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中间等级泛指处于以工业大资产者、农业大地产主、贵族权力精英为代表的社会上层与以工人为代表的社会下层之间的社会中间层，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中产阶级”、“中间阶级”、“中间阶层”。1929至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德意志中间等级各职业集团对纳粹党的参与都超出它们各自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率。例如，1930年9月大选前，在纳粹党39.8万党员中，城市独立经营者（在总人口中的比率为9%）占21%，小农（在总人口中的比率为10%）占14%，职员（在总人口中的比率为12%）占26%，官员和教员（在总人口中的比率为5%）占8%，他们（在总人口中共占36%）总共占纳粹党全部成员的69%（注：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06-1945》(Helga Grebing,Der deutsche Sonderweg in Europa,1806-1945)，斯图加特1986年版，第190页。）。三年后纳粹党膨胀了10倍，人数达390万人，中间等级成员的超比率优势仍然保持在62%以上的水平。这些党员中的62.2%充任纳粹党的各级领导（注：埃克·亨尼希：《市民社会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Eike Hennig,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und Faschismus inDeutschland)，法兰克福1982年版，第165页。）。至于党的最高层成员，更是清一色的来自中间等级家庭。因此，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间等级是纳粹党的“载体阶层”与“中坚力量”。
如何理解德意志中间等级与纳粹主义之间的这种亲和性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认识德意志中间等级各职业集团的基本特点，它们在德国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来的共同点，及其在危机状态下的意识倾向与纳粹主义的联结点。
一、作为“老中间等级”的“独立经营者集团”
在大资本与劳动者之间，以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小企业主、小农为代表的“老中间等级”，构成一个“独立经营者集团”。在英国，这些人被平稳、快速地融入工业化社会，成为都市化社会中令人瞩目的装饰图案；在法国与美国，独立经营者始终是一支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他们不仅构成了民主政治的基础，甚至成为工人的一种职业理想；而在德意志，这些处于中间地位的独立经营者从来就不意味着充满活力的历史先行者，与早期资本主义的布尔乔亚也多少有共同之处，因为德意志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充满活力的布尔乔亚。
自15、16世纪以来，德意志“市民社会”的梦想被一系列历史因素所击碎。地理大发现导致欧洲经济中心的西移，地处内陆无法参与远程殖民贸易，极度的邦国政治分裂化与关税壁垒，“三十年战争”对德意志古老城市工商业发展的破坏，所有这些都一再中断了德意志本应具有连续性发展的都市化进程（注：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David Calleo,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d)，伦敦1978年版，第60页。）。如果说18世纪以后城市“独立经营者集团”能有所发展，那倒要感谢德意志各邦国君主“开明专制”下的“重商主义”政策。对国家保护性政策的长期依赖性，使他们从来就缺乏对民主政治的强烈信念。
19世纪上半期开始的德国工业化浪潮给家庭手工业者带来灭顶之灾，惟有与人们切身需求直接相关的手工业者，如裁缝、鞋匠、厨师、理发匠、泥瓦匠才能存活下来（注：托马斯·里佩尔代：《德意志史，1800-1866》(Thomas Nipperdey,Deutsche Geschichte,1800-1866)，慕尼黑1983年版，第214页。）。面临严重“超员”的手工业者对任何变动都感到威胁，对陌生外来者备加防范，他们反对工业化，反对工商业自由，反对自由迁徙的公民权。在经济行为上，他们不具有冒险精神，而是充满胆怯；在市场上，他们不具有扩张性，而是防御性的；在政治观念上，他们不是自由主义的，而是保守主义的，因而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是一种进步因素，而是一支妨碍性力量。
