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汗宰相
“文革”后，不少人送给陈永贵副总理一个贬称“文盲宰相”。陈永贵没念过书，只是在政府扫盲活动中识点字，比“四人帮”时期人民日报的“白字总编”鲁瑛犹有不如。中央同事都知道，开会时他“连个录也记不了”。在昔阳县学习党的“十大”文件干部大会上，贵为政治局委员的陈永贵开口就是：
“现在，我的民愤很大!”
在场干部一时没反应过来，都愣住了。老熟人在一旁小声纠正道：
“老陈，不是民愤很大，是名声很大。”
推出一个文盲参与国家管理，是对5000年文明古国的蔑视和羞辱，足以提示“文革”政治的反文明性质。
然而，在新中国几十年曲折的发展史上，以陈永贵这样的平民出身，得以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毕竟代表了执政党的一种价值取向。它包括对中华民族艰苦奋斗优秀品德的褒扬，对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亲民关系的倡导。陈永贵也没有辜负重用他的党和领袖的期待。
早在1948年，陈永贵主动把大寨的老弱病残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特别的互助组。有乡亲嘲笑他们是“娃娃组”、“懒散组”。陈永贵的老上司、昔阳县的一个区委副书记张怀英问他：
“永贵啊，你这么一个好劳力，为什么跟这些娃娃老汉互助呢?”
陈永贵回答说：
“好劳力又有什么用，在旧社会我不也是一个好劳力吗，可是穷得叮叮当当。现在我有了房，有了地。为什么，还不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吗?这是制度问题呀，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
少小孤苦的陈永贵对共产党和集体经济有着天然的向心力，有一副共同富裕的火热心肠。结果，这个老少组相濡以沫，整修土地，垒筑地堰，庄稼长得特别茂盛。
解放后，党中央号召新中国以农民出身为主体的执政团队进城后不要高高在上，要继续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迫于组织和道义压力，不少村干部只是在地里参加一些象征性的劳动，而地级和县级干部则抱怨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劳动。然而，陈永贵从合作组、初级社到高级社、人民公社，除了外出公干，没有一天不是与社员一同劳动。他的行为准则是“时不空过，路不空行”。就是到区里、县里开会，他也很少空着手去。走的时候，要么捎上一些村办企业生产的粉条拿到县烟酒公司卖，要么就拉上一车水果先到市场里出售;散会回来的路上，有时买头怀仔猪，从县城一路往村里赶。
在重视生产这一点上，陈永贵与大寨人跟江青一手扶持、只会吟诗的天津小靳庄截然不同。
人民日报1968年10月13日刊登通讯《不是要做官 而是要革命》，让读者耳目一新。这篇通讯说，陈永贵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也不脱离生产劳动，有时外出开会动身前还在地里忙活，有时从北京、太原回来跳下车就下田。平时在大寨经常端着碗到饭场和社员蹲在一起吃饭。“社员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也有多少泥。”
从北京出席党的“九大”回到大寨第二天，他照常扛着一把大镢头，带领社员走向虎头山。这位新科中央委员还是那个永贵大叔，拣脏活干——扛上工具去拌茅粪;拣重活干——拉上小车推土垫地。
当上副总理后，他坚持不领国家领导人的那份工资。组织上考虑到他进城工作开销大，中央每月补给他生活费36元，山西省每月给他兼职补贴60元，后来提高到100元。到年底，大寨每年给他记一个中等男劳动力的平均工分。分配时，他与社员一样，一个劳动日值1.5元。他坚持自己和家属的户口都不迁到北京来，大寨只好将每年分给他的口粮拿到粮站，换成全国粮票再给他。
2008年秋，云南孟连群体性事件后，省纪委书记李汉柏在省党校这样训诫几百名地方官员：
“有的领导，人还没下基层就让下面报接待方案，你算什么东西?你这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往前推三代，在座的几个不是农民?大家要记住，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
李书记的话提示我们两个事实，第一今天的干部已经不可能从农民中产生，第二前呼后拥的官场习气已经深入骨髓。但在毛泽东时代，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不用训诫，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像陈永贵，做了副总理，身上仍然穿着对襟扣的中式农民装，头上仍然包着一条白毛巾，脚下从不穿皮鞋、凉鞋，只穿妻子做的布鞋。出访墨西哥时，代表团每人发了20元外汇券，中国大使建议每人买一块手表。陈永贵一口拒绝：
“怎么啦，要戴外国表?周总理戴的还是上海表，不行，不行!”
