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作为1931年至1943年期间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与中共中央的关系是很特殊的，其地位和作用也是变化很大的。下面分段加以叙述和分析。
一、从宣传“左”倾到反“立三路线”
王明与中共中央的关系，是从反对中共中央开始的。
王明原来是武昌商科大学预科的一名青年学生，1925年11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他成了校长米夫的得意弟子，成了一个教条主义者，并带头或积极参加了学校里的派别斗争，形成了以他为首的一个小宗派。由于以瞿秋白、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不同意他们的做法，他于1928年带头开展了反对中共代表团的活动，“这就是后来延安整风时博古所说的王明宗派‘反对中国党的第一战’”[①]。
1929年3月，在莫斯科呆了五年多的王明回到上海。有的著作认为米夫安排王明回国，是“想让他在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中尽早占有重要地位”[②]。但据王明自己回忆，当时中共中央、联共中央都对如何对待富农的问题存在争论。一方面李立三与蔡和森争论，另一方面布哈林与米夫争论。布哈林要联合富农，米夫不同意。他这次回国，就是被派回来平息李立三、蔡和森关于富农问题的争论的。[③]
有的回忆说，当时中共中央提出让王明到革命根据地去工作，但他不愿意，也“不愿到基层工作，坚持要留在中央机关，一心一意想当领袖。他既害怕白色恐怖，又害怕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④]。但据王明自己回忆，开始时他的工作很不顺利。直到“五一”节前，他才和中央机关接上头。李立三对他说：“你虽然在莫斯科学习过，但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要到最下层、最艰苦、最困难的地方去。”于是派王明到中共沪西区委，做“红旗”报的通讯员。但当王明找到那里后，才知道那里已经有了通讯员，于是只能做候补通讯员，每天只是领来报纸，送发报纸。[⑤]直到7月27日，才被调到沪东区委宣传部。10月中旬，又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红旗》报编辑。1930年1月12日被捕后，他雇了一个印度巡捕到中央一个秘密机关送信，请求营救，致使党的许多机关不得不立即转移。所以2月18日他交保释放后，党中央批评了他，给了他党内警告处分，改派到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作《劳动》三日刊的编辑。6月初，又调任中宣部秘书。在这个期间，他写了几十篇文章，极力宣传共产国际的“左”倾错误主张，在很多问题上的观点比李立三更“左”。例如1930年5月15日他在《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4、5期合刊上发表的《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一文，就对形势作了夸张的估计，认为“从目前革命形势及军阀战争的形势看来，在武汉及附近各省(湘赣)开始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行动，并非什么很远的前途”，这“毫无疑义地是建立全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开始”，要“力争革命首先在武汉及其邻近各省胜利的前途加速实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要“加紧进行反对各种右倾倾向及对右倾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并认为这“是目前党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与李立三的“左”倾主张是完全一样的。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王明这篇文章，是一篇追随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作。”[⑥]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代表“立三路线”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当王明听说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罗伯特反对这个决议，共产国际也一直未批准这个决议时，便揣摩其意图，在7月9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与博古对这个决议提出不同意见。当时，李立三、向忠发等很恼火，立即给他们扣上“右派”、“小组织者”等帽子，给了他留党察看的处分。第二天即7月10日，王明又给中央写信，重申他在会上讲的意见。8月，中央又给他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并调出中共中央宣传部，下放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王明提出的一些意见虽然是对的，但更多的是站在更“左”的立场上反对李立三的。
二、从拥护三中全会到反对三中全会，从一般干部到控制中央大权
为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7月23日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精神，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于9月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虽然没有指出李立三犯的是“路线错误”，但实际上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对于六届三中全会，王明也曾表示拥护，并表示服从党的分配，到农村革命根据地去工作。
但共产国际看到中共中央报去的材料以后，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认为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并于1930年10月发出《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即“十月来信”，实际上否定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王明在离开上海以前，从苏联回国的学生那里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于是立即改变态度，从拥护三中全会变为反对三中全会，并以未撤销对他的处分为借口，赖在上海不走。11月13日，他和博古联名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用激烈、尖锐的词句反对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后的中央。4天之后他们又向中央写了第二封信，提出撤销对他们的处分等三条要求。
中共中央于11月16日接到共产国际来信后，中央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认为不宜扩大讨论，以免妨碍正在实行的工作转变并造成党的分裂，指出王明等人的活动是为了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但王明根本不听劝告，进一步展开宗派活动。他一方面加紧撰写、修改他的《两条路线》，即后来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一方面进行串连，与罗章龙等人联名写信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解决党内的政治、组织问题。于是，中共中央不得不于12月9日作出《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
