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坚持并不断深化改革，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建政之后由军事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以来，社会主义国家迄今已经历多次改革浪潮。从历史的维度纵向梳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进程，我们便不难发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际上是一个递次深化的过程，而且每一次改革浪潮都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认真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历次改革的特点，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史的认识，而且也会给当前的社会主义改革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
一、20世纪20年代苏俄/联新经济政策的短暂实践与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酝酿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探索从列宁时期的苏俄就开始了。在经济层面上，1921年苏俄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是对前一时期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否定，它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案。但是，有关新经济政策，列宁还没来得及形成系统的理论就去世了，但列宁晚年有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改革的思考却是相当深邃的。历史表明，斯大林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与列宁晚年的思路并不一致。也正因为如此，列宁晚年的探索本身就蕴涵着对斯大林体制弊病的否定因素，即改革的因素。新经济政策的短暂实践以及列宁晚年的理论思考，也因此便成了后来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史的理论滥觞与实践源头。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苏俄／联从军事共产主义转向经济政策这一最初的改革探索呢？
1.这次改革发生在社会主义制度尚处于草创阶段，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刚刚开始探索，还远未定型。在这一背景下，所在国的国情，所在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制度奠基者们的认识水平，都直接影响着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形态的塑造。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新生事物，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这就为制度设计者们的大胆创造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另一方面，像任何先行者一样，没有足够的经验积累也使得制度初创者们的实践探索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就一般情况而言，在这一时期，建设与改革是二位一体的，因为建设什么、如何建设都处于试错阶段，从上到下脑子里的框框还比较少，一旦发现“此路不通”便可以随时随地选择另一条路子而不必有太多的顾忌。
2.这次改革发生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联，而苏俄/联的前身沙俄帝国虽然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它却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极端不平衡的落后的农业大国。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时，俄国的农村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到革命后的1920年代初，俄国的文盲率仍在70％以上。正如列宁谈到俄国时所说，“在一个农民人数相当可观的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必然要采取特殊的形式。”[1]有着长期专制传统的落后的农业大国这一基本国情，是影响苏俄/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诸多战略举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苏俄/联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3.就制度设计者群体即俄共（布）中央领导集体而言，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19世纪确立的一些观念还占据着人们的头脑，这直接影响着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例如，人们在确定某种东西是否具备社会主义属性之前，首先看它是否具备资本主义的属性，如果是资本主义的，当然就不可能属于社会主义了：资本主义是无政府的，社会主义便是有计划的；资本主义的基础是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基础便是公有制；资本主义是三权分立，社会主义就是议行合一，如此等等。社会主义似乎不是为其自身而存在，而只是为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而存在的。苏俄初期的建设与改革都摆脱不了这种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
4.这次改革是在军事共产主义遇到重挫，国内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实行的，对于改革的目标指向、改革路径选择、改革的性质判定从一开始就存在着重大分歧，这种分歧又与复杂的党内斗争相纠结，直接影响了改革的进程和结果。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在建设方案的设计上，先有军事共产主义，后来又改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对军事共产主义的一种战略性校正，可以视为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滥觞。但这一战略性转变并未完成，随着列宁的去世，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俄共（布）党内出现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理论争论。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争论中，出现了诸如托洛茨基方案、布哈林方案和斯大林方案等战略设计。在党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在各种思想、设计的斗争中，斯大林成了胜利者，斯大林的建设方案也随之成了苏联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伴随着斯大林的胜出，新经济政策随之中止，列宁晚年设想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或中途夭折，或在实施中被扭曲。
