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冲撞在历史拐点
在南疆战士感时忧国的同时，另一个青年群体在思想越野的征途上走得更远，他们是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的大学生。
国家恢复高考后，成功闯过高考“独木桥”的大学生是社会的稀缺资源。1977年570万人报考，仅录取27万人，录取率4.7%;1978年录取人数提高到40万，但录取率也只有6.8%。那个时候的年轻人难以想像今天的福气：2010年录取比例将会达到68.65%，也就是说十个人里面就会有近7个人可以上大学。
那个时候的大学生也没有今天的窘境：2010年有652万毕业生拥挤在人才市场等待就业，就算找到一份工作，再高的薪水也赶不上城市的高房价，只能做“蜗居”的“蚁族”。那个时代的大学生真像“天之骄子”，备受全社会宠爱。不满18岁考上北京大学生物系的山西大同男生郭建崴回忆说，
“那个时候的北大学生，非常有理想、有朝气，关心国家大事。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什么也不用发愁。不愁学费、不攀比吃穿、不愁工作，国家包分配，北大学生毕业分配的工作相对来说都不错。再加上改革开放初期，政治气氛很活跃，年轻人的思维也很灵活。”
从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大学生晚上没有网络游戏和K歌的诱惑，也没有校外租房现象。校园晚间熄灯后有“卧谈会”，从“丑陋的中国人”到“酱缸文化”，放言文化批判海阔天空。即使毕业后进入中央部委和地方党政机关工作，意气相投的大学生们到了周末，还喜欢几个人煮一锅大白菜，喝上十来瓶啤酒，纵论体制改革畅快淋漓，不知东方之既白。
郭建崴念大三时，参加1984年国庆游行前夜，他所在的北大28号楼203室学生宿舍，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同学一商议，在一张白纸上用毛笔写下“小平您好”4个大字，用订书机把白纸订在床单上，用卸掉墩布头的拖把作旗杆，制成了1949年以来国庆大典中最简易的横幅。第二天北大游行队伍走过天安门观礼台时，同学们在奔跑中突然亮出横幅。
虽然全过程只有短短的一分钟，但观礼台上的人民日报摄影记者王东敏锐地捕捉到这个镜头。当天晚上，夜班编辑曹焕荣从国庆现场照片筐中挑出了这张照片，经科教版主编罗荣兴力荐，报社值班编委保育钧拍板，刊登在10月2日人民日报第2版国庆摄影专版。
“小平您好”是一群大学生以初生牛犊的勇气，平视自己的国家领导人。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革”后年代，他们内心深处有足够的底气，审视高高在上的政治权力，冷嘲热讽不合时宜的政治教条，击节称赏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家。他们在价值取向上是邓小平体制内改革的坚定拥护者，但在精神上又不受当前历史条件下某些具体施政措施的束缚。
80年代的中国社会和政府，对大学生海阔天空的思想探索，也给予了非常宽容，有时甚至是纵容的政治环境，比如1980年的校园“竞选”热。当时中央开展基层民主改革实验，允许各高校学生自由竞选所在城市区级人大代表。刚刚受到一点粗浅民主启蒙的大学生，抓住题材，小题大做，办成了一场激情四溅的民主实验。据钱理群教授回忆，候选人各自在“三角地”前，发表竞选宣言、改革纲要，拥有竞选班子，还召开选民答辩会，做民意调查。候选人讨论的议题，远非区人大代表权限所及的事务性工作，从如何评价“文革”、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到探讨中国改革路径和人性解放。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之外，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理念，也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北大校园，引起官方意识形态部门的不安。而在失去大学深造机会的南疆部队指战员们看来，大学生不好好念书，嚷嚷什么“民主”，更像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胡闹。
1980年的“竞选”还只是在大学校园内发热，1986年岁末合肥、南京、上海、北京等地的学潮却延烧到社会。就在街头蠢蠢欲动的关口，南疆“猫耳洞之声”乐团身穿迷彩服，敲打着“炮弹壳编钟”、“枪油桶架子鼓”、汽水瓶凑起来的“酒瓶琴”，弹奏着压缩干粮箱制成的“土二胡”，北上首都高校演出。对于同龄人的政治激情，战士们很不理解。人民日报记者张善菊、李双泰注意到，乐团的一位战士走进北大图书馆，激动地说：
“多好的条件啊!打完仗我要考大学学习。”
