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经对黄永胜作过评价：“这个人没有多少政治水平，政治素质也很差经不起大的风浪。张春桥说他有头无脑。我看很形象。犯了错误，就应该大大方方地检查，他却躲躲闪闪，越怕就说明他越有鬼。林彪对他那么信任，哪能不给他一点点底呢？他却包得死死的，丝毫不给我们讲讲问题。这样的人我们怎么还能重用？那就让他跟正林彪走到底吧。”毛泽东这句话，最后决定了黄永胜的命运。
1970年，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曾经为自己受到的委屈而上书过此人，他也的确作过批示让总参的干部进行调查，但是那时的调查只是一个形式，无论是干部还是上头的机关是绝对不会因为一个战士而得罪一个部门的领导机关的。调查的结果是我继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最终离开了军队。我在部队的时候，曾经见过此人，身穿浓绿的军装，军帽上的红星和衣领上的领章显示出一个军人的威严。那时虽然没有军衔，但是高大的身姿和红润的脸庞，走起路来的精神抖擞及人们对他的前呼后拥，足以证明他的高贵和凛然不可侵犯。现在，他走路似乎都得有人搀扶，整个脸庞憔悴、浮肿，完全象个大病未愈的老头儿。
我向他提到这段历史时，他似乎还有印象，但是这时的他只有苦笑来面对我了。他说：“现在是我想向你吐吐委屈了，你再不会为你自己的委屈给我写信了。任何一个人总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我没有想到会这样狼狈地退出舞台。林彪打了一辈子仗，很少有败仗，但是在建国后的政治仗上彻底打败了。”
黄永胜就是一个战将，在过去的战争中曾经出色地完成过许多的任务。不然他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牢骚的。“我们这些人究竟犯了多大的错误？先不说，现在在台上的那些人就是一贯正确吗？别装他妈的洋蒜了，在政治舞台上混了这么多年，谁不知道谁呢！我就不承认我这个跟头是栽在他们手里。林彪这次倒霉……”
我问他：“你想到过林彪有这样的结局吗？”
电话中说：[ 我们总不能束手被擒呀，总要想个办法才对呀。] 这时，我依然没有意识到林彪想搞什么政变。总之，哎，这一仗林彪让江青和张春桥打得够惨的了！武将没有打败文人。所以，我认为林彪的死是一个天意。”
军事和政治，经历了历史上空前残酷的政治斗争和战争，他对阶级斗争的真谛是真正吃透了。可以说运用斗争艺术真正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在毛泽东面前打败仗，并不丢人。我们有些政治家，其实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并没有吃透，只不过是照搬领导人的指示和文件而已。研究政治的人不懂政治，这样的笑话在我们党内不仅过去存在，现在依然存在。你作为解放军的总参谋长，军队的工作为什么不首先通过毛泽东和周恩来呢？”
人物都不容易做到。从林彪的那个第一号命令发出以后，我就耽心要出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对这种越权是紧抓不放的。他曾经派江青问过我：[ 一号命令为什么还没有经过主席批准，你们就实行了？是谁让你们这样干的？] 我答道：[ 林总耽心社会帝国主义会发动突然袭击，敌人总是利用谈判的时候搞这种名堂的。] 她反问：[ 那为什么苏联没有向我们突然进攻呢？毛主席难道对这样的事情会忽视吗？调动军队这样的大事，你们不请示主席，出了问题你这个总长能担当得起吗？] 我说：[ 这件事情我有过错，林总是让我先请示主席的，是我的失职造成的这样的后果，请江青同志能够替我向主席解释解释。] 后来江青又给我打电话说：[ 那件事情就过去算了，你不要再和任何人提起了。记住，不要和任何人再提起。] 我的理解是包括了林彪的，所以我也没有再和其他的副总长通报。但是我还是向林彪汇报了。我说：[ 当时我把责任全部承担了。我说是林总让我请示主席后再发令，我怕突发性事件出现，来了个一边执行一边汇报。] 林彪听了，没有任何的话。这是一个引起毛泽东猜疑的导火线。”
我说：“这样的大事当然应该首先报告毛泽东。你们越权行为本身，不是等于说可以离开毛泽东而调动军队吗？怪不得毛泽东对当时流行的那句话很反感，即：[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辉的人民军队 ] ，毛泽东多次讲道：[ 缔造者难道就不能指辉了吗？缔造者也不是我一人嘛。] 毛泽东对林彪多次讲的那些话，已经反感了。毛泽东在重新认识已经大权在握的林彪了。”
黄永胜默默地注视着我，听了我讲的这些，低下头而不发一声。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才说：“真是没有想到，我以为我们的本意是好的，这个事情解释一下也就过去了。谁知道，毛泽东开始在党内部署新的人事安排了。这一切，都是为了限制林彪的。当时，刘少奇已经被打倒，其他的老帅老将也已经在党内臭了，这些矛盾的下降，就把江青、张春桥和林彪的矛盾摆放在主要的地位上来了。”
