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多年来，一大批中国学者孜孜以求，力图对中苏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多视角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中国学者近年来的主要成果有：林军：《中苏关系（1969-1989）》，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胡礼忠等：《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中俄中苏关系30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刘志青：《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70年》，黄河出版社1998年版；罗时叙：《由蜜月到反目》，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蒲国良：《走向冰点——中苏大论战与1956-1965年的中苏关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李丹慧：《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章百家、牛军：《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刘德喜：《从同盟到伙伴——中俄（苏）关系5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徐晓天、李春隆、徐振泽：《新中国与苏联的高层往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杨闯、高飞、冯玉军：《百年中俄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刘德喜：《从同盟到伙伴——中俄（苏）关系5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薛衔天：《中苏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但对于中苏关系的个中原委和是非曲直的评说，目前国内外仍可谓见仁见智，难求一是。
作为中苏关系和中俄关系发展的亲历者，我认为，“以史解史”终归是回顾和缕析中苏（俄）关系发展史的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推演顺序和发展框架，中苏关系可以循着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关键性问题把握其发展的历史轨迹。
十月革命以后的1917-1949年这一时期中，影响中苏关系的两个主要因素是，一方面苏联共产党帮助了中国的革命，抑或说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苏联。当年苏共中央操控下的共产国际从世界革命的角度出发，希望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成功，并的确对中国革命进行了真诚的支持，这一点应该肯定。新近解密的档案材料显示，仅从1923年到1927年，联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问题而开会122次，通过了738个决议，平均每两天半通过一个决议。但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其支部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是极其间接和有限的，因而致使其指导常常脱离中国国情，出现偏差甚至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革命过程当中，发挥了独立自主的精神，而不是一味遵循共产国际的指导行事，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建国初期到整个50年代，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发展相对较好，但同时也出现了并不十分和谐的苗头。其中，对中苏关系发生深远影响的问题和方面包括：第一，关于“一边倒”的这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可以说，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同苏联结盟，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对此毛泽东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当中已经阐述清楚。可问题在于，这种外交上的“一边倒”最后泛化成了全方位的“一边倒”，从两国结盟一直到社会主义建设上，都全盘苏化，照搬苏联模式，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第二，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运出现混乱，中国围绕反修而进行的反右斗争，直至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看法的反复以及在改革问题上踌躇不前，都同中苏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分歧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系。中苏关系对于各自内政外交的复杂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第三，此间中苏国家间关系中也暗现不合音符，比如《1950年中苏条约》苏签订时间一拖再拖，其关键性原因就在于斯大林不愿放弃《雅尔塔协定》中有利于苏联的特权性规定。此外，令中国领导人毛泽东非常不满的是，1950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还有一个秘密协定规定第三国人员不得进入中国的东北和新疆。而对中国国内建设“三面红旗”的提法和做法，苏联方面也持不赞同和反对意见。
概括地讲，这一时期，尤其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政府的确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援助，同时两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也呈呼应配合之势；但是另一方面，双方之间的分歧也逐渐显现，其根本原因在于中苏关系中两国地位和实力不对称，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尽管中苏结盟对新中国的政权巩固和国计民生都具有关键性意义，但是，从中国所处的被保护地位而言，中苏关系是不平等的，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赫鲁晓夫上台后，随着矛盾和冲突的不断出现，中苏两国关系从半明半暗的分歧走向了公开的分裂。此间发生了很多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诸如1959年的西藏叛乱；1959年8月的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联对印度采取了事实上的支持态度；1960年《红旗》和《人民日报》发表了具有风向标性质的文章，中苏两党展开了口诛笔伐；1960年中苏边界出现冲突；1962年新疆伊犁暴乱中有67000人逃往苏联；1963年美、苏、英三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4年启动中苏边界谈判；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等等。
备受瞩目的是，这一时期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进一步加深，尤其是苏联入侵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发生后，中国更是将苏联斥之为“社会帝国主义”。直至1965年3月，苏联不顾中国的坚决反对召开国际共运会议，中苏两党分裂大势已趋。此外，中苏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也出现了相左甚至相悖的观点。例如在对待越南战争的态度问题上，中苏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主张。
这一阶段，由于互信基础和机制完全缺失和出于顺应国内时势的目的，中苏双方都做出了一些不够理智的举动和决定。就苏联方面而言，沿袭“老子党”作风，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和分歧推演到了双边国家关系层面。甚至不惜违约，将在中国参加援建的苏联专家撤回国内，并拒绝履行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本的承诺。这种失信的做法使双边矛盾更加激化，甚至成了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导火索之一。而从中国方面来看，因由弱势地位的心理导致防护和应激反映过于强烈，比如在1958年8月的“炮打金门”事件中并未预先通报苏联，以至陷于被动局面；在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上，中方也未能从盟国角度出发，而是以主权为由断然拒绝苏联方面的意向；中方开起的公开论战也是国内“左”的政策的延伸，但论战反过来又把一切“左”的指导思想都系统化了，甚或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
