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就曾表示“决定使用一切手段来粉碎匈牙利的危机，苏联决不允许阵营的‘阵线被攻破’”。在匈牙利事件过程中，苏联从一开始就想通过“政治干预”来解决匈牙利危机，即用政治手段扶植那些与苏联友好的、忠于苏联的、能稳定大局的匈牙利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台，以消除政治危机。苏联在尽可能支持拉科西无果的情况下扶持格罗上台，但格罗的优柔寡断已很难挽回日益复杂的局势。此后，苏共又默许纳吉出山主政，其目的是要利用纳吉的影响力来控制日益恶化的局势。最后见纳吉摇摆不定，又启用卡达尔和明尼赫重组新政府，以达到挽救匈牙利社会主义的目的。
贯穿于1956年苏匈关系始终的两条主线：一是政治干预，二是军事干涉。所谓政治干预是指，苏联为了加强其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巩固这些国家的稳定，用政治手段干预这些国家的内政，扶持那些既能控制住动荡的局势、又忠于苏联的东欧国家领导人上台执政。军事干涉是政治干预的补充手段，其最终目的也在于在东欧扶持一个忠于苏联的政府，稳定社会主义阵营。本文依据已解密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档案，以1956年苏联对匈牙利事件的政治干预为切入点，分析苏联对匈牙利政治干预的过程和结果，以期更深刻地认识冷战格局下匈牙利事件的悲剧性结局。
一、苏共中央对匈牙利局势的判断与安德罗波夫最初的努力
苏共二十大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斯大林执政以来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示不满，出现了社会动荡的局面。在波兰和匈牙利，一方面，党内一些人和人民群众发出强烈呼声，要求在独立平等的基础上调整对苏关系，要求在政治、经济上实行改革；另一方面，一些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四处活动，意欲利用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改变本国的社会主义制度。[1]1956年3月底到4月初，匈牙利国内日益明显的动荡在全国范围内蔓延。
匈牙利人民之所以表现出如此强烈的不满和反抗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从匈牙利的历史来看，匈牙利民族有着强烈的反俄意识和抗俄情绪。第二，从匈牙利的现实看，匈牙利人民长期以来深受以拉科西为首的领导集团的高压统治，特别是国家保安机关对广大党内外人士的迫害。人们认为，一切的根源均来自于苏联，来自于斯大林主义，来自于斯大林在匈牙利“最好的学生”拉科西。第三，自纳吉1953年任职到1955年又被去职以来，人们发现纳吉力争实现自己承诺的机会被拉科西无情地剥夺了。此后，匈牙利国内的动荡日益明显，并逐渐形成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其中坚乃是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包括作家、记者、艺术家、科学家等的一批人。裴多菲俱乐部成为这一潮流的公开象征，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公开进行辩论的论坛。
尽管匈牙利国内的反抗在不断加剧，拉科西的地位和威望日益受到削弱，但是苏联领导人还是试图支持拉科西政权。4月4日和4月6日分别是匈牙利的解放纪念日和苏匈友好条约签订的周年纪念日，苏共中央给拉科西和赫格居斯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2]时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的安德罗波夫对苏共二十大后匈牙利局势的明显变化深感不安，他一方面对匈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决议的反应不大满意，另一方面他恳求苏共中央给拉科西以更大的支持和援助。
根据安德罗波夫的电报，苏共中央于5月3日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了匈牙利在苏共二十大后的政局变化以及贯彻苏共决议的情况，并决定派苏斯洛夫赴布达佩斯同安德罗波夫磋商。[3]安德罗波夫和苏斯洛夫的支持无疑给拉科西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他开始强硬地对待党内的一切批评，依仗有苏联的支持不允许党内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六月下旬发生的两件事改变了匈共中央政治力量的对比。6月27日，人们在裴多菲俱乐部再次展开激烈争论，要求纳吉重新进入党内。这一事件引起匈共中央的极大不安。6月28—29日，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出现了反共产主义的游行。
波兰局势的变化使苏共领导人极度焦虑，他们认为必须坚决制止在波兰出现的要求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倾向。[4]“波兹南的流血事件使俄国人确信有必要最严格地控制目前的非斯大林化过程并掌握其‘剂量’”。[5]6月30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发表决议，强调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不应导致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要求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团结并保持意识形态的绝对统一。从6月底起，苏联开始意识到东欧局势的严重后果，并试图降低反斯大林的调子，以防止东欧国家再次重演波兹南的流血事件。