我突然想起林彪的一句话：“虽然我多年来一直搞军事，但是我的兴趣是政治。政治是灵魂，是统帅，抓住了政治，其他的东西就一通百通了。”这句话，对林彪来说，已经成为笑话和讽刺。黄永胜作为林彪的老部下和亲信，从来没有想到会因跟着林彪而发达，也因跟着林彪而倒霉。这个倒霉几乎丧失了他的一切。他听到我的这几句话，淡淡地一笑说：“当林彪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证明了他并没有真正弄懂政治的真諦。当时毛泽东在党内强调 [ 政治挂帅 ] ，是说在所有的工作中要突出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的前锋作用。林彪在军队里反反复复地讲这些，想证明他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是紧跟毛泽东思想的。但是，他没有把政治的关键因素用在自己身上。他对毛泽东给他的许诺深信不疑，导致他最终犯了轻信的错误。”
这个解释，反倒使我大惑不解了。我试探着说：“这也是一种历史的颠倒吧？”
黄永胜显然换了话题，感慨地说：“我们党就是被一些虚假的东西给搞坏了，弄得上上下下说假话、搞欺骗，我看总有一天会恢复它的本来面目的。现在什么都是一阵风，说好的时候似乎什么都好，说坏的时候似乎什么都坏了，缺乏实是求是的态度和作风。吃了这方面的苦头以后，我才真正地相信命运了。”
我说：“我现在想写一本书，概括一下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实表现，以便让人们知道这样的两面派是怎样地在我们党内经营和活动的。”
黄永胜知道我的来意后，显得比较热情了：“是的，你说的这种两面派人物确实在我们党内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不过，我要告诉你，根据我亲身的体会来看，真正最大的两面派人物不是林彪，而是汪东兴和张耀祠那样的太监似的角色。你不要惊奇，我是用事实来说话的。汪东兴在九大以后，看到毛泽东已经老了，很想投靠林彪。他曾经亲口对我说过：[ 8341部队对林副主席是忠心的，我汪东兴永远是听林副主席直接指辉的。有林副主席为我们掌舵，我们就不怕任何人。只要是林副主席下令，我是无所顾忌地要冲上去的。林副主席有什么命令，尽管吩咐我。] 在毛泽东提出四届人大上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后，汪东兴受毛泽东委托，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但是他又亲自给我们讲：[ 不设国家主席是因为毛主席怕外界会议论打倒刘少奇只是为了夺他的国家主席的位置。只要全党同志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还是会同意的。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岂不是还当国防部长吗？如果不当国防部长，岂不是大权让周总理掌握了吗？] 他的这番话，在我们几个人之间都讲过。据我所知，他也和林彪、叶群讲过。要不然，林彪也不会那么起劲地主张设国家主席。当然主要的责任是应由林彪来负，但是汪东兴起到了极坏的作用。到了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的时候，他跑到华北组讲了那番话后，又对叶群说：[ 叶主任，这一回我可是豁出去了，不怕得罪那帮秀才们了。只要林副主席身体好，高高兴兴地接了班，我汪东兴就是粉身碎骨也是高兴的。] 但是，他很快地就把我们都出卖了。他在促使林彪走向那条道路的问题上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后来，他对我们就更明显了，不惜拿上林豆豆的血来染红他自己的乌纱帽。我有许多的话要讲，但是过去没有知音，也不知道应该和谁来讲，只好自己自言自语地与自己谈心了。如果你能仔细地听听我的申诉和了解一下我的历史，我当然高兴呀。在监狱或者我被隔离了以后，就是每天和自己谈心地安慰自己的。真想不到，革命了一辈子，落了一个反革命的下场，真是历史的玩笑。在我们党内，真正首先和江青、张春桥、康生斗争，开了火的应该说是我们。现在人们还是按照过去的框框来给我定罪，我从心里感到冤枉。”
我知道黄永胜自从被捕以后，实际上是不认罪的。于是，我很想弄清他的思想脉络，我问道：“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是牢骚满腹呢？有什么问题可以和作家讲，在一定的意义上讲，作家也许比法官还要公正呢。”
黄永胜抬起头，盯了我好久，才说：“我可以坦率地向你公布我的一些活思想，不过我们应该定一个君子协定，我活着的时候你不要公开我的这些，到我死了以后也就无所谓了，反正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与其自己埋在肚子里，不如痛痛快快地发泄一通。是的，我是至死也不会承认我是反革命的，我有几个想不通嘛。首先我要问：现在大家都在反对四人帮，而林彪恰恰是同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斗争的，林彪从来也没有想到要反对毛主席，而是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看不惯，叶群经常在我面前发牢骚，就称江青是当代的武则天。为什么别人反对江青、张春桥那些人就是英雄，我们反对江青、张春桥反倒还是反革命？为什么凡是江青、张春桥等人反对的人和事可以平反，我们这些人就不能平反而要继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呢？这我是想不通的，杀了我的头也想不通。林彪是真正地敢和江青唱一唱反调的人，当然也不是公开地唱，而是和她软磨硬抗。至于其他人根本不敢在江青面前说半个不字。现在我看到报纸上说某某和林彪、四人帮进行过什么斗争，我就好笑。在江青和林彪活着的时候，谁敢和他们斗争呢？现在说斗争的人恰恰都是当初巴结江青和林彪的人。象王震、叶剑英等人。历史被颠倒到这样的地步，实在是我们党的悲哀。”
