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借用日本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60年代初期的社会变化当中知识界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来反思我们自身的课题意识。
一、民主主体性的缺失与抗争——二战结束后日本社会的变化
1945年日本战败，这次惨败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刻骨铭心的惨痛经验，其直接后果是美国开始了对日本的占领。在此阶段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天皇制被象征化。但被架空的天皇制并非没有功能，它的重要功能是由于保留了作为象征物的天皇，使日本的底层民众仍然相信他们的社会没有被破坏。在国际政治的视野里常常被提出的解释是，美国担忧失去天皇制的日本有可能赤化，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保留天皇制，在日本就不可能形成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日本会很安全地绑在美国战车上。从另一方面看，日本民众因为看到天皇还在，在战后迅速被重新组织，这个社会似乎又回到战前和战时的状态，日本民众用他们的方式接受了战败这个事实。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接受了被美国军政府占领当局所暗中操控的事实。
美国占领带来的变化之一是迅速实行了美国式民主制度。日本开始有了言论出版、游行集会、抗议示威以及选举等自由。这些权力乃至带来的义务对当时的日本人来说都很新鲜，是他们从未体验过的。所以日本左翼，无论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都觉得这个时期是一个解放的时期，他们把美国占领军称为解放军。在这期间，麦克阿瑟准备竞选美国总统，而1950年之前的美国，还处在工人运动占有很强社会位置、能对社会产生较大影响力的时期。所以当时从美国回来的日共领导人认为美式民主能带来实质性的民主，日本人可以像美国的工运一样搞自己的工人运动。于是在1947年发生了日本现代史上著名的“二?一总罢工事件”。
1947年元旦那天，当时的日本总理吉田茂发表元旦贺词。他说：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增进社会不安、妨碍生产发展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能够诉诸于全体国民的爱国心，把那些图谋不轨的人控制住。针对这个贺词，1月9号，日本的全国总工会发表了一个宣言，成立了“全官公厅劳组扩大共同斗争委员会”，准备实施一场抵制性的总罢工。接下去总工会选出国家铁路局的伊井弥四郎为“全官公厅共斗委员会”临时委员长，由他不断传达这个综合性工人组织的意向，不断地与政府交涉，包括提出给工人涨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等等要求，但几次交涉的要求吉田茂政府都不予理睬。
在此过程中麦克阿瑟手下军官直接出面干涉，说总罢工会对日本经济形成重大打击，不可以罢工。当时正在竞选美国总统的麦克阿瑟惧怕得罪美国工人，不敢留下任何书面签署文件，只发布了口头指令。因此罢工的核心领导人说，既然麦克阿瑟没有书面文件，证明他不反对罢工，于是罢工计划继续推进。一直到形成这样的僵局——如果罢工方提出的各项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从2月1日起，全国的从业人员就要举行大规模的罢工。在这种情况下，麦克阿瑟在最后一刻出面，直接向罢工委员会的核心人员表示强硬态度，要求立刻停止罢工。
于是在1月31日晚9点，伊井被带到NHK发表了要求全国工人停止罢工的演说。他说：我现在根据麦克阿瑟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的命令，通过广播向全国官吏（国家机构从业人员）、公吏（公共机构从业人员）、教员传达，我们明天将终止罢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让人肝肠寸断的事情，我希望大家可以谅解。战败之后日本从盟国得到很多物质援助，作为日本的劳动者我非常感谢，我现在得到这样一个命令，非常遗憾，我们必须终止罢工。他的这个讲话，大家听了会有点奇怪，工人运动的领袖怎么会表这样的态？但这就是历史。在1947年2月，一个代表日本民众抗争政府的民众组织，就是这样去感知当时的局势——可以反对吉田茂但是不能反对以盟军身份进入日本的美国。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工人运动，也存在于日本共产党。真正扭转对美国占领当局及美国政策的无条件信任和感恩，仍需要一段历史时间。在总罢工失败后，日本1948年7月21日公布了政令201号法令，这项到今天还没有失效的法令禁止国家公务员参与带有政治性的社会活动。首先就是抗议游行，在法令出台后如果国家公务员再走上街头去抗议就会被合法逮捕。1948年之后，美国军政府暴露了它不那么民主而且跟日本政府沆瀣一气的真实面目，这使日本民众，特别是左翼社会组织开始意识到，必须对自己已有的认知模式做出调整。