安德罗波夫7月9日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电报再次明确地表示出他对拉科西的担心。称“敌对分子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内的反对派”公然要求匈牙利实行“独立的民族政策”，并开展“民族共产主义运动”，使匈牙利人能够“独立自主地解决国家内部事务”，而不是听命于苏联人的摆布。安德罗波夫建议苏共中央发表一个立场鲜明的声明支持匈劳动人民党6月30日的决议，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加强党的团结并坚决同敌对力量进行斗争。”[6]
安德罗波夫的电报再次引起苏共中央领导层的重视。苏共中央主席团于7月12日开会讨论匈牙利和波兰的局势。[7]赫鲁晓夫等人认为，近来波兰和匈牙利的骚乱是“帝国主义搞颠覆活动”的结果，帝国主义企图攻破社会主义阵营的“薄弱环节”，妄图煽动“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并“一个一个地消灭社会主义国家”。会议还决定由《真理报》发表文章，重申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联合一切力量挫败帝国主义的进攻。会议委托米高扬同志前往匈牙利了解匈牙利的党内斗争并缓和匈牙利的国内局势。
二、米高扬的匈牙利之行与七月全会所做的人事变动
当米高扬于7月到达布达佩斯时，赫鲁晓夫一直在为匈牙利的局势担心。他表示，“如果匈牙利的局势进一步恶化”，苏联“决定使用一切手段来粉碎匈牙利的危机”，“苏联决不惜一切代价，决不允许阵营的‘阵线被攻破’”。[8]但是在匈牙利还未完全陷入危机以前，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还是想通过和平手段即一般的政治手段解决危机，主要是调整领导班子，扶植那些同苏联友好的、忠于苏联的、能稳定大局的东欧国家领导人上台，以消除政治危机，从而达到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目的。
米高扬从7月13日抵达匈牙利一直到7月18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会召开，终于将格罗扶上了台。那么苏共中央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对当时的形势做了怎样的判断？米高扬又做了哪些工作？
赫鲁晓夫派米高扬赴匈的目的表面上是“同匈牙利同志们商谈”，但实际上苏共中央已经做好了更换领导班子的心理准备。7月13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9]米高扬指出，帝国主义势力一直在社会主义陈营中寻找“薄弱环节”，波兹南事件就是“来自帝国主义势力的这种压力及其代理人的阴谋所造成的结果”。[10]苏共中央不允许在匈牙利发生类似波兹南事件的现象。匈国内局势混乱的主要原因在于党的队伍“缺乏真正的团结”，要加强党的团结当务之急就是要换掉拉科西。
于是，拉科西继承者的人选是决定时局能否平稳过渡的关键问题。尽管在拉科西继承者的人选上党的高层意见有分歧。但是最后米高扬还是决定尊重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极力为格罗能在中央全会上当选第一书记做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通过高层领导人的调整，尽可能地加强党的团结，加强意识形态战线上的斗争，稳定匈牙利局势。7月17日米高杨再次同格罗、赫格居斯就中央全会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交谈。当晚三人又分别同拟增补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进行了交谈。然后又召开了政治局委员和其他18名最有影响的反对中央决议的中央委员共同参加的会议。[11]目的就是为了提前统一意见，为格罗顺利当选第一书记铺平道路。7月18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会按时召开。大会顺利地进行了拉科西与格罗的职务交接。
七月全会的人事变动未能挽救匈牙利日益紧张的国内局势，首先，这个决定的做出已经为时过晚，它已无法阻止事态的恶化；[12]其次，米高扬的一切努力都由于继承人的挑选错误而前功尽弃。后来的事实证明，任用格罗为党的第一书记实为换汤不换药。那么，苏联为什么会选择格罗接替拉科西呢？从现有的材料看，选择格罗可能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赫鲁晓夫对格罗的印象很好，认为格罗在理论上造诣很高，值得尊敬和信任。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里这样写到：“我对格雷[13]没有什么不好的看法，只有好的印象”；“他更喜欢理论研究、群众政治教育和政治宣传工作。他在理论上有很高的造诣，就其性格而言，他也很喜欢做办公室的工作。我认为格雷是一位值得尊敬和信任的人。”[14]
其次，苏联档案表明，格罗之所以当选主要还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也就是说格罗是匈牙利党中央政治局推出的人选，米高扬只不过是尊重了匈牙利党的决定罢了，尽管米高扬认为格罗在当时人选的推举问题上曾施展了政治手腕。“在7月16日匈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政治局一致同意格罗作为新的第一书记。”“格罗同志在同我事先谈话中的立场和在没有我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的立场，带有策略手段的性质。看来，他内心始终赞同自己作为候选人，但又想同我们的愿望不发生尖锐的矛盾。”[15]
尽管米高扬希望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在七月全会后能建立起“坚强的领导和牢固的团结”，尽管新政府宣布要以“进一步民主化”为目标制定改革措施，然而，反映大多数社会意愿的“民主反对派”的代表人物纳吉·伊姆雷仍然被排除在权力机构之外。很多人认为，如果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七月全会不是选举格罗而是选举卡达尔担任第一书记，后来的十月悲剧也许能够避免。我们不能苟同这种观点，它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假设。其实就连卡达
