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 实习生 李赫然
根据《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1998年5月出版）等作品，师东兵至少采访了三位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一位党的副主席、五位政治局常委、九位政治局委员。“胡耀邦史料信息网”称，“师东兵诽谤和伤害的成员，可以组成一届中央政治局”。
上述党和国家前领导人的子女，全都发表声明，否认师东兵曾采访过他们的父辈。
师东兵则表示，事情已经超出私人范畴，含有政治目的。
一切争议最关键的问题是：师东兵有没有采访过这些当事人？
九位党和国家前领导人后代，日前对一系列涉及父辈的政治纪实作品提出强烈质疑，这些作品均出自一个名为“师东兵”的作者之手。
师东兵是谁？
深圳市市长许宗衡落马不久，他就频频出现在相关案件的报道中，他在博客中称，自己曾遭许宗衡迫害，后来举报了许。
师东兵自己也承认，许多人是经过许宗衡事件之后，才认识了他。
但他似乎应该很有名，他称自己已著述三千多万字，他所认可的个人网站，称之为“文学史上最敢讲真话的作家”，是以写高层政治和军事风云、社会上的重大事件为主的“纪实文学作家”。
师东兵还表示，当自己撰写《早逝的年华》后，胡耀邦夫人李昭赞他是“文学上的包公”。 但现在，胡耀邦与李昭的长子胡德平对此予以否认，并公开表态师东兵采访胡耀邦纯属造假。
根据《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1998年5月出版）等作品，师东兵至少采访了三位党的主席或总书记（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一位党的副主席（汪东兴），五位政治局常委（华、胡、赵、汪，加上陈伯达），九位政治局委员（五位常委加上纪登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胡耀邦史料信息网”称，“师东兵诽谤和伤害的成员，可以组成一届中央政治局”。
包括胡德平在内，上述9位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全都发表声明，否认师东兵曾采访过他们的父辈。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汪东兴之女汪延群、纪登奎之子纪坡民和陈伯达之子陈晓农。
师东兵则表示，事情已经超出私人范畴，已演变成一场“政治斗争”。
师东兵称自己是“文革”的受害者，曾两度入狱。2006年师东兵再度身陷囹圄，则是“被许宗衡迫害”。许仕途起于湖南，本报记者查实，师东兵为前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所作的传记，曾遭到举报。师东兵说他曾向上面推荐王茂林，而后，又推荐过许宗衡，但否认为他人买官。
被“迫害”的师东兵被一些人捧为“反腐斗士”，也被质疑是“买官卖官的掮客”。记者了解到，师东兵“被许宗衡迫害”，罪名是诈骗，而他目前正在打的一场官司，亦涉及诈骗争议。
师东兵并非个案。他写的政治类作品，绝大多数在香港出版。而目前在内地，与领导人相关的著述还未能满足人们需求。因其稀缺，撰写高层政治的作者往往具有了“特殊色彩”。“这种色彩很可能被人自觉不自觉地利用。”一位相关人士说。
师对本报记者说，境外各种谣言很多，他的书可以辟谣，他还以“草根”的角度说：“不能只听当事人的话来编历史”，“列宁从来不相信回忆录”。学历史出身的胡德平说，他赞成可以有不同的历史观，但坚决反对编造历史事实。
集体否定师东兵
胡德平质疑师东兵，始于去年9月，“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主办的电子刊物《耀邦研究》，刊登了四位学者对师东兵“歪曲胡耀邦与华国锋关系”的质疑文章。
2008年8月31日，原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去世，有网友将师东兵《政坛秘闻录》中胡耀邦对华国锋的评价在网上传播。
在题为《“成功者是不受历史惩罚的”——访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文章中，胡耀邦称华国锋“其实一点也不老实”，“是20世纪70年代的王莽”，“谦恭在外奸诈在心”，“‘四人帮’所干的坏事，他几乎统统有份”；胡还对邓小平、陈云说，“如果现在我们给这个人留下政治上的活口，一旦我们百年之后，他是非挖我们的祖坟不可！”《耀邦研究》所刊登专题，直指师东兵造假，力证胡耀邦对华国锋的尊重，胡始终认为华是“工作上优秀、有魄力、很忠厚老实的人”。华后来因“两个凡是”和新的个人崇拜问题被批评，并辞去领导职务，师文的解释是，胡力阻华进政治局。“我父亲坚持应保留他当副主席，这是众所皆知的。”胡德平说。“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还得到授权，转载发表华国锋家属今年3月在“华国锋纪念网”上发表的声明，求证并引用了去年5月一家网站发表的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亲属联名的声明，均称师东兵所谓访谈系编造；“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还通过学者阎长贵，采访了汪东兴女儿汪延群和纪登奎儿子纪坡民，网站还转述赵家子女对师东兵采访赵紫阳一事的态度——“并无此事，看后很生气”。