5.这次改革发生时，社会主义政权处于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其国际环境极其恶劣，从而在相当大程度上束缚着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探索。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曾受到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后来虽然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站稳了脚跟，但总体国际环境险恶，战争与革命是当时的时代特征，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都为备战的浓云所笼罩。苏俄在从军事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改革方案的设计、比较、选择与实施都不能脱离这个大环境。“孤岛”困境是任何可行性方案都必须予以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压制了党内外出现的改革倾向。一批积极倡导或支持改革的领导人先后受到整肃，各领域相继掀起了大批判运动。苏联错过了战后第一次也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改革开放的时机。东欧地区出现的人民民主国家从一开始就具有不同于苏联的新特点。东欧各国领导人也大都有建立不同于苏联的新模式的愿望。但随着苏联发起声势浩大的批判南斯拉夫运动，东欧国家试图探索适合本国模式建设道路的尝试也被遏止。这次暗潮涌动的改革的主要特点是：
1.与列宁时期不同，这时的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已经定型，这一模式的制度优势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得到了充分发挥。但随着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建设时期的到来，过去被备战和战争所掩盖着的制度弊病开始暴露出来，传统模式已明显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继续维护传统模式的合理性并进一步强化这一模式，还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传统模式进行彻底改革，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苏联的历史发展又处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2.就国际环境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间是苏联建国之后所遇到的难得的改革和发展良机。首先，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范围，苏联不再是资本主义包围之下的社会主义孤岛。同时，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同英美等国的合作也为战争后的进一步合作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其次，苏联经过30年的发展，综合国力有明显提高，加上打败德国法西斯之威，其国际地位大幅攀升，也非昔日所能比。最后，大战之后，各国都面临经济恢复与国家重建，这同时也为各国祛除积弊，厉行革新，重塑国家发展模式提供了契机。事实上欧美各国都利用战后重建之机兴利除弊，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3.就国内环境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也为苏联迎来了建国之后难得的改革与发展良机。首先，苏联的经济文化水平较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有相当大的发展和提高，社会主义建设也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其次，战后苏联已经具备在正常的和平环境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最后，全国上下，党内党外都有强烈的改革呼声，在党的领导层中也出现了以沃兹涅辛斯基、安德烈也夫、库兹涅夫等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
4.战后斯大林的地位更加坚固，威望如日中天，对他的个人崇拜被进一步强化并被国际化，他不仅是苏联的“圣人”，也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世界的“圣人”。同时，经过几十年政坛风雨的洗练，其政治经验丰富，政治驾驭能力极强。客观地看，就政治威望、政治地位与政治经验而论，苏联此后的领导人，无论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还是戈尔巴乔夫都难望其项背。在极端集权的苏联体制之下，斯大林的这一个人因素既可以成为苏联改革的强力推手，也可以成为阻遏苏联改革的杀手锏。
5.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具备了改革和发展的良机，但苏联国内萌动的改革大潮由于没有得到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支持而迅速夭折。倘若斯大林能够抓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难得的改革和发展机遇，利用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政治威望，推动苏联的改革和发展，不仅苏联会得到彻底改革传统模式的机会，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也极有可能因此走上另一种发展模式，同样道理，中国也完全有可能继续沿着建国之初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道路前进而不会去搬用在苏联国内病态已显的建设模式了。这样，不仅苏联历史，也许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都会重写。可惜的是，斯大林不仅全面肯定了苏联战前实行的发展战略，而且把战前的建设经验上升为基本原则，使之理想化、固定化，不愿意动摇、改变自己的理论和思想，也不允许别人怀疑、触动既定的建设模式。于是，一大批积极倡导和支持改革的领导人先后受到整肃，各领域的改革举措相继夭折。由于没能得到斯大林的支持，苏联失去了一次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不仅如此，其他国家探索具有本国特色发展模式的尝试也受到打压和遏制。
20世纪50年代初，在苏南冲突的背景下，南斯拉夫开风气之先，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率先冲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自1950年起开始自治社会主义探索。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也踏上了改革之路。东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等相继跟进。中国也在“以苏为鉴”的口号下尝试走自己的路。这次改革波及众多国家，前后绵延近二十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进展并不顺利：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被视为异端，中国的探索在接踵而至的大跃进、反右、中苏论战、“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逐步走向反面，走上了一条比斯大林模式更“左”的发展道路。苏联东欧阵营的改革则以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为标志也发生了整体逆转，各国相继放慢甚至停止了改革的步伐。整体上看，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的这次改革浪潮表现出如下一些特点：