尔本人也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后来曾说：“事后分析当时的情况，照我看来，即使这样的一种人事变动也已无法阻止一场大灾难的发生”。[16]
七月全会后不久，匈牙利国内的政治气氛又开始紧张起来。格罗上台后根本没有采取措施改善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而是墨守成规地继续推行老一套政策。领导的无能促使形势进一步恶化，人们的不满情绪从各个方面表露出来。“农民们对义务交售农产品和地方当局的过火行为，对死板的、教条主义的作法深为不满”[17]。一些裴多菲小组也重新恢复活动。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新闻记者，再次投入寻求民族自主的洪流之中。一场要求摆脱苏联控制，要求民族自主，要求改革经济的广泛群众运动正在悄然兴起。
赫鲁晓夫不断接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称匈牙利的内部矛盾正在加剧。9月下旬，鉴于匈牙利事态的不断恶化，苏联向包括匈牙利在内的东欧各国领导人发出秘密指示，要求他们不要步南斯拉夫的后尘。[18]在全国广泛的舆论压力之下和党内不同观点的争论中，格罗愈发显得无计可施。在这种情况下，格罗急切地赴苏联“休养”以求得到苏联的支持。[19]
10月4日，在克里米亚“休养”的格罗在赫鲁晓夫的安排下同铁托举行了会晤。此时纳吉给匈牙利党中央写信要求恢复他的党籍，跨出了与格罗集团和解的第一步。他在信中称：“望尽快地回到党的队伍中来。我要和其他党员一起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推动国家进步，把和平幸福的生活给予我们的劳动人民”。[20]对于纳吉的信，匈共中央没有及时予以回复。10月6日，匈牙利为拉伊克等四位前共和国领导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国葬。数十万人自发参加了拉伊克的葬礼，拉伊克的遗孀尤莉娅·拉伊克和纳吉·伊姆雷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不断喊出“打倒斯大林主义”、“苏军撤出匈牙利”等口号。匈牙利处于暴风雨来临的前夜。
当10月12日格罗返回布达佩斯时，他沮丧地表示匈牙利国内政治形势要比他“在苏联想象的更为复杂和尖锐”，“严重局势”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党内，而是遍及整个国家了。[21]如果说在3—4个月前表示不满的仅仅是知识分子的话，那么“现在各种不满情绪开始十分广泛地渗透到了工人中间，更不用说感到明显不满而要求解散许多地方的生产合作社的农民了”。[22]格罗认为拉伊克的葬礼给党的威信造成了严重损害。“反对派分子的举止尤为放肆无礼。他们公然要求让纳吉·伊姆雷重返政治局”；“亲南斯拉夫的情绪，运用所谓‘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想法，在党内明显加强。这种情绪以前在党内也曾有过，
但没有现在这样强烈”。有鉴于此，格罗请求安德罗波夫转告赫鲁晓夫，请他尽可能快地访问布达佩斯。
苏联对格罗不能控制局势深感失望。安德罗波夫认为，格罗等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在解释和捍卫党的政策和在加强党在工人中的影响方面显得软弱无力。他在致苏联外交部的电报中写道：“如果我们的朋友继续奉行这种不抵抗主义政策的话，那么，纳吉·伊姆雷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现，我们认为是完全可能的。”[23]10月14日《人民自由报》刊登了纳吉10月4日的来信和匈党中央政治局关于恢复纳吉党籍的决定。这是格罗面对苏联的压力以及国内形势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10月23日声援波兰十月事件的游行是匈牙利人多年以来不满情绪的总爆发。示威者们提出了“十六点要求”。[24]其中包括全部苏军按照条约立即撤出；必须在纳吉·伊姆雷领导下成立新政府；在政治和经济完全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修正和调整匈苏、匈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等等。赫格居斯后来回忆说：“政治局在那时已经不起作用”，“我看到，在波兰事态的影响下，我国的形势也在急转直下”。[25]游行示威最终引发对抗、骚乱、冲突和流血。
四、军事干涉后的再次人事调整
事实上早在匈牙利事件爆发之前的一段时间，苏联驻匈牙利的一些军事安全顾问就曾警告匈党中央要采取措施以防骚乱等突发事件发生。但是，“匈党政领导并未采取措施以应对突发事件，他们中的很多人不能客观地估计形势”。[26]事实也的确如此。包括赫格居斯在内的很多匈党领导人根本就没有想到会爆发武装反抗运动。“那时还不知道已经出现了武装起义”；[27]“在那几个小时里，谁也没有想到我们将看到一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28]
就在匈牙利电台大楼前发生严重冲突以后，匈共中央于晚上10点钟召开中央全会，100名中央委员只到了三四十人。在紧张混乱的气氛中，大会讨论了总理的替换问题，以期亡羊补牢，利用纳吉来尽一切可能挽救局面。晚上10—11点钟的时候，大会决定纳吉·伊姆雷担任新总理，纳吉接受了，匈党中央的这一决定也得到了莫斯科的同意。[29]因为没有莫斯科方面的点头，纳吉是不可能出任匈总理一职的。从此时起，在莫斯科的默许下，在人民自发反抗运动的推动下，纳吉再次登上了匈牙利的政治舞台。
莫斯科把纳吉推到政治前台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利用纳吉的影响以控制日益恶化的局势。
