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胡适看来，在变态社会中，知识分子干政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求学”与“干政”之间，胡适提倡一种“镇静主义”，主张知识青年要向歌德那样，在国事危急时却能够安心做某一与时局绝不相关的学问，他的这种态度，与他那对中国实力的清醒认识，对文化立国的执着信赖和对学生成器的热切期望紧密相关，然而，事实上，在此纷扰之中，就连胡适本人要能保持内心的镇静都不可能，更遑论学生。
救国千万事，何一不当为？
而吾性所适，仅有一二宜。1
“历史上的一个公式”
1920年5月4日，五四运动一周年纪念，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他们认为：
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2
他举了古今中外的例子，说，“汉末的太学生，宋代的太学生，明末的结社，戊戌政变以前的公车上书，辛亥以前的留学生革命党，俄国从前的革命党，德国革命前的学生运动，印度和朝鲜现在的独立运动，中国去年的‘五四’运动与‘六三’运动，都是同一个道理，都是有发生的理由的。”3
1922年10月21日，胡适在北京大学作了关于《学生与社会》的演讲。其中说：“不过在文明的国家，学生与社会的特殊关系，当不大显明，而学生所负的责任，也不大很重。惟有在文明程度很低的国家，如像现在的中国，学生与社会的关系特深，所负的改良的责任也特重。”4他说因为中过受过教育的人少之又少，所负的改良的责任，则当更加重大。
1928年5月4日上午九时，光华大学，胡适在纪念“五四”演讲中称：“‘五四’运动也可证明历史上的一个公式，就是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腐败，没有代表民意的机关，干涉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少年的身上。譬如宋朝大学生（案：似应为太学生），明朝东林党，都是在变态的国家里干涉过政治。一八四八年的全欧洲的革命，法国俄国的革命，也是学生闹起来的。常态的国家就不然了。英国美国的学生从来不受［干］政治，就是因为他们国家的政治上了轨道，用不着他们来干涉。”5要想避免学生干政，就得要“智识高深、体力强健、经验丰富的中年出来把政治干好”，使政治早日上轨道，否则禁止学生干政是不可避免的。
1932年，胡适在《论学潮》中又提到，“凡能掀动全国的学潮，都起于外交或政治问题。这是古今中外人同的现象：凡一国的政治没有上轨道，没有和平改换政权的制度，又没有合法的代表民意的机关，那么，鼓动政治改革的责任总落在青年智识分子的肩膀上。”6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后，胡适又提出了那个“古今一例”“中外一理”的“历史的公式”：“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7
1947年5月18日，面对日益高涨的学潮，李宗仁召集平津两市专科以上院校首长及主要教授举行茶话会上，会上胡适发言，据报载：“他认为古今中外有一条公律，凡是在政治不能令人满意的时候，没有正当合理机构来监督政府，来提倡改革政治的情形下，提倡改革政治，往往会落在青年身上，若汉宋的太学生请愿，明代东林党之攻击朝政，以及清之戊戌政变，乃至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提倡政治改革的，都落在青年学生的肩上。”8
而在国外，“目前英美的政治比较上轨道，故英国青年多集中精力去打捧球，美国青年则对垒球，划船，跳舞大感兴趣，因为这是青年人应享的幸福。”而中国的现状呢，“不要说青年人不满意，就是我们中年人也是感到不能满意的”。9
变态社会中，政治不上轨道，知识分子坐卧不安，愤而干政，是为知识分子干政之因，胡适通过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外国现状的对比，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他一生中屡次表达过这样的意思。
为什么是青年学生呢，他说这个道理很简单：“中年老年的人，壮气早消磨了，世故深了，又往往有身家之累，所以都容易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不肯轻易参加各种带有危险性的政治活动。只有少年学生的感情是容易冲动的，胆子是大的；他们没有家室之累，理智也不曾完全压倒情绪，所以他们一受了义愤的鼓动，往往能冒大险，做出大牺牲，不肯瞻前顾后，也不能迟徊犹豫。”10“因为青年人容易受刺激，又没有家眷儿女的顾虑，敢于跟着个人的信仰去冒险奋斗，所以他们的政治活动往往是由于很纯洁的冲动，至少我们可以说是由于很自然的冲动。”11
这只是一方面的因素，黄梨洲在《明夷待访录》的《学校篇》中说：
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是非于学校。虽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12
胡适评说“这就是说，学校不公是为造毕业生而设的，理想的学校应该是一个造成天下公是公非的所在。”这是学校的一个职能。而学生论政系为三代遗风。“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槌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13
