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次宪政运动中，自由知识分子对民主宪政简单化的教条性思维及对当时中国社会、政治形势恶化的焦虑感使得他们无暇冷静思考他们的主张和言行，激烈地要求政府在战争时期实行根本性的改革。而国民党却没有充分的理论资源来与之相抗，又为了维护其日趋枯竭的政治权威合法性，并获取美国的援助，不得不采取一种被动的姿态。但国民党这种拖延态度只能是激怒掌握话语权并为道德激情所鼓舞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把国民政府看成了贪图权位、不愿为国为民着想的道德邪恶政权，导致两者间的对抗逐渐加剧，直至毫无理性对话，达成妥协的余地。
一
从世界各国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政府在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采取措施加强国家权力和社会控制，不仅合情合理，也是宪法允许的。但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竟连续发生了两次由自由知识分子（活跃于国统区，呼吁民主自由的非共产党员知识分子）领衔，要求国民政府结束党治，颁布宪法，还政于民，实施宪政的运动，不可谓不奇怪。
当然，在国民政府开始全面抗日战争的初期，自由知识分子普遍表示拥护国民党的领导，并对国民党寄予厚望。如在1937年9月，章乃器就主张各抗日的党派、团体应该“少向人民作政治的号召，多向政府作积极的建议”，“多信托一些政府”，以便使政府“能够运用较大的权力”来领导全民族的抗战。[1]甚至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上还一致通过“拥护蒋委员长所宣示全面抗战持久抗战争取主动之政府既定方针”的决议。[2]但好景不长，仅在两年以后，1939年9月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大会上，国民党以外的各抗日党派，纷纷提出实施宪政的提案，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行宪政。这又是为何？本文将围绕此问题进行分析。
二
国民参政会是国民党为缓解国内外受到的压力而设置的“民意机关”，主要享有建议权与咨询权，于1938年7月召开第一次会议，自其创建起即大受民主人士的欢迎，但国民党没料到的是国民参政会其实为共产党及要求民主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发表意见，批评时政和督促民主宪政实施的合法场所，抗战期间的两次宪政运动都是借着国民参政会而兴起的。
第一次宪政运动发生在1939年及1940年间，外在原因主要是受了国民党的刺激。国民党1939年1月的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设置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并且在行动上亦与共产党军队产生了不少摩擦。中国共产党适时地进行了抵抗宣传，7月7日，中共中央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向全国庄严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3]并动用舆论向国民党发起攻击，得到了诸多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同情与响应。国民党在国统区也采取了一些令知识分子不满的措施，如颁布限制新闻自由的紧急条例，设立图书检查和邮电检查机关，并且用以“感化反省”“行为煽动思想歧误之分子”的集中营也在西南、西北地区建立起来。[4]国民党的宪兵、警察、特务横行，不经法律手续即任意逮捕进步人士，如激烈抨击官僚资本的马寅初即在1940年底被先后关进了息烽集中营、上饶集中营，最后被软禁在重庆歌乐山家中，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重获自由。在国统区，知识分子感到人民的抗日民主权利和人身自由已得不到起码的保障。
自由知识分子对自由民主的渴望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清末向往英国式的君主立宪，40年代在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则向往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体制，在40年代国统区的知识分子，许多人都有留美经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民主文化的熏陶，渴望把中国建成一个类似美国的民主国家。
曾经宣布退出共产党又加入国民党的施复亮在抗战初期便提出了“民主的抗战”思想，他认为“抗战固然需要集权，但也一样地需要民主”，[5]这需要建立一个民主集权的政府，集权是为了集中一切人力物力来支持抗战，同时，民主也同样重要，因为“政治越民主，越能动员广大的人民群众；群众动员的越多，抗战的力量越雄厚，越能争得最后的胜利”。[6]
施复亮的思想代表了国统区民主知识分子的主要观点，在他们看来，民主是对民众实现抗日动员的重要手段，也是解决民族危机的重要途径，他们普遍认为“如果真正实行宪法，实现民主政治，便可制止危机，使国家走上康庄大道”。[7]“中国今日，应结束党治，实行民主，其理由万端，国人知之稳矣，……千言万语，综为一点，即扶危救急之道，在明示国人‘国家为公’，为此方能收拾人心”。[8]