我静静地听着他的发泄，没有吱声。我知道，不管正确与否，现在是这位当年的总参谋长所讲的真实的思想了。我问道：“林彪死了以后，你为什么不早作检查？”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我们都在政治局会议上作过一些检查，当然都是出于应付。我们实在想不到自己应该检查些什么。直到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以后，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得到消息后，我几次给毛主席打电话，我说我要检查，毛主席回答：你的问题就是那么多了，已经清楚了，主要是认识的问题。汪东兴的错误比你还要严重，他和林彪的关系也比你要复杂，但是他检查了以后不就没事了吗？听了毛主席的话，我以为果然没事了，谁知道就来了一个被捕。我认为自己没有参与所说的林彪谋杀毛主席的罪行，我们所搞的都是阳谋而不是什么阴谋。所以也认为迟早会解脱的，大不了撤了总参谋长的职务。后来才知道自己的政治嗅觉太差了。”黄永胜说：“我们得知林彪已经摔的消息后，那个滋味简直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唉，早知道会是这样的结局，也许我不烧那些材料更为好些。现在看来那些材料烧得太可惜了。”
我立刻抓住这个机会问道：“是的，林彪摔死十天后，毛泽东把周恩来和汪东兴叫到中南海游泳池，问他们：[ 黄永胜那些人现在的情况如何？有什么检查和交代吗？] 周恩来报告说：[ 黄永胜慌慌忙忙地在烧毁材料，一直烧了好多天。他们拼命要销毁他们紧跟林彪的证据。] 毛泽东说：[ 好啊，这些人看来是要顽抗到底了。我给他们十天的时间，他们没有半点悔改之意。那就怪不得我们了。要防止他们步林彪的后尘。可以动手了。] 周恩来这时才说：[ 交给我吧，今天办不成，明天早上一定会办到。] 这才把你们抓了起来。请问，当时你到底销毁了一些什么材料？”
黄永胜说：“林彪死后，我吩咐秘书和底下的人把所有的材料都清理一下，凡是不再需要的东西统统销毁。当然我把凡是和林彪有关的材料都销毁了。我记得，有我当时写的日记，我给林彪写的信和文字的底稿，有林彪和叶群来电话的记录，还有我们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稿以及有关人员的报告，等等。把这些重要的东西销毁后，我就有许多的问题都说不清楚了。以致专案组在审问我的时候，我说不记得了，你们可以查文件和材料嘛。他们只查到文件的收到记录，就是找不到文件本身。如果你现在能看到那些东西，会对你写作有很大的帮助。”他不知怀着什么样的目的，这时反而呵呵地笑了起来。
我说：“你能否把你销毁的那些文件和材料的内容给我讲一下，我会在合适的时候使用的，总之你相信我，我不会给你再带来什么麻烦的。”
他淡淡地点点头：“我们有机会的。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观点，只要能够客观地描写和反映当时的历史和人物，
我都会尽可能地给你提供第一手的材料和事实。”
我问道：“你原来知道你会这样处理吗？”
“早知道是这样的结局，我是活不到今天的。我始终认为，我的问题不过是一个认识问题，谁知道会定为反革命。这个罪名我始终保留我的意见。当然现在没有人敢为我说公道话了，只好等待历史的判决。只有历史才是真正无情的法官。现在，我相信佛了，早知道革命会革到自己头上来，成为反革命，我就该出家当和尚。文化大革命的那时，谁敢怀疑毛主席的接班人？”
“是你们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大肆地宣传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当时是否有别的目的？”我这样问他。
黄永胜说：“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不是我们定的，也是江青、张春桥那些人拼命宣传过的。别人先不讲，就说叶剑英吧，他直到九届二中全会前还对我这样说过：[ 对林副主席我们没有任何的意见，只要他能接了毛主席的班，就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我们恨的是那些没有半点功劳的黑秀才。] 当时我把叶帅的话向林彪反映以后，林彪也这样估计形势，他说：[ 我们和眼镜（指张春桥和康生）斗，会得到大多数中央同志的支持。] 这也说明了当时我们的地位。现在你能把这些公布出来吗？”
我说：“那要看你说的是否事实。你坦白地说，你认为林彪是反对毛主席的吗？”