1923年12月10日，胡适在东南大学关于书院的演讲中提到“讲学”与“议政”为古之书院的两种职能。他说，“书院既为讲学的地方，但有时亦为议政的机关。因为古时没有正式代表民意的机关；有之，仅有书院可以代行职权了。汉朝的太学生，宋朝的朱子一派的学者，其干涉国家政治之气焰，盛极一时；以致在宋朝的时候，政府立党籍碑，禁朱子一派者应试，并不准起复为官。明朝太监专政，乃有无锡东林书院学者出而干涉，鼓吹建议，声势极张。此派在京师亦设有书院，如国家政令有不合意者，彼辈虽赴汤蹈火，尚仗义直言（注：原文如此，如按成语的话，应当为“仗义执言”），以致为宵小所忌，多方倾害，死者亦多，政府并名之曰东林党。然而前者死后者继，其制造舆论，干涉朝政，固不减于昔日。于此可知书院亦可代表古时候议政的精神，不仅为讲学之地了。”14（W12·452）
胡适的观点和蔡元培的看些不无二致，蔡说，“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与敝俗奋斗，如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15中国的知识分子干政的悠久而深厚的传统正是得益于中国政治制度的不完善，很大程度上说，尤其是中国处于朝代更迭、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内外交困之时，恰是知识分子成其为知识分子之时，这是知识分子之焦点和魅力所在，其光荣与痛苦，长处与失误亦毕集于兹。
反过来，可以说，知识分子兴则社会不幸，知识分子亡则社会大幸。因为只有各项制度的不完善，知识分子就不得不越代俎代疱，激扬文字，只有各项制度上了轨道，知识分子便可心无旁鹜，埋首书斋。
牟宗三谈到东汉末年和明朝末年知识分子与阉宦的斗争说到，“其死节之惨烈皆可歌可泣，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他认为“气节之士的规格所成的历史悲剧，就今日而论，只能通过民主政治来解决，因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把这种悲剧免掉。真正的民主政治一出现，这种悲剧便必然地在历史上消失。”16“公共知识分子的需要和存在就隐喻了真正的公民社会尚未到来，当社会已经迈入理想的公民社会，即公民已经不再需要他们的代言人——公共知识分子时，公共知识分子就会退出历史舞台。”17这也是在民主社会会出现“知识分子的消亡”的趋向，这未尝不是好事。
歌德的故事
近代中国，正是胡适所说的那种内忧外患、王纲解纽、军阀割据的变态社会，胡适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情、理解学生运动的，他说，“许多学生都是不愿意牺牲求学的时间的；只因为临时发生的问题太大了，刺激太强烈了，爱国的感情一时迸发，所以什么都顾不得了：功课也不顾了，秩序也不顾了，辛苦也不顾了。”18
然而，他又很反对知识分子心有旁鹜，荒置学业，动不动就心动过速，血压升高，痛哭流涕，请愿游行。他主张知识分子应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稍安勿动，镇静向学，
我们低下头来，
哀念这第一个死的。——
但我们不要忘记：
请愿而死，究竟是可耻的！（《死者》）
有学生名叫姜高琦者，在请愿中为军警砍死。胡适为之写诗，脱帽致哀，在致哀的同时，又表达了对学生“不务正业”的不满。
1920年五四纪念一周年时，胡适说，“单靠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191923年胡适说，“这几年的经验给我们的教训是：一切武器都可用；只有罢课一件武器，无损于敌人而大有害于自己，是最无用的。”20罢课不是干政的武器，那么，学生能做什么呢？胡适的答案是“安心向学”。退一步讲，倘实在忍不住了，也不要罢课、游行、请愿此类“合群的爱国”的事情，而应“用个人运动代群众运动”。21
至于“用个人运动代群众运动”是什么意思，两个多月后，10月11日，胡适在北大开学的演讲中说道：“学生宜有决心，以后不可再罢课了。今年事变无穷，失望之事即在目前，我们应该决心求学；天塌下来，我们还是要求学。如果实在忍不住，尽可个人行动；手枪，炸弹，秘密组织，公开行动，都可以。但不可再罢课。”22胡适指明，学生之现职和中心在于学习，倘要行动，则可个人行动，而不必靠群众汪洋来掩饰自己的怯懦。1923年，蔡元培因政治清明无望愤而辞职后，胡适也表达了类似的个人行动，个人负责的意思，“北京教育界中的人，自然有许多对于蔡先生抗议的精神极端表示同情的；但同情的表示尽可以采取个人行动的方式，不必牵动学校。如有赞成他的不合作主义的，尽可以自行抗议而去。如有嫌他太消极的，尽可以进一步作积极的准备；个人行动也好，秘密结合也好，公开鼓吹也好，但都不必牵动学校。”23说白了，他主张“单挑”，而不主张“群殴”。他认为集体行动会给学生“养成倚赖群众的恶心理”，“个人自己不肯牺牲，不敢做事，却要全体罢了课来呐喊助威，自己却躲在大众群里跟着呐喊。这种倚赖群众的心理是懦夫的心理。”24而朱自清则可谓此方面的典范，他在1948年6月18日，签名了“为了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的《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意味着每月使家中损失六百万法币，对全家生活影响颇大；但下午认真思索的结果，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既然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就应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个人的责任。”25