但正在这时，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到了上海。他认为召开紧急会议并没有把握把瞿秋白赶下台，把王明扶上台，提议召开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的一手把持下，中共中央撤销了对王明等人的处分，并任命他为江南省委(习惯上称江苏省委)书记。在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王明作为一个刚回国不久的不到27周岁的青年学生，一个原来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一般党员干部，在米夫的一手扶植下，一跃登上了中央的领导岗位。从2月开始，他又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⑦]
有一个问题有的人一直有疑问，即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只是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也只排名第四，前面还有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张国焘于这年4月到了鄂豫皖根据地以后，他也只排名第三。那么，为什么从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叫做“王明路线”呢? 我想这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王明虽不是中央主要领导人，但操有实权，并且最受共产国际的信任。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回忆录就说：“四中全会后，由向忠发、周恩来和陈绍禹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向忠发在被捕叛变前，也只是挂名的总书记，因为他政治文化程度都很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是绍禹。”[⑧]毛泽东在批判王明的时候也说：王明在四中全会上实际上是“夺了权”，他“实际上做了总书记”[⑨]。这就像李立三犯错误时不叫“向忠发路线”，而叫“李立三路线”一样；二是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的工作实际上是以王明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为纲领的，当时的各项方针政策不过是这本小册子的内容的体现和具体化。以后王明虽然到了国外，但新成立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贯彻执行的还是王明走前制定的那条路线，即“国际路线”。在延安整风时，中央曾把博古和王明并称，将这条路线称为“王明、博古的机会主义路线”。后来博古不幸牺牲，同时认错态度又较好，所以以后就只称王明的“左”倾路线了。当然，王明的这本小册子也是贯彻共产国际的决议的，不过从中国共产党内来说，把四中全会后的错误称为“王明路线”或“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还是符合实际的。
三、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931年10月18日，王明秘密乘船离开上海，11月7日到达莫斯科，开始就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负责处理中国党的事务。后来，他担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书记处候补书记，是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职务最高的人。
很多著作都说，王明之所以到莫斯科去，是由于被白色恐怖吓破了胆，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例如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说：“七月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机关及一个秘密印刷所被破获，包括罗绮园、杨匏安在内的二十三名宣传部重要人员被捕。陈害怕再留在上海，在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辞去了中央总书记。他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回到了莫斯科”[⑩]。
但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回忆录，说王明这次到莫斯科，主要是因为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后敌人加紧了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搜捕，使中共中央领导人无法开展工作。书中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是1931年4月被捕叛变的，他不仅把被捕关在南京监狱里的恽代英同志出卖给敌人，还向陈立夫保证，他能设法逮捕向忠发、周恩来和陈绍禹。同时蒋介石也悬赏通缉向、周、陈三人，每人赏格为10万元。所有交通要道，都设有暗探守着。党、团、工会等的秘密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问题，首先是党中央机关的安全问题，受到空前未有的严重威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于这年6月被捕叛变后，通缉周恩来、陈绍禹的赏格升为每人15万元，形势更为紧张，他们根本不能公开活动。虽然时常搬家，但仍是随时可以发生危险。于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报告国际，国际决定调周、陈去莫斯科，半年后再回上海。周、陈因工作无人负责，不愿离开。但国际不同意，屡电催他们早日离开，同时派人布置到莫斯科去的交通。临行前，恩来改变了计划，说他不愿去莫斯科，因为他不久前（1930年秋）才从莫斯科回来，他愿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资格去中央苏区视察军事。于是，王明就于1931年10月18日启程赴莫。[11]
很多论著都认为王明离开中国前，提议组成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并提议由博古担任总书记。但据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回忆录说，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担任总书记，都不是他提议的。书中说：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决定，请国际领导批准的。当时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共有5人，即平时已参加处理日常工作的4人：博古、陈云、洛甫（张闻天）、康生，加上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卢复坦[12]。在恩来和绍禹离开上海前，开了一次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解决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时谁当主席的问题。因为卢复坦坚持要由他一人当主席，而他的工作能力不够（他基本上是个文盲）。当时周、陈说明：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应轮流当主席。绍禹还说明：临时中央政治局是由远东局建议，国际批准成立的。等将来正式中央政治局回上海，或迁到有相当人数正式政治局委员的地方，临时中央政治局应当结束，交出工作任务。后来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开始一个时期是按照恩来和绍禹临行前的决定，五人轮流当主席。以后逐渐地就博古自己一人做起主席来，不再轮流了。因为卢复坦自知不行，不再闹了。洛甫没有参加反立三路线的斗争，陈云、康生自觉政治上不强，而博古在反立三路线斗争中站在第二位，所以谁也不和他争。[13]