1.与40年代末苏联酝酿的那次改革不同，这次改革在各国几乎都是由最高领导层或最高领袖推动的。在南斯拉夫，铁托、卡德尔等人直接领导和推动了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在苏联，无论是斯大林去世后最先触动改革机关的贝利亚，首先打开改革闸门的马林科夫，还是全面启动改革之轮的赫鲁晓夫，都是当时苏联最高领导层的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或最高决策者之一。虽然在苏共领导层中对改革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明确反对的意见，但到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改革已成为苏共高层的主导潮流。东欧波兰、匈牙利等国的改革也都是在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当时酝酿和启动的改革虽然不过是昙花一现，但同样属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集体的共识，并为此进行过一些有益的理论探索。
2.在绝大多数国家，这次改革都是在没有充分的理论论证与实践试点的情况下突然在全国展开的，改革的经验与理论准备不足，社会心理准备不足。以苏联赫鲁晓夫的改革为例，首先，改革之前没有任何经验积累，对苏联国情认识不深刻，改革措施的出台没有经过严密的科学论证和事先的试点，一旦措施失当，难免进退失据。赫鲁晓夫既是斯大林体制的产儿，又是斯大林体制的改革者，既想批判斯大林，又不想丢掉斯大林体制，而且更多地利用了这个体制，致使许多改革措施不彻底，往往半途而废。其次，改革没有充分的理论准备与理论创新，只破不立。一是改革思路不明确，摸着石头过河，就事论事，走一步说一步，瞻前顾后。二是在旧的信仰体系式微之时，没有及时提供新的精神支持，使社会陷入精神混乱。最后，改革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一是改革的领导者和推动者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对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往往是先则操之过急，遇挫后则惊惶失措。二是改革超出整个社会的心理承受能力。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抱着极高的期望，但对改革的曲折和挫折则没有心理准备，对于没有章法的折腾更是怨声四起，致使改革的最终受惠者对改革失去耐心甚至成为改革进程中的阻力。
3.这次改革没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相对良好的国际环境。首先，在冷战对峙的两极格局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遇到了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挤压和挑战。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改革措施都要考虑到国际影响，甚至不能不顾忌意识形态因素的困扰。其次，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造成了相当消极的影响。以苏联和中国为例，苏联的改革除国内各种压力外，还遇到了来自中国的压力和抵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使得赫鲁晓夫本来就显得捉襟见肘的改革举措更加举步维艰。中国则从“以苏为鉴”开始改革探索，经过与赫鲁晓夫的论战而阴差阳错地成了斯大林模式的坚定捍卫者。社会主义阵营中两个大国、两个大党在改革探索中没能形成合力和良性互动，而是彼此掣肘，相互羁绊。东欧国家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受到苏联的压力和钳制而无法获得重大突破。
4.这一时期，苏联刚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走出来，其他各国的革命胜利不久，弥漫于各国党内的浪漫主义情绪和思维方式依然相当浓厚。在这种气氛里，无论是建设还是改革，人们在考虑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原则——其实很多属于虚幻的原则，其次才是活生生的现实。以抽象的理论约束现实而不是从现实出发去修正和发展理论，这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建设和改革本身。
1976年，中国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初步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掀起了社会主义国家新一轮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改革浪潮。1982年11月，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去世，继任的安德罗波夫重新开启了苏联改革的闸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的改革势头进一步强化。随之，东欧国家的改革相继复兴并朝着纵深方向发展。但从总体上看，苏联和东欧国家20世纪80年代改革收效不大，没能扭转各国经济发展的颓势。1988年以后，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开始发生急剧变化，体制改革也逐渐失去其原本含义，演变成了制度转轨。中国、越南等国的改革则顶住了苏东剧变造成的巨大压力，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这次改革浪潮的主要特点如下：
1.改革不再局限于政策的调整，而是从一开始就把改革的矛头指向了制度本身，承认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不完善的。如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确定要改革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各项管理制度，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苏联在戈尔巴乔夫上台时所确定的改革目标也是要改造旧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在这次改革浪潮中，政治体制改革被作为改革的目标明确确定下来，而且被视为衡量改革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准。