“我如果认为林彪是反对毛主席的，怎么会跟着他走呢？”黄永胜叫苦连天地说：“那时候，全国人民都公认林彪是忠于毛主席的嘛。他对毛主席是从来不说半个不的。当时他对毛主席那么重用张春桥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叶群就和我说过，重用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些人，全党全军很难通过。毕竟我们党内还有这么多的老同志嘛，又不是死绝了。至于说我们这些人反对老帅，那完全是听了毛主席话的结果，我们这些人和老帅从来没有历史的冤仇和现实的隔阂，我们完全是看毛主席和当时大多数的中央领导人的眼色而行事的，那时候，你可能会有同感的，谁敢反对毛主席呢。现在有人动不动就说他自己是反对四人帮的，那都是吹牛的。江青、张春桥那些人，谁敢公开反对？除了不要命的那些人，在中央没有一个人敢公开地站出来反对，林彪的确是对江青不满的。这在1967年初的时候，我亲耳听到叶剑英在林彪面前说：[ 林副主席呀，如果连你都不敢在中央文革小组面前说一句逆耳的话，我们就更不敢了。现在我们都是听你的，看你的，只有你才是我们的真正旗帜。] 这就说明了，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这些人都是跟林彪的，都是想以林彪为旗帜而和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来抗衡的。在决定林彪命运的时候，林彪是和毛主席站到一起的，他要忠于毛主席嘛。现在说林彪是要和江青等人相勾结，岂有此理！江青和林彪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林彪从来认为，他只配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对话。他很少和江青直接打交道。当然出于对毛泽东的尊重，林彪在江青到来的时候是很讲礼节的。实际从心里说，他是最讨厌江青的。”
“不是怕江青，而是怕毛主席！江青在每一次关头都是有毛主席的支持她才逢凶化吉的。人们都不了解情况，以为毛主席和江青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完全是一回事。在中央凡是持我刚才所说的那种观点的人，最后都被无情的事实给打了粉碎。陶铸、邓小平、林彪就是例子。有人说，林彪看透了毛泽东，不对，是毛泽东看透了林彪。起码，他在江青问题上没有看透毛泽东。林彪认为，毛泽东在接班人和自己的老婆之间，会选择接班人。其实毛泽东恰恰选择了自己的老婆。林彪直到1970年8月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后，才真正地清醒过来。我记得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时，我见到林彪时，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总算大梦清醒了，原来如此。] 当时我也看出了毛泽东的用意所在。但是，我们都不敢那样说。你想想，江青也好，张春桥也好，他们在战争年代有什么功劳？有什么影响？要我们这些人在他们面前俯首称臣？谁会甘心情愿？毛泽东既想把江青这些人扶上台，但是不想自己公开自己的心思，又想让我们这些人心甘情愿地按照他的意志办事，这就把问题搞得复杂又复杂。他的心意让我们这些人猜，谁能猜得着？加上林彪、叶群并不会把毛泽东和他们的接触真实地告诉我们，彼此之间的心思全靠自己的本事来分析。所以，我们谁也跟不上毛主席，谁也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
这些话，真实地反映了黄永胜的内心世界。
我很想具体了解黄永胜和林彪在1970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活动，就问道：“你既然明知毛主席不准备在四届人大上再设国家主席，为什么还要拼命地主张设立呢？”
黄永胜说：“一个国家怎么能不设国家主席呢？毛主席提出建议的时候，谁能想到是毛主席不愿意让林彪当国家主席呢？说老实话，那时候，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已经厌烦了。我们也想早日结束这场运动，把恢复国家主席当作国家走向正常的标志。再说，我们也很想限制和缩小江青这些人的权力，从心里愿意让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不但是我，就是那些老帅们也有这样的意见。我记得开会的时候，我碰到叶帅，他也对我说，只要林副主席担任了国家主席，就真正有了实权了。我们希望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现在只把一切问题都推到我们头上，好象只有我们才主张林彪当国家主席，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解。倒是林彪很清醒，他提出国家主席还是毛主席来兼任，他充其量只能当个副主席。围绕这个问题，党内出现了那场斗争。想起来，确实没有多大的意思。那时，江青、张春桥活动得很厉害，他们几乎天天和康生等人开会，研究起草新宪法，把林彪和陈伯达都真正架空了。林彪在中央决定实质性问题上完全成了摆设，林彪当然对他们有看法了。叶群在和我谈话的时候，确实是这样讲的：[ 江青在党内的高级干部中没有多大的市场，在军队内部也没有多少人跟着她跑。原来她是利用我们打倒老右，现在她是想扩充她的势力了。你们一定不要让她得逞。要注意和反对她的所有人建立不成文字的君子协定，建立反对他们的统一战线。] 叶群这时候，已经和江青划清了界限。不再跟着她跑了。林彪以为只要大多数同志主张设立国家主席，毛主席就会同意他们的意见。林彪认为，设立国家主席不是一个大不了的原则问题，所以我们也积极地赞成林彪的观点。现在才晓得毛主席为了这个问题，是下了功夫的。老人家一生都在权力上作文章，这次可是出神入化了。”
“林彪为什么对张春桥恨得要死？”我问。
