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对话往往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提出新的话题、拓展新的视野、推进新的思维深度。历史学者郭世佑先生在清华这所以工科为主的学校谈毛泽东，遭到一位海归女士的质疑，于是有了《震惊与忧虑》；而法学学者张志成先生以为“大可不必”，因为历史学家所关注的毛泽东与那位女士的毛泽东不是同一个概念，“历史向来有两重：一重是真实的历史，一重是观念的历史”。
我不赞成张先生所说的“两个毛泽东概念”，说郭先生与那位女士的对话是“鸡同鸭讲”--如果真的是“语言不通”，则郭先生不必震惊，而那位女士也不必纠缠；张先生所说的“两重历史”说法也欠严谨，但这毕竟不是一篇历史学论文，且其重点在提出“作为信仰的毛泽东”这一问题，兹事紧要，值得我辈历史学人做出回应。
应该说，“作为信仰的毛泽东”确实说出了部分真相。在当今社会，尤其是底层，确实有一部分人将毛泽东当做“神”来崇拜、来敬仰。不仅美国的泰森的胳膊上刻着毛泽东的像，中国的80后、90后的屁股上也一嗒一嗒的拍打着毛泽东的头像，背包或者水壶上也会有毛泽东的纪念物，腰间也许还会斜挎着“为人民服务”字样的黄挎包；司机们的驾驶室里，也确乎不少挂着主席的像章，据说能“辟邪祈福保平安”。还有798之类的后现代艺术中心，也随处看到毛泽东的身影，纪念物与工艺品充斥坊间；在潘家园之类的伪文物市场，文革物品成了文物，价格不菲。……这些，都可以算是毛泽东进入民间信仰体系中的一个征兆吧？尽管张先生没有举出这样的证据来。
即使在最该爱智、最重理性思考的大学生中间，崇拜毛泽东也不乏其人。4月8日本人与中国政法大学的二位博士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与研究方法三博士谈”，能容纳400多人的阶梯人满为患，连教室外也挤着人。讲座完了，学校bbs上的讨论持续了整整一周。且有挺毛的说，中国崇拜毛泽东的有“数亿人”。尽管他没有拿出这一数据的任何出处来，但至少说明，在他这个大学生心目中，毛泽东是确乎其神的。
自然，还有一些精英阶层，如知识界的新左派之类、网络上的毛泽东崇拜、长沙的李风华、北京的乌有乡、重庆的红段子、宇新的毛主义……个人崇拜与思想宣传，网络动员与组织行动，在在说明毛泽东的魅影已经逸出纪念堂水晶棺，在人们心中游荡。一个神话毛泽东的时代也许确实降临了。
张先生说，毛泽东已经成为“神话”，说得对，但说得还不够。其实，早在主席执政中国的时代，毛泽东就已经成为神话。中国老百姓所接触的，也只有“神话化的毛泽东”。在那时，“神话的毛泽东”是“红太阳”、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化身；我们崇拜毛泽东，并为他欢呼，三呼万岁；我们把他当做活着的神来敬拜，每日还要背语录、跳忠字舞、向主席表决心、很斗私字一闪念；我们为毛泽东而生，为毛泽东而死；为毛泽东激情蓬勃，为毛泽东肝脑涂地、生灵涂炭……那时，毛泽东的神话是我们一代人的教科书，二代人的精神食粮、三代人的“中国现代史”……而后，俱往矣、巨星陨落，主席万岁了，于是毛泽东走下神坛，还原为历史的与现实的毛泽东，那是一个“非神化”的时代，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解放的时代。然而，“毛泽东的神话”虽已消失，“神话中的毛泽东”却开始浮出，所谓的信仰，也许就是这种“神话中的毛泽东”的建构吧？
但在这种模糊的“信仰”背后，其实搅合了太多的情感、太复杂的心绪。不可否认，毛泽东在壮大中国共产党、开创新中国方面的历史功业，至今还让一部分人们激动、兴奋；不可否认，他个人的魅力、权术的高超，行为之不可捉摸，确乎令那些权力向往者神魂颠倒、顶礼膜拜、竭力仿效；但同样不可否认，他的倒行逆施、独断专行，给共和国带来的巨大灾难、给民族造成无法弥补的创痛，同样令中国人丧气、痛苦、抱憾终身。三代人中，感恩者有之，但怨恨也不少；膜拜者有之，但鄙视的亦众多。即使在那些崇拜者当中，其崇拜之心态也是极为复杂的：有些仅仅是感恩，有些纯粹是找乐子，有些无非是迷信，所谓死者为神，祈福免祸；有些更多是商业炒作，利之所在，免费广告而已。在一个消费时代，一个信仰早已死亡的时代，与其说毛泽东“活在人们心中”，不如说他活在人们的消费中；与其把它当做一种严肃的信仰，不如当做消费时代的一道土特产，一道异类风景更恰当。
究竟有多少人是真的将毛泽东当做信仰来对待？我以为这个问题需要严格的统计数据支持。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喜欢拍脑袋，而忽视严谨的学术论证程序，充斥着胡适所批评的“差不多先生”，这是中国思想界的大忌。张先生没有举出具体的证据以证明这个信仰问题，这里我倒是可以替他举证。