“文化大革命”的10年也正是中国打击“苏修”的高潮阶段，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达到了恶化的顶峰，中苏之间的各种交往几乎全部中断。甚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实行两个“凡是”期间，中国在对外方针上仍将反“苏修”置于重要地位，诸如“‘苏修’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我们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等提法盛极一时；而苏联方面也同样把中国视作其主要敌人，与反“苏修”针锋相对。苏联方面的调子也很高，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勃列日涅夫的提法是“中国是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后备力量”。还有当时的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说“西方向中国转让某些技术装备，是在通过自己的手帮助建立一个极其危险的发动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等等。
应该强调的是，受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我国的对外政策也陷入了“左”的迷途，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彻底打击“苏修”，是源于支援世界革命的指导思想。但值得注意的是，侧重打击“苏修”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家安全利益方面的考虑，因为当时我们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在全球态势上是苏攻美守，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尽管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导致了中苏关系的恶化，但实质上是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之间的一种对撞。
另外一方面，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首先跳出了苏美对立的两极格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尽管中国并不是独立的一极，但这也是中国走独立自主外交道路所要经历的一个过程。毋庸讳言，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所迈出的重大步伐和最大收获就是开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
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从1979年开始，适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30年的期限已到，中方以此为契机提出就国家关系问题进行谈判，由此开始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进程。中苏关系正常化是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邓小平同志无论是在战略还是在策略的设计上都发挥了极其杰出的作用。在整个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过程当中，邓小平同志的一个总体思路就是要为国内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为此他着手改善同各个国家的关系。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即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前，同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上海会谈期间表述了这一战略思维。 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过程中最主要的就是要解决三大障碍问题，即：第一，苏联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第二，苏联把中苏边界的驻军恢复到1964年状态，同时从蒙古撤军；第三，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来，苏联方面也不断地采取了一些行动，包括从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等等。中苏关系正常化中的三大障碍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到1989年的时候，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对于中苏关系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大致作这样一个小结：
——50年代，中苏结盟时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对新中国的确立和生存具有关键的意义。苏联诚心帮助了我们。结盟本身表明中国处于被保护的地位，中苏关系是不平等的，1950年的中苏条约也是不平等的；
——60年代，从分歧到分裂。分歧从何开始，一般认为是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其实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家利益的矛盾。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中国首先跳出了两极格局，这是一个创举；
——70年代，反帝反修，到反修统一战线。表面上的思想意识分歧，实际上是我国国家安全利益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之间的对撞；
——80年代，关系正常化的十年谈判。中国坚持提出的“三大障碍”问题，是为国家建设创造外部环境的战略考虑。
二
通过上述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同苏联的关系，无疑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苏关系的广度、深度和复杂程度要超过很多其他大国关系。中苏关系集两国关系、两党关系和两国以及两党领导人之间的高层交往于一体，它同时包含了大国关系、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不同文明国家间关系、新型民族国家和欧洲传统大国间的关系等广泛内容，并且掺杂了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一部中苏关系史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从50年代的“蜜”，到60年代的“争”，再到70年代的“斗”，最后过渡到80年代的“缓”，直至平稳过渡到中俄关系并形成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稳定”新格局。这段过程中，高开低走再回归正常的中苏关系几乎经历了当今世界各种国家关系形态的全部变体：从一般的国家关系到亲如兄弟的战略同盟，进而摇身一变为势不两立的战略对手，然后又经历了艰难的正常化过程回归到友好国家关系，最终在苏联解体后建立起可作为大国关系典范的新型战略协作关系。中苏之间这种从过于亲密到过于敌视，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国家关系在当代国际关系上可谓罕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关系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是一个很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样本。
第二，中苏关系的进程对中苏两国的内政和外交曾有着巨大的影响。对中国而言，中苏关系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同小可的。自中国建立现代国家至上个世纪70年代前，中国内政外交的许多重大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中苏关系的走向联系在一起。正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发展到最后取得政权，更和苏联和苏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两国结成同盟，中国又奉苏联为样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又成为中国反对的主要对象，两国关系由同盟发展到对立、对抗乃至兵戎相见。正是在苏联强大的压力之下，中国从70年代开始调整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并进行改革开放，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可以说，不了解跌宕起伏的中苏关系就无法很好地认识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发展史。
而对于苏联而言，尽管中苏关系在苏联人心目中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中苏关系的阴晴圆缺无疑也同其国内事务的演变具有相当密切的关联，对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发挥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力。这正是中俄（苏）关系所具有的与众不同之处，而双边关系的研究也因此拥有了更为特殊的意义。