陈永贵到杭州视察工作，不肯顺道游西湖，把工作和官员的个人享受分得清。而且他相信：
“庄稼和土地是最有看头的东西。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的农田基本建设场面，才是最美的景象。”
1975年，中央安排陈永贵搬进钓鱼台，与江青、王洪文、吴桂贤等人为邻，一人占据一座小楼。楼内到处是厚厚的地毯，每天搞卫生的、端茶送水的服务员悄然出入，偌大的地方没有一点声音。乡村热闹惯的陈永贵消受不了这种富贵荣华，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搬出钓鱼台，请求让自己经常下去跑跑，1/3的时间在昔阳抓点，1/3的时间在全国跑面，剩下的1/3时间在北京。毛泽东批示同意，称赞说：
“永贵呀，你那个三三制很好呀。”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嘛。”
在那个时代，很多官员和民众都记得陈永贵的名言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党支部。
“干部，干部，就要先干一步;不先干一步，就不能当干部。”
人民日报1972年报道，陈永贵自豪地说：
“你只要摸摸干部们的肩膀，握握干部们的手，看看干部们的脸，你就知道昔阳的干部今年是怎么当的了。”
满脸皱纹、满手老茧的陈永贵，最有资格告诫中国人：
“舒舒服服学不了大寨，轻轻松松改变不了面貌。”
“靠向上伸手，越伸人越懒，越伸志越短;靠自力更生，越干志越坚，越走路越宽。”
劳动模范出任国家领导人也许荒唐，但千万不要低估国家领导人身兼劳动模范的道德示范能量。
灌溉革命
毛泽东时代，尽管存在严重的政治钳制，但领导干部的身先士卒，激励着中国人民为国分忧、共度时艰。
三战狼窝掌的陈永贵，大灾面前不要国家救济也不给国家少卖一斤粮的大寨，成为当代的“愚公移山”故事，象征着穷山恶水和经济困难打不垮的民族精神。而人民日报的学大寨宣传就是这个意义上，给全国农村、农业和农民“三农”建设以巨大的鼓舞：
《盂县两年来在千沟万壑筑起石坝，出现近20万亩“大寨式”农田》(1965年9月19日)
《智慧加双手沙荒变良田——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县当铺地大队治沙斗争 学大寨精神，走大寨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1966年1月12日)
《贵州山区自力更生开展冬修水利活动 遵照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教导，自筹资金，自备物资，尽力做到少花钱、多办事》(1969年2月15日)
《上旺大队积极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 移山填溪造良田，茶农不吃供应粮》(1970年3月18日)
《农业学大寨，苇湖碱滩变良田 新疆乌苏县宏图大队第六生产队六年造田3000亩》(1970年6月17日)
《天山脚下粮食亩产也能过千斤——新疆米泉县红旗公社兴无大队学大寨由低产变高产的先进事迹》(1970年11月3日)
《荒湖涝洼换人间——山东省鱼台县革委会带领贫下中农学大寨的事迹》(1971年2月7日)
撇开毛泽东和陈永贵热衷的农村生产关系变革不说，十几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给新中国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据农学家考证，解放前中国农田灌溉面积2.4亿亩，多分布在江南稻作区。1958年“大跃进”时开始大修水利，在学大寨高潮的70年代，中国农民和县以下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硬是靠一把铁锹、手推肩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无古人的灌溉革命。
截至“五五计划”结束时的1979年，全国有效灌溉面积达到7.3亿亩。新增灌溉面积的2/3在北方，像华北平原的灌溉密度超过了南方平原地区，也超过了都江堰等经典灌区。此外，还完成了2.6亿亩的除涝和7000万亩的盐碱治理，建成10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8.6万座，再加上星罗棋布的小水库、人工河渠和堤防。毛泽东时代工程总量土石方当在300亿立方米以上。
300亿立方米是个什么概念呢?专家推测，三峡工程土石方开挖、回填、混凝土浇注总量不超过3亿立方米。也就是说，在1957-1979年的22年间，新中国水利工程相当于平均每年啃下5座三峡工程!