接下来要谈谈日本共产党在此后采取的一些方针。日共在40年代末期一直把美国占领军视为有效牵制日本右翼政府的“解放军”，这个基本立场当时受到共产党情报局的严厉批判。日共在1951年举行了第四届全国协议会（简称四全协）。会上做出决定，要派出乡村工作队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但是这个计划彻底失败了，日本农民并不支持山村工作队。在1955年日本共产党召开“六全协”，宣布自己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从此搞合法的议会斗争。
我们讲大历史很轻松，但是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个体投入了那样轰轰烈烈的运动，最后由于错误的组织路线，使他人生里的一段宝贵时间变得没有结果，那会造成什么样的结局？一些年轻人因为参加山村工作队，后来变得意志消沉；也有些人认为党错了我没错，自己继续干，后来成了“新左派”的激进分子；甚至有些极端分子演变成带有某种恐怖分子特征的人，形成恐怖组织。这是历史另外的一个侧面。
当然，在50年代初期，并不仅仅是日共领导的山村工作队在努力建立一个新社会。日共之外的其他组织，包括工人运动组织、市民运动组织，一直在尝试建立具有主体性的民主社会，不断努力表述自我诉求。比如说1952年发生的另外一个著名事件“五?一流血事件”。1952年5月1日劳动节这天，东京举行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集会，这个集会导致了和警察的对抗及流血冲突。但是，这次事件的主体不再是国家公务员，而是学生和一些青年组织。流血事件付出很大代价，有相当一部分参与者死伤，于是也形成了对日本社会民主机制的冲击和真正意义上的建设。就是说一个社会的民主机制如何才有可能真正健全——日本的普通人事实上是通过一个一个具体事件开始触碰到这些问题，从而推进这些问题的。
二、战后国际格局钳制下的社会主义经验感知
前面我介绍的只是日本国内的一些状况，限于50年代初期。1952年4月末，美国占领军宣布撤销占领，从5月份开始，日本政府表面上看恢复了唯一合法政府的主权。当然，日本独立是以冲绳割让给美国托管为代价的。因此很多冲绳人说日本的独立不是真正独立，而是把冲绳的不独立作为代价才换来的。在50年代初期还有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朝鲜战争，日本战后经济恢复的第一桶金就是朝鲜战争给他们提供的机会，大量军需物资在日本生产，形成了最初的经济恢复契机。朝鲜战争实质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支持韩国，与以中苏为后援的北朝鲜形成对抗局面。双方1953年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但“停战协定”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它距离“和平条约”还有实质性距离。朝鲜战争与日本国内局势的变化有直接关联，日本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面临选择站在冷战结构哪一边的问题。
这中间有一个重要事件是《旧金山和约》的签订。它发生在朝鲜战争还未结束的1951年，于1952年生效。日本可以选择和中国大陆签署和平条约，也可以选择跟台湾签署和平条约。当时英国执政党是左翼的工党，它选择跟中国大陆和解，而日本选择与台湾和解。日本与大陆的和解到1972年才完成，中日恢复邦交，才有一个拖了20年之久的迟到的“和解备忘录”。
《旧金山和约》的签署，使日本和中国大陆实质上断绝了关系，整个50年代，两国只有一些有限的贸易关系，文化交流、政治往来完全中断。所以说朝鲜战争在这个意义上是中日关系恶化的开端，到了50年代末连贸易关系也终止了。因此50年代日本人来中国很困难，仅有日本的日中友好协会和中国的中日友好协会可以有少量人员往来，还得经香港绕进中国大陆，日本人想要得到中国的消息是非常困难的。可想而知，日本对中国的了解一定是微乎其微、非常有隔膜的。可以说中日在50年代相互之间的了解远远比不上今天，即使今天我们不去日本，周围往往会有很多留学生让我们了解日本，在50年代这样的情况不可想象。
这也是一个历史的悖论，如果把今天日本传媒上的中国想象和50年代做一个比较，你会发现，今天日本人的中国想象里对中国的距离感要远远大于50年代。今天是一个网络极其发达的信息爆炸时代，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了解中国，可日本传媒对中国的报道非常有限、解释非常狭隘，基本上听完前面就知道后面要说什么。可50年代的日本传媒对刚刚建国、处于混沌状态每天都在变动的中国，会提供距离感非常小，而且是具有主体性的、很内在化的一些解释。这个问题很早就引起我的注意。为何在信息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可以对另一个社会有相当深入的同情之理解；相反，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个社会对另外一个社会如此冷漠，并且缺少最基本的常识性判断。这说明，了解一个社会仅靠信息是不够的，还需要另外一些要素。这是引起我关注50年代日本如何处理中国经验的最初契机。