首先，纳吉尽管长期以来一直同拉科西处于党内斗争状态，但苏联方面还是比较信赖纳吉的。在赫鲁晓夫看来，纳吉早年在苏联学习和工作过，“不排除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内线，在斯大林那里很吃香”；[30]纳吉“很受斯大林的信任。他于1919年加入共产党，早在库恩贝拉领导的1919年革命中就出人头地。他在政府和匈牙利共产党内部都身居要职。”[31]
其次，当时匈牙利国内政治形势更为复杂和尖锐，党内反对派要求让纳吉·伊姆雷重返政治局，而且苏联对格罗的软弱无力和不能控制局势深感失望，预料到纳吉可能会回到党的领导岗位，因此在10月14日迫使格罗恢复了纳吉的党籍。
第三，纳吉的上台固然需要莫斯科的点头，但这首先是匈牙利党的集体决定。
事实上，从布达佩斯局势恶化之时起，格罗就一直同莫斯科保持着联系。[32]然而，表面上纳吉成为匈牙利的总理，但在匈党内部，掌握实权的仍然是格罗。[33]针对布达佩斯出现的骚乱，格罗最后决定，为了恢复秩序，需要请一部分苏军开进布达佩斯。格罗请求苏联出兵援助的决定正好符合赫鲁晓夫早就说过的要不惜一切代价、使用一切手段粉碎匈牙利事件的愿望。[34]24日凌晨，苏军坦克进入布达佩斯，与格罗控制的匈保安部队配合，同布达佩斯市民以及部分倒戈的士兵和警察部队展开激战。对纳吉的任命并未对已经发生的冲突产生多少影响，如果这种领导层的变更发生在23日，可能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广大起义者的迫切要求，但是现在发生的这种变更似乎没有产生多少影响，因为“对于一个急需彻底动一次大手术的病人来说，化学家天平上的这点差别只不过是一服镇痛剂。”[35]
苏军在布达佩斯遭遇到极其顽强的抵抗是莫斯科没有想到的。苏联在仓促出兵后稳定局势的主要办法还是进行适当的人事调整，以求尽快平息事端。苏共中央决定派米高扬、苏斯洛夫和谢罗夫三人赴匈牙利协助匈政府恢复秩序。10月24日中午，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乘坐的飞机飞抵布达佩斯。[36]米高扬和苏斯洛夫认识到格罗的存在只会使目前的危机更加严重，要尽快解决危机，就必须换掉格罗。他们指责格罗没有按照苏共二十大决议的精神实行改革，并置苏方的劝告于不顾，不让纳吉回到党的领导机构之中。不仅如此，格罗23日晚的广播讲话在一定程度上激怒了示威者。[37]米高扬还指出，正是由于格罗对匈牙利局势作了夸大和歪曲的报告，才使得莫斯科匆忙作出出兵布达佩斯的决定。[38]苏斯洛夫提出要格罗辞职，格罗虽进行了反驳，但最终在米高扬等人的压力下同意辞职。[39]
解密档案显示，米高扬24日发往莫斯科的电报受到苏共中央主席团的高度重视，苏共中央主席团对它进行了认真讨论。[40]与往常不同的是，这次会议还破例邀请了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参加。尽管赫鲁晓夫对格罗及赫格居斯的表现不太满意。[41]但他还是称匈牙利同志已基本控制住局势，而且匈党内也很团结，特别强调纳吉和格罗的意见很统一。最后赫鲁晓夫分析了匈牙利事件爆发的原因。他认为关键在于经济问题，在于人民的生活水平未得到提高。[42]他说，“如果我们不能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意识形态工作本身将是徒劳无益的。骚乱发生在匈牙利和波兰而没有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这并非偶然，这是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水平相当高”；“我们有必要改进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以提高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质量，从而进一步控制我们的经济”。[43]显然，苏联领导人意在敦促其它东欧国家在搞好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的同时努力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避免类似匈牙利的事件发生。
25日上午，在米高扬和苏斯洛夫的参与下，匈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了格罗职务的正式交接。赫格居斯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莫斯科显然试图用政治办法平息起义，认为光是我不当政府总理是不够的，格罗也应该下台，把位置让给卡达尔。这样，终于实现了如果在6月份出现说不定可以避免这场武装起义的人事调整”。[44]中午布达佩斯电台播放了解除格罗党的第一书记职务的决定。纳吉从此开始逐步掌握实际领导权。然而，宣布格罗下台的消息似乎为时已晚，没有引起人们的任何反响。
五、缓兵之计后的另起炉灶
自苏军进入布达佩斯以来，强烈的民族义愤使匈牙利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一些旧时代的政客、军官、政治犯和刑事犯等都趁机蜂涌而出，他们把对苏联以及对过去政府的不满情绪，全都疯狂地发泄在仇杀国家保安人员上，煽动人们向国家保安人员进行疯狂的报复。同时，一些外国势力也在舆论等方面给骚乱者以支持。因此，原本一场旨在通过请愿促进变革的人民运动由于苏联的军事干涉而变得复杂化。
从10月24日抵达布达佩斯到26日，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在最初实施军事干涉使形势稍微有所好转之后，便一直主张并试图寻求一种政治解决办法以缓和当时匈牙利的局势。纳吉在逐步掌握实权以后就和刚刚上台的卡达尔合作，积极从事恢复秩序的艰巨工作。纳吉在不能要求苏军立即撤出布达佩斯的情况下，寻求通过重组一个新的政府，以有效地控制局势。27日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协助纳吉和卡达尔改组政府。纳吉要求将政府中的一些强硬派清除出去，主要是格罗集团中的赫格居斯等人，以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府。28日上午，纳吉经过一番交涉之后，安德罗波夫同意了纳吉的要求。[45]下午格罗、赫格居斯以及内务部长比罗什、国防部长巴塔等乘苏联坦克离开了匈牙利。当天纳吉发表《告匈牙利人民书》。它是纳吉对匈牙利事件做的一次新的评价和定性。它基本上满足了匈牙利事件爆发之时广大学生提出的要求。然而，当纳吉宣布这些决定时，人们的要求已远远超出纳吉的声明。各地纷纷要求成立多党制政府并立即退出华沙条约，要求苏军撤出整个匈牙利，而不仅仅是纳吉所说的撤出布达佩斯。[46]不仅如此，在匈牙利的许多城市，地方机关和党的机构实际上已处于瘫痪状态。它们在许多地方被新成立的“革命民族委员会”等组织所取代。