自此，书中涉及的9位重要领导人家属都已经全部出面。
一切争议最关键的问题是：师东兵有没有采访过这些当事人？
师所写胡耀邦访谈中说：“1988年春天，我两次在朋友的陪同下到中南海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敲开了胡耀邦同志的院门，在他的客厅和胡耀邦同志谈了两次话。”他说的情形是，当时一领导人电话和胡约好，一位中顾委常委陪同他前往胡府，“是坐着车进去的”，“既不需要向警卫通报我们的姓名，警卫也无权过问，谈话过程只是我们三个人的”。
胡耀邦的前秘书高勇回忆，1988年春节到四月，胡耀邦一直在住院，出院后到河北考察；当时胡耀邦的警卫秘书李汉平说，师不可能坐车进去，因为胡家有台阶，凡要见胡的人，都须经他联系安排，除了中央领导人以及熟人外，陌生人都被拒之门外；胡辞职后仍保留领导人待遇，李汉平负有保卫职责。
师东兵则认为，高勇、李汉平均无资格与其辩论。“你有资格跟我对话吗？你是当事人？工作人员，我见面没有经过你。”
他的另一重要依据是，在他撰写关于胡耀邦的作品《早逝的年华》出版后，胡的两个儿子曾与其见面，但均未提出任何意见。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师东兵先是说胡德平“没有发表意见”，随即又说，“发表意见都是高度评价的”。
胡德平回忆说，他在1990年代末见师东兵的原因，是因为他听说师的名字和作品，有必要向其澄清一些事实，特别是胡与华的关系。
另一位当事人陈伯达之子陈晓农说，1998年，有朋友从香港将《政坛秘闻录》复印回来，看完后，他感觉“都是杜撰”。师文未注明采访具体时间和地点。“每次回家，我爸爸都会说谁来了。”负责照顾陈伯达的陈晓农说，其爱人长期在家，也未见师东兵造访。上海作家叶永烈1993年出版《陈伯达传》，叶永烈称，自己是“陈伯达的唯一采访者”，陈晓农证实，在叶最后一次采访七天后，陈伯达因病去世。
师在博客中贴出与华国锋及其夫人的合影。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汪东兴曾询问华是否接受过师东兵的采访，华说根本没见过师东兵本人。汪延群质疑师与华夫妇的合影系造假。
在《政坛秘闻录》涉及的9位前国家领导人中，已经94岁高龄的汪东兴是目前惟一仍在世的。师东兵在其博客中称，“师某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在湖南九所的七号楼（现在分成蓉园宾馆），曾和汪东兴相见并谈话”。
汪延群予以否认。汪东兴1996年曾去湖南，她全程陪同，在长沙只住了一夜，“怎么能见他呢？”而师的解释是，“我看到她，她可能不认识我。”
原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之子纪坡民直接指出，师东兵“在80年代最后一个秋高气爽季节”不可能采访到纪登奎，其父已于1988年因病去世。
师东兵描述了纪登奎“照本宣科”的样子：纪在师面前拿出一个又一个文件，念给他听，“我好像看到了纪登奎在给他的部下传达中央文件的样子，他俨然把我看作了是来听他传达什么指示的人了”，而纪坡民说，其父口才不错，从未一味念文件，而且，自1980年辞职后，按照规定文件全部上交中央，“拉了整整一卡车，从此以后，我们家里己经没有存放任何中央文件”。
叶剑英侄子叶选基看完《政坛秘闻录》后，指称师东兵没有基本准则，“他竟然借朱仲丽（王稼祥夫人）之口，对贺子珍个人生活进行非常恶毒的人身攻击，对毛主席和贺子珍都是极大的伤害。”
“野史”为何飘香
如果不是因为旧事被重提，胡德平并不打算出面。直到去年华国锋去世之际，师东兵书中的观点，在互联网被到处转载，“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胡德平站了出来。
师东兵称，他已经出版了一百多部、三千多万字作品，其“代表作”包括：《文化大革命系列》、《短暂的春秋》、《庐山真面目》、《铁窗余生录》、《政坛秘闻录》、《选择突破口》、《怀仁堂政变》等，而这些图书，大都在香港出版。
这些书，多完成和出版于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师东兵质疑胡德平等人：为何在书出版之时不出来澄清，特别是一些当事人仍健在之时？
“把人杀死之后立即报案，和十年后报案能一样吗？杀人报案，现场痕迹很好破案，你不报案。二十年后，痕迹都已销毁，办案难度非常大，（现在）你报案，是何意思？”师东兵说，“你叫谁能够给你把证据、痕迹（保存）那么真实？现在，不是政治目的是什么，政治目的已经变成行动！”
胡德平说，《政坛秘闻录》1998年才出版，而1989年胡耀邦已经去世，这本书在香港出版，许多人根本看不到。
本报记者查实，1998年，这本访谈录涉及的前领导人物中，胡耀邦（1989）、陈伯达（1989）、纪登奎（1988）、黄永胜（1983）已经去世。
记者问及采访胡耀邦时是否录音，他说：“这个我不能讲到具体的，我们现在在打仗期间，打仗期间双方的兵力、武器配备都是保密的，都是军事机密。如果我告诉他掌握了什么，都是从攻击敌人的薄弱点开始。”另外，他说，必须为信息源保密。