农业发达的中国，自古就把政府能否领导人民照料好耕地视为仁政的标尺。《孟子•梁惠王上》说道“王如施仁政于民……深耕易耨”。农村改革以来，生产责任制解放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束缚的生产力，但多年学大寨积累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成果，也为生产力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当我们自豪于中国人用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了24%的人口，要感激邓小平、万里、赵紫阳这样的务实政治家解散“人民公社”、还地于民，要感谢袁隆平这样的农学家，也不能忘记这位改造穷山恶水的劳动模范陈永贵，不能忘记倡导“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毛泽东。
但是，也别忘了，政府以人民福祉的名义，驱使几亿中国人面朝黄土背朝天，像古代徭役式地大量无偿调用农村劳动力，而且没有基本劳动保障，严重剥夺农民。用现代公共管理和人道眼光看，可议之处甚多。那些年农村人口约6亿，8万多座水库意味着每7500人修一座，而当时年轻劳动力占人口比例小，在7500人中劳动力大概只有2000人，一些不适合艰苦环境下重体力劳动的老少妇女也在政府征调之列。
每到冬春季节，千村万户门可罗雀，只剩下老头老太太看家，其他人一律挑上铺盖、口粮和工具，进驻水库工地，在凛冽的寒风中，与大自然较劲。甚至哺乳期的妇女也奶着婴儿上了工地。在辉煌的农田水利建设背后，有多少无声的血和泪在流淌?就像我们今天感奋于万里长城的伟大时，也不能忽略万喜良的辗转沟壑、孟姜女的千古悲伤。例如河南林县著名的“红旗渠”，在开挖过程中，就有189名男女(一说81人)献出了生命，256名民工重伤致残。
这就是“农业学大寨”的精神遗产。无论如何，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就是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凭借这种不可思议的巨大牺牲，保障了一个民族的繁衍。
极左样板
陈永贵是个体农民出身，5岁时母亲和弟妹被父亲狠心卖掉，7岁为地主放牛，婚后到昔阳城内一家烧饼铺当伙计。一无所有的家境，让他对私有经济无所留恋，对农业集体化分外热心。何燕凌第一次采访陈永贵后，就在人民日报通讯《在农村阵地上》中感慨：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之类的小天小地思想，从来没有占据过他的脑子。”
对赤贫阶层来说，“三十亩地一头牛”是想也不敢想的。如果没有共产党革命的成功，陈永贵很有可能还在为一家人的温饱而挣扎。解放后有了房有了地，更何况天降奇缘，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礼遇，更让陈永贵感激涕零。党的“十大”后，陈永贵进入中央政治局，昔阳老百姓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衣锦还乡的陈永贵，对毛泽东的感恩和崇拜之情溢于言表：
“古今中外还没有一个人把农民提到国家领导岗位上的。列宁没有解决，斯大林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的依靠和重用。”
从两千年前陈胜在田头发出“苟富贵，无相忘”的艳羡，盘亘在中国农民心头的一个情结，就是作鸿鹄凌云高飞，而对家门口燕雀的叽叽喳喳掉头不顾。陈永贵既然做了“古今中外”第一人，也就死心塌地跟定毛泽东，不惜用一代农民兄弟的血汗，浇灌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公社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的狂想。先是在大寨，接着在昔阳，后来在全国范围内，以对农民心理的熟知，想出各种办法来对付农民，限制农民的私有财产和发家致富欲望，打击“小生产习惯势力”。大寨成了毛泽东极左路线在农村的样板田乃至发源地。
在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大饥荒后，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等参与起草，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60条”)，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承认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这是中央政府在“大跃进”失败后对激进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必要退缩，有力地遏制了由公社或大队包揽盈亏的平均主义和以公共食堂为代表的供给制倾向。虽然毛泽东被迫接受这个退缩，但内心是不满足，甚至不满意的。陈永贵步入官场，很快瞅准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真实想法，不断寻找机会突破“农业60条”的政策框框。