黄永胜说：“林彪认为，张春桥是江青的军师。江青的许多意见都是受了张春桥的影响的。现在才知道，张春桥实际上也是毛主席看准的 [ 将 ] 。张春桥的许多意见实际上都是从毛主席那里来的。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把不设立国家主席说成是中国法律的重大改革，是消除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重大措施。当时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他的弦外之音。但是林彪看到了。他对我说过：[ 你们不要小瞧姓张的眼镜，毛主席准备把他作为未来的党的副主席呢。这个人将来是我们最大的隐患，江青的许多点子都是来源于这个人。] 陈伯达也对我说：[ 张春桥如果不把他早日除掉，将来肯定会坏我们的事的。他在党内没有多大的市场，可以借助一切反对他的人把他打倒。把他打倒了，江青就没有多大的能力了，江青借助他而呼风唤雨，推波助澜。毛主席完全把希望寄托到这个人身上了，大有取代林副主席之势。] 听了这些分析，我们认为现在把他搞掉还有绝对的优势，如果再晚了，我们就搞不动他了。建立在这点上，林彪才开始造舆论。毛主席强调团结，就是要我们放弃打倒张春桥的活动。这一点，如果我不清楚，还会对历史造成大的误会。”
“这么说，林彪反对张春桥完全是出自嫉妒和权力的争夺？”我问道。
黄永胜突然哑口无言了，他似乎觉得自己说话走了火，掏出手帕吐了口痰，接着说：“其实，中央的一切斗争都是围绕着权力而展开的。所谓的路线斗争，也是权力斗争。没有权力，别说路线了，什么也谈不上了。起码在毛主席同林彪的斗争上，我看就是一个权力斗争。我们认为，如果论资历还是论功劳，排也排不上张春桥那些人呀。毛主席把权力交给他们，让他们在党内享受那么大的权力，其实就是不公平嘛。这样的安排，谁心里能服呢？现在不也一样吗？”
黄永胜终于对那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作出了自己的恰当解释。
我问道：“你承认不承认你的确是林彪的亲信？”
“我和林彪走到一起，既有偶然，又有必然。”黄永胜说：“我是林彪的老部下，对林彪有感情。但是我参军以来是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的，不是为林彪一个人工作呀。我担任任何职务，都是党中央授予的呀，不是林彪一个人决定的吧？现在有了问题偏偏把我作为林彪的死党，我看就有片面性的地方。不过，现在讲这些也没有多少用，反正已经成为历史了。我打仗勇敢，立下功劳无数，就是林彪不用我，也会有人用我。所以单纯地把我划到林彪一边去，我总是觉得过份。我和林彪完全是工作关系、上下级关系。说林彪信任我，这不假。但是我没有参与林彪的什么阴谋活动，我没有干什么犯法的事情。判决书上给我强加的那些东西，究竟有多少能够真正地在历史上站住脚？还是将用事实说话吧。”
我对黄永胜的这些话感到了惊讶。但是不让他这样地安慰自己是不行的，我对此抱之沉默。我问道：“你对林立果有什么看法？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一个毛孩子，一个政治上狂人。”黄永胜摇摇头：“本来对这样的孩子就不能委以重用，不知什么原因，怎么把他拉扯到最高层的政治斗争里来了？这就把问题越搞越复杂了。这大概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孩子们完全介入到最高的政治斗争里来，结果毁掉了整整一批人。如果林立果不是出自林彪的家庭，如果没有在空军里担负那样的领导职务，也许不会有那样的结果。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有自己理想和抱负的孩子。我们从对林彪的尊重和当时的政治背景，关心过他，但是并不是出自阴谋。林彪死后，外界把我们给他找对象的事情过份地夸大，说是为他找妃子、找驸马，形容得太过份了。本来在当时和现在都应该是正常的事情，叫人们说得反而不正常了。这大概也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吧？”
我没有想到，历史事实在不同的人眼里和嘴里竟然会有如此大的差别。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兴趣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薄，反而随着历史的变化和发展有着更进一不的兴趣和需要，有更深层次的了解。所以，仔细地听一听当事人的看法和回忆会对事情更有裨益的。
黄永胜说：“现在林彪死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冒出来是反对林彪的英雄。其实，在林彪活着的时候，除了毛泽东和江青，还有张春桥和康生等他们的亲信，谁敢反对林彪？直到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叶剑英还亲自对我们几个人说：[ 你看看，连林副主席也和江青那班人弄不成吧，这下你们就清楚了。林副主席对毛主席那么忠，江青都不能容忍，她还能容忍谁呢？] 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黄永胜可以拿人格担保。但是，现在有多少人敢出来说几句真话呢？从建国以后，无论是军内还是党内，上上下下都有很多的矛盾。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前所以能动员起所有人的参加，某种程度上就是利用了这些矛盾。参加革命那么多年，谁能没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呢？这个运动中你犯了错误，下次就该轮到我了。这么多次的反复，把人心都搞乱了。最后，连毛泽东也不知道究竟谁是好人了。唉，这个历史的悲剧究竟该怎么评价呢？”
