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被毛泽东吸收并加以发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指南。然而他没有根据中国变化了的实际作出相应政策上的调整，依然用阶级斗争学说解决建设中的矛盾。晚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错误判断有其复杂的原因，其中他的斗争哲学思想，速成社会政治理想和英雄浪漫主义的文化性格是他晚年阶级斗争论的重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 斗争哲学 社会理想 文化性格
一、斗争哲学─―阶级斗争论的哲学成因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综合而形成的斗争哲学始终贯穿于毛泽东一生，成为他实践活动的指引。党的八大以后，他逐渐改变了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判断，并依然执着于革命年代，运用娴熟的阶级斗争的策略和思想来处理变化了的矛盾，以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达到尽快消灭异已阶级，实现他的大同思想。如果穿越他的阶级斗争坚固的外壳，就会发现其内核斗争哲学思想的涌动，正是在斗争哲学的内在操控下，他便寄希望于惊天动地的阶级斗争以创造一个他人望尘莫及的神话，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主要来源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积淀。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统治中国达数千年，炎黄子孙无不受其影响。对身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叠加时代的毛泽东而言尤为明显，他所接受的早期儒学教育深深地影响了他一生。只有对传统哲学有了透彻了解才能对它作出深刻地批判。批孔，反孔与无形中又受其支配和影响，在毛泽东身上从来就是浑然一体。毛泽东出身于湖南这块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和思想的活跃地区和浓缩之地，深受从王船山到谭嗣同“趋时而更新”，“因时而变法”，“经世致用，弃旧创新”而形成的“湘学”实学之风的影响。湘学和传统儒学积极入世的态度和实用理性的精神内涵一脉相承。毛泽东对世界大本大源的追求即宇宙真理集中体现于他的早期著作《讲堂录》，《伦理学原理批语》和《体育之研究》中。他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写道：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展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本性以外的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排除之。此种动力，乃至坚至真之实体，为成全其人格之源。在《体育之研究》中写道：“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愚拙之见，天地盖维有动而已”。
另外，毛泽东受到近代启蒙教育，接受了进化论思想，认为须以斗争进化，自强自立的观点和态度来观察和对待万事万物①。这与传统儒学“外王”的现实品格不谋而合，坚定了他的斗争信念。强调运动，对立，冲突和斗争以此作为宇宙规律；强调斗争不会因任何原因而削减，它将永恒存在，所以是普遍规律。斗争成了他的第一需要②。以致终于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写下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美妙篇章。
其二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嫁接——阶级斗争学说成为他一生的斗争武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经过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认真地比较，分析和判断以后而被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和阶级观深刻地揭示了历史的辩证运动，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架起了金桥。毛泽东由此由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正如他自已所说：“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对它的信仰就再也没有动摇过。”但由于客观的原因，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没有过多的时间进行研究就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理论与他的传统哲学的经验实用主义思维迅速地联姻，诞生了理论的新生儿――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的理论中应用最拿手的恐怕就是阶级斗争学说。据他本人的回忆说：“自从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从理论上看，更突出了斗争的重要性，在他写的《矛盾论》一文中高度强调矛盾的对立与斗争，在实践中将矛盾的对立绝对化，并在事实上对立被曲解为斗争，尤其表现为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对抗，而同一性则被轻描淡写地置之一旁。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指导无产阶级取得胜利，解放自己的伟大思想武器，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中受益至深。然而阶级斗争适用的时间与对象也应该随着实践的改变而改变。毛泽东晚年的悲剧正在于他没有很好地跟上变化了的实际而改变自己的政策，却走进了阶级斗争万能论的魔圈，以至于他常常戴着政治，阶级的眼镜来审视是与非是的人群。无处不在的斗争使他经验化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各种突变、飞跃都要革命，都要通过斗争，迷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直至八十多岁仍坚信：斗则进，不斗则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些令人困惑的固执与倔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他的斗争哲学划上了休止符，同时也给国家和人民留下了沉重的悲痛与思考。