按照传记所述，师东兵曾在“文革”中，暗中通知一位国家领导人的母亲，使其免受批斗，“文革”后，他到北京见到了这位“山西老革命”，并因此得以认识更多同乡的“老革命家”以及当时山西省政要。由此，他获得了高层的人脉关系和许多资料。
对于师东兵而言，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描写华国锋的《短暂的春秋》，其传记描述，国内盗版不断，黑市上的价格暴涨又屡次脱销；“中央一位资深的老政治家”说：“没有对党的知识的透彻了解和对党的历史的潜心探讨，是绝对写不出这样成功的作品的。”
但受访的前领导人子女以及学者，从“历史常识”角度，对师东兵进行批驳。
胡耀邦的秘书、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秘书长高勇指出，师文说在邓小平保护下，团中央胡启立等人和《中国青年报》的问题未被追究，“反右派时，胡启立没有任何问题，何来邓小平保护！”
高勇说，他不可能逐一驳斥师文，“我不可能给他重写一本书吧？”
陈晓农读完了《政坛秘闻录》，“明眼人一看就是假的”，但他认为师文没有特别的诬陷和攻击，就不予计较了。即使他想要反击，也有困难，“他钻了空子，我们这些人比较背，拿他没办法”。
陈伯达在“四人帮”倒台后获刑，入狱。《政坛秘闻录》中所涉及的领导人和其他政要，几乎多为非正常离职的人物，尤其是原“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
即使在定论上未有严重错误的领导人，也保持了低调和沉默。一切以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汪东兴辞职后，除了偶尔给《中华儿女》、《党史博览》这类杂志提供纪念性文章，他从未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包括上门来的中央电视台。
“他不讲假话。因为他是一名老共产党员，他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党不让讲的话他不能讲。”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说。
汪延群透露，汪关于粉碎“四人帮”的书已经写好8年时间了，但一直在等待出版批准。许多境外出版社的邀约，都被他拒绝。“因为他有一个紧箍咒念着，他是共产党的人，他的东西就要共产党人给他出，他的东西不能拿到香港去。”
在内地，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相关的著述出版，是严格的组织行为。对于领导人的文选、传记、回忆录的出版，均有严格规定。
1990年，相关部门规定，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所述史实一定要准确，观点必须符合党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以及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
“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主要是指：现任或曾任党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主席。
出版单位限制在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等几大中央出版社以及省级人民出版社，出版机构选题须报批。
本报初步统计，出版选集(文选、文集)的党的领导人近30人，其中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名义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为最高规格。
享受这一规格待遇的，此前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任弼时、叶剑英、彭真等人。2006年，《江泽民文选》出版。
即使是个人组织编写的作品，也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
涉及“文革”史领域，三十多年来，经过官方批准出版的著作仍屈指可数。比如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1988），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和《“文化大革命”简史》(1996)。而与“文革”史密切相关的领导人物作品，只有上海作家叶永烈的《“四人帮”全传》、《陈伯达传》等寥寥几本。
不过，本报记者发现，从地摊和旧书市场，却可获得不少人物传记。内蒙古的两家出版社均曾出版作者为“师东兵”的《汪东兴传》，但师否认是其所著，一些挂着正规出版社名义出版的领导人书籍，疑为假书。
华国锋、汪东兴所看到的师东兵的书，均来自地摊。师东兵抱怨，自己的书被内地大量盗版。
而许多假书，盗版自香港出版的政治图书。越来越多前政要选择在香港出版著作。在香港，没有出版管理制度，史实真假，完全凭读者自己判断。师东兵宣称，自己是“文责自负”。江青前秘书阎长贵说，自己确曾接受师东兵采访，而其原稿仍在他家里，“我改完了之后，他没再要。”阎至今尚未看到《政坛秘闻录》有关自己的访谈。
