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苏共莫斯科市委最后一任第一书记尤里·普罗科菲耶夫在本文中指出，导致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是三类人：一是苏联党政精英，他们无力应对时代挑战，一些人甚至走上了背叛道路；二是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他们从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出发，目的是要摧毁苏联；三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人们，他们不清楚社会政治体制更替会造成何种后果、没有奋起捍卫国家免于分裂。此文刊发于2011年12月25日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原标题为《苏联解体20年：谁之罪？怎么办？》。
20年前，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爆发了一场地缘政治灾难，几乎彻底地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顷刻间亿万人民跌入了另一个世界，并被新生国家的边界线分割开来。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顶上降下，而升起的是俄罗斯的三色旗。为此俄罗斯山河破碎，失去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近半数人口。
苏联解体20周年之际，俄罗斯两大电视台相继播放了多集纪录片《苏联崩溃》和《帝国瓦解》，我深信，后一名称更符合历史真相。
一、苏联的解体
苏联是什么？从地域上说，这是一个俄罗斯帝国，是国民经过数世纪的艰辛，打造出的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北极到帕米尔高原的强大国家。这个曾占据全球1/6陆地面积的帝国，其精神血脉不仅包括数世纪以来积淀的俄罗斯文化，也包含居住在国土上的其他众多民族的文化。
苏联的解体是否无法避免？斯瓦尼泽或姆列钦等一些电视人极其武断，认为苏联解体是命中注定的，计划经济应该瓦解，民族矛盾生来而存在。
然而事实终究是事实。依据客观事实，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得出了与斯瓦尼泽或姆列钦之流完全相反的结论。的确，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必须的，当时缺少及时应对挑战的能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非要打破社会政治制度，破坏一个历时千年才成型的俄罗斯帝国，毁掉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得以延续的地缘政治实体——苏联。
俄罗斯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瓦西里·西姆切拉在《俄罗斯经济发展100年》一书中列举了如下事实：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苏联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5％。而在戈氏改革的1986—1990年期间，GDP的年度增幅骤降至2.4％。但即便如此，如果维持这一低的增长速度，20年后的今天，GDP总量也绝不是现在的1.6万亿美元，而是4.3万亿美元。这样也能保证工人的平均月薪能够达到2000美元左右。
有必要重申一下，当年苏联的经济体制无疑亟须结构性调整，农业、轻工业、贸易领域也应当引入市场机制，加强科学技术成果的转化，但是不应摧毁整个经济和政治制度。如果实施现代化改革，利用资源潜力，年经济增长达到8％、10％是极有可能的。但事与愿违，党和政府却无所作为。按美国中情局分析人员的计算，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占全球GDP的比重为15％—16％，而如今，俄罗斯的份额还不足3％。
随着社会制度改弦易辙，人民的道德准则被破坏。不管怎样说，共产主义理想毕竟体现的是人们数千年来对公正、互帮互助的美好追求。而如今这些理想与苏联一起消逝。目前，人们只留下一条路：任金钱牵着鼻子走。
当然，苏联解体木已成舟，由此出现了两大永恒的俄罗斯经典之问：“谁之罪？”和“怎么办？”。
二、苏联解体是谁之罪？
谁之罪？原因很多，说法云云。拥有1900万党员的苏共和超级大国苏联为何一夜间轰然倒下、土崩瓦解？此间说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苏联解体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此前已经有为期数年的准备过程。倘若非得找出罪人，我想主要有如下三组毁灭者。
1.苏联党政精英无力应对时代挑战，一些人甚至走上了背叛道路。他们中的一些人行事愚蠢、轻率，另一些人则是有意地充当叛徒，心里十分清楚自身所作所为及利害关系。苏共在严峻的考验面前毫无准备，党和国家领导层未及时更新社会政治体制。这为戈尔巴乔夫推行所谓的“改革”提供了土壤。而正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1985—1991年）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导致了苏共乃至国家的毁灭：
（1）取消宪法第6条，剥夺了苏共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如此一来，权力和管理便出现了真空。接下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1990年夏天宣告成立，这又破坏了苏共的统一性。从此，苏共变为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联合体，而不再是苏联国家凝聚力的核心。
（2）苏联政府、苏共中央在经济领域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对经济造成了非常严重、甚至是无法补救的损害。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企业法》，这引发了企业乱涨价；《合作社法》的出台导致了卢布现金流泛滥成灾，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核算法》的出台导致了各共和国以邻为壑、各自为政。
（3）导致苏联解体的第一步、也是最严重的一步便是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俄罗斯主权宣言。宣言明确提出，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的法律要置于苏联法律之上。而这份文件的出台其实是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权力争斗的直接后果。
