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主导下的新中国外交，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革命性。革命总是有其强大的惯性。新中国既然诞生于毛泽东领导的阶级革命之中，这一阶级革命的动力、观念、经验自然也就会进一步影响到新中国的内政与外交。阶级斗争及其统战经验对新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新中国内政对它的外交的影响，以及传统的革命理念、革命经验与现代外交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种种扞格与冲突。它旨在说明了毛时代的外交为什么会一直保持着很强的革命色彩，而且会越来越激进，以至于发展到“文革”初期那种四面树敌的严重地步。
一、引言
研究新中国外交史，可以发现两条明显的线索。一条是民族主义外交的线索，一条是以阶级斗争思维为特质的革命外交的线索。前一条线索在今天已经被讲得很多，甚至也肯定得很多了，而后一条线索的讨论却很少。尤其是，从反思的角度来研究新中国外交史的著作论文还极少见到。结果，当今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著作，几乎都承认，在改革开放前，即新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中国曾经走过许多弯路，经历了不少挫折，有许多值得探讨和反思的地方。但是，涉及到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包括那些专门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著作，对这段历史或全盘肯定，或仅着眼于那些给中国带来利益的外交行动与实践。即使个别有所评论的文章，也要么断言改革开放前后完全是继承关系，并无二致，怎么变都有道理；要么高调肯定过去革命的作法，激烈批判现在的缓和态度。即使是学者基于学术研究的意图撰写的研究论文，早些年多半也都是着眼于总结“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就是提到了时人在对外政策思想上明显对立的政策主张，也仍不忘强调其“从总体上讲与毛泽东、周恩来的国际战略思想相一致”，并说明当时“我党对外工作”中只是出现了“某些偏差”而已。迄今为止，在所有中文的出版物中，能够较多地触及到对外政策中一些问题的，主要还是一些外交工作者的回忆录，和最近几年从事于冷战史研究和中苏关系史研究的少数学者的一些论文。由于多数回忆录所涉及的中国对外政策发生严重偏差的时期，都还是“文革”时期，因此，那些围绕着中苏同盟的形成、朝鲜停战、炮击金门，以及珍宝岛事件等具体事件中中国方面的反应以及政策本身偏差进行讨论的论文，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但是，尽管已有一些论文讨论到新中国外交政策与工作中的某些偏差与失误，这样的文章也还太少，所触及到的问题也还十分有限。不仅如此，因这些讨论还只是停留在具体事件和具体问题上，鲜有对导致新中国对外政策长期或摇摆不定，或片面激进的外交思想的深入剖析与探讨，因而它对全面了解这些表现在具体事件上的失误与偏差的由来及其政策背景，也难有太大的帮助。
显而易见，要了解新中国外交工作的种种问题，就不能不对新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外交思想有所剖析和把握。而在1976年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新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外交思想，或曰对外政策思想，无疑就是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主张。明瞭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能不注意到那种力图割裂内政与外交的叙事逻辑和研究思路，存在着太过明显的矛盾。外交从来都是内政的一种延续。
我们如何能够设想，当毛泽东在国内高度紧张地为应付内外部敌人威胁与颠覆的危险，不惜一个接一个地发动政治运动来清除潜在对手的情况下，他又如何能够理性客观地看待外部世界和灵活自如地运用外交谋略，并一路凯歌高奏呢？
研究新中国对外关系问题时无论如何都不能回避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与实践的问题。作为一个不断（或曰继续）革命论者，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巩固其革命的成果，和试图依照阶级革命的路径创造新社会。在国内政治上是如此，其对国际政治的认识也不例外。当今在新中国外交史解读上所存在的偏向，很大程度上恐怕正是这种割裂的历史观造成的。讲新中国的外交史，当然要注意到其民族主义外交，即基于复杂民族情感的对外政策所引导的一种发展轨迹，但是，简单地把毛泽东视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无视他同样在运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思维看待中国外部世界的事实，和他主导的革命外交的思维模式给中国对外关系所带来的种种影响，注定是会曲解历史和误导读者的。这里受篇幅所限虽不能全面讨论新中国的革命外交思想与实践，但可稍做梳理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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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综上所述，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不仅对新中国国内政治生活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冲击和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新中国整个对外政策及其外交工作。所谓革命外交，其实就是这种阶级斗争观念的产物。其最简单的逻辑，就是按阶级关系来将世界一分为二，即一方面是代表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与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或人民民主国家；另一方面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封建反动势力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帝国主义国家，非此即彼。而依据统战思维，即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反动顽固势力的逻辑来划分，则可以按照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做结论和他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的说法，即将世界分成三类矛盾，即第一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统治者与本国无产阶级及其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第二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或帝国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是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按照这类矛盾的分法，则可以发展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革命力量，争取和中立与主要帝国主义矛盾冲突的各种中间力量，在全世界组成统一战线，着重孤立和打击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力量。
很显然，新中国的革命外交，多半就是按照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建构和实践的。走到极端时，就是简单的二分法决定一切，整个1960年代可谓走到了极点。比较策略时，则注意到统战需要和争取中间力量，提出所谓中间地带说，包括将世界一分为三，提出三个世界的观点，力图成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1970年代前半期，亦即毛泽东在世的最后几年，中国的对外政策即呈现出这样一种高度重视对弱小和落后国家进行统战的新的态势。
不可否认，新中国对弱小的和落后国家的统战工作及其同情态度，在一定时期和相当程度上为自己赢得过国际声誉，帮助新中国实现了进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目标。但是，基于阶级斗争理念的革命外交思想，因为无法摆脱从阶级关系的角度看问题的思维定式，往往相信世界上真正站在自己一边的只能是有着相同阶级基础的共产党国家和被压迫的各国人民及被压迫民族；相信在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与人民革命力量之间，必须要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人民革命；相信新中国就阶级本质上与各国反动派始终是敌人。结果，当国际政治格局出现重要转折或中国面临严峻的外交形势时，它的外交抉择往往会剑走偏锋，直至使自己陷于严重孤立的局面，严重损害到自身的民族国家利益。
回溯新中国建立之初基于意识形态立场的外交抉择，1950年代中后期因不满和平共处而进行的外交转向，1960年代初期以反修为主旨创立世界革命中心，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打倒国际帝、修、反”的旗号下全面输出革命的种种情况，我们理当对这种革命外交的思想和实践，有相当深刻的反省与反思。
收稿日期2009—10—20
作者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