1963年大寨一场大洪水，地刮了，房倒了，自留地、自留树连同农民家里的厕所、猪圈统统冲了个精光。陈永贵趁势以天灾为由，
宣布取消自留地、自留树，因为如果保有自留地，就是“给集体经济安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定时炸弹……为单干扫清道路”。
随后，大寨实现了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小队向生产大队的过渡。1968年，陈永贵决定昔阳全县向大队核算过渡。
大寨不仅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连男青年穿皮鞋、姑娘穿花衣裳都被斥责为贪图资产阶级享受，连老太太卖筐小枣也被打成资本主义倾向。在陈永贵的脑袋里：
“只要方向对头，不怕政策过头。”
陈永贵最别出心裁的发明，是在大寨推行“自报公议工分”。“文革”前夕的1966年3月22日，陈永贵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突出政治的生动一课》，介绍大寨劳动管理的这个创造：平时只记每个社员的工别和出勤天，分早上、上午、下午，谁做了啥活。到月底评比时，先评出上个月劳动态度最好、出勤最多、农活质量最高的“标兵”，定出标兵一天应得工分。其余的人按照自己的体力强弱、技术高低、劳动态度，自报一天应得的工分，交大家评议后给予认可或修正。
这就是轰动全国的“大寨式记工”。它取代了传统的按时计酬、按件计酬或定额包工，淡化了多劳多得的普世经济原则，希望凭借农民的政治觉悟学习先进多干活，分配报酬少索取。陈永贵解释说，这么做就是为了抵制“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确保不同劳力和不同技术之间差别不大，避免高工分的出现，“有利于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改变人们的自私心理，逐步树立共产主义思想”。
“大寨式记工”，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小说《镜花缘》中那个好让不争的“君子国”，作为小说家言不失为一种美好的道德憧憬，但作为国家的经济政策未免脱离实际，只会鼓励懒惰、大锅饭和扼杀民众的进取心。
陈永贵却似乎真的相信大寨人都已步入“大公无私”的道德境界。对此，连谨言慎行的周恩来都婉转地表示不能苟同。周总理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肯定了大寨人“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但在另一些场合把大寨精神谨慎地概括为“先公后私”。 1971年11月，周恩来在会见美国农业专家韩丁等人时，谈到大寨时坚持说：
“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没有个人利益，而只有公共利益。我们的原则是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一致起来。所以，像大寨这样，我们叫它先公后私。”
由于陈永贵的“政治觉悟”，也由于人民日报这样党的文宣工具大肆渲染，大寨成为到处乱挥的大棒，在几千年小农经济的土壤上，扼杀农民与生俱来的追求私有利益的冲动。从人民日报十几年的学大寨报道中可以看到，各地农村只要私有的想法一冒头，就被当做“阶级斗争”新动向，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帽子，给予严厉批判。大寨经验被高度政治化了。
正如人民日报1976年3月15日报道所言：
“学大寨运动，不是一个什么学技术、学高产的运动，而是一个学大寨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阶级斗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运动。”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中共大寨党支部在1974年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大批判文章《大寨之路就是斗争之路》，攻击周恩来纠正“文革”极左的努力是“一股复辟倒退歪风”。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1976年8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河北肥乡县委宣传部韩青春的文章《学大寨必须批邓》，点名批评邓小平讲学大寨的时候不讲阶级斗争——
硬把大寨说成是“老老实实地干”的典型。按照这种说法，学大寨运动不就成了单纯的生产运动了吗?