2.改革的参照系从改革一开始就与以前的改革有很大的不同。过去的改革所指向的多为政策失误，最多是要纠正或清算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路线错误，但基本不涉及制度本身，也从不怀疑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这次改革浪潮兴起的背景是：资本主义制度不管有多大问题，但二战后几十年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野蛮的、残酷的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文明的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无论在理论上多么美好，但现实生活中却问题不少，甚至出现了重大挫折和曲折。两相比较的反差极大。过去即便提出超英赶美，也是认为英美资本主义国家在技术上暂时领先，而制度是腐朽的和没落的，超过它是轻而易举的，即便要花点时间，也从不怀疑这种赶超在短期内实现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而这次改革从一开始就坦然承认自己在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包括具体的经济、政治和管理制度。改革的目标指向在理论上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在实际操作上却是大量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现实中的发达国家逐渐取代理想中的制度设计成了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参照物。
3.改革的深度与广度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就深度而言，它触及基本制度层面，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而在认识与观念上则整个地颠覆了几十年来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其广度而言，它基本上波及世界上除极个别国家之外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并波及大多数国家的各主要社会领域。
4.在这次改革中，大多数国家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一个或明或暗、或强或弱的政治反对派运动。各个国家的反对派运动对各所在国改革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构成了推动各所在国改革合力的一部分，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有可能充当改革的先锋和先驱者的角色。但另一方面，政治反对派又对各所在国政权的稳定构成了威胁，往往是各国政治动荡与社会不稳定的始作俑者和策源地。
5.改革所酝酿出来的社会气氛不断膨胀，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张力，对改革本身造成了压力，甚至成了改革顺利进展的破坏性力量。长期以来压抑的社会情绪一旦被唤起，便会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发展，整个社会对改革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对社会进步的幅度越来越失望，对政府的敌意越来越强大，社会气氛也越来越紧张。一旦引导失当，这种由改革本身所培育和催生出来的社会情绪往往会由社会改革的助力演变成改革的破坏力量，引发巨大的社会震荡，甚至导致政权的覆灭。
6.在改革过程中，一些国家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复杂和混乱。随着改革的推进，各阶层的代表者、各种政治集团纷纷登台亮相，合纵连横，分化重组，这种混战更增加了改革的难度与风险。改革的极端复杂性对改革的决策者和领导者的自身素质与领导能力提出了极高的甚至是非常苛刻的要求。而且，各国的改革基本上都程度不同地遇到了这样那样的曲折、挫折、反复乃至搁浅、失败。最终的结果是，中国等一些国家闯过了难关，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了剧变。
东欧和苏联的剧变意味着那些国家体制内改革的失败。苏东剧变，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重大打击，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也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但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最终顶住了国内外压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地实行改革开放，逐渐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使得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事业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就硕果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革至少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改革已逐渐成为既存社会主义政权的共识，即使最保守僵化的政权也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缓慢地踏上了改革之路。东欧和苏联剧变20年来，虽然有关其剧变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苏东剧变后，中国、越南等国家在当时极端不利的国际背景下，没有退缩，没有停滞，而是坚定不毅地继续推进本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最终不仅稳定了政权，而且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老挝、古巴、朝鲜等国的改革二十年来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2.虽然各社会主义国家国情不同，改革面临的问题各异，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也各不相同，但各国的改革都进入了自己的关键期。中国的改革开放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也不断地暴露出来，重大战略机遇期与危机高发期携手而至，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越南在经历了近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其“发展奇迹”也开始遭受通胀困扰，宏观状况出现不稳定态势，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也越来越凸显。朝鲜、古巴在苏东剧变之后也都面临着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之下以改革求生存、求发展的迫切任务。
3.各国的改革步子更加谨慎、务实，都极为重视改革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受东欧和苏联剧变的影响，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压力相对增大，加上改革进程中引起的国内社会矛盾的复杂化甚至尖锐化，各国在改革路径选择上较之20世纪80年代都要谨慎得多。尤其是苏东剧变的进程也表明，理论上讲，改革有助于化解矛盾，改革的目的也是要消解社会危机，但在现实中，如果措施失当，改革过程中也会出现社会动荡，甚至改革本身也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如何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便成了当前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
4.各国的改革与建设逐渐形成相互融合的趋势。经过建设与改革较长时期的探索，社会主义国家在对改革与建设关系的认识上，大都经历了一个以革命的方法搞建设，到以革命的思维搞改革，再到以建设的思维搞建设的复杂嬗变过程，不再把建设与改革视为截然分离、前后相继的两个过程，而是清楚地认识到，在一个常态社会里，建设与改革本来就是一个铜钱的两面，是二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的良性互动局面已经或正在形成。