独立的小企业主、小商人们也属于这个集团。在激烈的工商业竞争中，他们的行为态度同样是防御性的。他们大多以冷淡的观望态度来面对经济发展与工业化扩张。德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希汉指出：“这些人并不以一个生机勃勃的工业化社会为理想，他们希望的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能领导一个自己的企业，他们想要的是一个不断繁荣的小企业和个体商业的独立经营者共同体，来避免那种在文化上起破坏作用的工厂制度。”（注：詹姆斯·希汉：《德意志的自由主义，从18世纪的开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770-1914》(James Sheehan,Der deutscheLiberalismus.Von den Anfangen im 18.Jahrhunder bis zum Ersten Weltkrieg 1770-1914)，慕尼黑1983年版，第40页。）
自19世纪后半期德意志帝国（1871-1918年）进入高工业化阶段以来，城市“老中间等级”受到现代化进程更强烈的排挤。这个过去城市居民的主体在总人口中的比率不断下降，由1848年的44%下降到1882年的27%，到1930年仅剩9%（注：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06-1945》，第190页。）。
这种直线下降直接与德国在工业化世界中最早完成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过渡相关。对于实行民主政治的美国来说，这个阶段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经济的中央组织化，结束于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而德国早在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就开始了，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完成了这场过渡。究其原因在于，那些高高在上的容克贵族传统权力精英们认为：“经济上的巨型组织要比这些中、小企业有效率得多，指挥起来也要方便得多。反过来讲，老中间等级即使在经济上发生虚脱，也不会产生大工业界在虚脱状态下所带来的那么广泛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后果。”（注：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06-1945》，第169页。）因此，国家通过提供无息贷款、关税保护，承认卡特尔协议为合法等手段（注：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第64页。），虽然满足了工业大资产者经济上的发展需要，也带来了经济“跳跃式的发展”，但却首先危及到“老中间等级”的社会安全。由于不再能得到国家的资助，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的幸运者才可能跻身于工业大资产者上层，绝大多数不能保持中间地位的人，则滑落到无产者行列之中。在工业化快速进程中，小农的社会地位不断下降，农产品价格的下落与农业贷款利息的上升导致了小农人口大量流失。1871年，德意志人口的64%还居住在乡间，而到1910年，乡间居民只剩35%，其中，除大地产主与农业工人外，小农仅占总人口的15%左右，而到1930年只剩10%（注：托尔斯泰因·菲伯伦：《德帝国与工业革命》(ThorsteinVeblen,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纽约1954年版，第228页。）。国家对贵族大地产特别的优待和资助，本身意味着对小农的冷落和歧视，因此，他们与城市“老中间等级”一样，作为一种小资产阶级附属物，其意识是以一种过了时的“前工业化时代”的社会追求为方向的。
等级上的隔阂感、对工业化的陌生与畏惧以及要求国家的保护，刻画出了整个“老中间等级”的心理特点。丧失旧有独立性的威胁和陷入社会分化过程的担忧，使他们中的败落者早就在寻求一种向后退却的反经济自由主义、反工业资本主义、反都市化运动，即反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了，这种人也总是习惯性地在犹太同行竞争者身上寻找“替罪羊”。
二、作为“新中间等级”的“职员集团”
作为“新中间等级”的“职员集团”，其成员是第三产业服务性行业中的执行者：如餐厅酒巴的服务员、商店的售货员、银行的出纳员、邮政局的邮递员、加油站的接待员，以及大企业中的参与管理者，如秘书、会计、监督员、管理员、技术员、工程师和司机，总之，一切能被称之为“白领阶层”的受雇者。随着第三产业的日益发展，工业技术和企业经营管理的不断现代化，这个“白领阶层”的人数一直呈上升趋势，并在总人口中具有最大的增长率。他们从1882年的1.9%上升到1907年的5.7%，并在1930年占据了总人口的12%（注：埃克·亨尼希：《市民社会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第113页。）。