例如，河北涿鹿县城镇公社二队有人说：“本队人少地少，要想变得快，庄户加买卖。”党支部认定这是“地主分子”的“破坏活动”，立即发动群众开展了“革命大批判”，让老贫农宣誓：
“学大寨，创高产，就要像大寨那样，不给资本主义留一条缝，一个心眼干社会主义。”
对于“以粮为纲”还是重菜轻粮，队里产生了争议。有人主张：“每人碗大一块地，从粮食上打主意，不如从收入上挖潜力。”这本是正常的经营方针之争，但党组织不这么看：
“种什么作物不是一件小事情，它反映了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
公社党委在干部和群众中办起了学大寨的学习班，展开“为什么种田”的讨论，批判了重菜轻粮的“资本主义的苗头”。(1970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
山东菏泽县小留公社弃农经商、劳力外流多。公社党委发动群众“批判”了几次，但总是“按下葫芦瓢起来”，一直没有解决。原来是公社领导班子内部有人主张“只要每天向队里交两元钱，劳力可以随便外出”，为“资本主义”开了绿灯。于是，公社党委组织领导成员狠批修正主义，狠批资本主义，提高大家的认识。然后发动群众围绕劳力往哪里使、大车往哪里拉、农副关系怎样摆等问题，展开大辩论，很快煞住了资本主义歪风。(1975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
可悲的是，在那个学大寨的年代，连农村商业部门也要批判商业经营意识。湖南省汉寿县位于洞庭湖滨，平原丘陵各占一半，适合多种经营。有的说“种(棉)花不如种瓜”，有的把棉花地改种了药材;有的抽调劳力去烧砖瓦，搞运输，外出抓现金收入，影响农业生产。商业职工不是见猎心喜，却只能自断商机，协助大队党支部发动社员群众讨论：
发展多种经营，是以粮为纲，还是以“钱”为纲?是计划种植，还是“自由种植”?
结论自然农业压倒副业，以粮为纲。反正在那个年代，“流通决定生产”、“利润挂帅”统统被视为“修正主义货色”加以摒弃。(1976年2月17日人民日报)
今天的华西村、南街村，也像当年的大寨一样认定唯我革命、唯我社会主义，但已无力在政治上打压异己。而当年的大寨手持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尚方宝剑，可是威风八面，动辄祭起利剑，“谁不学大寨就是走资派”，“不学大寨就是反大寨”。
趁着“文革”狂热，陈永贵主持，从1967年冬季开始对昔阳县408个基层党支部开始了大清洗。三年内，全县共撤换“不想学大寨或不能学大寨”的党支部书记127人。人民日报1970年9月23日通讯夸耀了昔阳整肃农村基层干部几种人的经验：
有极少数社、队领导班子里混进了坏人，这些人让地、富、反、坏出来破坏，不搞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不搞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专政;
有的社、队，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中，有的中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较深，热衷于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那一套资本主义的东西;
有的社、队“老好人”当领导，好人好事不支持，坏人坏事不斗争，政治上右倾保守，不搞阶级斗争，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摇摆，使学大寨运动遇到阻力;
有的社、队的一些党员干部，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
这篇通讯根据陈永贵在昔阳召开的北方农业会议发言整理而成。看似最平和的农业生产运动，竟然也需要借助于政治倾轧。
“穷过渡”
1975年7月，陈永贵向毛泽东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向大队核算过渡。毛泽东大概对三年大饥荒期间的“公共食堂”心有余悸，对陈永贵的建议迟疑未决。
1977年是学大寨运动进入顶峰的一年。陈永贵向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重提全国农村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以农业专家自居的华国锋产生共鸣，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内，把全国1/3的县建成大寨县。什么是“大寨县”?华国锋在“全国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讲话中解释说：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要开始实现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是“普及大寨县的标准之一”。座谈会要求当年冬季和1978年春季选择10%左右的大队“先行过渡”。
此时陈永贵的头脑异常发热，在昔阳县委扩大会议上，他激情满怀地问家乡人：
“想不想看一看全国第一个全民所有制县呀?”