我又问道：“你究竟知道不知道林彪想谋杀毛泽东的计划呢？”
黄永胜说：“我可是一点也不知道。如果我要是知道，我一定会向毛泽东告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这里，我是说过一首诗，就是… …”
我替他背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我见他连连点头，就问道：“你当初念这段诗究竟是什么用意？可以坦率地讲讲吗？反正现在已经过去了。”
尽管我这样讲，黄永胜还是连连摇头，说：“我没有造反的用意。但是，我是有对批陈整风不满的味道，这是事实。如果说我就想把毛泽东干掉，我没有这个胆量。林彪把毛泽东当时捧到了天上，这个弯子他当时怎么也转不过来呀？批陈整风期间，毛泽东几次三番地让我们检查，实际上就是要林彪也检查。只要林彪检查了，毛泽东就会把他的检查批发到全国取去，等于林彪也犯了错误。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撤他的职务或者调正中央的领导班子。这一点，我们看得很清楚。林彪怎么会不明白呢？当时，叶群对我说：[ 我们的检查到此结束，再不能往上面推了，再不能兜问题了。再兜下去，非得把林总兜出来不可。那样，我们就完了。只要保住林总，我们就好办。现在主席一会半会还不敢把火往林总这里烧，但是谁要是牵出林总那可就说不定了。
] 她和我谈话的时候，样子很紧张。一再说：[ 现在可是考验人的时候，关键时刻最能够见人心，林总的接班人地位是上了党章和宪法的，我们现在就是要保住这个地位。所以，说到底，这场斗争也就是捍卫党章和捍卫宪法的问题。] 你说说，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这些人难办不难办呀。毛泽东埋怨我不去找他，当时能够随心所欲地见到他吗？”
“你说在当时为什么毛泽东那么难见呢？”
“好给江青这些人开道嘛。别人见不到他，江青却可以随意地见到他，这就给他们发号施令创造了条件了嘛。这一点，我们在当时也看得清楚。老人家在关键的时候，是给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撑腰的。现在我们还是不愿意正视这个事实，还是想把尖锐的问题捂住。其实，能捂住吗？毛泽东就是想在历史上创造一个奇迹，夫妻领袖共同打江山、保江山的新篇。”黄永胜捶打着桌子说：“真正吃透了毛泽东的这个意图的，就是张春桥那班人，他们心甘情愿地要把江青捧为他们的领袖的。我们感到羞耻，做不出那样的事情。当时，江青他们搞的样板戏，主角大多是女的。我曾经向林彪提起了这事，林彪沉吟地说：[ 唱戏嘛，总是女角要强一些，不然就没有人看了。谭震林说过江青是当代的武则天，毛泽东笑了笑说：她要真有武则天那两下倒好了，可惜她不是。] 林彪并没有把毛泽东说的话记在心上。我身陷囹圄后，每当我想起林彪给我说的这句话，总免不了浑身冒冷汗。从党的九大以后，毛泽东和江青他们实际上就制定要让林彪靠边站的总体计划，我们这些人是绝对不会再重用了。实际上，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人当中，汪东兴唱得最高，他甚至在会议前后，发誓赌咒地要把张春桥、康生这些人揪出来。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把他真正搞掉。为什么？这个人并没有多少水平和影响。所以，他是第一个跳出来的人也是第一个作检查的人，林彪对他的评价是：[ 木偶将军 ] 。就是这样的人，毛泽东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根本不当一回事。所以，偏偏把他们放掉了。他也是江青所看不起的人，不愿意跟着江青他们走。”
“可是你愿意跟着叶群跑，愿意为她所效劳。”我开着玩笑说。
黄永胜听了，怔住了，然后不停地喝水以稳定他的情绪。过了片刻，他才说：“我们这些军队的同志，没有多少理论，早已习惯了按照上级或首长的指示办事，军人嘛，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批判了刘少奇的什么 [ 驯服工具论 ] ，但是我们还是以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为最高出发点。在林彪没有定成反革命之前，他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听他的。如果不听他的，当时我们就会被打成反革命。对此，我们是绝对不会愿意那样做的。就是现在审判我们的那些人，当时也没有反对过什么林彪和江青。他们也可能比我们的高调唱得还要高。只不过我们在台上，他在台下，人们不注意他们罢了。叶群这个人虽然唠唠叨叨，但是她和江青不同，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我和她接触的过程中，她还是比较稳和的。”
我知道他是各保其主，便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问道：“既然你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为什么毛泽东发动了批陈整风后，你和李作鹏、吴法宪和邱会作这些人拒不执行，以至于毛泽东要一再地批评你：[ 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还说：[ 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 这总不能说是毛泽东没有给你们打招呼吧？”