下面我以这样一个问题为视角谈谈其中的具体情况，即日本社会特别是知识界为什么在50年代对中国有那么强的了解欲望，且能相对深入地感知中国经验在那个时代的价值。首先要强调一个跟具体判断没有直接关系但又有内在关联的问题——一个时代，它的价值判断，它对问题的选择，它对问题的分析通常和这个时代所缺少但又紧迫需求的要素直接相关。50年代的日本社会并不缺少发展经济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战后的日本社会迅速启动了经济发展，也不缺少促成民主化努力的各种外部因素。甚至包括40年代末50年代初，麦克阿瑟开始把美国占领计划推向带有专制色彩的方向时，对日本民主化的形成都没有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威胁。我们知道，民主化恰恰是在一种对抗关系当中才有可能生长。
但是在50年代，日本社会感觉到了某一些缺失：所有的制度安排和社会政治构想缺少了某种对于日本人来说最具有公理的、作为内在需求的要素。有些东西来得太容易，来得太容易的东西又容易变质，变质之后日本人试图回到主体性状态时，发现他们的主体性已经很难确立。同时就日本的党派势力而言，日本人感觉不到哪种政治势力最有希望。战后由美国占领军一手打造的日本政府是带有右翼色彩的保守派政府，本来在战后初期的1946年、1947年，日本民众曾寄希望于日本共产党，但致命的问题是——它是个教条主义政党，在意的是政治行动的原则性和立场是否正确，对于现实中必须调整的一些政治判断，他们会说这是一种策略，而策略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原则、原理。所以日本共产党在战后最初开展的武装斗争失败了，日本人也觉得让这个政党领导日本的希望渺茫了。
而日本最活跃的一些思想力量是很难打造他们的政治势力的，为了形成一种甄别，这个思想力量我姑且用“古典自由主义”来形容，这是因为我需要把它与新自由主义加以区别。今天我们一说自由主义好像就是新自由主义，其实新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怪胎，古典自由主义的理念跟新自由主义不同。日本战后最活跃的社会思想是古典自由主义思想，这是一个历史上起到积极作用的社会理念，在日本社会也填补了它在战后的思想空白，是战后日本思想生产高峰的主要支撑力量。古典自由主义一直面对一种困境，也是西方政治理论家达成某种共识的结论：自由主义理念越彻底就越无法找到一个有效的社会势力来实现它，换句话说，彻底的自由主义理念无法打造一个与它契合的社会制度。
所以日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保守自由主义者，他们和保守的政权合拍；还有一派是自由主义的中间派和左派。在日本社会当中最活跃地推进所谓市民社会形成的中坚力量，是自由主义的中间派和左派。可是由于自由主义者没办法诉诸一个现成的社会制度，他们渐渐发觉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到日本，变成了由保守内阁所操纵的社会体制；同时由于在50年代初期美国出现麦卡锡主义，至40年代后期为止的民主主义黄金时代也就结束了，整个50年代的美国也是白色恐怖，中央情报局不断追捕迫害共产党人和激进的知识分子。这种情况使日本有良知的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关注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震惊世界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在报告里正面提出对斯大林的批判。
为什么说是“秘密报告”呢？因为苏共的代表大会一向是邀请各国共产党代表都列席参加的，苏共二十大也不例外，在最初几天的会议里，各国共产党都列席参加了，而最后一天不对外，苏共成员关起门开了一个会，在这个会上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秘密报告的文本提供给了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告诉他们不能发表。但是不久之后，这个秘密报告就被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公诸于世，于是全世界都震惊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突然一下变得面目全非了，接下来同一年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苏联都出兵了。波兰事件事态很快平息所以没有造成很大冲突，而且毛泽东也做了很多劝说的工作；但是匈牙利事件苏联两次出兵，形成正面交火。社会主义阵营在欧洲的最主要部分发生剧烈动荡。