知识分子认为抗战要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动员民众力量，而要动员民众的力量，非得靠民主宪政把民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不可。他们看到民主制在美国和英国产生了那么好的效果，认为在中国只要实现了同样的制度，也能收到同样的功效。
在第一次宪政运动中，知识分子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即是以英美模式为标准。他们对通过多元民主来实现抗战胜利的目标具有强烈的期待，如由左舜生、张君劢、章伯钧领衔的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大会上的提案中就建议“在国民大会未召集以前，行政院暂对国民参政会负责”，甚至要求“于最短期内，颁布宪法，结束党治，全国各党派一律公开活动”。[9]国社党的元老徐傅林在参政会上就抗议“一党专制不取消，一切都是空谈”，[10]在民主人士眼里，国民党现行的统治方式完全不符合民主宪政的法则，主张将国家政制改为议会制，还要将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取消，改成多党制，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把中国改造成议会民主制国家。
但也有相对保守的知识分子持比较温和的看法，如梁漱溟在进入民国后便认为美国政治不适宜中国，[11]蒋廷黻亦批评胡适“对自由议会的想法太天真。他似乎对许多民主国家幕后的贪污、腐化、浪费、愚蠢、冷漠不欲深入了解。……他认为民主的弊端能用更民主的办法去防止”。[12]可惜他们并没有凝聚成一股有力之反对力量，来与这种思潮相对抗。
面对知识分子对民主宪政运动的呼吁鼓动，国民也没有充分的资源来抵挡这股宪政潮流。如国民党理论家叶青只能从“军事与民主权利有不相容性”的角度谈“宪政有碍抗战”，再则便说战时的民主宪政要求不过是“党与党争政权”，是为了“党派的利益”。[13]这显然无法说服中间民主人士，反倒极易激起知识分子的反弹。
必须指出的是，国民党的威权体制与意识形态本身即缺乏抗衡自由知识分子在抗战中实现多党民主要求的思想与理论资源，国民党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意识形态核心，蒋介石亦以孙中山的忠实继承者自诩。然而孙中山最核心的思想是他的“三步说”，即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此三期，第一期为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贪污之时代；第二期为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第三期为军政府解除权柄，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14]他明确规定北伐结束后，国家即进入国民党执掌政权的训政阶段，但规定“以党治国”的训政阶段只维持六年，根据这一遗训，完成地方自治后，执政党就应还政于民，举行国民大会，进行自由选举，从而进入民主宪政的阶段。[15]孙中山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在中国实行类似美国的政治制度，因此，孙中山的三段论理论与国民党的教义不但没有成为论述国民党抗战时期实行权威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其中对训政的明确规定时限反倒成为知识分子要求民主宪政的有力斗争武器。正因为如此，当国民党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大会前，了解到各民主派的动向后，也不得不提出，“宪政是中山先生遗教中所固有，没有反对之余地”，[16]因此，国民党的决策层只能让该党的国民参政员也提一个实施宪政的提案，表示国民党历来就主张实施宪政，以求将民主宪政的旗帜抓在手中，只是措辞与在野派有所不同。
虽然知识分子的要求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大会上没有得到满足，但这次大会依然通过了有利于宪政运动发展的决议，蒋介石亦无奈地表示了赞成与支持，并在大会后指定参政员十九人成立了宪政期成会，还许诺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此后，抗战期间第一次宪政运动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但在1940年9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上，经宪政期成会讨论数月之久而成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修正草案》最终遭到搁浅的命运，国民党亦借口交通不便，宣布另定日期召开国民大会。至此，被邹韬奋戏称为“苦命的民主宪政运动”[17]便告一段落。
由此可观察到，国民党面对知识分子发起的宪政运动，既没足够有力的意识形态话语与理论资源来进行回应，也没有效的政治行动与政策实施，以加强其在国统区的权威正当性，并以此来缓解、消弭知识分子的民主要求，这就使国统区民主诉求的热情，在抗战时期始终处于高涨之中。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急需美国的援助，因此在处理国内的民主力量时，它不得不力求保持自身开明的形象，尽可能地表现出自己是世界民主国家大家庭中的一员，以此来获取美国的放心。所以，它对自由知识分子的民主诉求，在一开始没有采取阻抗行动。只能采取拖延战术，抱着等等看的心理。而自由知识分子带着极高的期望值来发动宪政运动，却在最后关头被无端搁浅，以至于产生极大的心理落差，这便为第二次宪政运动中知识分子愈加激烈的批判与诉求埋下了伏笔。