这年7月，大寨公社拿出一份《关于逐步实现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草案》，提出公社要办学校、合作医疗、幼儿院、托儿所、缝纫组、文化室、电影队、公共食堂，公社社员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工农商学兵的职工都是一样挣工分。实际上，陈永贵要在家乡做一个更激进的实验，把昔阳县从大队所有制提升到公社所有制，并把公社纳入国家的全民所有制。
而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形，据统计，“文革”结束时的1976年，全国有1/3的生产队人均分配收入不足40元，口粮不足150公斤，全国有2.5亿农民在饿肚子。而这个凄凉的现状，正是人民公社扼杀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恶果。在如此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下，如果进一步以大队甚至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哪里是走向共产主义，只会走向共同贫困、更加贫困，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农业社会主义狂想。用当时的说法，叫做“穷过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胡耀邦反对农村的“穷过渡”、“一平二调”，强调按劳分配，不能把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当资本主义来批判。陈永贵对此很不满意，多次骂道：
“胡耀邦，胡乱邦!”
“文革”结束后，人民日报受到安徽等地农村改革尝试的鼓舞，发表文章和报道谈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立即遭到陈永贵副总理的批评：
“这些年农民是拉着推着才走向社会主义的，叫他们自主，他们会自主到哪里?”
如果是别人不了解农村有多穷、农民有多苦，还可以原谅;陈永贵这位地道农民，为什么看不得农民过上“老婆娃娃热炕头”的小日子，好像存心跟农民过不去呢?
也许我们可以从毛泽东时代另一位农民名流身上找到答案。他就是“文革”中所谓“8个样板戏1个作家”中一枝独秀的作家——农民出身的浩然。晚年他在京郊接受人民日报记者卢新宁、胡锡进采访时坚持说，他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曾被认为——
“写出了五亿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豪情壮志”。我认为这个评价至今还是合情合理的。
浩然承认60年代初听说过有饿死人的现象，自己也曾亲眼看到人们吃不饱肚子，浮肿后不能下地干活，但他辩护说：
“很快就得到了纠正，党就承认了错误。我认为从整个农村合作化运动来说这是支流问题。”
“我觉得，农业合作化无论多少年后想起，都是中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大事件。历代农民运动从李自成、捻军到太平天国，都没有解决农民问题。唯有中国共产党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成功了：把农民真正调动起来了。从这点来讲，即使它最终失败了，也算一种胜利。那种情景至今想起，还让人兴奋。”
为什么把导致几千万农民死亡的合作化运动，轻描淡写地称为“支流问题”，失败了还让人兴奋?为什么没有一点痛定思痛的反省，反而以铁石心肠把农民“拉着推着走向社会主义”?从浩然到陈永贵，这样的心理实在难以捉摸。
晚年浩然住在京郊一片漂亮的独家小院中。邻居们都是三河的富裕农民，但浩然不喜欢他们，说住在那里感到很压抑。人民日报记者不解地问道：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几十年来，您不是一直盼着农民兄弟们过上好日子吗，如今他们终于富起来了，您怎么反而感到压抑呢?”
浩然说：
“他们都是靠倒卖建材先富起来的，更多的农民不这样。”
人民日报两记者又问：
“在您心里是否和那些粘着泥土味儿的农民更亲，跟他们更能认同呢?”
浩然沉默，然后微笑。想来陈永贵当年在钓鱼台的皇家林园里也是这般压抑和寂寞。就像浩然不认可经济上的“暴发户”，陈永贵也不能接纳政治上的暴发户如张春桥之流，而且最烦恼钓鱼台每天中午的功课——到王洪文居住的16号楼“学马列”。他内心还是和那些“沾着泥土味儿的农民更亲”，虽然他在道义良知上早已冷酷地抛弃了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