“服务型职员集团”形成一个独特的职业新世界。他们的工作特点就是与各式各样的社会圈子里的人打交道，跟来自任何阶层的人“套近乎”，这尽管造就了现代世界的一种文明条件，但他们从不羡慕自己的社会角色。这个集团也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中间等级”。在经济上，他们并不是“独立经营者”，这使他们有别于“老中间等级”。在政治上，他们并不属于统治者阶层，这又使他们有别于“公职人员集团”。如果人们寻找这些服务型职员与非产业工人的区别，如百货公司的女售货员与女裁缝、餐厅服务员与泥瓦匠之间的区别的话，只能从一种“自我意识”中才能找到。那种“高于工人一等”的意识在现实中并没有坚实的基础，以致于他们也被称为“虚假的中间等级”（注：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Ralf Dahrendorf,Gesellschaft und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慕尼黑1968年版，第103页。）。但恰恰是这些自我社会身份最成问题的人，比任何人都更为响亮地捍卫中间等级的思想与特权。
对于大企业中的“参与管理型职员”，德国社会学家卡尔·伦勒尔作过这样的概括：“这是一些资本家花钱雇用的帮手，他们不是作为工人，而是作为受雇于老板的‘私人官员’出现的。他们虽没有受雇于国家，但仍在私人企业的小社会里表现出一种浓厚的官僚主义气息。因此，除产业工人外，还出现了这种技术管理意义上的‘服务等级’。”（注：卡尔·伦勒尔：《现代社会的变化》(Karl Renner,Wandelungen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维也纳1953年版，第211页。）从根本上讲，这类职员与产业无产者一样属于受雇者，但作为受雇者，他们又与产业工人有着重要的区别：他们在劳动时间、劳动收入、劳动独立性方面有着比产业工人优越得多的地位，他们与产业工人还有思想方法上的不同。德国社会学家海因里希·波皮茨作过这样的比较：“产业工人用两分法的观点来看待这个社会，他们将社会视为一个分裂的世界，一种人高高在上、一种人处于底层，而他们自己正处于底层。职员则从等级观念出发来看待这个社会，他们只认在他们之上的上级和处于他们之下的下级，并看到自己处于中间位置，因而在等级上有着敏锐的辨别力和敏感性。这种人总是力图证明自身也具有特别的社会地位，其目的是想掩盖他们靠工资为生的依附性现实。”（注：海因里希·波皮茨：《工人的社会观》(Heinrich Popitz,Das Gesellschaftsbild des Arbeiters)，蒂宾根1961年版，第242页。）
职员身上呈现出强烈的现代化进程的痕迹。专业化资格和劳动位置上的区别，将技术员与企业管理人员、女秘书与女售货员区别开来，而机械化、传统工作方向的丧失、劳动市场的流动性和无名性，又总是偏爱那些更有效率、更年轻、更漂亮的后继者。这种社会蒸馏形式有着共同的方向，它用宣传媒介操纵大城市的业余时间，并满足消费世界的需求。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指出的：“这个理性化的、精神空虚的、以消费为方向的工业现代主义世界，正是职员思想意识矛盾性发展的致命性象征物。”（注：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职员》(Siegfried Kracauer,Die Angestellten)，法兰克福1971年版，第97页。）
“职员集团”这种介于无产者与资产者之间的状态，将其所有成员推到了社会和政治地位难以确定的“冷、热水交替浴”中。他们在政治上的摇摆性，随着经济形势的波动表现得最为明显。早在德意志帝国时代，“他们的政治选择已经表现出一种无法估量的多样化，没有任何一个以阶级名义进行宣传的政党能有把握地赢得他们的支持”（注：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
第103页。）。
现代性、优于工人的特权虚构、“向上爬”的方向、对地位下降的恐惧，在职员中造成了一种爆炸性的混合。一旦他们对理性化未来的希望在危机中破灭后，从中发展起来的只能是一种超比例地向反理性的右翼激进主义的政治转向，尤其那些犹太资本占优势的第三产业中的职员，他们表达出来的愤慨中，早已流露出了反保守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反犹主义特征。
三、作为“普遍阶层”的“官员集团”
在普鲁士—德意志这条专制国家的道路上，容克子弟之所以能处于国家政治与军事领导的顶尖位置，主要依据的不是个人能力，而是贵族世家的高贵血统。这种“权力精英贵族血统化”传统可追溯到腓特烈大帝提出的理论：“惟有这种血统才能确保他们对政权的忠心耿耿。”（注：彼特·鲍格特：《普鲁士专制主义的表现形式》(Peter Baumgart,Erscheinungsformen des preussischen Absolutismus)，格尔默尔林1966年版，第75页。）因此，不是由这些搭上“血统自通车”、担任高级公职的容克子弟，而是由他们代表国家招募来的市民子弟，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公职人员集团”主体。