黄永胜笑了笑，笑得非常干涩：“批陈怎么批？该讲的早已讲了。毛主席让我们批陈实际上是让我们批林，揭发陈伯达为什么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挑出来？这就要牵扯到林彪。我们怎么敢涉及这个问题呢？说老实话，我当时有侥幸心理，认为我们有林彪挡着，毛泽东不一定会对我们怎么样，这就使我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不过，除非我站出来揭发林彪，和林彪翻脸，不然就是怎么样我也是过不了关的。现在看来，我就是脱离了林彪的贼船，也必须要上江青的炮舰。不然，还是不行。当时行了，现在能行吗？所以，在那个历史条件下，我们这些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的人，就是怎样走棋，也难免陷身汪洋，总之是免不了一难的。这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都是如此。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是理解不了当时的情面的，但是经过那个历史时代的人，都会对当时的政治有切肤之感的。”
我感到，黄永胜的政治态度也只能到此为止。他的历史和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只能是这样而不会另外的样子。我问道：“在监狱里受审查的生活怎么样？”
黄永胜苦笑道：“即使再好，也是监狱呀。我成了反革命会好到哪里去呢？算啦，我们不谈这些了。我很想和你讲一讲我的过去，也就是参加革命后的经历。如果你们知道了我的历史，也许就对我现在的遭遇同情了。一个人参加革命多年，最后落了个这样的下场，你想我怎么会甘心呢？回顾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我好象作了一场可怕的恶梦。大梦醒来后，还好象是在梦中。党内的斗争从来没有象我们党的斗争这样残酷无情。历史给我选择机会的时间太少了，我们几乎没有自己走什么道路的自主权。真的，本来我已经认为庐山风波以林彪摔死为告终，问题已经解决了。谁知道又来了一个逮捕和审判。”
我开始向他提一些令他比较难回答的问题，没想到他的解释和说明几乎没有任何的困难。我问道；“你认为陈伯达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黄永胜说：“一个可怜的秀才。我不知道他在过去的路线斗争中的表现到底怎样。但是他在庐山和后来的审查中表现不错，没有说林彪和我们一个字的不对。他是在尽力为我们解脱的。江青在庐山会议后，曾经和我们见面解释道：[ 陈伯达和张春桥闹，是文人相轻，来利用我们，我们不要上他们的当。你们犯了错误可以往陈伯达身上推，我是不会计较你们的。放心吧，我和你们还是有感情的。] 叶群当时也是逢场作戏，和江青拥抱了一顿。当时我就很反感，既然把我们往沟里推了下去，再来假仁假义地掉几滴眼泪有什么意思呢？据说，当时的专案组在和陈伯达谈话的时候，陈伯达就说：[ 我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当然是由我自己负责，我没有同伙，更没有后台，我就是我一个。至于谁和我的观点相同，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至于后来陈伯达怎么讲，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和他的接触，以及陈伯达给我的一些材料，几乎没有任何专案组人员提及，看来陈伯达还是有一定的骨气的。”
“你认为吴法宪是否有真才实学？现在人们说他是一个 [ 草包司令 ] ，是这样的吗？”我又问。
“真是 [ 草包 ] ，还能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司令？”黄永胜说：“当然，面对毛泽东这样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共产党的政权，吴法宪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和一个军人，只好装傻瓜罢了。他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既然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他是把今后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林彪身上了。他曾经跟我说过：[ 在政治上，我们都是双保险，跟着林总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问题。跟着别人可就靠不住了。我庆幸自己在政治上有了这样的靠山。林总救了我，我就世世代代不忘根本，共产党就是我的红太阳。] 你别管他说话如何的不讲语言和词章，但是他的心情是要跟共产党走的。谁知道共产党本身就是这样的复杂。他对江青恨得咬牙切齿，但是他根本不敢在任何场合公开反对。