鲁迅亦对此类“合群的爱国”有过不留情面的论述，他说，“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案：指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 26
鲁迅则认为学生运动实属无益。“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27
罢课证明无益无用，学习方是正事正业，这是胡适的核心观点。那么，在时事危急之时，胡适开出“镇静主义”的药方。
1915年，倭人提出欲亡中国之二十一条，消息传到国外，海外留学生群情激愤，主张要向日本开战，在这国势危难，国将不国之际，远在美国平安留学的胡适思路甚为理性，甚为奇怪。“世界战云正急，而东方消息又复大恶。余则坚持镇静主义。”28他致书张亦农说：“今日大患，在于学子不肯深思远虑，平日一无所预备。及外患之来，始惊扰无措，或发急电，或作长函，或痛哭而陈词，或慷慨而自杀，徒乱心绪，何补实际？至于责人无已，尤非忠恕之道。吾辈远去祖国，爱莫能助，当以镇静处之，庶不失大国国民风度耳。”29
特别是在1915年3月19日夜，胡适已经睡觉了，但又夜不能寐，于是就写他那引起轩然大波的《致留学界公函》，一直写到凌晨两点半。此文一出便成为众矢之的。他把那些义愤填膺之士的决战言说视为“爱国癫”。“以余观之，吾辈学子，远去祖国，爱莫能助；当务之急，当以镇静处之。上吾等各就本份，各尽责职；吾辈之责任乃是读书学习。……吾等正要严肃、冷静、不惊、不慌，安于学业，力争上流，为将来振兴祖国作好一番准备，只要她能幸免于难——余深信如此——若是不能，吾辈将为在废墟上重建家园而努力！”30
此论即出，小胡顿时身处舆论中心，
全国士子正忧心忡忡，急得头脑暴热，你却拎起桶来大泼凉水，居心何在？用意何在？他“受了各方面的严厉攻击，且屡被斥为卖国贼”。31于是，有诋之为“木石心肠”，有骂之云：“大著结论，盘马弯弓故不发，将军之巧，不过中日合并耳。”
然而，他自己似乎也身体力行，闭关修炼，特作与时势无关之事。不是写什么《康德之国际道德学说》，就是偷闲改作《告马斯》（To Mars）之英文诗。忙得个不亦乐乎。
胡适说话喜欢讲故事，尤其喜欢讲外国故事，有一个故事他讲了一辈子，那是他自勉或劝人稍安勿躁之根据，那就是关于歌德的故事。
就在胡适写《致留学界公函》之前，他就发现了歌德在国家危机时分安心向学之故事了。1914年12月9日，他的留学日记大记歌德之“镇静工夫”。“德国文豪歌德（Goethe，马君武译贵推）自言，‘每遇政界有大事震动心目，则黾勉致力于一种绝不关系此事之学问以收吾心。’故当拿破仑战氛最恶之时，歌德日从事于研究中国文物。又其所著《厄塞》（Essex，剧名）之‘尾声’（Epilogue）一出，乃作于来勃西之战之日。”32
他除了自己服用“安眠药”之外，还也给别人大打“镇静剂”。当时，正值欧战，他的好友韦莲司本意学画，便主动请缨，要去军中做看护妇，因素无经验而被拒绝，遂倍感愤懑而郁闷，胡适给她讲歌德的故事了。“余以歌德之言告之，以为人生效力世界，宜分功易事，作一不朽之歌，不朽之画，何一非献世之事？岂必执戈沙场，报劳病院，然后为贡献社会乎？”韦以为然。他同给另一位匈牙利“爱国青年”也讲过，“余感其爱国之诚，而怜其焦思之苦，至于憔悴其形神也。今日遇诸途，亦为言歌德之言。”不知此“洋鬼子”以为然乎？33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学校罢课后，胡适给那些受不住外面刺激的学生讲了歌德的故事。德国文学家歌德（Goethe）在他的年谱里曾说，“他每遇着国家政治上有大纷扰的时候，他便用心去研究一种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扰乱。所以，拿破仑的兵威逼迫德国最厉害的时期里，葛德天天用功研究中国的文物。又当利俾瑟之战的那一天，葛德正关着门，做他的名著Essex的‘尾声’。”34
1938年2年19日，抗倭伊始，时局艰难，民间使者的胡适在美加巡回演讲中对中国学生说也谈到歌德的事。“我为学生讲Goethe［歌德］遇国家大患难，爱莫能助时，每专心治一种离时局最远的学问。我劝他们暂时忘了现来［实］，努力将来。”35
他屡屡给人家讲歌德的故事，但效果至少在一个德国学人身上得以实现。1942年，一个叫Zu Loewenstein（H.P.勒文施泰因）的德国学者痛心于中国所受战祸，遂写信给胡适要来中国投军为中国而战。胡适复信给他，给他又讲了他的本国文豪之故事。
“我回他一信，请他想想Goethe［歌德］自记他每遇到政治上最不愉快的情形，他总勉强从事于离本题最远的学术工作，以收敛心思。故当拿破化战氛最恶之时，歌德每日从事于研究中国文字。又其著名剧Essex［《埃塞克斯》］的‘尾声’（Epilogue）乃作于来勃西之战之日。”36
大约二十多年后，1961年11月23日，相信一言一行可能意想不到地在某地某人身上发生效果的胡适得到一位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的求见，而此人即是胡适曾复信劝其稍安勿躁的H.P.勒文施泰因。