王明的上述回忆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例如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成员，王明说是5人，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却说是9人，由秦邦宪 (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刘少奇、卢福坦、黄平、陈云、李竹声、王藎仁（王云程）9人组成，博古负总的责任。[14]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年谱》和《周恩来传》，都说临时中央政治局由“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15]。其他不准确的地方，就不一一细说了。
四、从坚持“左”倾到较早地提出一些正确的主张
过去很多著作都认为，王明到共产国际以后，仍然在遥控中共中央，贯彻他的“左”倾主张。我认为，这只讲了一个方面。王明确实通过共产国际，贯彻了他的一些“左”倾主张。但说他遥控中共中央，似乎有些夸大，因为莫斯科和上海及中央苏区相隔万里，电讯、交通都十分不便，王明即使要遥控，也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况且，王明和博古后来也发生了分歧。
由于王明在共产国际工作，能够比较早地了解共产国际及苏联政策的变化。因此，随着苏联对外政策及共产国际主张的转变，他的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与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发生了分歧，
并多次对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提出批评。在我和周国全合著的《王明传》[16]中，就谈到了这些分歧和批评。
例如1933年11月30日，王明在《中国苏维埃区域底经济政策》一文中，提出了一些修改对富农、土地、工商业、劳动政策等方面的“左”倾错误的意见，指出当时不能从苏区经济中铲除资本主义，而应利用它振兴苏区的经济；不能消灭富农和频繁地重新分配土地，应当保护、发展工商业和允许自由贸易等，与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认识是不一致的。
又如1934年4月20日，王明、康生在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指出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问题上有“不可忽视的严重的弱点”，批评了党内路线斗争的扩大化和斗争方法的不策略，例如时常将个别的错误和弱点都解释成为路线的错误；在中央苏区反对罗明路线时，甚至于把那种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上与罗明路线都不必要联在一起的错误，都解释成罗明路线者。这样在客观上不是使罗明孤立，而恰恰增加了斗争中可以避免的纠纷和困难。
再如1934年8月3日，王明和康生在给中共中央写的一封长信中，对博古主持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关于粉碎六次围剿[17]的斗争“是阻止中国走殖民地道路的斗争”，“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要扩大百万红军，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等提法提出了批评，认为中国革命是一种长期性的坚(艰)苦斗争，六次“围剿”不仅不是最后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并且也不是决定胜负的斗争；把扩大百万红军的口号作为目前实际行动的口号，会不可避免的发生许多难于解决的困难(像武装、干部、供给等)，同时还可以发生把地方武装都集中到红军来的现象，因之不能不减弱在敌人后方两翼的广大的游击战争。目前必须首先提出反日反蒋的口号。在这口号之下，团结一切有可能参加这个运动的力量，来反对目前革命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
尽管王明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自己所犯的“左”倾错误，他的思想转变并不彻底，但对于他的思想转变和他对博古等人的批评，是应该肯定的。因此，不能把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所犯的错误都算到王明的头上。在这方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就处理得比较好。该书没有再提王明遥控的问题，而是如实地指出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的责任。谁的责任就由谁负，这才是实事求是。有的学者还认为博古不仅完全继承了王明的衣钵，深入地贯彻了“王明路线”，而且在统一战线、苏区军事领导和军事路线、宗派主义、对革命形势的估量及苏区各项具体政策上，“发展”了“王明路线”，因而在博古主持工作期间，“博古应负责任比王明要稍大一些”[18]。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五、从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到推行右倾错误
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王明除了强调建立统一战线的意义，提出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以及“联蒋抗日”的口号外，还曾强调统一战线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例如他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中曾说，“革命运动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具有极重大的政治意义”[19]，共产党员应进行有系统的实际斗争，去夺取这种领导权。他在1936年7月撰写的《新中国论――为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和中共新政策实行一周年而作》中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地应当表现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及其他组织在共同的抗日斗争纲领的基础上订立政治的协定，同时，保存各党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因此，“在为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或者已经建立了这种统一战线的条件之下，我们不仅一分钟也不应当允许减弱我们自己的共产党及其组织，而且特别应当用尽一切力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党，更加保障党的纯洁和统一”；“必须坚决反对那些可以在实际上使共产党与某种反日斗争的政治同盟相混合的一切倾向，必须反对那些以为可以不加选择地允许一切宣布赞成或实际参加反日的人入党的提议。同时必须反对那些实际上可以造成重复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等机会主义错误的倾向，这种错误的实质，就是……使共产党丧失独立性和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变成民族资产阶级的尾巴”[20]。关于军队的独立性问题，文章也明确提出：“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应当是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及其它军队根据共同反日武装斗争的政治协定而组成的联合军队……所有参加的武装力量，均完全保存其原有政治制度，均保存其原有的军官成分和政治工作人员成份”,“没有得到同盟军方面自愿的同意，任何一个参加联军的部队，没有权利去干涉另一参加部队的内部事情”，“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所谓用‘国民党改组红军’的方法”来改组红军。[21]
