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苏联剧变，距今已经20年了。所谓“剧变”是指：一、有74年执政历史和18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一夜之间被冲垮，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二、存在69年之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原有的15个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三、苏联解体后宣布独立的各个加盟共和国，基本上都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的方向转轨，不再坚持原来的社会主义作为发展方向；四、“二战”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东西方“冷战”和美苏两极的世界格局落下帷幕。
从时间上看，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时期，与当时体制改革政策方面的失误不无关系。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积重难返，走进了死胡同。
“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后来不断巩固发展，“二战”后还一度推行到东欧各国。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苏联利用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保证了经济高速发展。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本上转变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种模式在政治体制方面的主要弊端是：一、高度个人集权，在党与国家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在斯大林时期，苏共成为个人集权的政党。这样，苏共在领导制度上长期实行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党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从而把列宁创造的各种党内民主制度破坏殆尽；二、严重破坏法制，滥杀无辜。斯大林往往使用残酷手段，清洗与消灭政治反对派，实行个人专政；三、党包揽一切，苏维埃制度有名无实；四、联盟制国家实际上变成了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五、长期忽视党的建设，很难保持思想理论的先进性，长期陷入教条主义泥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六、在对外政策与国际共运中，推行大国主义与大党主义。
这种模式在经济体制方面的主要弊端是：一、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二、实行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到1932年，99.5%的工业企业是国有企业；三、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使国家、企业与劳动者三者利益难以结合，从而制约了企业与生产者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四、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与管理方式的高度行政化，必然排斥市场，缺乏竞争，造成严重的资源、人才与时间浪费，不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由高速走向低速，由低速走向停滞，由停滞走向危机。
上述弊端无不具有根本的制度性特征。苏联长期没有实施根本的改革，只是做一些修修补补，最后走进了死胡同。
四次痛失改革机遇
在历史上，苏联曾经多次痛失过重要的改革机遇。
1921年初，列宁在总结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在当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由“军事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由于列宁于1924年1月21日逝世， “新经济政策”付诸实践的时间很短，“新经济政策”的一些主要思想也没有得到全党的普遍认同。1928年，斯大林利用粮食收购危机，宣布中止执行“新经济政策”。这意味着按照“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建立经济体制的可能性被排除，苏联又回到了由“军事共产主义”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方式上。苏联历史上第一次重大变革就此停止。
“新经济政策”只执行了七年。这期间，苏联的政策与体制较符合当时的实际。邓小平在谈到苏联模式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这里所讲的“模式僵化了”，是指斯大林1936年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之后，就把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搞社会主义的一套做法，如超高速工业化道路、农业全盘集体化、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等等，视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守的“客观规律”和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准则，并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画等号。
第二次错失改革良机是在“二战”后到斯大林逝世前。这是一个极好的改革时机。战争胜利后，人民强烈希望能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重建家园，恢复经济，尽快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从改革的客观条件看，当时出现了和平发展的机会，东欧与亚洲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再是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孤岛。另外，苏联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地位空前巩固。苏维埃政权在战争时期产生的凝聚力尚未消失。但遗憾的是，斯大林不仅不思改革，而且继续强化战前的体制。
其一，斯大林把战争胜利主要归结为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他在1946年2月9日的《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斯大林在这一演说中还特别强调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重要作用，从而排除了对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加以改革的任何可能性，丧失了改革时机，使体制更加僵化。更有甚者，“二战”以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发展了，达到了神化的程度。个人崇拜成为苏联高度集权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二，斯大林在战争结束以后并没有中止战备政策。战备经济必然要求经济高度集中，把物力、财力和人力集中用于军事部门。斯大林为了保证军事工业的优先发展，与美国开展军备竞赛，不仅不可能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反而更加强化。
其三，斯大林进一步加强对农民的榨取。自从推行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后，苏联的农业、农民与农村一直处于极端困难的状况，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尤为突出，饥荒日益严重。农村中出现的严重困难，主要缘于集体农庄制度。农庄庄员普遍失去劳动兴趣，不出工的现象很普遍，出工也不出力。当时有很多人提出，战争胜利了，农庄的主要使命（向国家上缴大批粮食）已经完成，应该解散。这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但是，这种愿望并未实现，斯大林进一步控制农业，巩固与强化集体农庄制度，以达到统制全国经济的目的。
第三次错失改革机遇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赫鲁晓夫上台时，正如苏联著名政论家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指出的，他面对的苏联是“越来越贫困的、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技术上落后的工业、最尖锐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数百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国家与外部世界的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的彻底的变革。”（[苏联]尤里·阿法纳西耶夫主编《别无选择》，辽宁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84页）
面对这些难题，惟有改革才能找到出路。赫鲁晓夫为此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清除贝利亚，为政治领域实施整顿清理创造前提条件；二、清理冤假错案，大规模平反昭雪；三、采取组织措施，改组国家安全机构与健全司法制度；四、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非斯大林化”是赫鲁晓夫上台后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一个主要标志。
尽管赫鲁晓夫作为“二战”后苏联第一个改革者在苏联与东欧各国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模式。他虽然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但后来自己也搞个人崇拜。这一不彻底的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
第四次错失改革机遇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意识到了苏联应当解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即从粗放经济转向集约经济，并且在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本来，如果勃列日涅夫在总结赫鲁晓夫时期经验教训基础上，利用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所创造的改革的政治前提，继续前任已经启动的改革，可以把改革向前推进一大步。但是，他不仅令经济改革半途而废，并且让政治体制出现倒退，停滞了18年。这导致了整个苏联社会经济的全面停滞。不少俄罗斯学者指出，一味地、片面地维持“稳定”，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全面停滞的主要原因。勃列日涅夫靠“稳定”维持其领导地位，也用“稳定”来压制改革。
戈尔巴乔夫改革无力回天
勃列日涅夫之后，经过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的短暂执政时期，1985年，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继而执政七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形势已十分严峻。经济体制仍是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经济增长率与经济效益下降趋势无法遏制；农业继续衰退；与美国经济实力的差距日益拉大；越来越难以对付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挑战；社会危机因素增加；国际环境日益复杂。
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便组织主要部门、研究机构与著名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苏联社会经济状况详加调研，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必须实施根本性改革的决定。戈尔巴乔夫把解决人的问题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强调不能把人视为党和国家机器的“螺丝钉”，而是视为能够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主人。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戈尔巴乔夫认为，应该根本改变经济体制，发挥企业生产经营积极性，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
但是，此时阻碍机制的作用已经非常强大，改革遇到了很大阻力。1988年之前的经济体制改革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主要阻力来自政治体制。在此背景下，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第一次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概念，作为社会主义的新定义，有别于“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然而，由于此前的历次改革都是局部性改革，都只是对传统体制做一点修修补补，积累了大量问题，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可以说已经病入膏肓。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当这久病不愈的机体已经溃败，而手术台边又缺少高明的医师时，一场毫无把握的手术的结果，就只能是把病人送进太平间。
胡绳曾指出：“20世纪的历史经验，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灭亡，但的确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改革。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通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惟一可能的模式，随着世纪的更替，新的模式正在促成社会主义的更生。”（《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1期）值此苏联剧变20周年之际，我们应当总结经验教训，尤其是要警惕重蹈勃列日涅夫时期以改革停滞乃至倒退为代价，换取社会短暂“稳定”的覆辙，加快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深化改革。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