军事无力、文化有望、铸造成器
那么，胡适为什么选择和鼓吹镇静主义，或者说，他劝说学生安心学习，不要干政的理由何在？
其一，近现代中国一直面临日本军事压制和威胁，然而，在国家的军事实力上，理性的胡适认为中国决不具备对日作战的能力，倘与日冲突无异于螳臂挡车，以卵击石，自致毁灭。学生别无选择，惟有冷静镇定，坚苦学习的选择而已。
清末民初的中国军力孱弱，各路诸候割据一方，国家从没完成实质行政上、军事上的统一，士卒素质低下，军事装备恶劣，要对付倭寇，实在希望微茫。胡适这批知识分子往往在抗日问题上素来低调，是因为他们能清醒地看到中国的实力太弱之故。
他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在“义愤之馀还须诉诸理智”，“余以为，此刻言及对日作战，简直是发疯。我何以作战，主笔先生说，我有一百万敢决一死战之雄狮。且让大家来看一下事实；我仅有十二万士兵谈得上是‘训练有素’的，然其装备甚为简陋。而且，我海军毫无战斗力：军中最大之战舰乃一三等巡洋舰，其排水吨位仅为四千三百吨。另外，军火又如何呢？我何以作战？”37他并以比利时的奋起抵抗的“覆辙”为例来说明，如果开战的话，中国“剩下的只是一连串的毁灭、毁灭和再毁灭”38
是战是和，一直是面对日本的凶焰，中国人不得不回答的难题，战则不能，和则不敢，正如胡适常说的，“和比战难”，1933年2月12日，他的好友丁文江在《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中“恳挚的向青年人说了几句许多人不肯说的老实话”，他说中国没有对日宣战的可能，“中国号称养兵二百万。日本的常备兵不过二十万。……但是我们的一师人往往步枪都不齐全。步枪的口径也不一律。全国所有的机关枪大概不过几千杆，——欧战的时候，作战的步队每一师有一千五百杆。七五公厘的野炮大概一万人分不到两尊，——实际上需要二十四尊。重炮、坦克、毒气和飞机可算等于没有。所以以武器而论，我们的二百万兵抵不上日本的十万。……海上和空间完全在日本武力支配之下。沿江沿海的炮台都是四十年以前的建筑，丝毫没有防止日本海军的能力。吴淞的炮台不到五分钟就毁于日本炮火之下。”39
既然平心静气地看，中国与日本实力有着宵壤之别，那么，空喊作战，又有何益，主张镇定，这是他的理性主义态度使之然。
其二，对胡适来说，一个国家真正之覆亡不在于军事之失败，而在于文化学术之灭亡，为了避免国家灭亡，我们应努力致力于国家的文化学术事业。
古之有谓夷狄之别，其实质即是文野之分，而中国又自视礼义文明之邦，所谓“文”即合乎中国之礼义规范者也，所谓“野”即不合乎中国之礼义规范者也。“夷狄进入中国，则中国之”，正如钱穆所云：“能接受中国文化的，中国人常愿一视同仁，胞与为怀。”“两汉的对待匈奴、西羌诸族，招抚怀柔，引之入塞。南北朝时北方士族与诸胡合作，大率多抱有此种思想。”40据中国历史的经验来看，文化立国是避免国之灭亡之根本，远有蒙元，近有满清，后来蒙满民族虽在军事上征服了汉人，但在典章制度、思想伦理上却承袭前朝的种种模式，是故汉人能够接受他们统治之因，也是他们能够维系其统治之因。
在一般中国人看来，国亡虽沉痛，但文化亡则绝不要接受，与一党一姓之亡相比，文化实系中华民族之魂，更其根本。明末顾亭林政治、军事手段谋划无望之后，专事讲学的目的亦着力于为华夏学术文化保存一线香火，清朝艹雉（上下组合）发令，激起南方强烈的抵抗，即为一例。钱穆称此为国人的一种“深厚的文化意义”，汉人对满人的承认和反抗都基于此，他们认为，“只要政体不变更，王室推移，无关重要，至于衣冠文物，则为民族文化之象征，不肯轻变。”41以顾亭林自期自勉的章太炎晚年讲学亦有如是考虑，其在学术上最有出息的大弟子黄侃如是说，“其授人以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可谓独立不惧，暗然日章，自顾君以来，鲜有伦类者矣。”42康有为亦有云：“一国之存亡在其历史风俗教化，不系于一君之姓系”。43中国文化不亡，中国就不会亡，这种文化维系中国的延续的思维，只有担负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不绝地努力，这才是救国之所正途。
胡适正是看到这种文化学术之力。“希腊的智识分子做了罗马战胜者的奴隶，往往从奴隶里爬出来做他们的主人的书记或家庭教师。北欧的野蛮民族打倒了罗马帝国之后，终于被罗马天主教的长袍教土征服了，倒过来做了他们的徒弟。殷商的智识分子，——王朝的贞人，太祝，太史，以及贵族的多士，——在那新得政的西周民族之下，过的生活虽然是惨痛的奴虏生活，然而有一件事是殷民族的团结力的中心，也就是他们后来终久征服那战胜者的武器，——那就是殷人的宗教。44君不见，犹太人全球流亡，无家可归，但文化凝聚力致使民族千年不散，一九四八，终复其国，可为文化复国之典型例证。
他又曾给学生们讲了另一个费希特的故事。近代德国哲学家费希特（Fichte）在“当普鲁士被拿破伦践破之后的第二年（1807）回到柏林，便着手计划一个新的大学——即今日的柏林大学。”他在柏林尚在敌兵操练的笳声中，继续讲学，并发表《告德意志民族》演讲，告诉德国人 “不要灰心丧志，不要惊皇失措”，“他说，德意志民族是不会亡国的；这个民族有一种天付的使命，就是要在世间建立一个精神的文明，——德意志的文明：他说，这个民族的国家是不会亡的。”45“建立一个德意志的文明”在胡适看来成为救国的长远的，根本之道。这基于文化不亡国不亡的理念。46