第三，中苏关系的历史轨迹与当代国际关系史的发展和演变具有很强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在冷战时期首先表现为中苏美大三角关系的互动及其所产生的广泛政治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中，中国外交的重点始终围绕着如何处理同苏联的关系进行，并把中苏关系带进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参与的大博弈。从50年代的联苏抗美，60年代的既反苏又反美，70年代的联美抗苏，直到80年代的不结盟都成为牵动大国关系演变的关键因素之一，可以说40余年间每一次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莫不如是，每一次中苏关系地位和模式的变化莫不如是。有学者精辟地指出：“由于特别的地缘政治原因，中美俄之间一直存在一种特殊的相互关联性，此不仅表现在双边关系的发展常常以第三国为考虑出发点或归宿……而且表现在双边关系的变化自然而然会对第三国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即使三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并不以第三国为目标或对象，这种关系也会对第三国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发生作用。” 从历史承继性来看，冷战结束前，中苏、中美关系在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和外交实践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核心地位。顺延这一轨迹，在现阶段以至未来发展中，中俄关系、中美关系依旧是我国外交当中两对重要的双边关系。即使中俄美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三国之间事实上仍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互牵动作用，尽管当前这种三边互动关系明显不同于冷战时期中苏美三角的互动。
三
在经历了两国关系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之后，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和中国在苏联解体后都成熟起来了，双方都很现实，在普遍使用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上建立起“君子之交”。从1992年相互视为友好国家，经1994年确立为建设性伙伴关系，到1996年提升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及2004年两国元首北京会晤最终解决边界问题，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持续、稳定、日臻成熟的轨道不断向前发展，进入了历史上双边交往的最好时期。由于双方是伙伴关系，而非盟友，这使两国关系置于更现实的基础之上，两国相互心理要求和预期更为适度，两国关系的稳定也具有更大的弹性空间。
对比中苏和中俄关系史的发展历程，我认为可以得出以下五点基本启示：
第一，国家关系必须遵循平等的原则。中苏两党两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截然不同，在实力对比上相差悬殊，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关系。正因为中苏之间实力悬殊太大，彼此关系不对等、不均衡，苏联以大党大国自居，动不动就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将双方关系定位在领导和被领导上，当彼此利益出现不一致时，就发生了不尊重对方利益，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的种种事件。邓小平同志对此有深刻的总结。他说中苏分歧“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4-295页。。
第二，国家关系中应该相互尊重，不干涉内政，不强加于人。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必须相互尊重，不能采取强加于人的做法。在这方面中苏双方都有错误，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强加于人。还应特别尊重不同文明的差异，真正做到“和而不同”。
第三，不能以意识形态划线来确定国家关系。在中苏关系由友好走向对抗的过程中，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和斗争对两国关系的演变起了直接的影响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中苏分歧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战略、社会主义理论的争论，导致两党关系出现裂痕，进而殃及两国关系，从两党分歧导致两国分歧，从理论分野发展到组织分裂，最终酿成战略对抗关系。意识形态利益和现实国家利益的错位，大大伤害了两国关系和人民的友谊。历史的教训是，意识形态，甚至价值观念不应成为决定国家关系的标准。
第四，维护国家利益应该成为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中苏分歧实质上反映了两国利益之间的矛盾。苏联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掩盖了其国家利益，要求中国服从苏联的利益，我们自己则很少宣示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冈察洛夫谈到中苏关系时也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牢不可破的思想政治一致性’被认为是主要的优先考虑的事，而在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也要求利益一致。在实践中，问题是这种提法通常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本国的利益服从苏联利益。”刘爱华：《关于中苏关系的历史思考》，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第68页。
第五，正确对待历史问题。中苏之间的历史问题是由边界问题的产生而引发的。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这本来早有定论。但是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苏联方面担心中国要“收回”失地而改写了历史。现在解密的档案材料证实，苏共中央领导在1964年后多次下达指示，要求各科研单位和出版社重新编写俄中边界史。其实中国方面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尽管确定中苏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中国方面仍将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切实解决边界问题，并不要求收回俄国侵占的150万平方公里领土。现在边界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历史问题不会再对两国关系产生干扰。
四
2006年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0周年。这10年中，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中俄两国战略协作紧扣时代脉搏，经受住了考验。面对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俄两国共同致力于推进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利益共同点增多，战略协作不断深化，取得显著成果。国家关系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经济合作实现质的飞跃。中俄战略协作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10年的成果表明，两国领导人10年前做出的政治决断顺应了时代潮流，经受住了国际形势变化的考验，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际利益，是保证中俄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正确历史抉择，完全正确，富有远见。
目前，中俄关系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上。形势的发展和两国的需要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双方都要坚持从维护中俄关系大局的高度处理遇到的问题，牢记中苏关系的经验教训，坚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推动中俄关系发展。
中国有句古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而中苏关系的历史就是中俄关系今后发展的一面镜子，一个参照物。研究和总结中苏关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历史演进中获得启示，避免重复前时前代所犯下的错误，才可能为中俄关系的长期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甚至为中国处理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提供一个可资利用的范式。正所谓，以史为鉴，开辟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沈志华等中苏关系研究的中坚力量的新著《中苏关系史纲》的出版恰逢其时，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