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欧亚一体化”方案出台
2011年10月，还在俄罗斯总理任内的普京在《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的欧亚一体化方案——未来在今天的诞生》的文章，引起人们的注意。此文一出，很多人认为他是在释放重新整合后苏联空间的战略构想。果真，2012年5月，他就任总统后首批签署的文件《关于俄罗斯联邦对外方针的实施措施》再次强调：“把发展独联体空间的多边合作和一体化进程作为俄对外政策的关键方针，在俄、白、哈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范围内加深欧亚一体化，并在2015年1月1日前建立欧亚经济联盟”。外交研究者认为，这说明普京新任期的强势外交的显著特点，调整了前任梅德韦杰夫致力于改善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基调，又一次把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前店、后院，重申对前势力范围“支配权观念”，希望把欧亚联盟打造成世界格局中的举足轻重的一极，与中、美、欧四分天下。
也有人认为，所谓的普京“新外交学说”其实并无新意，只不过是过去“超国家联合体”思想的又一次翻新，一个老话题的重新包装，是“迷你型精装版”的“亲俄力量”再整合。普京执政以后，反复向世界“大秀俄罗斯的肌肉”，以证明它的力量不断增长，这些做法无非是：第一，让国际社会承认俄罗斯仍是一个超级大国，其核力量地位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是唯一具备在短时间内彻底摧毁美国的国家。如果俄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它可以成为不负责任的国家，放纵觊觎核武器的各种各样的激进分子，那时各国后悔就来不及了。
第二，告诫那些前“卫星国”，只有与俄罗斯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才有光明的前途。欧美国家都深陷债务危机，本身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无暇顾及那些前来投怀送抱的前苏联国家。普京要让“势利小人”明白——要使用俄国的能源，没有特殊的关系就没有特殊的价格；先别急着更换主人，兴许“东家”还是老的好。俄罗斯采用这种方式，无非是希望在自家的“围墙”以外有一圈原来的小兄弟替它“看家护院”。基于国家利益，任何国家在地缘政治中都多少有些双重标准，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如以赛亚·伯林所认为的，俄国是一个具有更多的“民族自恋”的国家，如果说其他民族或多或少都有“自恋”情结的话，那么俄罗斯的这种特质要表现的更浓烈、更露骨。
虽然普京在“欧亚一体化方案”中反复陈述：苏联时代“我主你辅”的方式已成为过去，欧亚联盟追求的是“每一个成员国都能体会到从超国家的联合中获益”的互利共赢，它是“按照平等、不干涉成员国内部事务、尊重主权和边界不可侵犯的独一无二的原则”而建立。但是了解苏俄史的人仍从中看到似曾相识的一幕。现今俄罗斯垂直权力模式的威权主义+民族主义的“混搭”结构，这种政权对潜在的伙伴吸引力有多大?，它真能转变“支配型”的思维定势，做到“成员国一律平等的原则”吗?
新瓶装旧酒?