无独有偶，“五四”之后，代理蔡元培撑校的蒋梦麟对学生的演说与胡适的观点颇为类似，他同样举了费希特的例子。“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几？当法国之围困德国时，有德国学者费希德在围城中之大学演讲，而作致国民书曰：‘增进德国之文化，以救德国。’国人行之，遂树普鲁士败法之基础。故救国当谋文化之增进，而负此增进文化之责者，唯有青年学生。……”47“民族文化正统的承续者，操在读书人的手里。”48可见，固守一国之文化实系知识分子使国家免遭灭亡力所能及的工作。
其三，胡适认为，罢课游行、请愿示威、通电宣言、标语口号，纯系一时情绪的渲泻，于实际的政治无益，非但无益，而且有害，因为这些政治冲动妨害了学生的锻炼成材。
救国千万事，何一不当为？
而吾性所适，仅有一二宜。49
胡适特别欣赏“易卜生主义”的“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一个人“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并“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益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50
“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首先要使自己成器，而对于青年学生来说，锻炼成材的场所当然是学校，“学校固然不是造人才的唯一地方，但在学生时代的青年却应该充分地利用学校的设备来把自己铸造成个东西。”51学生尚未成器，如果未经锻炼，终为次品，从长远眼光来看，于国无补。
学生运动不过是排谴一时之气而已，其最大的负面作用则是荒置了学业。关于这一点，罗家伦等人在“五四”运动的得失反省中也提及。所以，胡适苦口婆心，披沥肝胆，劝告大家：“在一个扰攘纷乱的时期里跟着人家乱跑乱喊，不能就算是尽了爱国的责任，此外还有更难更可贵的任务：在纷乱的喊声里，能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52（W4·631）
军事实力看来一时不能和倭寇抗衡，文化努力有望避免国家覆亡，那么，在非常时期，向歌德同志致敬，向歌德同志学习，把自己铸造成器，是将救国的最切实，最有效的选择。
他未必能做得到
问题是他果真能像他所号召的那样专心于一件与时势无关之学问乎？未必。他毕竟是中国的安徽人，中国人，炎黄子孙，当自己的母邦存亡绝续之际，兄弟生灵涂炭之时，他真能做到无动于衷吗？
树欲静而风不止，你梦想和平，他偏威胁你以拳头，你要平等，他偏要你做奴隶。胡适的迂远的号召多少有点不切实际，在听闻日本叫嚣以战争相胁迫时，就在他写《致留学界公函》后两个多月，1915年5月6日，“就在这一天中国政府决定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对‘二十一条要求’中的重要部门作重大让步。”53是日早晨日记中记，“昨夜竟夕不寐。夜半后一时许披衣起，以电话询《大学日报》有无远东消息，答曰无有。乃复归卧，终不成睡。五时起，下山买西雷寇晨报读之。”（2·66）5月6日，7日，与友分别看英剧The Light that Failed和Hamlet（《哈姆雷特》），甚为精彩，然他竟终不能忘国事，并深为愧怍。“国家多难，而余乃娓娓作儿女语记梨园事如此，念之几欲愧汗。”（2·69）可见前述他埋首学业实在有自我麻醉，
自我逃避之嫌。
1933年，中国在北方连连失地，胡适天天焦急，不是求见张学良，就是致电蒋介石，1933年3月9日，“今日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诸人在长辛店会谈，结果未知。”“实在闷不过，点读《晋书》第三十卷《刑法志》，《晋书》诸志，此为第一。”（6·204）
1947年，外面世界一片混乱，胡适却孜孜不倦勤校《水经注》，关于此事，他在给张元济的信中自我解嘲道，“在此天翻地覆之日，我乃作此小校勘，念之不禁自笑，此真所谓天下愈乱，吾心愈治。”然而，他仍是空赞这种波澜不惊的心理素质，“正惟斯人有治之心，故能救天下之乱，否则与这俱乱，不知伊于胡底矣。”54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胡适无时不心系国家命运，所谓研究与时事无关的学问，其实正是内心焦躁不安的最强烈的反映，其研习学问，实在有些逃避时事，减轻痛苦的目的，自己尚且如此，又如何要求学生能安心向学呢？
国力衰弱、装备滞后固然不可不镇静思考，但敌人并不会因你一时的屈服而心慈手软，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你奋起直追而坐视不理，更不会从此就闭眼睡觉等着你奋起直追，如果说武力抗衡会有遭致毁灭的可能，但何尝又没有战火的焠炼中获得“凤凰涅槃”的可能呢？
文化学问自然重要，但事事皆有轻重主次，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国之不存，文化焉附？况且，倭人与满蒙尚且不同，他们不仅是在军事上征服中国，意志上打击中国，而且还要斩草除根，那就是，要从文化上灭亡中国，这也是倭人之恶毒、阴险之处，这从台湾的殖民教育可以看出。
内政外交，本“肉食者谋”，然内困外忧，学生安能安心向学？学生政治冲动固然可能荒置学业，但学生的奋起抗议形成的压力，对内，谁说又不能是政府以警惕和鞭策呢？戊戌变法即为一例；对外，谁说又不能给政府以底气和支持呢？“五四运动”又为一例。