1937年11月，王明与康生等启程回国，11月29日回到延安。在12月9日至1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他被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决定由他与周恩来等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12月18日，他与周恩来、博古等到了武汉。在12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上，他被确定为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在长江局工作期间，王明在一些大的问题上与中央是一致的。第一，他也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第二，他也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分裂的；第三，他也是主张保持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反对取消中国共产党的。因此，他在长江局期间也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长江局的成绩是主要的，也有王明的一份工作在内。
但是，王明在长江局工作期间也宣传和贯彻了他的右倾主张，在不少工作上犯了严重错误。1941年10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对王明这个时期的错误作了以下概括：“(一)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二)国共关系问题——忽视在统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军事策略问题——王明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组织问题——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通电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结论中，肯定了刘少奇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口号的批评，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并因武汉失守撤销长江中央局，便结束了王明对南部中国党的领导，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
长期以来，一直把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就被称为“右倾投降主义”。直到2002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才改变了这种提法，只说王明在抗战初期犯了“右倾错误”，没有再提“右倾投降主义”[22]。
近年来，不少学者又提出了新的看法。郭国祥、丁俊萍在2008年发表的《论抗战初期毛泽东与王明的合作与分歧》一文中说：抗战初期，王明与毛泽东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方面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相反两者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并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发展和抗战事业的胜利。即使是分歧，也要具体分析。抗战初期，战局瞬息万变，情况错综复杂，每个人对事情的分析不可能一致，有分歧、判断失误也是很正常的。[23]言下之意，就是不能再把王明在开展初期的错误看做右倾错误。
李东朗于2009年发表的《关于王明右倾错误的几点思考》，提出了三个新的看法:第一个看法是不能以王明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和七个“统一”说明王明坚持右倾主张。以运动战为主(包括阵地战),以游击战为辅的战略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对全国抗战的主张。而且这个战略方针是就全国战局而言的,是正确的。至于七个“统一”，即“统一指挥、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武装、统一编制”，主要是针对国民党的,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为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武装争取待遇的,应该说出发点没有错误。第二个看法是王明右倾错误,主要不是在理论、认识方面的问题(虽然也存在认识方面的错误)。他在提出“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口号的同时，又强调了维护中国共产党根本利益的内容,似乎认识是全面的,谈不上右倾错误的问题。他的问题是在处理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具体问题上,不能坚持原则，应对乏力，表现右倾。第三个看法是王明在抗战初期的最大错误是把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在组织上闹独立性。这是王明抗战初期错误的主要问题，也是其犯错误的根源。[24]
我认为，他们讲得都是有道理的。看清这个问题的关键，我认为是站在什么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如果站在中共党史的角度，王明的一些做法当然可以认为是右的；但如果站在中国现代史的角度，就不能认为王明在抗战初期是右倾的。王明回国的时候，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建立。既然是合作，就应该互谅互让，不能一味地强调斗争。特别是他回国不久，就到武汉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并主持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工作，直接在那里同国民党打交道。在这种情况下，他更多地强调联合、团结与合作，强调有些事情要经过国民党同意，并没有什么错误。例如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中，强调不能“一切经过”国民党，应分别情况，或先斩后奏，或先奏后斩，或斩而不奏，总之是不能束缚自己的手脚。[25]从中共党史的角度，这完全是正确的，因为国民党确实想限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不这样做就不能放手地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但从中国现代史的角度，从全国的角度来看，似乎应该多“先奏后斩”，即先征得国民党的同意。例如对于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王明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此事应首先设法取得阎百川[26]之谅解。然后由阎批准，再经过阎呈报中央”[27]，不能说这样做就有什么错误。
