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苏联者苏联也，非欧美也！苏共解散、苏联解体，问题出在“共产党内部”
古往今来，政权的丧失取决于两点，一是被统治阶级再也不能忍受统治阶级的压迫；二是统治阶级再也不能照旧继续统治下去。在这两点中，不能忍受多为主观感觉，不能继续多为客观因素。而民心则是其最大的执政资源，是其政权兴衰的转换器。作为凭借鲜明的人民性纲领、先进性标准、纯洁性要求建党建政的苏共，作为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充当“资产阶级掘墓人”的苏共，在全球化过程中，党群疏离、干群分化、民心流失，发生了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最大党殇国丧。苏共兴亡过程，就是民心兴衰转换、民意向背更替过程，就是“安泰”离开大地被摔死的过程。
民心成为苏共建党、革命和建政初期的最大政治优势
苏联共产党是由1898年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演变而来的，顺民心、尊民心、保民心，使建党之初几十人的小党壮大为执政之初30多万党员的革命党。民心成为苏共建党、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夺取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政治优势。
得政权者须先得民心。在建党建政过程中，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最大政治资源和优势，脱离群众是党的最大危险和风险。因而，强调苏共与民众要形成“安泰”与大地的相互依存关系。他指出，我们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就在扎根于人民群众中，就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里。苏共执政之初，列宁就向全党郑重警告：要坚持不懈地抓好民心建设，坚决防止官僚主义在苏维埃政权内部的复活以及因此而脱离人民群众、“政治期票”过期的严重危险。“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得民心者须先得“官心”。“官心”也是民心，既是民心的指引和核心，也是民心的缩影和放大。列宁在建党和执政期间，就非常注重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身建设，即“官心”建设。他不仅主张组织建党，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集中统一的工人先锋队，而且注重质量建党，把质量建设当作党的建设的“最重要的任务”，党的队伍“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不仅实行纪律固党，党必须有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而且强调监督护党，进行党内权力结构改革和监督制度的顶层设计，主张设立由党代会选举产生并与中央委员会相平行的“良心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开展异体监督，加强对党内执行机关和党内最高领导干部的监督制衡，形成决策权之下执行权和监督权平行、协调、制衡的等腰三角形权力结构，“维护我们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
民心成为苏共取得二战胜利的法宝，但二战又成为苏共民心指数的转折点
斯大林执政时期，是苏共民心显性提升与隐性流失并存期。二战前期，斯大林借助列宁创建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示范效应，有效凝聚和提升了民心；二战时期，斯大林依靠二战胜利的巨大光环，将民心指数提升到了历史的最高点，民心由此成为苏共取得二战胜利的重要法宝。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建设的初期效应赢得了强大的民心效应。斯大林执政以后，迅速形成了以“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重工业、军事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和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为主要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建立之初，正向效应得到了充分发挥。苏共动员和领导全国人民，接过列宁的民心棒，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事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基础，形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基础体系，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树立了苏共的先进性、人民性形象。加之，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萧条疲软和衰退时期，苏联社会主义更显出“无比优越”和一枝独秀。因而，不仅苏联人民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以高扬的歌声赞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而且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民众、科学家向往苏联、讴歌苏联，苏联成为当时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帜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
民心指数因二战的胜利而达到历史最高点。二战期间，苏共领导人大都把自己的儿子送上了战场。斯大林的长子雅科夫在卫国战争中被俘，德军提出用雅可夫交换被俘的德军元帅，斯大林以“我不会用一名将军交换一名士兵”断然拒绝，后雅可夫死在德军的俘虏营中；其次子瓦西里在空战中建立奇功，被授予“红旗勋章”。米高扬的儿子弗拉基米尔和伏龙芝的儿子铁木尔在战场上牺牲，赫鲁晓夫的儿子列昂尼德又在空战中失踪。由此，在极其困苦和严峻的战争环境中，苏共赢得了民心、扩大了基础，不仅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取得了卫国战争和二战的重大胜利；而且党员队伍迅速壮大，党员人数由十月革命时的30多万发展到500多万，在全世界树立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神圣形象，奠定了两极世界的格局。斯大林于1939年和1942年两次荣登《时代》年度风云人物。民心指数也由此步入历史的最高点。
二战结束以后，官心、民心和党心受到了重大的隐性损伤
但是，斯大林执政期间，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依靠不受监督制衡的无限的权力，以“红色恐怖”手段，对领导集团和各阶层民众不断进行政治清洗，培养在册权贵和“圣剑骑士团”，给官心、民心和党心造成了重大的隐性损伤。
其一，“官心”在大清洗中隐性流失。在列宁的担忧中、在苏共高层的争议中上台执政的斯大林，为了巩固执政地位，永远掌握不受监督制衡的无限的权力，采取结盟联合、分化孤立、各个击破、整体清除的方法，先后对苏共领导集团中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李可夫等建党元老、开国元勋、政治对手进行大清洗。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1961名十七大党代表竟有1108名被捕，139名十七大中央委员和98名候补委员有98人被杀害；30年代767名包括元帅在内的陆海军高级军官有512人被镇压；航空国际委员会和化学委员会的领导人几乎全部受到清洗。由此，官心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形成了“万马齐喑”甚至“听不到人民声音”的可怕局面。