同样是一战，仅为一名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知识分子居里夫人，在法国危难时却这样说：“每一个有责任的人，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都应该义无反顾地尽其所能，帮助国家渡过难关。在大学工作的教职人员们都自觉地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虽然没有接到政府下达的指令，但是他们都根据自己的能力采取行动。我当然也不能例外，我努力发挥自己的专长和学识，尽一切努力为国家作应有的贡献。”55
胡适曾自称是自己是个“极端的和平主义者”，同胡适一样，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也曾宣称他“是狂热的和平主义者”，然而，1934年，在德国的他目睹了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时，年轻阿隆彻底抛弃了自己以前信奉的所谓“和平主义”了，他道：“现在，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战争的国家，将不再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56当二战进入高潮的时期，他宣告与曾经影响过他的阿兰在思想上决裂。“流亡伦敦的雷蒙·阿隆在《自由法兰西报》上写道：阿兰‘对国家平白无故地敌视，对威胁民族的危险几乎故意置若罔闻，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培养了几代年轻法国人’；因为，他‘在随大流和执拗地思考反对历史发展的同时’，助长了‘一种有意识的盲目’。”57
与胡适无条件的理性相比，居里夫人及阿隆显得多少有些血性。正如徐复观云：“一个时代到了从言论上，知识分子也不敢为天下国家负责任，甚至许多人以不为天下国家负责任为高超，而视对天下国家负责任者为罪过，则这一定是‘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的时代。”58倘如胡适所云，士人学子一声不吭，闭关自守，伸长脖子，任其宰割，恐怕到那时，国人恐已沦为万劫不复的亡国奴。后来胡适回答唐德刚的“抗议”时，他也不能不对年轻时的公开信有所重新认识。“我后来与胡适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谈到他这封信，我还向胡适先生这个低调俱乐部的老祖宗，确实抗议一番。我说，为抗日救国而废学，固于事实无补，但是国家在此存亡绝续的关头，那热血青年的一代，竟能不声不响，无动于衷，埋头读书，则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还是个活的民族、活的国家吗？胡公亦不禁莞尔称是。”59
主张镇静主义的胡适的弱点在于有时无所主见，此话怎讲？他本质上是一个以学术为志业的学问家，讲究无事不征，这影响到他的思想主张，惟求小心谨慎，中规中距，缺乏天马行空之气度和创见。多说别人的话，少说自己的话，而且说得有理有据，所以振振有辞。一个歌德的故事，几乎成为他关于救国与求学的选择最有力的理论支持，全然不顾我们处于什么语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上至做官的经商的，下至算命的卖菜的，无不心焦，知识分子又安能置身局外？
正是这种中国知识分子欲罢不能的心理，胡适承认学生运动“是青年一种活动力的表现。是一种好现象，决不能压下去的，也决不可把他压下去的。”60学生运动是一个“天下皆知的壮举”，“一个开明的政府应该努力做到使青年人心悦诚服的爱戴，而不应该滥用权力去摧毁一切能纠正或监督政府的努力”61并称，军警毒打学生是一种“绝对不可恕的野蛮行为”62，一面又说，“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在十几年前，学生为爱国事件罢课可以引起全国的同情。但是五四以后，罢课久已成了滥用的武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63胡适就这样一面谴责政府的压制和暴力，一面又要学生“培养能自由独立而又能奉公守法的个人人格”。“他这一生和学生的关系，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学生闹事，政府镇压，他支持学生；支持完学生还是要学生回来；政府又镇压，他又出来。”64
综上，在胡适看来，在变态社会中，知识分子干政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求学”与“干政”之间，胡适提倡一种“镇静主义”，主张知识青年要向歌德那样，在国事危急时却能够安心做某一与时局绝不相关的学问，他的这种态度，与他那对中国实力的清醒认识，对文化立国的执着信赖和对学生成器的热切期望紧密相关，然而，事实上，在此纷扰之中，就连胡适本人要能保持内心的镇静都不可能，更遑论学生。
【注释】
1 《胡适文集》（第4卷），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30页。
2 《胡适文集》（第11卷），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