即使从中共党史的角度，很难说原来批判王明的那些问题都是右倾错误。例如毛泽东批判的那几条：第一条是“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以及“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这只能说是认识问题，如果一定要说倾向的话，那不仅不是“右”，而且是“左”；第三条“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第四条组织上闹独立性，“常用个人名义打通电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到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了许多文件”，这都是战略方针和工作上的分歧，即使有错误，也不能说是“右”。能够说“右”的问题只有第三条，即“国共关系问题——忽视在统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王明也不是一概错误，要作具体分析。第一，王明并不是不要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独立性。他在提出“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口号的同时，对这个问题一致是强调的。第二，王明并不是没有开展对国民党错误思想及行动的斗争。第三，王明讲的很多话，毛泽东也讲过。当然，王明在很多问题上与毛泽东的看法还是不同的。其中最大的不同，是毛泽东与国民党殊死斗争了十年，对于如何反对国民党的限制和打击，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考虑得更多一些。而王明是带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关于加强国共合作的使命回国的，因而对于怎么和国民党合作抗日考虑得更多一些。所以后来毛泽东批评王明是“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28]
很多著作认为王明这次回国是来夺毛泽东的权的。但从现在的材料看，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说明斯大林曾想过以王明取代毛泽东。相反，王明回国前，季米特洛夫曾一再告诫他回国后不要争权。他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29]
陈松友在《王明回国是向毛泽东夺权吗?――抗战初期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原因之我见》中，曾对这个问题作了分析，认为“王明回国向毛泽东夺权”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党中央不居领袖地位，而且在共产国际的认识当中，也并不存在一个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向毛泽东夺权”在逻辑上说不通。其次，王明回国前，共产国际认为王明不适合作中共领袖。最后，如果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向毛泽东夺权，那么，在王明回国前后也不会极力宣传毛泽东，并公开支持毛泽东做中共领袖。[30]我认为他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六、从讨好毛泽东到对抗整风运动
自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受到批评以后，王明为了扭转被动局面，极力地吹捧毛泽东。1940年5月3日，他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上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说什么要学习毛泽东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勤于学习的精神”，“勇于创造的精神”，“长于工作的精神”，“善于团结的精神”，说党的一大以后毛泽东“便是我们党的主要的领导人，便是中国革命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大革命失败后他“如鹤立鸡群一样英勇坚决地继续革命工作”；他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而且是伟大的理论家”；“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民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不管什么工作，只要放在他手里，他都能做好，只要你向他请教，他都能告诉你经验和方法”；所以，“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生以及全国的优秀青年，应该以毛泽东为模范，应该学习毛泽东”。对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他也说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在这篇讲演中，一切好听的名词几乎都用上了，和林彪、康生之流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吹捧相比，毫不逊色。对毛泽东做出这么高的评价，王明是第一个。
可是在王明的心里，在另外的场合，王明对毛泽东就不那么“尊重”和“赞成”了。例如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后，他在女大传达报告时便说，理论联系实际要反对这也联系那也联系，变成“乱联系”，并说“不要怕说教条，教条就教条”，学它几百条，学会了，记住了，碰见实际自然会运用。
在整风运动中，他更是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利用一切机会对毛泽东等人的批评进行反扑。他不但拒不接受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批评，坚持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而且抓住1941年10月4日季米特洛夫的一份电报，说应与大资产阶级蒋介石关系弄好，中央的方针太“左”了。在10月8日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他说“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弄得更好些是有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未说要联合大资产阶级，“这是缺点”，今天的政府要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中斗争尖锐了，是因为我们“有些地方执行政策是左了，有些斗争是可以避免的”；在统一战线时期国共双方都要避免两面战争，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含混并举是不妥的”。他发言后与会同志对他进行了批评，他几乎逐条进行了反驳和解释。可是当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提出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王明提出的这些政治问题，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时，王明便突然于10月12日宣布有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并说他同意毛泽东10月8日关于他在武汉时期所犯错误的结论。从此，他就以生病作为拒不检查错误的挡箭牌。
从1941年10月12日至1945年，王明就一直在医院或家里养病、治病。在治病过程中，他又抓住对他用药不当的“技术事故”大作文章，说是毛泽东通过李富春指使医生去“谋害”他，并说给他治病的金茂岳医生有政治问题甚至特务嫌疑。
从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以后，王明不再是中央书记处成员。从此，他退出了中共中央的权力核心。