纳吉的一系列举动使莫斯科感到慌恐不安，并在苏共党内引起激烈争论。28日晚，苏共中央主席团再次开会讨论匈牙利问题。[47]会议上赫鲁晓夫首先发言，他称匈牙利局势越来越复杂，匈牙利人要把赫格居斯等排挤出党中央。接着，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指责米高扬，称“匈牙利的局势越来越糟”，政府逐渐“向投降的方向发展”，说米高扬“不能胜任其使命”，苏军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决不能撤出驻匈部队”。[48]他们还说“政府就是妥协也应有个限度”。[49]然而包括朱可夫、马林科夫等在内的主席团成员都在为米高扬辩护，这引来了伏罗希洛夫更苛刻的言辞。他说：“在匈牙利的美国情报人员远比我们的米高扬和苏斯格夫同志还活跃，他们在匈牙利一无所获”。[50]布尔加宁认为应“告诉米高杨要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否则“我们将直接采取行动。或许我们将不得不重建一个新政府”。
尽管主席团成员意见不一，但是赫鲁晓夫深知匈牙利的新领导人不欢迎苏联的干涉，同时苏军在匈牙利的处境也极为艰难。因此，他强调：“我们要面对现实，承认现实”，要尽可能地支持纳吉的声明，“这在政治上有利于我们，我们必须支持这个政府”；“我们准备从布达佩斯撤出军队，但前提条件必须是布达佩斯恢复秩序”。[51]赫鲁晓夫认为：“英法深陷于埃及的泥潭之中，我们不应步其后尘”。[52]可见，赫鲁晓夫当时之所以采取退让政策更大程度上是考虑到国际局势的大背景，即英法正在为苏伊士运河而同埃及剑拔弩张，苏联不能因为匈牙利事件而陷入泥潭。因此，支持纳吉政府，宣布停火并在恢复布达佩斯秩序的前提下撤军，这必然会得到世界舆论的好评，取得世界人民对苏联出兵匈牙利的谅解。不仅如此，会议还决定致电波兰和南斯拉夫政府，让他们也发表声明支持纳吉政府。
赫鲁晓夫的观点和10月30日苏联发表的《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与合作的基础的宣言》的立场几乎完全一致。《宣言》的前半部分看似在检讨苏匈关系，探讨如何加强苏联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但从总体来看，它实际上是一个缓兵之计。它一方面为苏联出兵进行辩解，称苏军是应匈牙利政府请求前来“帮助匈牙利人民军和匈牙利政府机关维持市内秩序”的，另一方面强调“一俟匈牙利政府认为必要，即将苏联军队撤出布达佩斯”，给人们的印象好像是苏联要撤军，但前提条件必须是布达佩斯恢复秩序，而且撤军也只是撤出布达佩斯，完全没有说撤出匈牙利。更重要的是，《宣言》的后半部分强调，“匈牙利事件的发展竟引起了流血”，这暴露了“经济建设方面的严重缺陷”，是“黑暗的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企图破坏“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础”，苏联政府和社会主义国家会“尽一切努力”，“克服一切障碍”，“巩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事实上仔细品味《宣言》的后半部分，就能从字里行间读出苏联将不惜一切代价粉碎匈牙利危机的决心。而且大量证据表明，苏联不仅没有撤军的意思，反而从其他地方调动部队挺进布达佩斯。
苏联为什么在此时施放这个烟幕弹，实行缓兵之计呢？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10月29日和30日，匈牙利局势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方面是纳吉的思想认识和行动都有了很大变化，另一方面，是社会上的各种势力乘机涌出，无政府主义甚嚣尘上，事态有可能出现失控的局面。10月30日，布达佩斯市党委大楼受到极端武装分子的围攻，引发惨案。30日下午。纳吉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废除一党制，恢复战后初期的多党联合政府。苏斯洛夫和米高扬虽然赞同他的观点，但强调绝不能使匈牙利“复辟旧制度”并变成“反苏基地”。这一切都使得在党内斗争中处于守势、在采取军事手段和政治手段之间犹豫不决的赫鲁晓夫，对匈牙利新的局势和国际局势影响下的苏联政策有了新的认识。
到10月31日，国际局势的突变，即英法对埃及开战，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加剧触动了赫鲁晓夫本来就很敏感的神经，赫鲁晓夫感到这是一次天赐良机，要趁着英法在中东的危机迅速解决匈牙利事件，
赫鲁晓夫决心另起炉灶，重新建立一个政府，再次以武力解决匈牙利危机。
在匈牙利事件中人民要求纳吉上台，后来纳吉上台组阁，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纳吉一味地按照民众的要求行事，局势一方面在朝着有利于匈牙利的方向发展，但另一方面纳吉也逐渐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决定支持卡达尔和明尼赫组成新政府以替代纳吉政府，苏联对匈牙利的政治干预最终完成。在匈牙利事件发生60多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1956年苏联对匈牙利事件的“政治干预”，重新审视匈牙利事件，以下问题仍然值得注意和思考：
第一，匈牙利民族是欧洲大陆一个独特的民族，匈牙利民族的民族天性就是热爱生活，追求自由。匈牙利民族是一个从亚洲迁徙到欧洲的游牧民族，它不同于欧洲的其他民族，不属于日耳曼民族或拉丁民族或斯拉夫民族。同时，由于匈牙利地处东西欧之间的夹缝地带，因此匈牙利文化同时受东西欧文化的影响，而且从文化的地域划分来看，匈牙利更倾向认为自己属于西欧文化圈。