“公职人员集团”由两大类成员组成：一类是由中、下级官员组成的“官员阶层”；另一类是由各级教师组成的“学者阶层”。现代化管理上的多重复杂性，教育对社会的重要作用，使“公职人员集团”人数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1907至1930年，这些依靠政府财政拨款、拿国家薪水的人，一直较为稳定地维持在总人口的5%左右（注：埃克·亨尼希：《市民社会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第113页。）。中、下级官员虽然构成“新中间等级”的一部分，但在意识上将自己作为“普遍阶层”来感受。这种感受源于黑格尔所下的定义：“这是一种现代国家的普遍阶层，它并不占有生产资料，但具有将社会的个别利益与进行平衡的国家行动彼此联系起来的功能。”（注：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现代德意志社会史》(Hans-Ulrich Wehler,Moderne deutsche Sozialgeschichte)，科隆1970年版，第55页。）作为受雇于政权的专门性管理人员，这个“为国家服务的等级”在整个官僚机构中拥有强有力的职业地位，“国家公益保护者”角色的自我理解，使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成为具有独裁主义、官僚主义气质的国家主义者。
每一位非贵族出身的官员都在经历一种“暂时不为人知的渺小”，并具有“参与了政治执行”的自我意识。在这里，引证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特奥多尔·盖格尔的话，最能描述出这些人的心理状态：“他们觉得口中嚼着由可怜的工资组成的干面包很有味道，因为他们大量参与了国家权力的履行。他们手中掌握的实际权力越多，就越是追求那些能体现社会威望的等级身份；他们承担的管理功能越小，个性可能产生的效果和发展的可能性也就越少；他们越是被置于上级指令之下，首创精神和主动性就越是受到压抑，也就越是对‘公众’保持不可接近的‘窗口距离’；他们越是对肩章、佩剑这些代表当局非人格化的庄严象征物感到兴奋，就越是证明他们自身受到了这些象征物的保留所带来的伤害。”（注：特奥多尔·盖格尔：《德意志民族的社会阶层》(Theodor Geiger,Die Soziale Schichtung des Deutschen Volkes)，斯图加特1932年版，第98页。）
与那些大权在握的传统贵族权力精英比起来，中、下级官员充满了自卑感，权力金字塔的顶尖让他们可望而不可及，经济不景气时期的政府裁员使他们心惊胆颤。尽管他们也力图通过“德意志官员联盟”之类的组织来保护自身利益，但集体的“罢工”从无可能。这是因为所有的官员都想“往上爬”，因而维持了官僚机构中组织性与纪律性，也构成了官员个人之间竞争性结构的前提。但是，由于这种竞争是在一种依附性的上、下级联系中进行的，竞争的终点取决于一个处于权力顶尖的精英阶层的立场，而这个精英阶层又并不属于这个阶层，所以，中、下级官员并不能从政治上代表自身，但又必须被代表。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最为直接地需要篡权者。这样的篡权者也往往最容易借用他们的名义，来扩大自己的合法性基础。
一般说来，能保住现存地位并有升迁可能的官员，信奉的是右翼保守主义的独裁主义，而他们中的被辞退者，则往往是力图粉碎现存秩序、并向右翼激进主义的独裁主义转向最快的人。这种特点也特别是那些军队中非贵族出身、又遭解职的中、下级军官们所共有的，因为这种心怀不满的人，本身就是力图篡权的人。
四、作为“知识分子”的“学者阶层”
以各级教师为主体的“学者阶层”，作为另一类“公职人员”，最易使人产生误解。在真正的统治者看来，这些人属于“被统治者”，而在一般被统治者看来，这些人属于“统治者”。从社会上讲，他们同样属于“普遍阶层”；从精神上讲，他们是这个民族的“思想精英”；从等级上讲，他们是国家的一批受雇者；从经济地位上讲，他们处于社会的中间层。惟有“通过学术符号与政治保持距离”这一特点，才使他们与其他所有社会阶层真实地区别开来。因此，他们有着“处于社会正中央”的感受（注：西摩·马丁·利普塞：《政治的人》(Seymourr Martin Lipser,Political Man)，纽约1960年版，第311页。）。
德意志“学者阶层”在政治上有过骄傲的历史，作为中间等级的政治代言人，他们曾在1848年革命时期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有过2/3的代表。革命遭到镇压而失败后，他们便从政治上退却，退缩到校园的“相对自由”之中。英国社会学家伯特兰·拉塞尔曾这样描绘过德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去适应社会，而是寻求一种避难所，以便能享受到一种孤寂的自由。这种气质的人有时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他们既敢于拒绝服从，又能抵御大众化诱惑，更能从事重要的科学研究或制造思想舆论，这些思想舆论或是超前的，或是对当局不满的、或是与之相矛盾的”（注：伯特兰·拉塞尔：《权力，一种新的社会分析》(Bertrand Russell,Power.ANew Social Analysis)，伦敦1957年版，第19页。）。从思想倾向上看，德意志学者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是“批评型”学者，也称为“左翼知识分子”，以特奥多尔·莫默逊、马克斯·韦伯等人为代表。他们是有独立意识的自由主义者，但不是民主主义者。他们没有卷入统治与服从的纪律之中，而是用巧妙的学术语言、充满机智的幽默绕开纪律走。他们利用知识界成员资格展开对社会批评的做法，使他们成为统治者容忍界限之内的“不快”（注：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第306页。）。