二、社会理想的速成——阶级斗争论的政治成因
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庄严地宣告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光辉目标引导了世界各国无产阶级为之不懈地奋斗，处在积贫积弱时代的毛泽东从青年时期就怀有救民于水火，消灭私有制，实现大同世界的宏伟抱负。“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③这种远大的社会理想一直让他耿耿于怀。建国以后，毛泽东步上了权力的神坛，已具备了实现康有为尚未实现的大同世界的机遇。可是事实是建国以后，国内外的形势复杂多变，需要对社会的发展作以认真地研究和分析。但毛泽东似乎无兴趣于理性，他已感到自己所承受的历史之艰巨责任。共产主义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要创造一个马恩列斯所没有开辟出来的世界，早日实现阶级的消灭和世界大同。一九五七年希望通过党内整风掀起一股人民群众建设的空前高涨的热情，将工农业的发展推向一个全新的高潮，但整风运动引发的反右派斗争使他逐渐看清了形势和局面：社会主义革命远未完成。不久便作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是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革命成了他的主体思维。
毛泽东一直认为社会主义的改造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另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单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机关，意识形态，④对于制度的改造在所有制层面上他把主要的工作重点放在了生产关系上，希望借助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甚至在特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来实现他的理想模式。人民公社模式的出台意味着毛泽东社会关系变革上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正式形成。人民公社由康生在北大的一次讲话中予以完整表达：“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的基本单位”。在毛泽东视察山东、河南对人民公社作出肯定以后，人民公社由此铺天盖地席卷神州。实事求是地说，在生产力极端落后，商品经济远不发达的条件下，在一个农业大国，强制性地将生产关系转变为公有制，通过小而全的公社来实现无产阶级奋斗的终极目标，完全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为了尽快地实现这种乌托邦理想，同样乌托邦式的高速度被提到了桌面。大跃进开始了人造经济的神话，这种违反规律的所作所为势必引起党内外清醒人士的关注。许多不同意见和建议本应该受到重视，相反的是，此类正确的反对意见竟被毛泽东逐步上纲上线为政治上、思想上的进攻。经济的失败迁怒于政治上的步调不和。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1956年反对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表示不满，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将反冒进提高到两条道路的原则高度。在南宁会议上批评周恩来、陈云说他们犯了方向性错误，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离右派只有50米。断然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猛批“观潮派”“秋后算帐派”要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以此推动大跃进的全面开展。“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便在此会议上得以通过。对提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彭、黄、张、周扣上了“反党集团”的罪名。庐山会议以后反右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革命时代树立的领袖权威使他自己在感情基础上的个人独断使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的集体决议俯首称臣，经验就这样顺理成章地登上了舞台。
毛泽东对社会政治理想的实现除了在生产关系中实行变革以外，还要对人实行彻底地改造，扫除并消灭资产阶级，净化思想达到意识形态上新的大一统，从而更好地巩固政权。对于人的改造的阶级斗争还有一个理论支架。这就是毛泽东发展的“大过渡”理论，认为在到达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在整个过渡时期始终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阶级总企图复辟，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据此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警告：不搞阶级斗争，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号召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⑤。国际上的“匈、南事件”是一声春雷也是一声惊雷，出于对“中国斯大林模式”的捍卫更使他提高了警觉。⑥他在《1957年夏季的形势》中指出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则又成了他实现人的改造的理论工具。八届八中全会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反右倾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庐山会议以后，斗争转向党内，随着斗争的升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判断出笼，于是整风反右派——庐山会议——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也就成了合乎逻辑的演绎。