其二，民心在大搞清洗中隐性流失。在对领导集团成员进行大清洗的同时，斯大林对持不同政见的各阶层民众和人士进行大清洗，压制和剥夺广大民众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一大批科技人才和社科人才被处决；夸大民族关系的阶级性质，打击和镇压大批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同时，卫国战争期间和二战后初期，实行极端民族政策，使用武力措施，将12个少数民族的440多万人驱赶到荒凉的西伯利亚和落后的中亚地区；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和高度集权体制，严重剥夺了广大民众的利益，造成了重大的生命财产损失；野蛮推行大俄罗斯主义政策，把反对民族主义的矛头指向少数民族，助长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加剧了民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致使全苏联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受害者，给广大民众造成的心理创伤持续几十年。
其三，党心在既得利益阶层形成过程中流失。在清除反对派和大清洗的同时，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斯大林固化“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模式和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利用各种借口和机会，从政治局和书记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员干部队伍中扩充自己的班底，形成了享有宅第权、特供权、特教权、特继权、特卫权、特支权等各种制度化特权和非制度化利益的既得利益阶层，致使苏共由一个人民党逐渐走向帝党和官僚腐败党。
因此，二战成为苏共民心指数的转折点。随着二战的结束，特别是随着苏共的蜕化变质，苏共民心指数由高涨期进入了衰落期，最大的政治优势演变成了最大的危险。
苏共民心建设的盈亏临界点
斯大林之后，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尽管拥有推进改革、提振民心的最佳机遇和条件，但他们作为斯大林模式的受益者和守成者，要么改革同义反复，要么放弃改革，禁止改革，从而将斯大林模式不断推向固化和极化的境地，不断消耗完了列宁、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民心红利，极大损伤和流失了苏共的民心、官心和党心，留下一个盛极而衰的苏联给戈尔巴乔夫。苏共执政的“最大政治优势”变成了“最大的执政危险”。
民心在赫鲁晓夫的独裁主义中异化流失。赫鲁晓夫充分利用斯大林体制模式的独裁主义结构，搞非斯大林化的改革，但始终没有突破斯大林体制的窠臼，始终没有突破“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模式和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始终没有进行以权力结构和普选制为核心的制度改革和建设，根本不可能实现党的最高领导人“能够出色地履行这些崇高的职责，少犯错误，少出差错”的良好愿望，重新走向斯大林式的极权道路，最终不但陷入“人没亡政就息了”的宿命，而且使苏共的民心、官心和党心加速流失。
民心在勃列日涅夫的“维稳主义”中偏移流失。勃列日涅夫作为斯大林权力结构模式和等级授职制用人体制复制出的“杰出”代表，“权力是作为命运的礼物落到勃列日涅夫身上的”。他“稳定”执政18年间，不仅始终没有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重大而根本的问题；而且拒绝改革，禁止改革，不断复制和拷贝“短板”干部，产生了大量“勃列日涅夫式”干部，整个队伍“能力不足”和“本领恐慌”问题日益突出。从1982年到1984年，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苏共连续三任年老病弱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相继在职病逝，最终无人、无能也不愿替天下负责，成为苏共民心建设的盈亏临界点。
民心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中急剧崩溃
苏共经过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代，既丧失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革新的最好时机，也由民心的偏离流失期迅速走向急剧崩溃期。苏共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民心指数呈现出重力加速度下降的现象。越是到执政后期，民心流失越急剧；越是大拆大建，民心流失越明显，到近2000万党员时竟然亡党亡国。
官心再也不能继续这样统治了。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国也！族秦国者秦国也，非天下也！失苏联者苏联也，非欧美也！苏共解散、苏联解体，问题出在“共产党内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共执政集团出现多极分化，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不断揭露和攻击斯大林“议行监合一”模式的弊端和危害，以反极权、反特权、反腐败、争民主、争人权、争自由的旗号，进行(分裂党和国家)半公开和公开的活动；以利加乔夫为首的苏共党内保守派，作为斯大林“议行监合一”模式的既得利益者，充当旧模式旧权力结构的坚守者，反对改革、阻挠改革；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中间派，则左冲右突，上下平衡，在维护和把持总书记一人治体制和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的前提下，进行(大拆大建式)的权力结构改革，却在“权力过分集中”的窠臼中同义反复，最后搞超级总统制，以至分崩离析，无以为继。苏联解体前，先后有400多万名党员退党，并有76.7%的苏共党政要员认为苏联应当实行资本主义。苏联解体以后，原苏共“在册权贵”大都成了新国家新体制的新成员，其中最高领导层中占75%，政党首领占57.2%，议会领导占60.2%，政府部门占74.3%，地方领导占82.3%，商界精英占61%。
民心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统治了。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人民就发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的怒吼声。此时的苏联已显露出全面危机。由于苏共长期推行以牺牲人为代价的物的现代化，始终未能解决广大民众的民生民权民主问题；同时，伴随着权贵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发展壮大，“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安泰”离开了大地。苏共解散前，85%的苏联人民认为苏共已成为党政官僚和机关干部的代表，而不代表工人农民了。由此，不仅苏共内部的激进改革派抛弃了戈尔巴乔夫，而且党内保守派也放弃了戈尔巴乔夫，最要命的是广大民众抛弃了戈尔巴乔夫，苏共赖以执政的民心资源消耗殆尽了。苏共解散、苏联解体过程中，全国近2000万党员、2600万团员、2亿工会会员和300万既得利益集团成员，几无一人抗议和救护。
一个顺民心建党、靠民心执政、尊民心发展，拥有93年建设史、74年执政史的世界性大党最终被民心彻底抛弃了！
作者单位：中国纪检监察学院
来源: 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36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