死回生。他说过不出洋，果然一生没离开过中国，哪怕境遇十分的凶险。他说过不入租界，果然一生没进过洋人的地盘——第二次直奉战争失败之后，部下劝他到租界里躲躲，他就是不肯，宁可冒险从海上逃亡；1937年，日本占领北京，有人劝他搬进天津租界，他坚决不去，宁愿做自由受限的寓公；1938年，曹琨病死在天津法租界，对于这样一位他一生忠心不二的“恩主”，他理应亲往租界的灵堂祭奠，但他不愿自毁誓言，只在北京设灵堂遥祭；1939年年底，他吃饺子时被一粒骨碴硌伤了牙，几天后，两腮红肿，疼痛难忍，有人劝他到医疗条件较好的东交民巷的外国医院就诊，他宁死也不去，十几天后果然与世长辞了。
判断一个人的人格的高下，不是在他生前，而是在他死后；不光要听他生前好友部下的评价，而且要听他的敌人的评价；不光要听一个敌人的评价，而且要听所有敌人的评价。如果一个人死后，他的生前所有的敌人都对他肃然起敬，那么这个人的人格肯定有非常值得称道的地方。吴佩孚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吴佩孚去世后，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和伪政权立即隆重祭奠这位秉持民族大义、始终不肯屈就（伪职）的人，日军侵华最高司令官也参加了公祭仪式，华北沦陷区的各省市三日之内均下半旗致哀。
曾经与吴佩孚有过殊死搏斗的国民党，（国民政府）在陪都重庆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这对民国的军人是一项至高无尚的荣誉）。蒋介石亲致唁电至北京吴公馆：
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
因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大罢工而结下血仇的共产党，在吴去世后，也以一定的方式表示出哀悼之情。时驻重庆的中共元老董必武对记者发表谈话说：
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伐，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伐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当时的那些军伐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另外还有许多他生前的政敌、军敌都对他的死表示出内心的哀悼，并对他的人格表示由衷的钦佩。
吴佩孚手下有一位师长，在吴死后，于其墓旁建成两间陋室，自愿充任守墓人，长年居住守护在这里。后来在附近村里的一个学校当了工友，维持生计，仍住在陋室里守墓。直到“文革”来了，此人就不见了。几十年如一日，居住在荒僻的墓旁茅屋，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如果不是出于对墓中人的极度爱戴，任谁也是做不到的。
吴佩孚不但是一位成功的军人，而且是一位颇有才华的政治家。其政治才华远在同时代的芸芸政客之上。如前所述的以儒将兵、重塑军魂，其实不惟如此，在整个势力集团乃至整个直系集团中，吴佩孚都很注重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同时以自己的政治人格去引导、感化和教化部下，使他在直系中最有影响、最有实力，成为的实际上的无冕领袖。直皖战争后，直系控制了北京政权，这时吴佩孚使出了恢复法统招数，这一招收到了奇效——高举护法旗帜的南方政权，此时失去了法统依据而分崩离析——不战而屈人之兵，吴佩孚的政治才干由此可见。吴佩孚个性鲜明，敢言能言，善于利用舆论，注意民心潮流的向背，具备从事现代政治的技巧与能力，是一位比较全面和成熟的政治家。
所以，在吴佩孚掌握实权的时代，极有可能把当时一盘散沙的中国统一起来，恢复法统，走向宪政。这是后袁世凯时代的民国时期，宪政希望最亮堂的一次机会，也是一条最长的上拐线。
然而，变生肘腋之间，那条好不容易形成的上拐线急转直下，变成一道无情、残酷、僵硬、顽固的下拐线。
布贩子出身、志大才疏、素质低下的曹锟开始“作”了。
直奉战争以后，张奉兵败出关，曹吴成为毫无争议的主宰者。这时候的曹锟，大权在握，一言九鼎（即使广有实权的吴佩孚最后还得听他的），是一个不是总统、胜似总统、权力比总统大得多的当政者。但是小人得志必然忘乎所以，春风得意的曹锟飘飘然了，要过一把总统的瘾了。而且迫不及待，就像毒瘾发作一样，一刻也不能等。
自己要当总统，就得把现任总统轰下台。其实这时黎元洪的（补足）任期还剩几个月了，但就这几个月曹锟也等不及了。已有一次不体面下台的黎元洪，这次力求有一个体面的下台，于是犯了牛脾气，不肯半途而废。一个迫不及待要上台，一个坚决不肯下台，曹、黎之间剑拔弩张，已无法调和。
于是曹锟就纵容手下胡搅蛮缠，大闹总统府。1923年6月7日，十四机关军警长官二百余人吵闹着到总统府索薪。6月12日，冯玉祥领头，“京畿各师旅军官数百人佩刀入新华门，围住居仁堂，借口索薪晌，百喻不散……复雇流氓走卒数百人，手执驱段退位等纸旗，围守住宅呼喝之声响震屋瓦……”（黎当年的电文）