三
第二次宪政运动始于1943年，它的兴起与国民党的抗战中的政治绩效日益令社会各界失望有关，在当时的国统区，通货膨胀严重，民众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生活普遍贫困。1942年冬到次年春的河南和广东发生了大灾荒，但国民党不仅不采取救灾措施，反倒对新闻进行封锁，引起了知识分子的愤怒，这在海内外闹得沸沸扬扬。[18]同时国民党官员的腐败习气蔓延到整个国民政府及社会中，身兼行政院院长与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及其家人不断被揭露出利用职权贪污敛财丑闻引起了国内外很大影响，连一直倾向国民党的傅斯年都在1943年的国民参政会上向孔祥熙提出弹劾，还到处撰文对其进行批判。[19]国民党的贪污腐败与无效率也导致了美国的不满，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3年曾建议蒋介石：“中国宜从早实施宪政”，并且要“国民党退为平民，与国内各党派处同等地位，以解决纠纷”，[20]美国的建议不仅给国民党带来了压力，同时也鼓舞了民主派知识分子。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统区实施民主宪政的声音不仅发自党外，且国民党的党内要求民主的压力也开始越来越强烈，国民党立法院院长孙科多次在各种集会发表讲话，指出政府处于困境的症结就在于政治不民主，倡导在政治、经济等领域迅速实现民主化。[21]国民党党员教授冯友兰等以西南联大区党委名义给蒋介石写信，蒋介石在读了声情并茂的要求立宪的信后“为之动容，为之泪下”，[22]可见蒋介石亦在考虑这个问题。在内外的压力之下，蒋介石亦觉察到国民党必须有所改变，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在开幕式上蒋介石就说到要实施宪政，并在多处谈话中提到宪政问题。这次大会决议：“国民政府应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而颁布之”，[23]并允许民主人士研讨宪政问题，蒋介石还作出了希望国民参政会注重宪政之实施的姿态，抗战时期的第二次宪政运动便由国民党主动推动起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设置宪政实施协进会，由蒋介石担任主席，并指定了参加人士，以为这样能将宪政运动控制在国民党所能容忍的范围之内。
熟料事情并不如其所愿。在1944年4月开始的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一败涂地，在短短八个月中，损失兵力近六十万，丢弃一百多个城市，举国震惊。国民党在这次战役中的腐败无能、不战而溃严重刺激了关心民族存亡的知识分子，他们普遍认为这是国民党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压迫人民和民主力量，施行消极抗战的政策造成的。而在自由知识分子的观念中，要解决这种腐败无能的办法就是尽快地实现民主政治。危机愈深，民主的诉求也就愈加强烈，这是自清末立宪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民主思潮演进的基本历史特征。
在1944年9月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后，民主宪政运动又走向高潮，相较第一次宪政运动，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批判更加激烈，并且不同于在40年代初期提出的结束党治、实施宪政等理想化的要求，而是有了明确而具体且近乎颠覆性的目标，即用民主方式改组现行国民党政府，组织抗日民主的联合政府。
中国共产党在这时也不失时机地提出加强民主化的政治要求，并强有力地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联合政府的主张最初即是由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中共中央在9月份给林伯渠等的电报指出：向国民党提出改组政府，召开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24]9月15日，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中间派民主人士很少到场，到场的也沉默不语，表示无言的愤慨，就在这个时刻，共产党参政员林伯渠作报告，适时地发出了立即召开紧急国事会议，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号召。林伯渠的发言在国统区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刚刚由“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而成的“中国民主同盟”，不久即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响应中共号召。[25]同时共产党及其舆论宣传机构将联合政府主张大力发挥，进行详尽阐释，各民主党派及其报刊杂志也纷纷响应，连地方势力也参与进来，一时间民主宪政运动再次走向活跃。