在清华大学，另一位战士对大学同龄人婉言相劝说：
“我们许多战士揣着电大、业大的录取通知书上战场，把课本带到猫耳洞，在煤油灯下、炮火声中学习，为祖国发愤读书。我们的任务不同，但目标只有一个，为中华腾飞。”
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某集团军炮兵旅许多新战士接受了“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给自己在大专院校读书的兄弟姐妹和同学、朋友写信，“畅谈大好形势”，建议一起“做维护安定团结的模范”。学潮爆发后，云南前线解放军某团全体指战员给军地联谊单位南开大学团委、学生会发来一封电报，寄语同学们“一定要珍惜安定团结的局面，多做巩固安定团结的事”。
但是，在80年代大学生看来，不是有机会读书、学知识就别无所求。他们继承了中国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更笃信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功能定义：知识分子不仅仅是经济建设的工具，而且应该是价值的阐释者和实践者，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批判现实、监督政治、推动良政。在前线战士和普通中国人为农村“包产到户”和城市自由市场初步繁华而欢欣鼓舞的时候，他们却相信改革刚刚开始，随时有被扼杀和扭曲变形的危险。
70年代末到80年年代的大学校园八面来风，耳濡目染执政党拨乱反正决心的青年学子，率先从几十年斯大林体制下幡然觉醒，更多的是鲁迅所言在一个封闭的铁屋中独自醒来的精神痛苦。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大潮中读完大学，知晓了政治迫害的惨烈，独裁权力的疯狂。死难者淋漓的鲜血，幸存者凄凉的伤痛，告密者的翻云覆雨，旁观者的冷漠盲从，肉体的毁灭和精神的扭曲，明晃晃地灼伤了大学生的眼睛和心灵。因此，这代大学生对专制和愚民政治，对导致中国经济落后的统制经济深恶痛绝。大家为胡耀邦挥舞拳头演说的激情所感染，矢志投身改革，不惜冒着被传统体制压迫和吞没的危险，也要砸碎这铁屋，对传统体制和传统文化进行不妥协的批判，为推进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贡献青春、自由和生命。
他们怀揣对国家的“第二种忠诚”，宁愿做一种不合时宜的“乌鸦嘴”，也要为自己的国家寻找颠覆历史、奠定未来的理性社会框架。他们的怀抱就像文天祥的《正气歌》低吟的那样：
“在齐太史简 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锤 在汉苏武节 为严将军头 为稽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 为颜常山舌……”
此后30年，不管这一代大学生经历了什么样的仕途蹉跎、商场浮沉、人生悲欢，对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追求一直没中断，内心深处保持了1979政治理想主义的底色。
现实政治关怀之外，是生命自我价值的觉醒。1980年第五期的《中国青年》杂志，发表男大学生潘祎和离婚女工黄晓菊的来信，署名合为“潘晓”，诉说青年人“文革”以来灰色的心路历程《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潘晓”的社会观察，在当时惊世骇俗又是这么真诚透明：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潘晓”的结论在大学校园和企事业单位引起震撼，一代地方青年由此走上“自我设计”(中国“人才学”创始人雷祯孝语)的道路，成为近30年市场化改革和公民社会发育的活跃主体。但在“文革”打倒一切的精神废墟上，地方青年在重视个人自由和等价交换时，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略群体的价值，无视道德的底线。用80年代北京大学毕业生薛涌的话说：他们像2008年汶川地震中那个扔下学生逃跑的中学老师范美忠，混淆了“自由”和“自私”的本质区别，是一种“洋泾浜自由主义”。
当时就有一些边防战士给“潘晓”写信，激动地批评他的“利己主义”哲学。对于已经冲上前线和在后方待命的战士来说，血淋淋的生死关头，“主观为别人”可不是专横的说教，而是随时准备着、自觉自愿的生命奉献。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生尤小刚拍摄电视连续剧《凯旋在子夜》时，遇到一个尴尬的场面。有个大学生冒冒失失地向战士们提了个问题：守阵地有多少奖金?对于意识到计划经济时代“大锅饭”弊端的大学生来说，敢于谈钱，要求收益与付出均等，可能意味着勇敢的叛逆，只是跟范美忠一样选错了场合!