第二，在美苏冷战时期，为了巩固苏联在东欧的地位和作用，尽管赫鲁晓夫对付东欧国家的动荡局势基本上沿用“政治干预与军事干涉并重”的原则，但苏联在干预匈牙利事件的过程中，主要还是想通过政治手段，通过党内主要领导成员的调整，扶持那些既能控制住动荡局势、又能忠于苏联的东欧国家领导人上台执政，尽可能地维护党的团结，巩固社会主义已有的成果，维护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与稳定。
第三，就匈牙利事件而言，在政治干预具体执行的过程中，苏共领导层进行了三次干预。一开始是尽可能地支持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和拉科西，以加强匈党的团结，增强匈党的凝聚力和控制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敌对分子作斗争。后来迫于形势不得不尊重匈党的决定扶植格罗上台，但格罗优柔寡断，使得局势不断恶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挽救危局又同意纳吉出山主政，但纳吉摇摆不定、犹豫不决，控制不了局势，因此迫使苏联不得不重起炉灶，最终挑选卡达尔重组新政府。
第四，从苏联进行政治干预的根源来看，其主要原因在于，从7月到10月苏联领导人对匈牙利事件的认识不仅局限于表面，而且还存在相当大的误区。在7月份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的讨论匈牙利和波兰局势的会议上，[53]赫鲁晓夫等人认为近来波兰和匈牙利的骚乱是“帝国主义搞颠覆活动”的结果，帝国主义企图攻破社会主义阵营的“薄弱环节”，妄图煽动“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在10月份召开的苏共中央主义团会议上，赫鲁晓夫又认为匈牙利事件的关键在于经济问题，在于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54]而且赫鲁晓夫认为，如果“不能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意识形态工作本身将是徒劳无益的。”事实上，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固然是引发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苏联领导人错误地认为，只要通过扶持那些既能控制住动荡局势、又能忠于苏联的东欧国家领导人上台执政，在加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同时，切实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就可以避免匈牙利事件的发生。
第五，就社会主义阵营而言，苏联长期以来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以及由此形成的苏匈关系的畸形化发展是匈牙利事件爆发的一个主要外因。1956年发生的波匈事件和苏伊士运河事件打破了一度出现的国际缓和趋势。无论是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资本主义阵营，其各自的内部矛盾逐渐暴露出来。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美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55]东欧国家在冷战时期历经的曲折发展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内因和外因两种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如何进一步认识外因的作用是深刻认识东欧国家战后曲折发展道路的关键。
第六，在匈牙利事件中，两个命运截然不同的人物也值得关注。一个是纳吉，另一个是卡达尔。一方面，由于当时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苏联的强势政治，事件期间人民的过激行为，以及纳吉对于激进群众运动的过于迁就，造成了纳吉的悲剧性结局；另一方面，尽管卡达尔在整个事件中的作用并不十分突出，但因为当时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实际上已处于涣散状态，政府内各党派互相倾轧，布达佩斯地区几近失控，卡达尔最终还是迈出了走向莫斯科的一步。卡达尔后来回忆说：“人总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的希望，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时候更是如此……尽管作出抉择和抉择以后出现的情况何等困难，总比下不了决心，看不到解决办法要轻松得多”；“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当时要制订一个详细的纲领根本就来不及。我们不能等待，必须行动”。[56]可见卡达尔政府是非常时期的应急产物，卡达尔个人也是非常时期的矛盾人物。
注释：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1949—1978) 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22—423 页。
[2] 赫格居斯·安德拉斯: 《赫格居斯回忆录———一个思想阴影下的生活》，陈之骝、柴鹏飞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 版，第 267 页。
[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摘录，1956 年 5 月 3 日，［俄］《历史档案》，1993 年第 4 期，第 108 页; 沈志华总主编，杨存 堂分主编: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02 页。
[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1949—1978) 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23 页。