在这个时候，1956年中共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口号正好与斯大林批判同步，形成鲜明对比。假如没有1957年的反右斗争，那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对全世界来说，将会宣示一个另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可能性。因为斯大林批判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由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问题导致独裁和专制，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恰好是针对专制所提出的一种民主的文化方案和民主的社会建构方案。有些做50年代之后历史和文学研究的同学会对这个不以为然，说既然都反右了，还提这个干嘛呢。但历史的账不是这样算的。有没有这个口号，非常不一样。有了这个口号，历史就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单纯，这个问题需要更多的分析。我个人是把这个口号与1957年的反右结合思考的，我不认为它的功能仅仅只是“引蛇出洞”，当然我也不认为这个口号可以为反右斗争中的残酷性辩解。我们必须要把历史完整结构的各个侧面结合到一起，才能对历史里的重大事件进行准确判断。
三、“一”与“多”：毛泽东思想增加了什么？
回到日本思想史的脉络里来。由于斯大林批判和东欧事件的发生，使原来日本对社会主义的想象受到很大冲击，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在50年代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局面。我讲的快速发展不是经济快速发展，经济这几年也在发展，但我指的是意识形态，是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我们不要忘记，日本在这个时期能够了解到的中国具体信息非常少，但日本人还是可以读到一些十分关键的文本，比如《人民日报》社论，比如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等文章。而且50年代的日本思想家对这些文章都进行了非常慎重的细读，使得他们在有限的情报中，结构出同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经验的基本轮廓。这个基本轮廓有很多具体方面，我今天只谈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经验的相对主义认识论特征和灵活的、富有弹性的实践品格。这是50年代的日本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由知识分子从有限的中国文献中提取出的一个重要的观察中国、分析中国的视角。
1956年11月日本综合性杂志《中央公论》发表了题为“中国和苏联如何不同”的座谈记录。从斯大林逝世到苏联开始斯大林批判这个阶段，中国革命作为一个正面主题进入了日本不同立场的思想论述视野，知识分子希望寻找苏联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实践。在这个座谈会中，一些做政治学和中国研究的学者提出，中国革命跟苏联的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传统不同，中国革命在马克思主义中又加了一点东西，他们给出一个公式：中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α。这是1956年座谈会得出的结论，全体参加者没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我想大家也没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差不多的说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新发展，所以没人觉得这是问题。
