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不前，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勃列日涅夫在1967年11月第一次宣布：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勃列日涅夫言论》第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0页）接着，他又把发达社会主义与逐渐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关系联系了起来。此后，有关发达社会主义的论著连篇累牍地充斥着苏联的出版物，这些论著都在强调苏联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成熟性、社会的一致性和矛盾的统一性。鉴于此，苏联所需要的只是发达社会主义自我完善。
在此背景下，勃列日涅夫不可能也不认为苏联需要进行大的改革，更不用说根本性的变革了。
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无效
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所通过的各项有关经济改革的决议、决定，就可以发现，在推行各项改革措施时，都在强调不能影响国家集中统一计划的原则。1965年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的有关决议中指出：“统一的国家计划对所有企业、组织的活动，对苏联人民的集体劳动，发挥保证和指导作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五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84页）1977年苏共中央五月全会上勃列日涅夫还强调：“经济管理上的集中制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勃列日涅夫言论》第十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0页）
改革引起的权力之争使不少改革措施难以落实。经济改革首先关系到实行改革的人，因此势必会涉及各种系统各级领导之间的权力再分配。在苏联，官职、地位和权势与物质利益密切结合，因此，改革必然会导致物质利益的再分配。
在苏联中央最高领导层看来，现行的管理体制虽有不少问题，但在这种体制下，可以通过国家计委、价格委员会、供委和财政部等这样一些中央经济机关，把国家经济大权控制在自己手中。苏联害怕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会从根本上破坏以高度集中计划原则为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从而影响资金聚集到国家预算，减少国家集中调配全国的物资和资金的可能性。而传统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可使全国国民经济各部门都隶属于党和国家机关的指令之下，尽管这大大限制了实行民主管理的可能性，影响了地方和广大生产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但却是实行集中控制经济的有效方法。
从各管理机关与企业的关系来看，自改革开始后，围绕权力问题的斗争和争论从未停止，各方经常在报刊上互相指责和质问。矛盾的焦点是，企业要求扩大经营管理的自主权，认为权力小是妨碍提高积极性和经济效率的主要障碍，而计划管理等机关则指责企业是用客观原因来掩盖自己由于经营不善而带来的损失。从执行决议来看，由于涉及权力和利益问题，往往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无效。
政治体制的倒退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政治体制的倒退反映在很多领域，恢复并逐步加强了党政集中领导体制政治。这突出表现在：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进一步发展，特别在后期，这一情况日益严重；在恢复部门管理原则后，经济管理机构日益庞大，官僚主义日趋严重；随着勃列日涅夫领袖地位和权力基础的巩固，个人集权日益发展，党内民主日益流于形式。
个人崇拜盛行。个人集权，缺乏民主必然产生个人崇拜。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采取的方法很多，如用编造历史来夸大其在战争中的作用，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大肆宣扬其工作中的政绩，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奖章，军衔不断晋升，从1975—1977年3年内，他由中将一跃而为苏联元帅。他拥有的勋章与奖章共达200多枚，死后在送葬行类中为他捧胸章与奖章的军官有44人之多。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体制的弊端日益严重。赫鲁晓夫执政时，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传统体制下的干部制度存在的严重弊端，在这方面作了不少改革。但他在这一领域的改革，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发生过干部大换班，变动过于频繁等。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注意力集中放在赫鲁晓夫时期干部制度改革所出现的问题上，并没有考虑到传统的干部制度存在的严重弊端。他以稳定政局等为由，很快就恢复了传统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干部任免制。
在这方面的倒退，其消极作用十分明显：新生力量难以成长，难以在年富力强时进入重要的领导岗位。领导干部老化，1952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55.4岁，书记处成员为52岁，到赫鲁晓夫下台前夕的1964年，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61岁，书记处成员为54岁；而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时，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70岁，书记处成员为68岁，核心成员的平均年龄高达75岁。还有一个严重弊端是不正之风盛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高层领导人是否退休，并不取决于年龄与是否有才能，而是取决于与苏联主要领导人的关系。
重新斯大林化。政治体制倒退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又开始了“悄悄的重新斯大林主义化”。这是笔者借用了阿尔巴托夫回忆录中的一个提法，因为这个提法很符合实情——“我之所以把这个重新斯大林主义化的过程称之为悄悄的过程，就是因为它不是用一个正式的法令、一项专门的决定去推行的，它是渐渐地、一步一步地把社会生活笼罩起来的，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巩固起来的。那些想要回到斯大林主义的人，则是有意识地加以推动。”
加强了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
随着重新斯大林化的发展，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停滞。文化意识形态的理论与宣传都要符合推行“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纲领的要求。强化对文化意识的监控，其中一个重要办法是对社会科学与文艺作品进行严格的审查，不断地把不按党指示的报刊主编调离，任命与党保持“一致”的新领导人。增强文化意识形态的管理机构，这期间，“秘密警察”机关作用加强了，鼓励大家告密、检查私人信件、偷听电话谈话多了起来。
勃列日涅夫时期文化意识形态出现停滞的原因，“最重要的是思想感念上的停滞，是勃列日涅夫一班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停留在30年代的水平上，把苏联模式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无视变化了的时代的要求。”
既不反斯大林也不反斯大林主义
苏联各届领导，往往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自居并持“左”的教条主义态度，在这一点上，勃列日涅夫表现得十分明显。这样就很难根据变化的情况发展理论，提出新看法。
理论对体制的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体制模式实质上是由理论决定的，即有什么样的指导理论及体现这一理论的、运用在政治与经济体制上的原则，就有什么样的体制模式。因此，要想改革，首先要有理论勇气，打破旧思维的禁锢。