[5]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 《莫斯科的岁月( 1956—1958) 》，达州、代军、丽敏译，三联书店 1980 年版，第 90 页。
[6] APRF，F. 3，Op. 64，D. 483，Ll. 151 － 162. se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s. ，Cold War Internation- 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8 － 9( Winter 1996 /1997) ，p. 380.
[7] TsKhSD，F. 3，Op. 12，D. 1005，Ll. 2 － 2ob. se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8 － 9 ( Winter 1996 /1997 ) ，p. 388.
[8]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 《莫斯科的岁月( 1956—1958》，第 108 页。
[9]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记录，1956 年 7 月 13 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4，卷宗 483，第 190—205 页。［俄］《历史档案》，1993 年第 4 期，第 113—118 页;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第 215—232 页。
[10] ［俄］《历史档案》，1993 年第 4 期，第 113—114 页;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第 215 页。
[11] 阿·伊·米高扬从布达佩斯致苏共中央电，1956 年 7 月 18 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4，卷宗 483，第225—236 页; ［俄］《历史档案》，1993 年第 4 期，第 124—128 页;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第 236 页。
[12] 久尔科·拉斯洛: 《卡达尔———历史背景下的肖像素描》，马玉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20 页。
[13] 即格罗，音译。
[14] 尼基塔·谢·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回忆录( 全译本) 》，第三卷·国务活动家，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版，第 2491 页。
[15] 阿·伊·米高扬从布达佩斯致苏共中央电，1956 年 7 月 16 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4，卷宗 483，第183—185 页。［俄］《历史档案》，1993 年第 4 期，第 123—124 页;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第 234 页。
[16] 久尔科·拉斯洛: 《卡达尔———历史背景下的肖像素描》，第 120 页。
[17] 温盖尔·马加什: 《匈牙利史》，阚思静、龚坤余、李鸿臣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85 页。
[18] 斯蒂芬·克利索德编: 《南苏关系: 文件与评注( 1939—1973) 》，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44 页。
[19] 同格罗·埃尔诺的谈话记录摘自尤·弗·安德罗波夫日记，1956 年 9 月 2 日，莫斯科当代文献贮存中心，全宗 5，目 录 28，卷宗 394，第 254—256 页。［俄］《历史档案》，1993 年第 4 期，第 130 页;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第 261 页。
[20] 墨雷·蒂波尔: 《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三天———纳吉· 伊姆雷与匈牙利革命》，何泽施、吴穷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 年版，第 57 页。
[21] 尤·弗·安德罗波夫从布达佩斯致苏联外交部电，1956 年 10 月 12 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4，卷 宗 484，第 64—75 页。［俄］《历史档案》，1993 年第 4 期，第 131—135 页;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第 268 页。
[22] 尤·弗·安德罗波夫从布达佩斯致苏联外交部电，1956 年 10 月 12 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4，卷 宗 484，第 64—75 页。［俄］《历史档案》，1993 年第 4 期，第 131—135 页;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第 268 页。
[23] 墨雷·蒂波尔: 《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三天———纳吉·伊姆雷与匈牙利革命》，第 58 页。
[24] 墨雷·蒂波尔: 《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三天———纳吉·伊姆雷与匈牙利革命》，第 63—64、78 页。
[25] 赫格居斯·安德拉斯: 《赫格居斯回忆录———一个思想阴影下的生活》，第 287 页。
[26]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8 － 9 ( Winter 1996 /1997) ，p. 366.