于是，此时的国民党政府面临的已不再是一般性民主呼声，它面对的是对自己独享的统治权挑战的更为激烈的政治压力。国民党的确没料到宪政运动会朝如此具体的政治诉求上发展，如狂潮般的政治声势弄得蒋介石手足无措。在国内，连国民党内非主流的地方势力也参与进来，蒋介石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如四川、云南、两广的地方实力派加紧活动，“准备在重庆政府倒台的情况下组成一个自治政府”，还有李济深出面与美方联系，争取美国支持要蒋辞职，并在“广东福建两省建立自治政府”。[26]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早就督促蒋介石用民主政治来缓和国内矛盾。
一直倚靠美国援助的蒋介石不得不树立姿态，力求改善政府形象，便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主持下同共产党就联合政府谈判。蒋介石坚持共产党先交出军队，再实现政治上的民主化，而共产党代表则认为应先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国民党的代表却辱骂中共“要建立联合政府就是要推翻政府，开党派会议就是分赃会议”，谈判一时陷入僵局。蒋介石为了缓解联合政府运动造成的压力，在1945年元旦的广播讲话中说：“我觉得我们国民大会的召集，不必再待之战争结束以后”，“我准备建议中央，一俟我军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定，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归政于全国的国民”。[27]但是蒋介石的允诺已经没有任何吸引力，共产党很快就与民主派人士取得共识，要求“以各党派共同举行的国事会议作为战时过渡的最高民意机关，由它产生民主政府，决定战时纲领，并重新起草国民大会组织法和选举法，筹备召集真正能代表人民的国民大会”。[28]共产党和中间民主人士的“党派会议”与国民党的“国民大会”成为两面尖锐对立的旗帜。
蒋介石进而于1945年3月1日在宪政实施促进会上声称：“吾人只能还政于全国民众代表的国民大会，不能还政于各党各派的党派会议，或其他联合政府。”还宣布“预定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国父八十诞辰召集国民大会，以实现宪政”。[29]不料竟引起民主人士更大的抗议，尤其是在昆明，抗议声最为激烈。5月4日，在昆明的学生示威游行队伍达到两万多人，示威者高呼“立即停止一党专政”，“取消特务组织”，“召开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等口号。这些抗议运动给蒋介石带来极大压力，逼迫他暂时放弃了召开国民大会的计划，而把这个政治难题留到了战后。
随着抗日战争已近尾声，新的政治形势也重新给民主人士们带来了希望。同时大多数在校园里的教授都期待抗战的胜利，很少过问政治，而是潜心于书斋之中。如战后走进左翼知识分子阵营的朱自清在抗战末期虽然忍受着病痛和贫苦的折磨，但“他认为抗战第一，生活苦一点不要紧。只要抗战胜利，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所以他仍致力于做学问搞创作，埋首研读”。[30]
而经历了两次宪政运动后的自由知识分子对民主宪政渴望愈加激烈，这为抗日战争结束后一系列的民主运动打下了基础，从而给战后的国民党带来极大困扰。
四
从全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自由知识份子满怀崇高的道德激情来宣扬他们的政治主张，认为这是解决时局的最好办法，而对民主宪政简单且教条化的思维及对当时中国社会、政治形势恶化的焦虑感使得他们无暇来思考这些主张是否切实可行。另一方面，国民党却没有充分的理论资源来与之相抗，又爲了维护其日趋枯竭的政治权威合法性，并爲了获取美国的援助，而不得不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但国民党面对掌握了话语权的自由知识份子政治诉求的拖延态度只能是激怒自由知识份子，导致自由知识份子将国民政府视作贪图权位、不愿为国为民着想的道德邪恶政权。这便消弭了自由知识份子冷静思考并与国民政府理性对话的可能空间，两者间的对抗逐渐升温，直至毫无妥协的余地。
而其中自由知识份子对民主宪政的教条式理解的思维特征，则一直缠绕着中国自由知识份子，贯穿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如清末新政时对君主立宪的极端推崇，20世纪末对实现西方民主政治的过度渴望。我们则可以从对这种思维倾向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轮番上演的分析中窥见出中国20世纪悲剧性历史的一个侧面。
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同时，也闯进了一个意识形态泛滥的时代。民主、宪政、自由、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等从西方传来的价值观念在短短数十年间席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而悲哀之处则在于中国是处于一个社会动荡不安，民族危机严重的困境下来承受这些价值观念冲击的。国家与民众的苦难刺激着知识分子寻求解决之道，知识份子的焦虑感使得他们无暇思考这些价值观念与现实世界的复杂关系，对这些价值观念并没有深刻的学理探讨与细致的社会观察，便在焦虑感催发出来的激进情绪中陷于教条式的理解无法自拔，从而把自己投入不由自主的时代狂澜之中。