第二类是“悲观型”学者，也称为“流亡型知识分子”，以海因里希·海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等人为代表。他们往往经历了从“自由主义者”向“民主主义者”的转化，但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前途已悲观失望。在整个19世纪，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像德国产生出如此之多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界流亡者，这说明这种专制政治已不能容忍这类学者了。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夫·达伦多夫指出：“对于他们来说，谁开始对这个社会的统治提出疑问，谁就必须考虑最后摆脱这个社会。”（注：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第302页。）因此，这个时代的德国“民主”是与“流亡”联系在一起的。
第三类是“浪漫型”学者，也称为“内心流亡型知识分子”，以菲迪南·特尼斯等人为代表，最为清楚地表达了从政治中退却出来的态度。他们的浪漫主义首先能在“文化悲观主义”中找到表达，其中宣传着一种奇特的两分法：农业文化与工业文明，乡村与都市，天然共同体与契约社会。他们是赞美前者，反感后者的（注：曼弗雷特·赫特林：《什么是社会史？》(Manfred Hettling,Was ist Gesellschaftsgeschichte?)，慕尼黑1991年版，第297页。）。他们总是用一种“原本”来反对一种体现现代化现实的“非原本”，在他们的笔下，对现代化现实的贬低阻碍着每一种对现实严肃认真的评价。
第四类是“古典型”学者，也称为“右翼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以海因里希·特莱契克、阿道夫·瓦格纳等年高德昭的学者为代表。这些人与德意志帝国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达成了和解，但仍在知识分子角色的框架内，运用学术符号，对现存社会发挥“纠错机能”。例如，特莱契克强烈要求德意志帝国必须变得“更加普鲁士化”，瓦格纳坚决反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并一再敦促俾斯麦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注：吕迪格尔·冯姆·布鲁赫：《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Rüdiger vom Bruch,Weder Kommunismus noch Kapitalismus)，慕尼黑1985年版，第70页。）。他们以社会“校正力量”的姿态出现，总在寻找那些真正能运用他们方案的权力人物。
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浪漫型”与“古典型”学者之间，靠牢固的“民族文化传统代表者”意识来联系。在这里，“民族”这个概念从来不是作为一种政治意义上的表达，而是作为某种语言、文化、习俗、传统上具有“独特天性”的东西来理解的。他们追求的不是法兰西式的“自由”、“平等”、“博爱”，而是本民族的统一、强大、影响和权力，以及重建民族的“传统美德”。这种追求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转向反犹主义，以致于“除了莱辛、哥德、谢林、黑格尔等少数学者不反犹外，德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著名学者都具有反犹倾向”（注：弗朗茨·纽曼：《“贝埃摩特”——纳粹主义的结构与实践，1933-1944》(FranzNeumann,Behemoth,Struktur und Praxis des Nationalsozialismus,1933-1944)，法兰克福1977年版，第144页。）。究其原因，在于他们的价值观念受到了犹太同行学者们的挑战，这些犹太同行是属于知识界自由、民主先驱者阵营的。因此，他们将其反感、仇视的一切东西，如现代城市文化、西方资本主义、个人主义、自由民主主义、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都与犹太人相提并论了。在这里，不仅有着大量地位卑微的中、小学教师思想右翼激进化的原因，更有“批评型”学者队伍难以发展及“悲观型”学者选择流亡的深层次原因。
总之，德意志“学者阶层”早已是一个内部处于分化、不断丧失政治、文化“优越感”的阶层。那种“捍卫民族与国家”的呼唤，通过他们的课堂教学与出版物，感染着“渴望行动”的大学生与社会青年。在这些年轻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已不是他们老师辈的“文化悲观主义”和“保守主义”，而是进攻性的反自由民主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激进的种族主义与反犹主义了。
五、德意志中间等级的共同特点