1.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常态，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而不仅仅是应对社会危机的非常手段。一个制度要维持其生命力并保持正常有效的运转，就要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校正。这种持续不断的调整和校正，就是改革。改革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常态，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历史反复表明，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经常的、正常的改革，矛盾就会积累，危机就会酝酿，动荡就会孕育，革命就会爆发。革命不过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旧制度形式的一种工具，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非常态。反观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史，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过分夸大革命的意义，同时又曲解革命的含义，认为一场政治革命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夺取了政权就理所当然地会得到一种天然优越的社会制度。后来虽然在建设中屡遭挫折，开始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矛盾和问题，并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改革探索，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改革只是被当成了消极的、被动的应对社会危机的措施，而不是积极地、自觉地促进社会发展的手段。结果往往是，危机状况稍有好转，改革进程便会人为中止甚至发生逆转，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根本解决，甚至根本不愿意去触及。等到矛盾累积下来，危机再次爆发的时候，再次通过局部的或表层的改革予以缓解。如此周而复始，社会危机只能是日重一日。更有甚者，一些执政者甚至在社会危机面前仍然否定改革的必要性，文过饰非，粉饰太平，抵制甚至压制改革，最终导致政权的崩溃，这些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2.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一个不断向深广推进的过程，也是改革的理论与认识不断深化与升华的过程。自20世纪20年代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开始，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迄今已经走过了相当长的路程。如果我们孤立地去考察20年代新经济政策的成败，或者简单地评说40年代抑或50年代的改革得失，历次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缓和了社会矛盾，推动了社会进步，但总体上讲都很难说得上成功。如果换一个角度，把历次改革放到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索的长过程中去考察，比较改革的历程便不难发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历史呈现出来的其实是一个不断向深广发展的过程，即从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最初的经济政策调整逐渐发展成为波及世界上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社会领域的全面改革。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认识、观念也都一步一步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例如，20世纪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开始在社会主义语境中引入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到50～70年代的改革浪潮中，主张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全面改革传统经济体制的东欧学派脱颖而出，在波兰、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出现了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模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这一探索在80年代的改革中进一步得到拓展和深化，到90年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终于破茧而出。
3.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改革方案，决策者只能在不断的比较、选择、实施和修正中寻找较为可行的路径，不断地推动社会的变革和进步。社会发展不是一劳永逸的，社会改革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方面，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囿于一时一地的条件，人们在做出某种选择的时候往往不一定能够得到一种最佳的方案。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能不能建立起一种机制来保证及时地、不断地校正自己的选择。以20世纪20年代列宁去世之后的苏联为例，在当时激烈的党内斗争和理论纷争中，苏联选择了斯大林方案，这是当时各种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但是，即便是选择了斯大林方案，更多地吸收布哈林方案中的合理成分，而不是简单地抛弃它，并不是不可能的。列宁时期，布尔什维克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结果总能得到一个相对较好的、大家都比较能够接受的方案。而斯大林没有这样做。他没有列宁的胸襟和胆识，他用组织的手段把反对自己的人一个个清除掉，对他们的思想也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在这里，不仅存在一个领导者、决策者的胸怀、眼界、胆识、魅力和高超的政治艺术问题，更重要的还有一个民主制度、决策机制的问题，因为前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后者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治久安的最可靠的保证。