我手边有学生转来的一份文献：徐飞先生自费印刷的小册子《斗争集》。徐飞先生也许是一个老红军，是毛泽东思想最坚定的信仰者与宣传者。在他的《誓死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十七条意见》中，就提出了：“大办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大唱歌颂毛泽东、歌颂共产党的歌曲”、“出版和推销宣传毛泽东的书籍、光碟、像章等纪念品”、“民间筹办毛泽东114周年诞辰”等等。徐飞崇尚毛泽东，与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关，更与他对现实的不满有关。在《什么是，什么不是社会主义》一文中，有这么样的激愤之词：“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剥削致富不是社会主义，买断工龄不是社会主义，流浪乞讨不是社会主义，单干私有化也不是社会主义，资本家、暴发户更不是社会主义，股份制、卖国企不是社会主义……”徐飞先生对现实的激愤与对毛泽东的信仰，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也相信他具有普遍性。就我的观察，确乎不少人像他一样是以毛泽东作为批评武器，来反对当前的现实：权贵资本主义控制国家权力、官员贪污腐化横行、人们生命财产日遭伤害侵占、阶级分化日趋扩大、社会不公越来越严重等。这个时代涌动着一股巨大的怨恨与焦虑、一股无法化解的戾气，需要一个救世主出来改变现状、拯救苍生。而以革命为终身追求的毛泽东、一个以打到官僚权贵、推翻压迫人民的恶势力之毛泽东；一个强调“造反有理”、“砸碎一个旧世界”的毛泽东；一个共和国的开创者的毛泽东，也许确实是一个最恰当的符号，一个即具有合法性，又具有反叛性的批评武器。
在一定程度上，我深深同情这种激愤，认可这股怨怒之气。并且相信这股怨气必然会转化为政治行动，而这种政治行动要想在现今中国立足，也只能祭其毛泽东这面大旗，这是弱者仅剩的武器。这也许是民间神化毛泽东的理由，但这不是信仰。
但这不是信仰，而是将毛泽东当做一种偶像，一个工具对待。
信仰需要理性建构，而并非仅仅是神话的虚幻，神话也许可以造成信仰的土壤，但神话毕竟不是信仰。信仰的力量来自情感，但信仰的永恒却植根理性，这也正是世界上一切伟大宗教永恒之迷所在。故一切伟大的宗教都需要知识分子的介入，将情绪化的冲动、偶像崇拜式的迷信，纳入理性的高度。从神话到信仰的过程，首先是一个价值建构的过程，一种有意识的理性化进程。也正是这种理性化过程，所以他能经得起理性的检验，也必须进行理性的反思批判。作为一种信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但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却应允许理性的考量：毛泽东的神话与信仰，其动机或许可以同情，但动机的正义并不能保证过程的合理，而一个建立在非理性动机与不合理过程之信仰的出现，其结果就更是难易预料。中国政治已经太丧失理性了，而这种情绪化的以近乎偶像崇拜方式激发出来的力量，必然是更加可怕的非理性力量，激动这种力量介入现实政治，只能将中国政治的理性化过程往后扯，而无法前行。这样的结果，历史学者无法认同，法学家想必更不能认同。
再次，毛泽东真能解决当今中国的现实困境吗？以毛泽东的方式处理中国问题，其结果也只会是毛泽东式的。怨怒是发泄了，而结果却与愿相违；国家折腾了，民族却再遭苦难。而这种苦难却没有尽头，没有清醒我们的头脑。丛日云先生曾经指出，我们虽有苦难，却没有理论创新。这样的结果，正因为我们陷在历史循环之中而无法自拔。
毛泽东的神话与神话的毛泽东，三十年颠倒往复，历史仍然在走循环套。这种循环，政局的循环是主因，但知识界的失责也无可推卸。知识界如果不能跳出循环套，又岂能希望政界凌空超越？而知识界的沉沦，就表现在这种对“一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认可上，一种法条注释主义的思考模式上。
在张志成先生看来，作为信仰的毛泽东是“客观”的，是只能接受的现实。就我的理解而言，张先生所谓比“真实的历史”更重要的“观念的历史”，具有一种客观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有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社会心理的客观性，所谓“记忆的选择”和“对现实生活的片面认识”；其二是毛泽东作为神话人物之个人的客观性--“毛泽东具备成为神话人物的各种条件”，对于毛泽东的“客观评价使其被神话的过程必然走向正面”之类。
应该说，社会心理确实是神话产生的客观土壤，但这种客观并非自然过程，乃是意识形态控制的结果。