新、老中间等级各职业集团尽管有着种种区别，但也有共同的特点。作为社会中间层，他们普遍具有这种心理状态，即不仅从对容克贵族、工业大资产者的奢侈豪华的羡慕、嫉妒以至怨恨中产生出“向上爬”的欲望，而且从他们相对于产业工人的优越地位中产生出强烈的自傲感，以及一旦竞争失败后便可能落入无产者行列的恐惧与担忧。面临德意志帝国时代传统专制的统治，整个社会中间层的感受是矛盾和复杂的：一方面，在这场由传统权力精英推行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他们本身受到了等级上的岐视，因而对这个权威国家总是表现出厌恶、反感或不满；另一方面，这个权威国家毕竟还能在政治安定上发挥作用，这种安定又是他们的生存所需要依赖的。因此，正如德国社会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概括的那样：“他们往往具有这样的社会性格：渴望服从，又向往权力”（注：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
如果说从他们对服从的渴望中，反映出对一种能为他们的利益提供确保的权威政治的寻求的话，那么从他们对权力的向往中，则产生出一条激进主义的新政治路线。这条政治路线在传统上是处于中间位置的，它通过对另外两条明确路线的厌恶来体现自身：一条是关系到大地产和大资本切身利益的右翼保守主义路线，另一条是代表产业无产者利益的社会民主党左翼共和主义路线。正如特奥多尔·盖格尔指出的那样：“这些中间等级激进主义路线的捍卫者们，极力寻求不受来自从左到右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斗争的感染，他们寻求的是‘强大的国家’和‘强大的民族’，
以便能在这两条道路之间找到第三条道路，因为他们是将这条道路同样作为灾难和痛苦的经历来感受的。”（注：特奥多尔·盖格尔：《德意志民族的社会阶层》，第126页。）
这条道路首先通过一系列激进主义的反犹组织获得了它最初的雏型，其最初的行为载体是一批出身于中间等级家庭的青年大学毕业生，以及由他们组织起来的中间等级落泊者集团。这些不能被国家机构吸收，并打有不安全烙印的年轻人，早就在通过组织激进的反犹团体来寻求政治生涯了，如帝国时代的“德意志农业联盟”、“德意志民族店员联盟”、“德意志大学生反犹联合会”以及“泛德意志同盟”等，都是由他们来充任政治与理论指导者的（注：赫尔穆特·贝尔丁：《德国的现代反犹主义》(Helmut Berding,Moderner Antisemitismus in Deutschland)，法兰克福1988年版，第112页。）。这些组织就其性质而言，正是德意志中间等级在面对这个社会内部的犹太少数民族职业同行竞争者时，进行的一种自发性的社会整合化努力。自1890年以来，这种激进主义已经发展成一种具有鲜明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反现代主义色彩的东西，一种可以称之为“前纳粹主义”的东西。只不过这条反现代主义的激进主义路线，在帝国时代一时还难以形成真正强有力的社会统一化组织。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由于整个中间等级的成分是复杂而分离的，他们在帝国时代的命运和意识倾向也彼此不同。“老中间等级”突出体现的是浓厚的“前现代化意识”；“新中间等级”中的职员，更倾向于反保守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情绪；中、小官员则往往具有独裁主义、国家主义的传统性格；学者中更多体现的还是保守主义的民族文化观。他们之中境遇较好者，尤其“新中间等级”中的地位较稳定者，也可能选择自由主义政党，甚至是社会民主党来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表。惟有他们中最深刻的感受到现代化进程给自己带来了威胁的人，才通过这条激进主义路线来体现自身。二是由于帝国时代的政治安定中，依然有一些因素在帮助支撑这些惶惶不安的中间等级个体，如财产，相对于产业工人的社会优势地位和特权，作为施展自身权威的最好阵地与逃避竞争的避风港——家庭，最后还有作为强大帝国一员的民族自豪感。危险在于，一旦这个中间等级的地位受到强烈震动，便总是极力在政治领域中寻求激进的新独裁主义解决手段。
六、德国中间等级与纳粹主义
魏玛时代(1918-1933)的灾难性经历使中间等级的命运趋同化了。不足15年的共和国历史，竟然带来了前后长达10年的经济危机和20次内阁换届！中间等级的复杂性和分离性被贫困化和支离破碎的统一性取代了，安定的政治环境被动荡的社会局势取代了。
共和国的头5年，中间等级便在经济上迅速败落。1923年的“超通货膨胀”达到了1美元等于4.2万亿马克的史无前例的高峰，将他们多年来的积蓄一扫而光，就连过去相对超脱的“学者阶层”也陷入“被贫穷追赶的局势”之中（注：埃尔哈德·许茨：《魏玛共和国的小说，对德意志文学的模式分析》(Erhard Schütz,Romane der Weimarer republik,Modellanalyse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慕尼黑1986年版，第159页。）。如果说1924至1929年的“相对稳定”又给中间等级带来了一线希望的话，那么1929年10月由美国席卷而来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又使他们的努力付之东流。小手工业者贫困潦倒，小企业、小商家大量倒闭，小农被迫出售自己的土地，职员大规模失业，布吕宁政府反危机的“财政紧缩政策”，导致的是大量官员与教员的被解雇，新、老中间等级各职业集团终于整体性地陷于全面破产的境地。