当然，并不能把历史的责任完全推到中国知识份子的身上，但他们在激进道路上的疾行终归难辞其咎，他们也是那个时代的参与者。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次宪政运动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激进道路上一个小小的写照，并且这种对民主宪政及其他一些价值观念教条式理解的思维方式在20世纪历史上的不断再现也说明了我们反思这段历史的意义重大。中国的大转型亦远未结束，这更需要我们能站在前人的肩上，看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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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天度、孙彩霞编：《救国会史料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7月，页457。
[2] 四川大学马列教研室编：《国民参政会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03。
[3] 王金铻：《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页541。
[4] 王永祥：《中国现代宪政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289。
[5] 施复亮：《多号召多建议》，《文化战线》第2期，1937年9月11日。
[6] 施复亮：《民主与集权——抗战中的民主运动》，《救亡日报》，1937年10月2日。
[7] 邹韬奋：《经历》，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页219。
[8] 邹韬奋：《经历》，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页232。
[9] 王金铻：《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页545—546。
[10] 王金铻：《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页547。
[11] 梁漱溟：《梁漱溟自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96。
[12]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页147。
[13] 转引自闻黎明：《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页122。
[14]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页297—298。
[15]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页407。
[16] 王金铻：《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页544。
[17] 邹韬奋：《经历》，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页244。
[18] 袁伟时：《蒋介石在1943年——强国梦与宪政之路》，炎黄春秋2003年第7期。
[19] 袁伟时：《蒋介石在1943年——强国梦与宪政之路》，炎黄春秋2003年第7期。
[20]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黄炎培日记摘录》，1943年9月10日，中华民国国史丛稿，增刊第五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21] 王进：《救亡与启蒙：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11月。第27卷第6期。
[22] 袁伟时：《蒋介石在1943年——强国梦与宪政之路》，炎黄春秋2003年第7期。
[23] 王永祥：《中国现代宪政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294。
[24]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页567。
[25] 王永祥：《中国现代宪政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295—296。
[26]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页526。
[27] 王金铻：《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页601。
[28] 王永祥：《中国现代宪政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298。
[29]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九册，页488。
[30] 朱自清：《朱自清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页311。
作者简介：
刘明明 上海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俄左翼文学知识分子与革命的比较
联系地址：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99号上海大学O楼606房
原载于《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