（4）当时有些当权派官员直接从事了破坏活动，否则，在计划经济情况下，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出现一下子同时关停所有烟草企业或是洗涤用品生产企业的情况。出现了这种怪事，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商店中货架空空，而在通往首都的公路上却滞留着数百辆满载肉类、食用油和奶酪的货车。
到了1991年8月，类似的破坏活动已经几乎大功告成：一是削弱苏共，二是搞乱国家管理，三是通过急剧降低物质生活水平挑起民众的普遍不满。这并非是外部势力所为，当然，或许他们施加了压力。这是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三、四年间亲手酿成的，正是上述所作所为导致了最后的灾难。被称为“政变”的“八·一九事件”是最后一个节点，其结果是苏共遭禁、苏联社会政治制度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如果谈到党政最高领导层的叛变行为，那就应当点到这些人名：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加上签署“别洛韦日协议”的那几位：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克维奇以及他们的帮凶：布尔布里斯、盖达尔、沙赫莱、科济列夫。
当然，此处不能不强调戈尔巴乔夫的作用，戈尔巴乔夫是党和国家的掘墓人。他才是破坏国家统一和社会政治制度的那些行动的倡议者和实施者。正是他在雷克雅未克和马耳他向美国总统承诺，要解散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允许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退出苏联，承诺不干涉摩尔多瓦的内部事务。他本应预先制止“别洛韦日协议”的签署，当时白俄罗斯克格勃组织已经通报给他这次秘密会议，也准备可以随时“将其做掉”。白俄罗斯总理科比奇后来坦承：“当时心存疑惑：这从法律上讲是叛国罪，因为我们违背了宪法”。他接下来讲道：“如果我是戈尔巴乔夫，我就会派一个连的阿尔法特种兵，把我们这些人全都抓到莫斯科监狱里去”。戈尔巴乔夫故意按兵不动，无所作为，放任签署“别洛韦日协议”，为瓦解苏联画上了最后的句号。
2. 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从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出发，目的是要摧毁苏联。西方一向对庞大的俄罗斯帝国感到恐惧，但又觊觎其自然财富。在先是与俄国、后来与苏联对抗的过程中，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大国，始终一贯的目的是：过去是消灭俄罗斯这个竞争敌手，现在则是防止俄罗斯重新成为竞争对手。为达此目的，西方采用了多种手段。
首先是中情局艾伦·杜勒斯纪要，后来又有中情局凯西计划，后者被里根和老布什总统积极推行。美国人深知苏联经济因为冷战对抗而高度紧张，于是趁势炮制了“星球大战”的神话，目的是将苏联拉入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彻底拖垮苏联经济。这一伎俩最后得逞。
其次是美国对产油国施加压力，旨在大幅增加全球石油产量，从而压低石油价格。苏联一直通过石油收入在境外购买消费品，弥补本国轻工产能的不足。由于石油产量大增，每桶油价从35—40美元迅速下跌至10—11美元，这几乎接近苏联石油开采的成本。这重创了苏联经济，外汇匮乏令莫斯科无法正常进口，导致商店货架空空、居民不满情绪高涨。
其三是西方大国情报机构齐心协力，利用各种活动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在苏联成功组建了“第五纵队”。苏联内部的“第五纵队”来自于知识分子代表。对此，作家谢尔盖·扎雷金有一句准确的名言：知识分子应当明白，自己都干了什么，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明白自己言行的后果。
在雅科夫列夫领导的苏共中央宣传部的支持下，当时苏联几乎所有的传媒都落入那些鼓吹“必须派”手里。这些人极力鼓吹“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全面替换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当时大约有50名这样的“吹鼓手”、“传声筒”，让这些人在报刊上发声、在电视屏幕上出镜，用激进改革的思想蛊惑煽动民众。
如此一来，反对苏联政权的思潮终于占据了主流。
3.包括苏联知识分子在内的人们，不清楚社会政治体制更替会造成何种后果、没有奋起捍卫国家免遭分裂。大部分苏联百姓，尤其是大城市居民，对所发生的变化盲目跟从，其实根本不明白其本质，也意识不到后果会是什么。一些人为此感到欢欣鼓舞，还推波助澜。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大多数人则摆出漠不关心的姿态。
当时的人们已经为生活所迫，无暇关注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的权力争斗及其危害。套用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的话来讲：“人们对国家未来的社会体制完全无所谓，对他们而言，能够买到些香肠更为重要”。大家欢迎变革，在他们的头脑里认为，资本主义就是意味着在商店里应有尽有，而人们的福利仍然会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那样得到保障。但他们大错特错。苏联制度提供了最高水平的社会保障，赋予人们乐观主义精神，而这正是现今俄罗斯大多数公民所缺乏的。
三、苏联解体该怎么办？
接下来是第二个永恒的俄罗斯之问——“怎么办？”。如今，我们自然无法回到苏联，然而，俄罗斯也不能再像现在这样安于现状，要保住并开发横跨9个时区的广袤领土，仅靠目前的1.4亿人口是远远不够的，至少需要2亿—2.5亿人。而从人口现状来看，即便形势在未来出现好转，这一数字在本世纪100年内也是注定无法实现的。
只剩下一条出路，这便是联合一部分昔日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如今的新独立国家。
在漫长隧道的尽头，曙光已在闪现。这便是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组成的关税同盟、统一经济区，我相信未来还将有其他国家加入，最终形成欧亚联盟。哪怕刚开始不是全部，哪怕只是俄国－苏联历史疆域的一部分。
来源：《红旗文稿》 期号：2012/14 作者： 张树华 译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