次年2月，《世界》杂志举办了名为“中国革命的思想与日本”的座谈，它要谈的不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也不是中国革命在社会体制和政治结构上的那些特征，而是在这些硬件里面有什么样的软件在运作。它要讨论是中国革命的思想，但又不是为了讨论中国革命而讨论它，真正的问题是中国革命思想对日本有什么帮助。这个讨论会邀请了做中国研究的日共学者、京都学派的中国学家，还邀请了著名的思想家竹内好。这个座谈会的核心议题是在当时日本为何要讨论中国革命经验。日本是一个没有任何进行现实革命可能性的国家，从没有发生过社会主义革命。竹内好曾经说：原本以为1945年8月15日对日本来说是个机会，天皇一说战败，我以为日本诸岛大概就要分裂了，然后游击队出来与登陆的美军打成一片，结果没准儿就打出一个社会主义日本来；但没料到日本国民老老实实听完了天皇玉音放送后抱头痛哭，痛哭之后在中国的日本兵都去呼呼大睡把他痛哭的疲劳补回来，然后第二天就收拾行李准备回国，没有任何一个人有革命的征兆——竹内好因此很受刺激。而且不仅1945年日本没出现革命，其后日本共产党试图发动的革命都无疾而终。后来有一个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杂志叫《心》，被进步知识分子命名为“心团体”，这个团体的主要思想人物都是保守派甚至也有偏右的知识分子，他们曾经说过一句非常刻薄的话，说日本没有革命只有革命家，而且这些革命家都是靠讲革命来吃饭的。日本确实没有发生革命，但不等于所有革命家都是靠讲革命吃饭。当时的一些讨论在50年代就已达到我们今天难以企及的深度，这样说不是妄自菲薄，因为这也许是思想史的规律，在某种情况下，隔一段距离才能更有效的祛除那些似是而非、不那么重要的部分，隔一段距离的观察可以最有效地抓住那些最核心的问题。我想这个黄金时期发生在日本的50年代，今天的日本已经不具备同样的历史要素了。
回到刚才讨论的座谈会上来。这个叫做“中国革命的思想与日本”的座谈会把中国革命作为一个成功范例来对待，是为了检讨日本对革命的理解，或者说检讨日本的社会革命为什么是一种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实践，为什么不能有效地从日本的现实状况出发，而是机械运用一些正确的公式？因为有这样一个比照，所以对中国革命思想的讨论很快地集中在如何理解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部著作上。座谈会的参加者对这两部著作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其他著述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这种不同在于它是一种现实实践精神极强、具有非常强烈紧迫感的理论著作。通常大家比较熟悉的理论讨论模式是把原理的部分和策略的部分分开，我今天不想展开这个问题，丸山真男对此有很多分析。他认为不论掌权与否，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各国的实践中，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作为原理束之高阁，而这些原理是不能够直接解决问题的，因为它仅仅是原理，它不可操作。不可操作怎么办呢？各国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政治家都有一套实践的策略，而这个策略也包含了某些原理成分，但马克思主义者通常不对这些策略进行原理性讨论，原理与策略的二分法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形成一个真实有效的理论形态。
这个讨论会也初步涉及这个问题，里面有一个发言者，他对苏联和中国的革命形态进行比较后，提出了和前一年的座谈会一致的结论，认为中国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一种变化的形态，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最集中地体现了这样的一个特征。这个时候竹内好站出来发难了：他说你们的意思是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吗？这样是不能穷尽毛泽东思想的原创性的。竹内好认为事实是相反的，实际上当毛泽东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仅仅是因为现实条件需要他这么做，这么做比较方便，但对毛泽东来说这不是第一义的，第一义是有效解决中国的问题，当他要论证自身理论的性质时，把马克思主义拿来比较方便，如此而已。所以竹内好说这两个看法不同。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发展不是不能成立，但是当这样论述的时候，还需要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放到中国历史的脉络里去加以论证。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外来思想，这个外来思想产生于欧洲的、完全不同于中国的精神风土和历史脉络。所以若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放到中国历史的脉络里去讨论，会把握到它的另外一些特征，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讨论，对毛泽东思想的把握才准确客观。