以一个“一体化的整体”展现集团力量的思想在俄罗斯由来已久。谁都知道，一个国家再强大，也不能包打天下，也需要依托一个国际组织以壮声势。历代沙皇，从斯大林到普京，不管意识形态如何变幻，外交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基调，一直强调他们的国家像一架没有围栏的婴儿车，在地缘政治上缺乏防御能力，又强调俄罗斯是一个被敌人包围的国家，需要一种防御性的自我保护的地缘战略和卫星国家的扈从。
长期以来，在俄罗斯国家建构的图景中，它都是一个有“安全焦虑症”的国家，自然地理环境上一望无际的东欧大平原和冷兵器时代国土易遭侵犯的民族积淀，以及西欧、北欧国家领先于俄罗斯崛起的刺激，更有历史上蒙古人240年统治的记忆，使俄罗斯人头脑中有一种的“屏障缺乏感”的“安全忧虑”意识，加之靠中央政权对外扩张得来的辽阔领土造成的鞭长莫及的紧张感，总感觉别国都在觊觎它的领土。最后，在其国土上众多后进入帝国版图内民族，导致了国家民族代码识别的复杂性，使民族性的归属和身份认同具有宜散不宜合的特点。不占人口多数的俄罗斯“霸权性的民族主义”价值观念根深蒂固，这些因素都加剧了俄罗斯的国土安全意识强烈和不易摆脱超国家的梦想。
久而久之，这些基因沉淀变成了一种整个民族对“安全需求度”很敏感的自觉意识。在国境线以外寻找更大的安全空间是俄罗斯既定国策。它总希望把国土的疆界扩大到“相对安全”的地带，它把被包裹在中心地带的心理需求变成了一个主流社会心态。同时，俄罗斯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国家，它需要别国承认它的世界大国的地位和“后苏联空间的优先利益区和特殊地位”。苏联剧变以后，俄国一度从世界一流大国的名单上消失，大国自豪感不再引发的全民族的失落和不平衡心态形成一个摆脱不掉的阴影——“收缩即灾难”。就像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说的：“从古代起，俄罗斯就意识到自己是帝国遗产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俄罗斯不应当放弃许多世纪以来的大国意识。”“它需要解决的不仅是自己国内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全世界文明的问题。”（久加诺夫：《强国》莫斯科1994年，14页。）
叶利钦时代受金融危机的打击，俄罗斯的吸引力下降，北约蚕食般地步步逼近，环俄罗斯的一些独联体国家在“颜色革命”下倒戈，使俄罗斯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普京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国际地位下降，“我们暴露了弱点，而弱者总是会挨打，某些人希望从我们这里抢走一块肥肉，另一些人则充当了帮凶。”所以，积极主导欧亚地区事务，重返集体安全组织的领头羊角色，成为了俄罗斯的当务之急。
在苏俄历史上曾经数度经历过意识形态霸权和民族主义霸权互换的过程，两者间的交替升降，表面上看差异很大，实则基于俄罗斯利益考虑的心态并没有改变。尤其是苏联社会制度变迁，现实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消耗殆尽以后，公众的感情朝着传统的俄罗斯帝国价值观转移越发不可抑制。很多人认为，俄罗斯有巨大的领土、巨大的核武器库、巨大的经济潜力，同时还具备掌握宇宙空间的技术，但是它的国际影响力和地位与这些“能量”严重不匹配，于是滋生了大众追捧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土壤。毫无疑问，普京为了保证自己的政治支持率是考虑到了这种社会情绪的，或者说他有意识地迎合这种社会资源，以达到调动俄罗斯基层情感的目的。这是他屡试不爽的“借用传统”实行“内伤外治”的一种政治手段。
普京本质上是想把新民族主义打造成对内的一种精神和意识形态，对外的一种软实力，以此服务于俄国的整体发展和强国战略，为了克服俄国历史的不稳定性和文明选择的难题，俄国需要超强的整合机制。它们要么以意识形态形式出现，要么以帝国的形式出现，目的都是为了战胜离心力的作用。这种思想曾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出现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往往一种表现形式衰落后，就会出现另一种新的推动力使其延续。我们在目前的俄罗斯对外关系仍能嗅觉到历史气息的遗留。