3 《胡适文集》（第11卷），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
4 《胡适文集》（第12卷），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2页。
5 《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3-74页。或《胡适文集》（第12卷），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30-731页。
6 《胡适文集》（第11卷），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页。
7 《胡适文集》（第11卷），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59页。
8 《胡适日记全编》（第7册），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54页。
9 《胡适日记全编》（第7册），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54-655页。
10 《胡适文集》（第11卷），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59页。
11 《胡适文集》（第11卷），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页。
12 《胡适文集》（第3卷），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9页。
13 《胡适文集》（第3卷），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9-320页。
14 《胡适文集》（第12卷），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2页。
15 蔡元培：《北京大学之进德会旨趣书》，《蒋孑民先生言行录》，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
16 牟宗三：《汉宋知识分子之规格与现时知识分子立身处世之道》，牟宗三：《时代与感受》，台湾：鹅湖出版社1995年9月三版，第223-246页。
17 [法] 白夏（Jean-philippe Beja）：《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法国的历史与现实》，许纪霖，刘擎编：《丽娃河畔论思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18 《胡适文集》（第4卷），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28页。
19 《胡适文集》（第11卷），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
20 《胡适文集》（第11卷），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
21 《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12页。
22 《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96页。
23 《胡适文集》（第11卷），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111页。
24 《胡适文集》（第11卷），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25 朱乔森：《我的父亲朱自清》，杨天石主编：《文坛与文人》，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26 《热风·随感录三十八》，《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7-328页。
27 致宋崇义（200504），《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2页。
28 《胡适留学日记》（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29 《胡适留学日记》（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30 《胡适留学日记》（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31 《胡适文集》（第1卷），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32 《胡适留学日记》（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55-456页。
33 《胡适留学日记》（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56页。