[27] 赫格居斯·安德拉斯: 《赫格居斯回忆录———一个思想阴影下的生活》，第 293 页。
[28] 赫格居斯·安德拉斯: 《赫格居斯回忆录———一个思想阴影下的生活》，第 298 页。
[29] 赫格居斯·安德拉斯: 《赫格居斯回忆录———一个思想阴影下的生活》，第 291—292 页。
[30] 尼基塔·谢·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回忆录( 全译本) 》，第三卷·国务活动家，第 2493 页。
[31] 尼基塔·谢·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回忆录( 全译本) 》，第三卷·国务活动家，第 2491 页。
[32] 赫格居斯·安德拉斯: 《赫格居斯回忆录———一个思想阴影下的生活》，第 291—292 页。
[33] 赫格居斯·安德拉斯: 《赫格居斯回忆录———一个思想阴影下的生活》，第 293—294 页。
[34]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 《莫斯科的岁月( 1956—1958) 》，第 108 页。
[35] 墨雷·蒂波尔: 《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三天———纳吉·伊姆雷与匈牙利革命》，第 89 页。
[36]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5( Spring 1995) ，pp. 22 － 23.
[37] 墨雷·蒂波尔: 《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三天———纳吉·伊姆雷与匈牙利革命》，第 100 页。
[38] 姜琦、张月明: 《东欧三十五年》，华东师大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77 页。
[39] 墨雷·蒂波尔: 《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三天———纳吉·伊姆雷与匈牙利革命》，第 100 页。
[40]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5( Spring 1995) ，
p. 53.
[41]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5( Spring 1995) ，p. 54.
[42]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5( Spring 1995) ，p. 55.
[43]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5( Spring 1995) ，p. 55.
[44] 赫格居斯·安德拉斯: 《赫格居斯回忆录———一个思想阴影下的生活》，第 306 页。
[45] 赫格居斯·安德拉斯: 《赫格居斯回忆录———一个思想阴影下的生活》，第 310 页。
[46] 墨雷·蒂波尔: 《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三天———纳吉·伊姆雷与匈牙利革命》，第 123—125 页。
[47] TsKhSD，F. 3，Op. 12，D. 1005，Ll. 54 － 63. compiled by V. N. Malin. se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8 － 9( Winter 1996 /1997) ，p. 389 － 392.
[48] TsKhSD，F. 3，Op. 12，D. 1005，Ll. 54 － 63. compiled by V. N. Malin. se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8 － 9( Winter 1996 /1997) ，p. 390.
[49] TsKhSD，F. 3，Op. 12，D. 1005，Ll. 54 － 63. compiled by V. N. Malin. se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8 － 9( Winter 1996 /1997) ，p. 390.
[50] TsKhSD，F. 3，Op. 12，D. 1005，Ll. 54 － 63. compiled by V. N. Malin. se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8 － 9( Winter 1996 /1997) ，p. 390.
[51] TsKhSD，F. 3，Op. 12，D. 1005，Ll. 54 － 63. compiled by V. N. Malin. se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8 － 9( Winter 1996 /1997) ，p. 391.
[52] TsKhSD，F. 3，Op. 12，D. 1005，Ll. 54 － 63. compiled by V. N. Malin. se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8 － 9( Winter 1996 /1997) ，p. 391.
[53] TsKhSD，F. 3，Op. 12，D. 1005，Ll. 2 － 2ob. compiled by V. N. Malin. se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8 － 9( Winter 1996 /1997) ，p. 388.
[54]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5( Spring 1995) ，p. 55.
[5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1949—1978) 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32 页。
[56] 久尔科·拉斯洛: 《卡达尔———历史背景下的肖像素描》，马玉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3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