与经济地位急剧下降相伴的是，他们的社会声望和权力的一落千丈，就连“学者阶层”也“成为人们用半同情、半厌恶的目光来看待的一种人物形象了”（注：特奥多尔·盖格尔：《德意志民族的社会阶层》，第100页。）。这严重影响到他们作为家庭个体权威的地位，当他们作为子女在经济上的支持人的作用丧失时，便导致了他们获取安全感的最后堡垒——家庭作用的毁灭。他们所面临的是在对付社会角色多重性和角色变换方面的困难，在未经自己成熟反思情况下可靠地调整个人行为的困难，在变化中维护稳定性和一致性的困难，在家庭中寻找兴趣与幸福的困难，这些困难尽管在每个等级的成员中都是存在的，但在地位迅速变化的中间等级成员身上，总显得特别尖锐。
德国中间等级对《凡尔赛条约》报有特别的愤恨是有原因的。像英、法、美这些早起国家进入工业化阶段后，大多经历了100年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漫长发展，海外广阔的殖民市场为这些国家中间等级长期较稳定的“向上爬”创造了较好条件。而在德意志，自由竞争只经历了至多50年时间，便立即出现国内市场被完全垄断的局面。将“向上爬”的希望寄托于海外扩张上的中间等级，在世界市场被瓜分完毕的严酷事实面前，毫无困难地成为了德意志帝国时代民族沙文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以致于声势浩大的“泛德意志同盟”、“德意志祖国党”完全成为中间等级的群众性好战组织（注：本德·马丁·恩斯特·修林：《历史中作为少数民族的犹太人》(Bernd Martin Ernst Schulin,Die Juden als Minderheit in der Geschichte)，慕尼黑1985年版，第268页。）。一战的失败以及《凡尔赛条约》的签订，意味着他们通过向外扩张来“向上爬”的理想遭到了迎头痛击。
《凡尔赛条约》剥夺了德国1/7的国土和全部的海外殖民地，意味着中间等级的发展余地变得比过去更小；限制德军规模的条款，将战时急剧膨胀的800万军队猛然裁减到10万人，惟有“出身良第的”容克贵族世家子弟方能留用，数百万中间等级家庭中的年轻人“入伍从军谋求政治生涯”的梦想被击得粉碎。战后“复员潮”中，退伍的工人子弟能很快被下层普遍劳动者岗位所吸收，而中间等级子弟既不想、也不能适应战后日常生活的困境，但作为脱离原有地方、社会环境的人，已经难以找到退回的归路了，因而大多成为无环境依托者、失业者和社会边缘者（注：赖讷·莱普修斯：《极端的民主主义，纳粹主义夺权前的结构性条件》(Rainer Lepsius,Extremer Nationalismus.Strukturbedingungen vor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Machtergreifung)，斯图加特1966年版，第87页。）。因此，当战胜国强加的民族屈辱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经济灾难降临他们头上时，他们轻而易举地将个人的痛苦与国家、民族的屈辱联系了起来。
在对待民主制的态度上，中间等级不同于产业工人。产业工人尽管在一战中也曾为帝国而战，但正是在战败和革命导致的帝制垮台中，才得到了某些过去没有得到的政治、经济权利。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共和主义路线得到部分贯彻，但他们信奉的“阶级合作主义”导致的依然是那条冷落中间等级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政策的继续，甚至是强化。因此，中间等级中相当部分的成员，从一开始就对民主制怀疑、反感。就连托马斯·曼这样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大学者，也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民主政治：“我不想去过问议会政治，我想要的是公正、秩序和财产，如果说这是市侩，那么，我想当一个市侩！”（注：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Gorden.A Craig, Deutsche Geschichte,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363页。）
那些1929年以前还对民主制抱有一线希望的中间等级成员，当贫困化的威胁在大危机中向他们再度袭来时，对魏玛体制的信心已完全丧失。代表中间等级利益的自由主义政党，德国民主党与德国人民党，在1920年曾获得过20%的选票，而在1930年仅仅只得到2%的社会支持率（注：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Detlev J.K.Peukert,Die Weimarer Republik,Krisenjahre der Klassischen Moderne)，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159页。）。但是，中间等级的无产阶级化并不能导致他们与马克思主义者共命运。这是因为，一方面，任何以阶级名义进行的政治宣传都无法吸引他们；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意味着进行一场废除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共产主义革命，这也包括扫荡中间等级所拥有的一切特权。因此，这个成员复杂而分散的社会中间层，害怕“会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与有组织的工人的磨石之间被辗碎，因而极力寻求一场能替他们鸣不平的、统一的新政治运动”（注：赖讷·莱普修斯：《极端的民族主义，纳粹主义夺权前的结构性条件》，第112页。）。这场政治运动只需完成与帝国时代的右翼激进主义政治路线的接轨，就能争取到德意志中间等级各个职业阶层中的绝大部分人。