“野史”与假书现象，由来已久，现在新的传播途径是互联网。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与师东兵之争，正是起于网络。本报记者发现，师东兵的作品在许多论坛上被质疑，但也有部分网友说他“写出了历史真相”。
“野史”和假书现象，考验着正史解释历史和引导思想的能力。
胡德平说，在党的一次正式会议上，他曾建议“在一定范围内，对公开发表的东西事实真假、黑白进行审核，事实绝不能错”。
中央党校党史部一位教授说，其实“文革”研究谈不上禁区，只是比较谨慎。比如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2005年再次出版。
作为知名党史专家，这位教授并不排斥纪实文学，“有些纪实文学还是很有价值的”，能为专业研究提供一些历史当事人证言，他觉得师东兵的书，历史大框架和大事件基本没问题，但太多细节属于不合理想象，背离基本史实。
这位专家和许多了解师东兵的人一样，要求匿名，“以免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他提及了许宗衡案。
不在领导位置的政治活动家？
师东兵到底有何背景？
传记多次评价这个作家很“神秘”，这源于他与“山西老革命”等政要的交往。比如，当他的《决定中国命运的二十八天》在香港出版后，“有人断言：‘师东兵是一个军队的神秘作家’”。
师东兵在各种书中，经常刊登一些他与“老革命”的照片。还有一张是在天安门前，他拿着黑色的手机，图片说明是：来自红墙内的电话。
按照传记以及师东兵助手的说法，其收藏大量“文革”资料以及书籍，但师拒绝各路记者到他家里采访的要求。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是在他北京寓所附近的团结湖公园里，他身边的助手是一位退伍武警。而“师东兵网”，他说是某省台办有人帮其办的。师东兵还强调，自己的博客是网站帮忙开设的，非自己申请。
采访别人，或者被采访，师东兵经常使用“会见”一词，有时候，他不说“我”而直接自称“师东兵”。被采访时，师东兵习惯地掏出自己的录音笔，他还习惯在一些媒体发表文章前，在博客上贴出“答记者问”。
尽管没有从政，作为作家的师东兵，未能摆脱政治的是是非非。传记引用“一位熟悉师东兵的记者”的评价，师东兵是一位“不在领导位置的政治活动家”。
在传记、网站、博客中的他，经常是一些高层领导的座上宾。“什么级别的领导都有。人家久仰我，好久之前看到过我的作品。但是也有些领导见我，目的很清楚，就是想了解你书里某一个事的详细情节是什么。见了以后当然很客气，吃饭，师老师，林彪当时怎么回事？”师东兵说。他在博客中描述，许宗衡将他当大哥，甚至想拜他为师。
许宗衡今年6月落马后，师东兵就在博客上贴出相关文章，称自己举报了许宗衡。博文称，2004年10月底，任深圳市常务副市长的许宗衡，通过中间人将其请到深圳，“甜言蜜语地让我尽力帮助他当市长”。许宗衡1993年之前在湖南任职。师赠予许《今日湖南》画册。湖南作家、《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向本报记者坦承，他将《从矿工到省委书记》寄给一些中央领导人，并发出举报信。
1997年，“湖南省委、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发文”，师东兵前往长沙主编画册《今日湖南》，此前，他出版了描写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的传记《从矿工到省委书记》，但未料到被当作歌功颂德之作和“最新式的政治腐败”举报到中央。师在王任太原市市长时与其结识。师亦曾在香港出版《太原新貌》画册。
而师东兵举报许宗衡，则是因其遭受许宗衡“迫害”。两人在2006年3月“决裂”，2006年4月师东兵被深圳市公安局拘传，直到9月30日取保候审。师东兵说，许报复他，是因为他拒绝替许宗衡索贿。
师东兵的博客文章以及与许宗衡的合影，很快被许多媒体转载，并被当做举报人采访。不过，在其树立“反腐英雄”形象的同时，却有网友开始质疑：师东兵是不是买官卖官的掮客？
师东兵还险被深圳检方起诉。他的女儿师建丽所写的一篇文章中称，其中一个“被害人”确曾给师东兵十多万元，但“那都是因我父亲往来北京、深圳帮他办事，他给的一些‘跑腿费’，我父亲从来没有主动向他索要或骗取过钱财”。
师东兵向本报记者承认，自己确曾给中央部门他认识的领导干部写信，但不是买官卖官，因当时许已被定为市长候选人，只是受到一些领导反对。在山西时，师就曾给中央写信，反映当地的一些人事安排问题。从传记中可见，给中央写信反映各种问题，是师东兵自“文革”以来的习惯。
而师认为自己的信可以被中央领导看到，是“因为我是个作家，我写的作品是高层政治，所以高层领导能了解”。但网上流传甚广的一种说法是，许宗衡报复师东兵，是因为他发现师根本不认识什么中央领导。
7月25日，师东兵“第七次答记者问”，称他两三年前已经获悉“许宗衡余孽”要追杀他的消息，对于其作品真实性所遭到的质疑，他说，“历史需要有胆识的人来写”。
师东兵还说，其博客里天天攻击他的，是“某民航一个处级干部”。本报记者了解到，双方均指责对方诈骗，此案正在审理中。
原载《南方周末》2009-0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