到后来，闹剧演到了极端丑陋的程度，总统府的水与电都被掐断了，总统卫队也都奉令撤走。陷入如此困境的黎元洪，把“中华民国之玺”、“大总统印”、“陆海军大元帅印”等图章交给姨太太，让她躲进了法国人设在东交民巷的医院，自己携随从于6月13日下午乘专列退往天津。
黎出京后，国务院秘书长张廷谔找总统印没找着，立即打长途电话请直隶省长王承斌在天津拦阻火车加以搜查。王承斌接到电话后，即带警务处长杨以德，率大批军警乘车到杨村“迎接”专列。专列到了，王到黎的座席前问道，为什么要携带印信出京？一个省长却以如此口吻责问一国之总统，黎元洪自然怒不可遏。这时火车仍在开动，于下午四点半开到天津新站，黎要开到老站下车，王却指挥卸下车头，请黎下车休息。黎不理不睬。这时的总统已完全失却人身自由，黎元洪愤不欲生，开枪自杀，被随从抢救没有打中要害，仅负微伤。
晚十时，王承斌再上车讨要印信，黎只得说出实情。在王的严辞威逼下，黎只得派手下到车站打长途电话，吩咐将印信交与国会。姨太太不相信，坚决不肯交出印信。最后黎在军警的严密监视之下，自己到车站打电话，姨太太才肯把印信交出来。
6月14日清早，王承斌接到北京电话，总统的印信已经拿到，这时他复又上车，拿出为总统代拟的分致国会、国务院和各省的三个文件让黎签发，文件的大意是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黎在胁迫之下签了名。
获得自由后，黎元洪甫回住宅，便把被迫签发文件的情形通电全国，并函请国会惩办监视元首、劫车夺印的直隶省长王承斌。当天，国会两院召开联合谈话会，讨论当前局势。保派议员（即拥曹派）主张先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随即组织选举会选举总统。反对派议员认为军警流氓迫走总统，国会应有严正的表示。两派打了一场口水仗，无果而散。
直系军伐通过大闹总统府、劫车夺印等系列丑剧而驱黎成功后，全国舆论哗然。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否认摄政内阁，函请外交团转达各国政府，不要承认北京政府。各省团体纷纷通电痛斥直系军伐。国会议员也纷纷离开北京，不但总统选举无法进行，就是制宪会议也不足法定人数。
这时直系决定用金钱收买议员，选举曹为总统。可是，曹锟是个吝啬鬼，自己不肯破钞，要别人代筹。这是一笔很大的费用，哪能那么容易筹到。最后王承斌想出了一个“捉财神”的办法——派出密探二十多人分赴大名、顺德、广平一带抓捕制毒犯百余人，把他们押到天津来，枪决了几条“小鱼”，其他的“大鱼”则要交出一笔赎金便可释放。此外，又以“借军饷”为名，通令直隶所属170县，每县筹借1至3万元。
津、保政客筹足贿选经费后，便进行半公开的贿选活动。收买议员的策略取得了效果，回京议员络绎于途。凑足法定人数后，直系提出了总统大选与制定宪法“一锅煮”的办法，并且承诺与会并投票议员每人发给5000元。
1923年10月5日，国会两院开会进行大选，签到者有593人。曹锟以480票当选为“总统”。接着便制定宪法，实际上是把当年袁世凯不愿接受的“天坛宪草”稍加修补而已。10月8日续开宪法会议三读会，宪法十三章141条全部获得通过。10月10日上午，众议院正式公布宪法。十余年来历经波折的而难产的宪法，搭着贿选总统的快车而“快产”“成功”了。这就是民国史上有名的“曹锟宪法”。
平心而论，撇开贿选这个因素，单纯从立宪的角度来看，“曹锟宪法”是一部不错的宪法。它的“原身”就是1913年的“天坛宪草”，是当时的国民党、进步党、旧官僚和其它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妥协的产物，在议会与政府的权力格局中作了较为平衡的设计（纠正了《临时约法》在这方面的偏颇）；同时，行政系统的设计也比较合理，规定既实行内阁制，同时又赋予总统一定的权力。然而，由于它沾上了贿选的臭名——是由曹锟贿赂的“猪仔议员”们审读通过的，再好的宪法也难以让人信赖了。打个粗俗的比方，就像烘坑里捞出来的黄泥巴，不是屎也是屎了。一部较好的宪法，却被不适当的人，在不适当的场合，以不适当的时间出台了，这是对民国宪政的最大反讽。
一心想过总统瘾的曹锟，终于在10月10日赴京就职，狠狠地过了一把总统的瘾。
也许曹锟没有想到，他之贿选总统实际上是在“政治吸毒”，在获得了莫大的政治快慰的同时，也大大加速了政治生命的灭亡。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9月，张作霖乘江浙战起，率大军17万八关。吴佩孚统领25万大军前往迎战。两军在热河、山海关等处交锋，均动用海、空军参战。数星期之后，吴佩孚沿长城一线取得节节胜利，他踌蹰满志，决心猛追穷寇，出关作战，彻底消灭奉军以绝后患。就在这关节口上，他的部将冯玉祥突然率军脱离战场，返旆南指，回师北京，于当年10月23日占领北京，囚禁总统曹锟，并宣布停战。冯玉祥的突然倒戈使吴佩孚措手不及，奉军乘机大举反攻，终使直军在战场上全线崩溃，吴佩孚败走华中。直系从此退出了北京政坛。