在长达18年之久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赫鲁晓夫时期理论上开始出现的一点活跃气氛很快被压了下去。这个时期，从社会主义模式来看，仍是坚持斯大林的那一套，并且使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更处于“成熟”，即更加“定型”和更加“僵化”。他在鼓吹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时十分卖力，在批判“市场社会主义”又最起劲，并且在批判时，还常常挥舞政治大棒，这对体制改革影响最大和最为直接。
勃列日涅夫思想守旧，缺乏经济知识，要准确地说出一个经济术语都会很困难。他的助手给他写讲话稿时，他对他们说：“写简单点，不要把我写成理论家，不管怎么样，谁也不会相信这是我写的，他们将会嘲笑我的。”他常常把复杂的、独出心裁的段落勾掉（有时他甚至删去经典作家的引语），并解释说：有谁会相信我读过马克思著作呢！勃列日涅作报告的一贯风格是四平八稳，既无高潮，也无水平，无聊乏味，一本正经。对这样的人，不可能期待他不时地出现新思想，不断地改革传统的体制。
勃列日涅夫的专长是搞组织工作，操纵权力可谓得心应手。他上台初期，很大一部分精力是用于积极培植亲信，排除异己。1970年代中，随着苏联国力的增长特别是军事力量的膨胀，勃列日涅夫对苏联的形势估计十分乐观，对柯西金的经济改革政策表现不满。据苏共中央机关的干部回忆，当时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的经济改革报告这样评价：“看他想出什么来了，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改革？而且，谁懂得改革。现在需要的是更好地工作，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转引自 《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1期）到后来勃列日涅夫成为一个病人之后，更不能指望他来推动改革，整个体制改革像勃列日涅夫的身体和国家一样，朝着停滞方向发展，不断地滑坡。
如果说赫鲁晓夫只反斯大林不反斯大林主义，那么，勃列日涅夫既不反斯大林也不反斯大林主义。他不想改变斯大林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因为没有这个体制就难以保证他“个人专政”或者说个人专权和特权。而不触动政治体制，不把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政治体制就必然会日益成为制约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已被所有转轨国家的实践证明。
“布拉格之春”与美苏争霸
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与推行改革的影响下，东欧各国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都是修补性的。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日趋严重，使东欧国家一些领导人意识到不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在这方面，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试图推行的改革具有相当代表性。由于历次改革未能取得成功，捷克斯洛伐克于1963年社会总产值的增长率已降至0.54%，工、农业发展水平低于战前，外贸逆差大大增加，职工工资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改革的力量日益增长，并于1963年成立了全国性的经济改革委员会，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是与中央各部平行的机构。改革委员会提出了经济改革方案，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确定要逐步向市场机制过渡。1968年4月5日，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捷克斯洛伐克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改革纲领。
捷克斯洛伐克力图推行的改革，说到底是要从根本上走与苏联模式不同的发展道路，与斯大林在二战后强加给东欧各国的体制模式决裂。这样的改革目标必然遭到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的反对，最后决定出兵镇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表明，勃列日涅夫是根据根深蒂固的斯大林留下的意识形态行事的，在他看来，任何背离苏联模式就等于背叛、犯罪，他确信如果不干预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就是背叛社会主义事业，或至少是会损害自己作为苏共和苏联领导人的地位。”他曾对当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契尔年科说：“如果在捷克斯洛伐克‘修正主义’倾向胜利，他就只好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189页）
镇压结束后，1968年9月26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的文章说，1968年捷共的改革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被推上反社会主义道路”。同时，这一年也是苏联国内保守分子十分活跃的一年，为斯大林恢复名誉、不赞成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政治气氛也越来越浓。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对苏联推行的改革不可避免地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阿尔巴托夫谈到1968年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对国内改革的影响时指出：“它在助长国内的保守趋势中起了重要作用，这种趋势最终导致了一个停滞时期。”
另一方面，实行扩张、争霸政策需要高度集中的体制。如果以苏美关系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来考察，应该说，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由于国内与国际诸因素的制约，出现了一定的缓和，到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缓和有了较大发展。但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缓和政策所取得的成效逐步丧失，到勃列日涅夫逝世的80年代初，已经从缓和进入第二次“冷战”。
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继承了斯大林的传统。随着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加，苏联扩军、争霸的政策大大发展了。苏联推行扩张、争霸的对外政策，就必须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使“军工综合体膨胀到不受政治控制的程度”。据一般估计，苏联这一时期的军费开支与美国相当，甚至还超过美国，但其国民生产总值只是美国的50%—60%。如何保证巨额军费开支所需的资金，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保证其扩军的重要条件。
结语
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半途而废与政治体制倒退，最后导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出现了一个全面停滞与走近衰亡的时期。
阿尔巴托夫指出：“如果用很高的政治和经济标准来评价，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从赫鲁晓夫下台到勃列日涅夫逝世的整个年代是停滞时期。在这些年内(这毕竟是18年)，我国没有出现过沿着使我们的社会得到总的改善的道路前进的任何不可忘却的历史性里程碑。”
从苏联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迁角度去分析，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完全可以说是停滞和衰颓时期，僵化的保守的思想占统治地位，在很多方面“悄悄地重新斯大林主义化”。看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停滞，是在走近衰亡，就是抓住了这一时期的本质，从而也就找到了它在苏联历史上的确切定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来源: 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