三 ，英雄浪漫主义的群众运动——阶级斗争论的文化性格成因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必须依靠于人民群众，群众观点被毛泽东吸收，群众路线是他思想的活的灵魂。群众是相对于领导者而言的一个政治范畴，对群众的坚持就是将群众的地位提高，尊重群众而相对缩小领袖的突出权威。从民权的角度分析这是政治文化中平等的呼唤与体现。在毛泽东的思想深处，民众的力量与地位一直是很突出的。在革命年代他就深刻地指出：“革命之伟力在于深厚的民众之中”追求平等，反对专制，实现“大民主”是他始终的政治理想追求之一。研究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论除了研究斗争的内容以外，研究斗争的形式，方法也自然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试从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与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关系之间表达一些个人之管见。
文化性格大体上来说是指文化主体在文化主体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对一定文化所持有的观念和态度。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论中能突出反映的是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群众运动是他文化性格的写照。群众观是文化性格的重要内容，它潜在内含便是平等观的折射。毛泽东从小就对传统的专制行为深恶痛绝，在家里表现为对父权专制的反抗，对母亲宽容、平等、仁爱的推崇；在学校表现为对老师的反抗，直至从事革命反抗一切统治的黑暗。对专制的反抗就是对平等民主的追求。表现在对群众的态度上就是关注民众的利益，为民众而奔走，获得民众的力量是他领导的革命制胜的一大法宝。他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具有浓厚的民众情结，从工农武装的农民革命到抗日反蒋的人民战争无不体现着源自其内心深处的平等观与群众观。在他整个阶级斗争的岁月里，群众运动一直是他提倡与采纳的最佳方式。建国以后依然采取革命阶段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以实现他的理想，而不是和风细雨式的说教，也正是他文化性格的显现。利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引蛇出洞”发动群众以揭示矛盾的广阔性与深刻性。在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运动达到高潮。
第二，群众运动是英雄浪漫主义的折射。毛泽东对待英雄人物是很崇拜的，他对华盛顿、拿破仑、秦始皇、刘邦等古今中外的圣贤充满着仰慕之情，也渴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一代圣贤，成为治国安邦的大智大勇之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历史最终实现了他的梦想，他成为了一代伟人。革命的骄绩使他日益高大起来。他拥有了一呼百应的才能与时机。但他也深知这至上权力的发挥一刻也离不开深厚的民众，民众可以使他更好更坚定地成为权威，从而使他又可以更好更有效地发动民众。他对民众和对变革的实践同样充满了信心，乃至到了迷信的程度。他的革命、建设与斗争的实践均体现了浓郁的浪漫主义情怀。毛泽东是一位政治家，同时他又是一位浪漫的诗人，哲学家。悲古悯今，对民族和社会饱含忧患之情。远大的眼光，战略的思维常常为他的浪漫情怀抒写巨幅篇章。应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阶级斗争正如革命方式一样，他满怀着希望以达到由大乱而大治的“新天”境界。再一次寻求在一张白纸上写下最新最美的诗篇。⑦然而，历史不是人们随心所欲地创造，无情的事实证明这一次的群众性的运动并没有给他带来成功的喜悦，相反却是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毛泽东在仍然没有走出中国仁人关于社会探求的浪漫主义的传统。列宁在《两种乌托邦》中写道：“一个国家的自由愈少，公开的阶级斗争愈弱，群众的文化程度愈低，政治上的乌托邦也就愈容易产生，而且保持的时间也愈久”。⑧近二十年的党内外阶级斗争也许就是这种浪漫主义文化积淀的注脚。
痛定思痛，大规模的用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阶级斗争遗留下来的是一连串沉重的思考。首先，群众本身需要研究。群众的理性与水准在那特殊的年代并没有达到一个能让人高兴起来的程度，其盲目性易为人所利用。其次，继续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内部斗争对一个现代执政党来说是一种悲剧。抛开法定的科学行政程序而用主观的独断代替民主是对现代政治文明的背叛与偏离。实践证明，前车之鉴，后人之师。关于人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教育以及党内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都应在一个合理合法的秩序内进行，这既是对教训的吸取也是走向文明的起步。
参考文献：
①.⑤ 李锐《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第4页，第257页
②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第946页，安徽文艺出版社
③ 胡忆肖《毛泽东诗词白话全译》第253页，湖北教育出版社
④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43页
⑥ 袁南生《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第90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⑦ [美]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402页
⑧ 《列宁选集》第2卷，第429页
作者简介：
史海泉（1971——），男，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政治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