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以后，为进一步清算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11月29日，李富春与王明谈话，说很快就要召开七大，希望他认真作出检讨。在这种情况下，王明感到靠山已去，不得不于12月1日让妻子孟庆树代笔，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再一次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对于1941年10月间毛泽东等同志的批评，他“很感谢”，说这些批评“使我有可能和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作斗争”。在这封信的最后，他说希望对他给以指导和教育，“我愿意尽我力之所能，对自己过去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检讨，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与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表示”而已，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并没有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检查。
七、从初步承认错误到拒绝继续检查
在1945年党的七大前夕，毛泽东把六届七中全会准备讨论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送给王明看，并派人同他谈话，建议他写一个承认错误的声明书。王明迫不得已，于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同一天，给六届七中全会写了一封长信，表示赞同这一决议，并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功绩，检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在此信的最后王明声明说，中央对他作出任何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我都服从接受”，并认为应撤销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让他作最接近广大群众的下层群众工作，他“决心在党所指定的任何下层工作岗位上”，“一切从头学起，一切从新做起”，“尽一个小勤务员的能力和责任，以多少补偿由于自己错误缺点而造成的党的工作底重大损失于万一”。
在这封长信中，虽然有些问题检查得还不够全面、不够深刻，但这是王明一生中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一次最全面、系统的检查。在一些问题上，检查得还是比较深刻的，态度似乎也是沉痛的、诚恳的。但是，在后来的《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一书中，王明却说这次检查是被迫的，并不是真心真意的，并攻击说什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毛泽东伪造中共党史的第一个文件”[31]。
因为王明检查了自己的一些错误，毛泽东在七大上做了工作，七大仍然选举王明为中央委员。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在发言中从各个方面吹捧毛泽东和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但毫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对于他的发言大家提出了批评，他不得已在3月10日的第二次发言中作了一些检查，承认“过去有严重的无组织、无政府主义的现象，特别是在武汉时期，发表文章、声明等，那是严重的闹独立性”。在他检查的过程中，与会同志插了很多话，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对他进行了批评，他对有的问题进行了检讨，对有的问题进行了反驳或解释，说他从未反对过新民主主义，从未反过毛，只是“不知道他如此伟大”，“心里也没有想过当总书记”，等等。在大家的批评帮助下，他表示愿意“好好想自己的缺点”，“好好改正"，“从新学习，从新工作”，并说“愿意做个驴子，慢慢走，跟毛走”。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指出要帮助王明改正错误，并要求王明写一份检查错误的声明书。但是，王明一直没有写这个声明书。
1949年10月23日，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同他谈话，指出他不尊重二中全会决议，拖延不写声明书是不对的，并催他从速写好声明书。10月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刘少奇对王明谈话时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王明必须遵守二中全会决定，“从速写好声明书，交政治局审阅”，可是他迟迟不作检查。
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王明因病请假。由于他迟迟不写检查错误的声明书，会议作出了一个《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认为王明“到此为止，对于他过去他所犯的错误是拒绝反省的，对党中央所采取的态度是不诚恳的，对不遵守二中全会决定向政治局写声明书的行为是无纪律的行为”。因此全会决定：“王明同志仍应执行二中全会的决定，对于他在内战时期及抗日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和其他文件中所犯的原则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借以证明他自己是深刻地认识了并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而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此次声明书写好后，应即提交中央政治局审阅，并在必要时，由政治局提交以后的中央全会讨论。”可是到9月上旬，王明便提出“请求到苏联医治”，10月25日动身到苏联去了。他虽于1953年12月回国，但到1956年1月30日，又再次到苏联去了。
八、从躲避检查到谩骂攻击、越走越远
从1956年1月王明去苏联，就再也没有回国。他去苏联固然是为了治病，但毫无疑问也是为了躲避检查。在1960年以前，他一方面养病，一方面写了很多诗歌，其中有些诗歌是赞扬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人民的胜利的，有些是怀念家乡、亲人及战友的。在抒发个人情感的另外一些诗歌里，则明显地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不满与怀恨，表示了他坚持错误到底的决心。对于国内的政治运动，他作了很多指责。其中一些指责，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这些运动确实搞错了，如他批评的“反右运动”和“三面红旗”等。但他在这些诗中竭尽嘲讽和挖苦之能事，而且把责任归咎于毛泽东一人，其态度显然是错误的。从1960年以后，他写的一些诗则明显地是对毛泽东的污蔑和攻击了。这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说明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他已明显地站到苏联当时的领导人的一边，适应苏联当时的领导人的需要，在反对毛泽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王明写了一系列诗歌和文章，从各个方面反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错误的运动，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王明加以反对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他反对“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因为他认识正确，只不过他是以此为借口，继续反对毛泽东，以泄胸中之恨罢了。