对于现时代的焦虑与恐惧，我们有许多的资源可以利用，无论是贫富分化还是社会不公、无论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兴起还是中国式官僚的无顾忌；无论是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还是制度之恶，其实都有相应的资源可以化解。至少在知识界，这样的资源具有强大的库存。但民间何以“必然”以毛泽东作为符号？而不是别的？作为一种信仰，为什么不能在毛泽东之外新立一种资源、宗教的或主义的？为什么在中国不能有一种新的社会运动，政治运动或者宗教运动以承担或替代毛泽东这尊偶像？原因并非仅仅在毛泽东“活在人们心中”，乃是除了毛泽东之外，别的不允许活在人们心中，你别无选择！
冼岩先生说，极权主义就是让你没有选择（参见《领导者》第31期，冼岩的文章《为什么西方民主不适合于当今中国？》）。民间兴起的毛泽东崇拜，不是一种自然过程，乃是这种意识形态控制下的结果，因为你别无选择，所以他成为“必然”。但这样的“必然”显然不能当做自然进程对待，而无疑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按张先生的观点，它是观念史的部分，然而，这种观念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截然二分，本身只能是一种逻辑的划分，而并非历史自身的划分。观念史本身就是真实的历史之一部分，它无法从虚空中产生，除非，按马克思的说法，将历史颠倒过来。
“毛泽东的神话”与“神话中的毛泽东”，本身也是纠结在一起、无法截然分立的。没有毛泽东的神话制造过程，就不可能有神话中的毛泽东。无论作为偶像还是作为信仰的毛泽东，都是“毛泽东神话”这一意识形态工程的产物。而“毛泽东神话”的制造，早在毛泽东执掌中国共产党政局时就已经开始了，而在其执掌共和国政局时，更是通过全方位控制媒体与全方位动用权力，达到登峰造极。这一点有目共睹，不需多说。后毛泽东时代的毛泽东的神化，则不仅是官方意识形态灌输的结果，也是意识形态排除的结果。而意识形态工程本身乃是“真实历史”的组成部分。一般我们只关注意识形态所建构的主题，而无视意识形态的排除功能，这是对意识形态的巨大误解，也正是意识形态控制思想的成功之处。在意识形态控制这样的系统工程中，排除功能比之强行灌输过程更加隐蔽也更加深入，它往往进入人的潜意识，变成一种思想边界、一种思考的封锁线；一种预先设定的思维框架，一种由“禁止”与“错误”导致的思想自我审查。所谓“毛泽东的客观评价使其神话的过程必然走向正面”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建构与排除双重功能的结果。“观念的历史”来源于“真实的历史”。
观念的历史来源于真实的历史，观念的历史也受制于真实的历史。这也是为什么揭示真相，会引发“地震”的原因；也是为什么说出真相，却总是要遭到信仰者攻击的理由。如果信仰与理性无涉，作为神话的毛泽东与真实的历史毫无纠缠、自成一体，则历史学家们说出真相就就无关宏旨；如果信仰具有自己的坚实基础，则完全可以放任历史学家们的说出真相。然而事实却是，不仅官方对于毛泽东之真相讳莫如深，相关档案拒绝公开（违背档案法），且一切对真相的揭示，包括党内历史学家的著述都被封禁（如何方的《党史笔记》之类）；体制内严谨的研究成果（如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之类）不能出版，遑论国内独立学者们的著作（如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连通过严格政治审查与品德考验的毛泽东保健医生的回忆录都被禁止，那些港台、海外的研究著作就更不可能见天日了……可以想象，“神话中的毛泽东”与“毛泽东神话”的塑造，有何等严重的关系，理性与信仰是何等的相互纠缠。
信仰也许能经得住理性的检验，但一切偶像都不敢面对真相。
八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偶像，其时许多神佛被拉下神座，掀开肚腹，原来里面只一包稻草。其结果，是神佛失去神力，而沦为草民嘲笑的对象。八十年后，我们的思想界却在为新偶像接生开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一种悲哀，或许也算是一种“中国特色”吧，但历史循环也正是中国特色之一。
毛泽东偶像崇拜的兴起，以及为这一崇拜提供理论建构之学界的出现，正是我所谓历史循环的征兆。历史循环看来已经不是我个人的忧虑，乃是一种可怕的现实。而抗拒这一现实，揭示真相，就是思想界的任务之一。
我相信张先生也会同意这样的观点。
2010-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