另一方面，既然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改革方案，决策者就应当彻底抛弃改革问题上的浪漫主义，脚踏实地地推动改革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在改革的路径选择与改革方案制定和实施问题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固然有冒险蛮干之嫌，但明之可为而不为，在改革条件已经成熟的条件下，在改革呼声几乎已经成为全社会共识的情况下却讳言改革，或者口惠而实不至，推托延宕，其危害更甚。纵观社会主义改革史，后者给所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决不逊于前者，甚至较之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4.社会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需要其他领域的相应举措与之相配合，实践表明，单项独举、一枝独秀是不可能最终获得成功的。反观历史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各次改革，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经济改革没有得到其他领域尤其是政治改革的良性互动。例如，苏共20大之后，政治生活方面开始解冻，在此背景下拉开了经济改革的序幕。但是，一方面，经济改革本身不是以扩大市场机制作用、增加人民经济自由权利为方向的；另一方面，政治体制仍然停留在传统的过度集权的层面上，所谓的民主化，更多体现出来的不过是一种民主作风。而在一个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无论是理论的探索还是实践的探索都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样，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必然会反过来描制经济体制的改革。戈尔巴乔夫后来把经济体制改革政治化，用政治改革淹没甚至取代经济改革，实际上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历史表明，经济改革的政治色彩太浓，并不利于经济改革，甚至会冲淡经济改革的主题。说到底，仍然是没有形成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匈牙利的改革先是由于政治民主化过程太急太快引起社会不稳定，最终酿成流血事件，后来的经济改革则是在缺乏政治改革的背景下悄悄进行的，因而也受到许多限制。结果匈牙利虽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经济模式，但却没有建立起适应经济体制要求的政治体制。这反过来又制约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也表明：“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2]此外，没有观念的更新与理论的创新相配套，也会使得改革难以为继。在开始改革旧体制的时候，无论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是旧的因素占据重要地位，因此，无论哪个方面有所创新都非常不易。如果观念的变革与体制改革能够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改革的步子就会更大一些，改革的过程也会顺利一些。但实际情况往往是，由于长期形成的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带有文化专制主义色彩、以行政强制干预为主要管理方法的思想文化管理体制的存在，理论的创新异常艰难。改革所必需的理论探索、舆论准备都远远不能满足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常常是单项独举、孤军深入，结果常常是某一具体领域的改革因为受到其他领域的掣肘而最终失败。这也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
5.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目的是既要强国，更要惠民，改革过程中一定要防止动机与效果背离，手段与目的脱节。也就是说，首先存在一个改革的代价由谁来承担，谁应该是改革的受益者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说到底，就是要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更快地增强综合国力，更好地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改革的目的是要国富民强。所谓国富民强，一是说改革在不断提升国力的同时，更要注重公民社会的培育，没有成熟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问题。改革就是要强国富民，强国的最终目的仍然是惠民。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倘若老百姓不能从改革中享受到实惠，甚至成为改革的牺牲品、受害者，那么，即便改革暂时达到了强国的目的，这种改革仍不能说是成功的，也绝不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同时，改革的受益者也不应该只是社会上的少部分人，而应该是整个社会，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始终与人民的利益休戚相关，离开人民民主，离开改善民生，离开社会公正，离开尊重人权，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反观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不少国家在改革中都出现了一些人或者某个特殊利益群体假改革之名，行聚敛财富之实的现象。这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而且败坏了改革的声誉，使得最应该支持和拥护改革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可能会站到改革的对立面。
6.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是建设和改革的领导力量，它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是历史形成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史表明，与时俱进是永葆执政党活力和创造力的关键。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必须及时完成角色转换，适时地改变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切实有效地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使党内民主制度化，规范化，根据变化了的时代特点及各所在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陶醉于革命年代的辉煌，沉溺于战争时期的领导方式和思维方式，固守以大规模社会动员为特色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最终只能招致灾难性的后果。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构筑的理论不能及时、准确地反映日益变化的现实，不能对人民群众真正关心的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执政党的理论就会失去吸引力和号召力，而失去吸引力和号召力也就意味着执政党本身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而党内民主制度不健全，领导体制封闭僵化，党的创新力和活力也会日渐枯竭。这样，执政党就会最终蜕变为一个保守、僵化的官僚利益集团，其失败是必然的。期望这样一个政党领导改革走向成功，当然也只能是幻想。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失败表明，改革的成功与否，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和改革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