庐山会议后，我们在军委的一个会议室里开会，提到江青和张春桥时，吴法宪突然说：[ 如果一定要把我打倒，临死我也要把江青杀掉！] 可是说完这话他就吓得变脸了，连声说：[ 黄总长，你可别揭发我呀。你揭发了我，我也是不会承认的。] 你说这个人怪不怪？听说，他在江青、张春桥等人垮台后，写了不少揭发江青等人的材料。那可是发自内心的东西。吴法宪在林彪还没有跑之前，他专门找我问道：[ 黄总长，你说毛主席到底是要自己的老婆还是要接班人呢？] 我说：[ 应该是要接班人。] 他说：[ 可惜林总不是毛主席的儿子。要是他的儿子，也许会更好些。] 我说：[ 我们共产党人难道还能搞那种传宗接代的事情？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可是上了党章的啊。] 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基本观点。所以，他揭发林彪和叶群的材料我听了几乎都是言不由衷的。那里没有多少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那你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呢？”
黄永胜站了起来，从屋子里取出几个并不好的苹果递到我的面前，说：“吃点东西吧，我这里现在也没有什么好东西，尝尝新鲜。只要我们有缘，我愿意继续给你提供一些写作的素材。现在不行，我没有充分的准备。将来我想是有机会的。特别法庭对我的判决，我从心里是不服的，只是现在没有我说话的余地。我看这个问题在将来会得到解决的。判决书上所指控的内容，除了林彪的问题是由林彪和我们这些人负点责外，其余的事情都不应该由我负责。比如彭德怀的问题，那是毛泽东亲自定的案子，我们谁能推翻？谁又敢推翻呢？打倒那么一批老干部，不管他们有罪也好，无罪也罢，我们这一级的领导人只能照毛泽东讲的办。现在轮到我们这些人替毛泽东顶罪，这怎么是公平的呢？所以，我不认罪是有道理的。再说，彭德怀难道就没有问题了吗？如果按照彭德怀的话去做，中国就一定能搞好？这些都是未知数。现在还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不过，我现在不讲这个问题了，以后再说吧。如果要把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真实过程写下来，那就真正是有意义的事情了。可惜现在所讲的，所谈的，都不是问题的全部真实，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皮毛大概。比如，我也看到彭德怀写的回忆录里有毛泽东1965年9月23日早晨7点钟见到他的时候所说的话：[ 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收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觉。] 还说：[ 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等等，你说可能吗？那是彭德怀老鬼在给历史制造一个麻烦。就算毛泽东那样说了，也是一个策略而绝对不是真心话。他的真心话是批判《海瑞罢官》，是要全党绝对不能让他们翻案，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在政界搞了这么多年，还是能够看出点问题来的。虽然我吃了这么多的苦头，某种意义上讲，我是心甘情愿的。士为知己者死嘛，这话也就是和你这个作家讲。这些话，我希望我活着的时候不要登出来呀。”说完，他又问了我一个令我难以回答的问题：“你说，我还有机会回到军队再做点工作吗？”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这位身经百战但是败仗也不少的将军了。在人生的道路上，他走了多少漫长的岁月？连他自己也记不得了。尽管我们不能以一时成败论英雄，但是历史总是这样地嘲弄不记得自己走过的路的人：你想走的地方，命运偏偏会让你到另一个地方去。奇怪的是，有人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后，还不明白自己到的究竟是什么地方。这不是一种历史的笑话吗？某些号称天才的人恰恰在犯着同一个错误，包括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总参谋长在内。这种历史的笑话和同样的命运肯定还会在其他人的身上重演，因为历史的经验并不是会使所有的人都吸取为教训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历史也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现在许多当年一些事件的当事人都陆续地出了一些回忆录，但是他们都在尽力地宣扬自己的善而抑自己的恶。本来自己并没有参与的事情，他们也要按照其他人的说法而大写特写，家强其原本就很单薄的份量。于是，就出现了以虚假来充斥虚假的情况。但愿我们后来的政治家们能够从根本上消除这种恶性循环的历史条件，不会让历史的悲剧再出现。探索这个问题，还将是一个长期儿艰难的过程… …
但愿后来的政治家们，都会吸取前辈们的教训，把自己和中国的事情搞得更好一些。这是一个对历史负责的作家的衷心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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