这个时期王明的“代表作”共三部。一部题为《论中国事件》，1969年3月19日首先刊登在加拿大共产党党报《加拿大论坛报》上，随后由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印成小册子。第二部“代表作”是他于1970年4月借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写的《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一书，继续攻击毛泽东。第三部“代表作”是他1974年将自1971年以来所写的一些文章拼凑成的《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32]即所谓《中共五十年》一书，这可以说是他反对毛泽东的一本集大成及登峰造极之作。这本书刚编完，他就于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结束了他的一生。
还在1968年12月8日，王明便在一首题为《生死斗争》的七律中写道：“吃喝全难排泄难，应停烟火作神仙。坐行都苦睡眠苦，何不飞升到太玄?争取生存为党业，力求述作反毛篇。”[33]1972年8月前后，王明“心脏病不时发作，肝胆肠胃亦常发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于8月24日写的《生活与生存》一诗写道：“浑身全被病纠缠，饮食起居样样难。为什么生存要续延?好多事儿未干完；尤其还要参加斗倒毛集团。”[34]由此可见，王明晚年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反对毛泽东身上，好像他活着就是为了反对毛泽东。
王明的一生大起大落。他不到27周岁，就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在中共中央掌握实际大权，但不到一年就离开斗争第一线。33岁时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回国风光一时，也是不到一年就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失去实权，并在37岁时受到批判，实际上离开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很快成为“左”右倾错误的代表人物受到全党的批判。
但是，王明的一生也贯穿一条线，那就是教条主义。他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著作，但由于坚持教条主义，接连犯了“左”的和右的两次错误，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实际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他的悲剧，也是他的深刻的教训。
2010年8月2日
--------------------------------------------------------------------------------
[①]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②]孙耀文《风雨五载――莫斯科中山大学始末》，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9页。
[③] 《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未刊稿）。
[④]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116页。
[⑤] 《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未刊稿）。1929年7月，王明被调到中共沪东区委宣传部，但没有材料证明王明担任了宣传部长，更不可能代理区委书记等职，此处回忆有误。
[⑥] 黄允升《毛泽东与王明》，《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91页。
[⑦]杨奎松《王明上台记》，载杨奎松个人网站“我写我心”（http://www.yangkuisong.net/ztlw/rwyj/000103_7.htm）。
[⑧] 《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未刊稿）。
[⑨] 转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49页。
[⑩]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页。王明当时并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此处说法有误。
[11] 《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未刊稿），《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同志当总书记问题》（未刊稿）。
[12] 即卢福坦，下同。
[13] 《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未刊稿）。
[14]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15]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2页；《周恩来传1898－10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页。
[16] 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7]这里说的第六次“围剿”，即通常说的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18]周玉文、张学进、佘湘《秦邦宪与王明路线》，《娄底师专学报》2004年第4期。
[19] 《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6页。
[20]此文又名《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南华出版社1938年版，第28－30页。
[21] 《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南华出版社1938年版，第39－40页。
[22]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51－655页。
[23]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24]《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5期。
[2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7－540页。
[26] 即阎锡山。
[27]王明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转朱德等电，1938年1月28日。
[28] 1945年6月毛泽东同师哲的谈话，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264页。
[29]徐则浩《王稼祥对六届六中全会的贡献》，载《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4期；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页。
[30]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31] 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9年版，第130页。现代史料编刊社和东方出版社在国内出版时，名字改为《中共五十年》。
[32] 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9年中文版。
[3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9年中文版，第417页
[3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9年中文版，第4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