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
——陈天华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鲁迅
惊人事业随流水……
——黄兴
小引：纪念何为？
二十世纪曙色初露，中国腹地爆发了一场革命，东方的第一场革命：辛亥革命。
然而，革命向何处去？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它是一出正剧，闹剧，还是悲剧？这是一个问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我们的学者在海外抛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告别革命”。从论述中可以看到，这里的“革命”，便包括辛亥革命在内。
二战后，特别是六十年代的学生风潮过后，西方知识界开始向右转，革命受到质疑和否定。对此，美国学者摩尔在其名著《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作出辩护说：“应当公正地意识到，几乎所有的历史记叙法，对革命暴力都带有严重的偏见。这种偏见之深确乎十分可怕。把暴力压迫同暴力反抗混为一谈，是十分荒谬的。然而，从斯巴达克思、罗伯斯庇尔，直到现代，以武力反抗他们从前的主人的被压迫者，总是备受责贬。与此同时，正统社会日复一日的压迫，却在大多数历史书籍的背景部分一笔带过。甚至那些激进派历史学家在强调革命以前时代的非正义性时，也只是把注意力集中于革命爆发前一段短暂的时间里，这样，他们便非常不理性地扭曲了历史。”不是责难旧制度，而是百般贬损由这制度所激发的革命，真是咄咄怪事。
随同“告别革命”的口号滚滚而来的，是保守主义的浊流，泛滥于近二十年中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在辛亥革命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被歪曲的、颠倒的历史画面，圣徒变成魔鬼，小丑化为英雄。革命的正当性和历史的公正性遭到遮蔽。正如鲁迅当年不满于同样的情状所说的那样，许多烈士的血被踏灭了，在战士的缺点和创伤那里，围绕着一大群嗡嗡营营的“完美的苍蝇”。
辛亥革命留给现代中国的最大的政治遗产是什么？是结束了长达二千年的专制主义君主制度，倡言民主共和。仅此一项，革命已是功德无量。
当然，一个专制制度的覆亡是由多种力量促成的，所谓“力的平行四边形”；但是无庸置疑的是，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从中起到了杠杆的作用。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曾出现过这样一群理想主义者，实干家，勇于追求、热情赴死的猛士。在同一个拥有庞大的镇压机器的旧制度作殊死斗争的过程中，他们焕发出集体的创造的活力，历史的首创精神。辛亥革命是观念革命，制度革命，城市革命，与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宫廷政变和农民起义根本不同的革命。革命的领导层是新生的知识分子，他们盗取西方的“天火”，以政党和现代社团的方式组织起来，并且利用现代宣传媒介进行社会动员，让传统社会中的士农工商，包括海外华侨共同参与，这都是没有先例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革命党人在论战和斗争实践中所培育起来的自由、民主的精神，普遍参与公共事务的共和精神，是注入守旧的、令人窒息的社会意识中的新鲜空气，激荡，播迁，而影响深远。
民国建立伊始，虽然在社会底层中不见得具有深厚的基础，但当借武力逞雄上下其手不可一世的袁世凯试图挑战它而复辟帝制时，立即遭到举国的唾弃。对于政治寡头、僭主、独裁者，我们的国民什么时候有过如此一致的、公开而明确的反对态度呢？可见这场革命是一次有效的思想操练，而且头一次，就把一种普世价值的力量表现出来了。
十分可惜的是，革命的成果非但没有扩大，反而转眼之间萎落了。在“共和”的废墟上，出现“一党专政”，出现不称帝的帝王式人物。用鲁迅的话说：革命以前是做奴隶，革命以后，竟做了奴隶的奴隶了。
历史出现反复，固然有革命者自身的问题，包括思想意识的缺陷，政治策略上的错误等等，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的势力过于强大。幽灵的可怕，在于它可以化为革命的肉身出现，革命到头来吞噬自己的孩子。因此，必须善于辨识真革命与假革命，真共和与假共和。作为辛亥革命的亲历者，鲁迅即使确信革命已经蜕变，对于革命的前驱者，乃致革命本身，始终不曾有过不负责任的指责；相反，他认为革命的遗产是珍贵的，所以希望有人认真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青年人看，而深恐失传。
这就是纪念的意义。晚清著名的洋务派人物李鸿章说是“开三千余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我们至今仍然置身于这“大变局”之中。在未来的时间维度上，想必我们会一再重逢诸如“自由”、“民主”、“共和”的字眼；要知道，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出现这些字眼的时代，正是100年前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