我想再稍微推进一下这个问题的认识论特征，就是我们怎么理解普遍性的问题。当竹内好说不要把毛泽东思想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加了点什么，他这么说的时候不是在矫情，而是在提示另外一种对于普遍性的认知方式。因为他接下去提出，如果一定要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加了点什么，我们就得重新界定马克思主义，那些马克思本人的著述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实践，有一种超过马克思著述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才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列宁和毛泽东都不必以马克思主义来命名。因为是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所以竹内好没有进行更准确的勾勒，只是初步地说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个原马克思主义放在那儿，但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都是它下面的一种多元性的政治理论。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想他是在论述一个同质性的、不可操作、不可言说的空的“一”和下面的可以操作、可以言说的“多”之间的关系。大家可能要问“一怎么可以空”？我的解释是，“一”如果不空它就变成了一元化，当它是空的时候它不是一元的，因为它不可言说。不可言说是一种价值判断，这个价值判断是等质的，换句话，我们可以说人类是等质的，所有的人不管他聪明还是笨，是发达国家的还是落后国家的，在价值上是平等的。这样一个价值判断不可以拿出来操作——这样的方式无法用来分析问题。可操作的多元化论述是在不同的历史脉络里以不同的个别形态呈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或其他理论，都是多元里面的一元，它不可以成为那个前提。竹内好对这样一个论述最为理论化的阐释是在《作为方法的亚洲》一文当中，里面的一个核心的思想是人类是等质的。这句话大家通常是当作一个口号来讲，没有人真的去感觉它，如果真的去感觉它，多元化才可以成立。竹内好在这儿讲的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又加了点什么，他在讲的是多元化的政治原理格局当中的毛泽东思想。
四、历史的动态感与相对主义认识论
竹内好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他说我总觉得毛泽东思想里存在关于“永恒”的思维方式，在毛泽东思想里关于根据地的想法是它的核心。以我的解释，根据地不是一个固定的地域，而是一个类似于统合各种力学关系的动态场域。他所说的根据地与我们理解的不同，我觉得它似乎是一个哲学的范畴。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概念，我希望大家不要把它仅仅当成概念理解，一个叫做关于永恒的思维方式。我们通常对于永恒的理解和竹内好的这个概念是相反的，我相信大家对于永恒的理解是，那个核心的东西是不变的，只有不变的东西才是永恒的，变的东西一定是一次性的。但是竹内好对永恒的理解恰恰是变动的，但不是一般的变，而是他用革命来命名的变。这个论述曾在《鲁迅》一书的最后一章里正面讨论：竹内好把永恒作为一个意象具体化到了孙中山身上，大家知道孙中山先生的遗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是让中国社会不断地变革、革命。竹内好认为只有革命才能让事物发生变动，只有变动才能永恒，一个事物如果静止了，它就死掉了、不会永恒了，就停止在一个瞬间不会再持续了，所以要持续、要永恒就要不断地动。竹内好用这样一个视野来解释毛泽东。当然，这个解释包含了某些让我们中国的当事人觉得很残酷的浪漫主义想象，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一个比较静态的社会里人容易活，在一个每分每秒都动的状态里，人要自己进行判断是很累的；而且如果发生大的革命，那恐怕身家性命每时每刻都有可能面临危险。但作为一种认识论，它仍然是重要的。举个例子：关于郭沫若的受批判以及后来的文革，竹内好有一个著名的说法。他说，在中国那样一个高度变动的社会里，谁受到批判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有在日本这样的静态社会里，受批判才会是一个天塌下来的大事，有朝一日毛泽东也会受到批判的。这是他在1965年讲的，是他关于“永恒”的认知。作为一种历史感觉的话，有这个感觉的人是动态的进入历史的人，没有这个感觉的人就是静态的在历史之外的人。这是第一个概念，关于永恒的理解。
第二个是动态场域的概念。“场域”对我们来说也是静态不动的。但是动态场域就不一样了，要理解一个场域变动时的状况，不妨想象电影《哈利?波特》的一个经典镜头，魔法学校的孩子们要回自己的宿舍房间时得找机会才行，要是楼梯跟房门对接不上，今晚就无法回去睡觉，