34 《胡适文集》（第4卷），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31页。
35 《胡适日记全编》（第7册），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36 《胡适日记全编》（第8册），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09页。
37 《胡适留学日记》（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38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39 《胡适文集》（第7卷），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5页。
40 钱穆：《国史大纲》（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848页。
41 钱穆：《国史大纲》（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849页。
42 黄侃：《太炎先生行事记》，转自《鲁迅：跨文化对话：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绍兴文理学院等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43 康有为：《文钞·君与国不相关，不足为轻重存亡论》，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55页。
44 《胡适文集》（第5卷），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45 《爱国运动与求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31页。
46 《胡适文集》（第4卷），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31页。
47 蒋梦麟：《民国初年》，见孙中山：《我的回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48 钱穆：《国史大纲》（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849页。
49 《胡适文集》（第4卷），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30页。
50 《胡适文集》（第2卷），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6页。
51 《胡适文集》（第4卷），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30页。
52 《胡适文集》（第4卷），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31页。
53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5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8-179页。
55 [法]居里夫人：《居里夫人自传》，见《相伴一生的伟大传记》，胡梅译，哈尔滨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119页。
56 [法]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陈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57 [法]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陈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58 徐复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陈克艰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59 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
60 《胡适文集》（第11卷），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61 《胡适文集》（第11卷），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60页。
62 《胡适文集》（第11卷），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64页。
63 《胡适文集》（第11卷），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61页。
64 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以鲁迅与胡适为中心》，见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