司令员和战士们都劝尤小刚说：删了这一段吧，不要伤了我们那位大学生。尤小刚还是坚持写上这一笔：
“因为我也是大学生，我也有过那位大学生同样的想法。战士们爱护我们，部队首长爱护我们，我们自己却无权姑息原谅自己。我相信，那位不知深浅的大学生也和我一样，会感到自责的。”
尤小刚伤感地提起，《凯旋在子夜》的一些群众演员——前线士兵，在拍片第二天就牺牲在战场。战士流星般划过天际的生命，给那位观念“时尚”的大学生一记无声的耳光。
80年代大学生中的佼佼者，已经开始面对中国社会的严峻现实，反思和打磨社会阅历的深度和人格的厚度。大学毕业后工作不久的胡广华、赵奇，参加胡耀邦倡导的中央讲师团，来到雁北偏远山村助教一年。198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他俩给在校学弟的回信，真切细致地描述了80年代大学生的苦闷彷徨：
“我们是在七十年代同八十年代的交替过程中读完大学的，受过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自以为是清醒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代。我们渴望着一个更加富强、更为健全的社会，并愿为此尽心尽力。但有时现实和理想的不合谐，使我们常常为一种飘忽不定的感觉所困扰，把握不住自己，把握不住生活。”
山村教师单调乏味的生活和对山村子弟教育“不动摇的责任感”，对京城学子产生了一种聂赫留道夫式的灵魂忏悔和苦行僧般的奉献冲动：
“痛感它的落后，但不是袖手一旁，指责、叹气，而是自觉地与山村人民一道背负着历史的重负艰难地向上爬坡。”
这些从高等学府里走出来的年轻人，面对祖国的苦难和落后，见解可能偏激，思想可能浅薄，但他们内心的诚挚纯净，对国家的忠诚自许，与战火硝烟中的同龄人并无不同。虽然他们穿着牛仔裤，难免几分年少轻狂，即使是奉献牺牲时也有很强的镜头感;而一身橄榄绿的青年军人，在枪林弹雨中木讷无言，只求“理解万岁”，更显得悲情和凝重。但他们的一个时代共性，就是身上绝无新中国几十年政治运动养成的犬儒心态。无论在校园还是猫耳洞，他们都不会认同1986年底学潮中，老历史学家也是新中国政治运动老“运动员”周谷城教授的谦卑：
“现在领导要人民群众献计献策，这是民主作风。但我们自己知识太少，不易作出判断，献计献策云云是不可能的。”
南疆战士为了国家安全不惜慷慨赴死，大学生为了社会理想也可以从容就义。就像在自卫还击战打响的1979年，浙江一个叫做范熊熊的24岁姑娘从宁波驶往上海的客轮上投海自杀。她是宁波海洋渔业公司镇海渔业基地人保科职员，中共支部的纪律检查委员。人民日报记者章南舍、吴恒权和新闻研究生李长群闻讯赶到浙江采访，1980年7月5日发表通讯《这样好的党支部委员为什么跳海?》
范熊熊的死因，在今天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她不是失恋绝情，不是生活无着。让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耿耿于怀的，只不过是本单位的一起违规招工事件。她所在的渔业基地向农村征用土地时，按照规定可以招收当地农村户口的青年作为补偿。在那个时代，进入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作和户口“农转非”(农业户口转成非农业户口)具有极大的含金量，足以改变年轻人的一生。单位领导趁机把包括自己和上级领导亲属在内的7名本系统子弟，冒充“土地征用工”招收进来。范熊熊四次给上级纪委写信，十来次登门拜访纪委，揭发招工弊案。在常规的党内投诉机制无效的情况下，她毅然选择了“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惜一死，向不正之风作“最后的冲刺”，以唤醒全党的注意。
后来成为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恒权等人在通讯中痛心地写道：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年青的共产党员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竟至被逼投海，这种事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
猫耳洞军人和大学生在特定情境下，相继成为与范熊熊一样英勇决绝的死士。那个年代，军地年轻人虽然生活环境截然不同，却拥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这是我们的国家，这是我们的政权，这是我们的生命共同体。为了捍卫它的安全和纯洁性，战士既然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的生命，当然也可以口无遮拦有话就说。
牛仔裤和橄榄绿：一个是矢志改革传统，日后可能成为思想精英;一个是誓死保家卫国，
始终是民族魂魄，在不同的领域里挥洒着青春飞扬的梦。改革传统，需要对自己的祖宗和旧制有更多的批判和扬弃;保家卫国，则需要对自己血祭的家国有更多的肯定。80年代大学生的所思所想，与士兵及工农大众在精神思想层面拉开了距离，但青年知识精英的自信和狂妄，又使他们不屑于求得社会的认同甚至谅解。
当“猫耳洞之声”乐团步入清华礼堂时，场外鞭炮齐鸣，场内欢声雷动，大学生高呼：“战士万岁!”清华大学赠送战士们一面锦旗，上面写道：
“老山、清华、祖国;战士、学生、人民。”
这是1986年底。3年后，牛仔裤和橄榄绿，老山和清华、祖国，战士和学生、人民，在这个国家最神圣的地方激情冲撞，溅起殷红的鲜血……
据人民日报记者罗自苏1985年的报道，老山战士在越军炮口下坑道墙报上的一首小诗《我走了》，博主认为同样适用于另一个青年群体：
“我走了，
像一发出膛的炮弹，
飞完了全部射程。
给容纳过我的空间留下点什么?