这叫历史的动态感。根据地就是这样一个动态场域，而且这个动态场域统合了各种力学关系，这是竹内好的一个哲学命题。这个问题在此不做进一步发挥，只是提供一个最基本的信息。由此我们看到50年代的日本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革命思想，进行了直接针对日本的静态、固定化思维的阐释，是对教条主义、公式主义最有效的批判。
1957年5月《世界》杂志发表了“革命的逻辑与和平的逻辑”座谈，这时距1956年10月的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过后半年多。1956年12月，《人民日报》编辑部曾发表题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社论。这篇文章里谈到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对匈牙利事件中苏联出兵表示无保留支持，它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专政不可避免要使用暴力。可在波兰事件中，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并且相当有效地制止了苏联出兵波兰的行动，军队开到华沙郊区就撤回了，因此没有发生苏联与波兰的流血冲突。当《人民日报》社论表达出这样一个立场之后，很多日本人感觉到不满，他们说怎么中国政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变脸了，在波兰事件中他们阻止苏联出兵，但在匈牙利事件中却是另外一个态度，好像有点不可理解。对此，这个座谈会并未提供正面有效的分析，刚才也提到事实上日本人能够找到的第一手中国资料非常少，只能通过官方渠道看一点相关信息。因此，下面所分析的情况，事实上有理想化的嫌疑，也不能说太准确，但是它里面也体现了某些重要的思考，我想谈一谈这些思考。
竹内好、丸山真男均出席了此次座谈会。二人对《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发表了不同看法。丸山真男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有某种同情之理解，但不是无保留地支持。竹内好当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中国革命有种浪漫主义认同，而不仅仅是思想立场。竹内好先出来对社论进行了辩解，他说人民日报的文章有一种事后性。他推测，假设文章发表在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前的话，它应该是另一种写法。他觉得中共不可能认同苏联的方式，如果中国处在苏联的位置上，恐怕不会像苏联那样用这么强硬的方式介入别国政治，这里面有中国文化的历史逻辑。因此他说读这篇社论不能只读字面，得读字缝。
丸山真男接着竹内好来讨论这个问题。他说这篇文章能不能经得起我们去读字缝，又当别论，显然他认为字缝里没那么多东西。这是政治学家和文学家分析方式的不同。他认为竹内好是从他对中国革命、中国历史、中国现代文化的深度解读里推论出这篇文章应该有“字缝”的；不过参照中国共产党此前一系列对国际、国内问题的处理方式，这次事件尽管中共如此表态，从一贯立场看，竹内好的分析有道理。丸山说，假如匈牙利也能把事变控制在波兰事变的程度，恐怕苏联有可能用对待波兰的方式承认匈牙利政变，那么中国也会如同承认哥穆尔卡政权一样承认纳吉政权，所以这件事不在于苏联出兵是否有道理，或中国为何要支持他，而在于匈牙利事件本身激化到了这个程度，苏联出兵后，中国不可能发表其他态度。匈牙利事变的处理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中国政府为何这么表态。
接着竹内好推进了这个问题。他说你们不要只看这一个观点，要看整篇文章，它不是只谈这一个问题。这篇文章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相对化立场，文章里面只有“革命”、“反革命”两个词是采取了二者择其一的态度，没有中间立场。其他所有的论述都是相对主义论述：比如反对修正主义的同时也反对教条主义；抨击大国霸权主义的同时提出小国的民族主义也同样可怕；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加强团结的同时提醒各个国家有不同的国情，注意团结也要照顾到这些不同的国情。因此这种相对主义的态度就说明中国不是用教条主义的立场去支持苏联出兵，仍然是一种在特定状态下的选择。