从现象上看，是冯玉祥的倒戈导致了直系的失败，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直系核心的腐败，说得更直截一点，是曹锟的胡作非为使直系失去了舆论和民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冯玉祥。冯玉祥的政治操守姑且不论，在窥测民心、顺乎舆情方面，冯玉祥是高人一等的。他之屡次背叛上司，都是在上司与舆情之间作出的艰难选择——与其说他背叛上司，不如说他更在乎舆情。所以说，把他比喻成三国时的吕布是不恰当的，尽管看上去他与吕布较为相像。如果说吕布属于“有奶便是娘”那种人的话，那么冯玉祥的特立独行是有参照系的，这个参照系就是民心所向。以这次反水为例，正是他看出了因贿选而上台的曹氏集团名声不好且继续失去人心，才敢于反戈一击的。
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曹氏集团的名声恶成怎样了。前已有述，曹锟贿选已是半公开的程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政客与议员之间进行公开的交易甚至讨价还价，这且不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贿选的事传到社会上引起议论纷纷，他们已经顾不上忌讳了。仅举一例：`众议院议员邵瑞彭公开向北京地方检察厅举发某些政客的行贿行为，并将重要证据——5000元的银行支票制成模版送交各报发表。如果说以前只是传说的话，那么这一次可是证据确凿了，引起舆论一片哗然。面对如此窘状，直系政客们干脆置之不理，一条道走到黑。我们说，做坏事也是分层次的——第一个层次是做了坏事而知丑；第二个层次是做了坏事而不知丑；第三个层次是坏事暴露但不顾忌照行其丑。而那些贿选的政客与议员，显然处于第三个层次上，可以说已到了寡廉鲜耻的地步了。贿选的事实及其被渐渐地公开，使曹氏政府的合法性从一开始就广受质疑，也饱受舆论的抨击，时人称曹锟为“贿选总统”，称受贿的议员为“猪仔议员”（就像猪仔一样可以花钱从市场上买来）。在沪议员和各省联席会议代表纷纷通电讨伐贿选。上海、杭州、芜湖等处市民举行反曹示威大游行，安庆和杭州还发生了市民捣毁贿选议员住宅的事件。各省团体纷纷调查本省参加贿选的议员名单，予以公布。本来不错的一部宪法也被称为“曹锟宪法”，而沾上了臭气。试想，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政权，能得人心么？不惟如此，不学无术的曹锟上台后，没有也做不出什么正经事，私生活上却极其糜烂（不但妻妾成群，而且好男宠）。这样的人，这种人所主导的集团，不失去人心才怪呢。古来有“逆取顺守”的说法，如李世民、赵匡胤以不法手段夺权谋位，但后来把国家治得很好，人们也就不计较他们的过去了。但曹锟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才干与品质，“逆取”能行，“顺守”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与其说是冯玉祥倒戈，不如说是曹氏集团借着冯氏之手向自己挥戈自戗。
唯一能够阻止曹氏胡来的，只有吴佩孚，因为以当时的实力与声望，他已在曹氏之上，甚至可以说，吴佩孚取而代之（曹），也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吴佩孚不会这么做。他不是这样的人。
前面已经交待，吴佩孚一生率先垂范，恪守孝、悌、忠、信、礼、仪、廉、耻八礼，毫不逾矩，甚至可以说到了自虐的地步。在这八礼中，他最推崇的是“忠”与“孝”，认为这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所以他对有恩于他的曹锟，一直视为“恩君”，保持着绝对的忠孝。如果把它理解为做给下面人看的，就像儿子孝顺老子是为了做给自己的儿子看的，也未尝不可。如果“恩君”变得昏庸胡为怎么办？吴佩孚有自己的想法与做法——最多只能“曲进谏言，以挽救其失，万不可动辄谋叛，以陷于大不忠之地步”。即使成为“愚忠”，即使共同的大业受损，也在所不惜。
所以，当曹锟不择手段谋取总统职位时，吴佩孚明明知道其事不合机宜，必然会坏了大事，但他也只是“曲进谏言”，当屡谏无效时，只好保持沉默——不表态、不支持、不反对。更别说“反叛”和取而代之了。眼看着船长将巨舰驶向暗礁密布的航道，也只是从旁劝谏，绝不出手阻止，宁可一起触礁沉沦，这就是吴佩孚。
话又说回来，如果吴佩孚反曹并取而代之，他在下属眼里的形象就会大打折扣，他苦心经营多年的一套思想维系系统就会轰然倒塌。背叛，往往会引起连锁反应，会招致几何级的增长。一向看重思想道德力量的吴佩孚，是不会做这种傻事的。
吴佩孚其实别无选择。
触礁，沉沦，不可避免。
急转直下，长长的绝望的下拐线。
这就是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