陷于没落中的中间等级现在相信，惟有通过强调“民族”思想，才能防止自己与那些一直作为无产者的产业工人相混淆，因为“工人阶级无祖国”是国际性的。因此，在这场大危机带来的“中间等级恐慌”中，当希特勒举起“民族”旗号走来时，他们自然而然成为了纳粹宣传的热心听众。希特勒向他们提供了这种证明：“这个受到无产阶级化威胁的中间等级就是民族本身！这个民族不仅由于自由、民主意识的毁灭性影响，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动力的毁灭性影响而受到了威胁。”（注：汉斯·施派尔：《面临纳粹主义的职员们》(Hans Speier,Die Angestellten vo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哥廷根1977年版，第120页。）于是，德意志中间等级通向纳粹运动的道路终于被勾画出来。这个具有“独裁美德”的“民族共同体”中，为实现“前工业化时代的社会健康”理想，终于在这场“反对阶级斗争的斗争”中释放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侵略性能量，被希特勒称之为“促进正常国家秩序的健康的民族感”，正是元首与其追随者之间联系的酵酶（注：赖讷·莱普修斯：《极端的民族主义，纳粹主义夺权前的结构性条件》，第13页。）。
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将“老中间等级”平稳地接纳进工业化社会，并促进“新中间等级”的健康发展，真接关系到这个社会的秩序能否真正获得稳定。因为中间阶层是联系社会最高层和下层民众的阶梯与桥梁，它的健康发展，能造就一个合理的社会斜坡，从而增强社会流动性与灵活性，并给社会带来长久的稳定。即使面临重大危机，这样的社会往往也能通过内部的调整，维持现有体制与秩序的稳定性。这也是英、法、美等国在面临1929至1933年大危机时仍能保存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工业化时代，一个中间阶层充分发达并健康发展的社会，才是最为稳定的社会。
但是，在德意志，传统权力精英统治的干预型国家关注的只是大资本与大地产的利益，却使中间阶层长期处于半发达、受挤压的状态。那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政治给社会中间层带来的只是一场内部的加速分化，因而在一战中战败、帝制崩溃后的那个现代化全面危机的“魏玛年代”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仍然不能真实地理解和适应这个工业化社会。那种与现实经济状况并不相称的反现代主义价值观念，是通过浪漫与保守主义学者们的“文化批评”，通过破产的经济中间层对未来的绝望情绪，通过乡村居民对都市化进步的敌意来标志的。他们反对“都市化”、反对应对一切灾难负责的“工业化”、反对“战胜国强加的民主化”，并从渴望稳定与和谐的心情出发，相信纳粹运动是一种政治工具，利用它才能控制正在改变一切、摧毁一切的技术和结构变化的力量。
从思想上讲，纳粹主义代表了德意志中间等级中早已广泛扩散、绝无新奇之处的愤慨和思想的混杂。这幅激进的民族主义画面集合了如此之多的“主义”，如反犹主义、反启蒙主义、反民主主义、反经济自由主义、反异族资本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以致于当人们要问“纳粹主义究竟是什么”时，只能用这样一句话去概括：“纳粹主义就是反对现存社会的一切！”（注：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第482页。）但也正是人们经常强调的“纳粹主义意识形态缺乏独创性”这一“大杂烩”特点，才赋予了它根本的吸引力，正是由于纳粹主义具有如此之大的包容性，才首先将中间等级，继而将越来越多对社会现状不满的人集合在它的旗帜下。
从这个意义上讲，纳粹运动作为德意志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反现代主义运动发展的一个结果，体现了一场激进性的新高潮和一场大众化运动的新开端，它反映出这个社会的中间阶层对一场猛烈的，也是在政治和社会上承受不起的现代化危机后果的激进反叛。德意志中间等级正是这场运动真实的社会基础，而这一点并没有妨碍这个运动向社会结构的上、下两端迅速蔓延，从而最终将它发展成一场全民族的法西斯主义“褐色革命”。它从极右方向上“改天换地”的历史灾难，提醒着后人注意：必须将“促进社会中间层的健康发展”，作为工业化国家稳定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
来源: 《世界历史》2000年第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