恐怕只是轰的一声巨响。
我落到哪里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有过声音、速度和光亮。”
不管他们的人生射程多长、落点在哪里，80年代最优秀的两个青年群体，看重的都是自己有过“声音、速度和光亮”。同样热血奔涌的年轻人，内心都诚挚地践行了猫耳洞伤残战士徐良献给CCTV春节联欢晚会的一曲《血染的风采》：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民族伟力栖息在草根
老山、法卡山、者阴山、扣林山……
天安门、新街口、人民广场、人民南路广场(天府广场)……
两个青春群体，勇敢而孤独地走进历史深处。
90年代，历史布景很快转入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消费社会。直到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之前，人们似乎淡忘了，就在我们的身边，曾经发生过蔚为壮观的群体性现象，有一种境界叫崇高，有一种圣洁叫无我。只是在汶川地震中，从改革后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中，好像忽然凭空冒出来一百多万志愿者，其中一半以上是“80后”，急赴灾区救死扶伤，才让中国重温了近20年前、30年前年轻人的洁白无瑕，英勇无畏。
《人民日报》1985年7月4日曾转载解放日报通讯《面对20岁的人生》，说的是老山、者阴山4位英雄负伤后，只有七条腿，戴着三副墨镜，穿着簇新军官制服，豪迈坦然地走在上海南京路上，通过仅有的3只好眼，感受着那儿的繁花似锦。过路行人对4位英雄投来惊奇敬佩的目光。
这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姿态。七条腿的脚步声渐行渐远，在市井繁华、人欲横流的历史喧嚣中，这些朦胧的背影，早已堙没在历史深处。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战士罗奇中，退伍后1986年成为云南河口县民政局职工，担任“水头烈士陵园”管理員。这座陵园有358座坟茔，安葬的都是1979年“自卫还击战”中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
二十多年来，7000多个日夜，罗奇中穿着一身旧军装，吹起清晨的起床号。携老妻在陵园大門前一间小屋里安家的老罗，自費买來扩音设备，在陵园里安裝了喇叭。大白天，老罗用喇叭喊叫军队操练的番号和口号，还不时会播放枪炮声和喊杀声的录音。晚上，喇叭又会准时响起熄灯号，伴随着老罗的报告声：
“熄灯就寝。今晚哨兵——罗奇中!”
面对358位花样年华的战友，逢年过节，老罗都要給他們进香烧纸，点上一支香烟，絮絮叨叨地安慰他們几句。罗奇中对记者解释说：
“他們都是生龙活虎的年轻战士，我不能让他們太寂寞。”
历史的伤痛不能遗忘，纯净的灵魂不能遗忘。
1989年初，《中国青年报》发表学者金观涛的一首小诗：
“我们是最后的，
然而却是不死的，
理想主义者。”
一语成谶，这首小诗竟然成为1979-1989那一代年轻军人、知识分子、大学生的精神祭奠。
如今，逢九之年的悲情都已远去，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历史像一个真实性可疑的传说。但不能忘了，无论身着橄榄绿还是牛仔裤，他们的青春热血和精神境界都曾令当时的中国人民动容震撼。80年代大学生爱读茨威格的一本书《人类群星闪耀时》，扉页里有一段话，似乎先验地预言了中国两个青年群体、一代青春年华的时代悲剧：
“他们或是被命运高高举起，送入英雄们的殿堂;或是被狠狠嘲弄，抛入千秋遗恨的行列。当强烈的个人意志与历史宿命碰撞之际，火花闪烁，那样的时刻从此照耀着人类文明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