竹内和丸山都注意到《人民日报》这篇社论里有一个提法，它不说“大国”和“小国”，而是用“较大国家”和“较小国家”。因为大国和小国是一种静态的说法，而较大和较小是一种比较性的说法。比如日本对于中国来说是小国，但相对于韩国甚至相对于朝鲜半岛、东南亚小国又是大国，那我们说日本到底是大国还是小国呢？当我们用一种静止状态讨论的话，我们必须确定它是大国还是小国，当我们以一种相对的状态讨论时，这个问题就变了，你要看他跟谁比，所以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是强国也可以是弱国，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发生转化。竹内和丸山同时强调，在中国存在这样一种政治辩证法。丸山进一步说，这种相对主义才是政治成熟的标志。它抓住了某种政治逻辑：在政治的现实中不存在绝对的事物。举例来说，昨天是较大敌人到今天就可能成为较小的敌人，在进一步发展后也许变成更小的敌人，接着它可能就不再是敌人。反之亦然。所以丸山说，在毛泽东的《矛盾论》当中就充满了这种相对主义。
为什么需要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呢？因为只有它才能在状况没有发生剧烈变化时，为任何一种剧烈变化的可能提供基础，而且尽可能地把变化向自己所期待的方向推进，这是相对主义的功能。绝对主义因为它没有这样的操作能力，只能坐等状况的变化，而那种变化通常是不利于自己的。所以任何没有相对主义视野的政治判断一定是被状况拖着走的。
五、“世界尚未完结，让我们发现矛盾吧！”
1962年到1963年竹内好挑起过一个关于《矛盾论》翻译的争论，这场争论是一场力不从心的争论，因为它难度太高。试图把思想问题放在翻译语言里来讨论，要拐很多弯，如果论争对手完全不进入这样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很滑稽的局面。这场论战就是很滑稽的，竹内好提出的所有技术问题，都被那些翻译者一一驳回，但是没有人肯在语词以外的部分跟竹内好讨论他提出的问题，以至最后竹内好只好抛开这些语言问题直接跳出来，说我现在告诉你们我要说什么：你们对《矛盾论》的理解有问题，你们没有把这篇作品的灵魂翻译出来，我认为这篇作品的核心部分在于，主张为了解决问题而全力以赴地发现矛盾，在诸种矛盾中掌握主要矛盾，在主要矛盾中掌握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我和你们的差别在于，你们认为世界已经完结了，那么，让我们来说明吧；我的翻译态度是世界尚未完结、世界应该变革，为此让我们发现矛盾吧！
1965年1月竹内好发表了一篇论文。大家知道1964年是中国核试验成功的年头，因为中国变成了一个核国家，日本进步知识界里对中国有亲近感、有善意的人大幅减少。日本作为受到核侵害的被害国，对任何主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会反感。这个时候竹内好写了一篇《从周作人到核试验》。他说：
中国的核试验是一个不幸的事件。是不应该发生更不应该使它发生的事件。作为人，尤其是作为日本人，对这个事件不感到遗憾的人恐怕是少数吧。
这是理性的立场。从理性的立场出发，我迄今为止反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核试验，今后也将反对。
但是，离开理性的立场，就感情而言，我很难说得清楚——我在心底悄悄地喝彩：干得漂亮！真是给了安格鲁撒克逊和它的走狗们（也包括日本人）当头一棒！我不能隐瞒，对此我产生了一种感动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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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拥有核武器的根本动机是军事性的。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一直被置于核威胁之下的中国为了自主开发对抗的武器，废寝忘食全力以赴，这是很容易想象的。这是把国际关系作为权力政治的场域来把握时的理解方式，当然是正确的。因此，依照这个思路来看，中国加入核武器国家的阵营，责任并不仅仅在中国。所有的大国，尤其是美国，有很大的责任。
但是我觉得只依靠这些说明依然是不充分的。固然，不屈服于核威慑这一理由也见于中国的官方声明，这是有说服力的，但是难道不应看到在这一理由深处存在着更深刻的心理动机么？就是说，这是洗刷耻辱扬眉吐气的动机。而我，对于表面上的军事动机并不能无条件地赞成，可是对于内在的心理动机，却是拍手称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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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真正是充满了悖论，而我们人也是一样。
我也要悄悄地跟大家说，我读了以后非常感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回到我一开始跟大家讲的那个问题，对一个时代的理解的深度，并不取决于我们能占有多少资料，真正的理解深度，不仅来源于资料的占有，还来源于对那个时代深度的理解和对资料的深度解读能力。
（李文丽、李晨根据孙歌教授5月13日在上海师范大学的讲演整理，经孙歌教授改定，载宇2012年7月《文景》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