“第三罗马”：宗教“超国家”思想
“第三罗马”是一个宗教概念，按理说与世俗的治国理念并没有什么瓜葛，但是它却给俄罗斯的传统政治注入了一种穿透性的理念，使其经久不衰。众所周知，欧洲民族都愿意以罗马帝国的直接继承者自居，一方面可以表明其来源的合法性，另外也可借此大旗整合诸侯林立的欧洲大陆，以实现欧洲大一统思想。法国加洛林王朝的“查理大帝”自称来自罗马人的直系，日尔曼人号称“神圣罗马帝国”，而俄罗斯是后崛起国家，只能从与东罗马（拜占庭）的渊源上做文章，而在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是宗教的继承关系。
古罗斯人原来是多神崇拜，988年从拜占庭接受基督教，经过6个世纪的演化，外来宗教终于成为罗斯的民族宗教，包括农民在内的人都称自己是基督徒（古俄语基督徒和农民是同一个词）。蒙古入侵以后，由于其宗教宽容政策，不断选举罗斯人担任主教和都主教（原来由希腊人担任），但是都被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拒绝。由于奥斯曼帝国威胁加强，1439年佛罗伦萨宗教会议通过东西教会联合会议，不久君士坦丁堡沦陷，拜占庭帝国灭亡。在罗斯人看来，这恰恰证明是希腊人对西方教会的投降、导致对上帝不虔诚造成的恶果，这是上帝对他们游离的原始宗教观念的惩罚。
在此历史背景下出现了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理论，1510年，普斯科夫叶利扎罗夫修道院院长费洛菲上书瓦西里三世（1505-1533）：“旧罗马被不信神的野蛮人攻陷了，第二罗马由于改弦易辙被阿加尔人（土耳其人）的战斧劈开，现在这里是新的罗马，由您统治的帝国的神圣使徒教堂，全部基督教将归于您，两个罗马已经垮掉，第三个罗马在屹立着，第四个罗马不会有了。”万物归宗，基督教普世主义在欧洲的集体认同之高是超越民族的，抓住了这一关键环节等于抢占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道德制高点”。
从此后罗斯便被称为“神圣罗斯”，以表示精神上当然的正统性。1579年库尔布斯基王公在与沙皇伊凡四世的通信中第一次使用“神圣罗斯”后，这个称号便流行起来。它包括有几方面的含义。首先是对罗斯民族的褒奖。据说，因为罗斯人的虔诚，对正统观念坚信不疑，因此被上帝定为神选民族，而神选民族是其他各民族的救世主（弥赛亚）。它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在人类出现危机的时候，被赋予神圣的力量民族在关键时刻会挺身来拯救人类，它将起到擎天柱的作用，“弥赛亚思想”作为一种文化已经渗透在俄国人的血液当中。
其次，“第三罗马”的理论把东西方对立起来，形成对改变初始宗教西方的敌视和挑战。因为欧洲基督教分裂成东西两个文化区导致后来的一系列争斗，以拜占庭嫡系自居的俄罗斯自然要扛起“反拉丁化”的大旗。的确，在现实中伊凡三世（1462-1505）娶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非亚为妻，以拜占庭的双头鹰为国徽，起码从形式上明确了与拜占庭的继承关系。1589年莫斯科从主教区升格为牧首区，取代君士坦丁堡成为东正教的中心，理所当然的成为东正教衣钵的嫡传继承者，使俄罗斯的教会领导地位更加名正言顺，第三罗马的理论有了更充分的根据。既然东罗马帝国的统治不局限于一地一国，继承其衣钵的第三罗马也注定会成为霸权型的“新实体”号令天下。
此后，从体制外的霍米亚科夫到基里耶夫斯基，到体制内的波别多诺斯采夫，都把东正教看作是与西方天主教不同的发展道路，俄罗斯文化有独特的类型和独特的发展道路。强调俄罗斯精神的完整性，是一种普世原则，是和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相对立的，它应该普及到全世界，俄罗斯的世界使命就在于把这种理念推广到全世界，这样就使东正教的“第三罗马”再一次具有“超国家”的特征。霍米亚科夫曾为维护本民族的特色与“西方派”展开了异常激烈的辩论。他认为俄国是世界历史的领袖，拯救世界的历史性的任务是由某个具体的历史力量承担的，这个力量的载体就是斯拉夫民族。
其实“西方派”也有同样的思想。恰达耶夫认为，上帝安排俄罗斯承受苦难，是为了让它警示世人，不让别人重蹈覆辙，在他看来俄罗斯有巨大的隐含的尚未实现的潜质，他的落后有一天会变成他完成历史使命的起点。自由主义哲学家索洛维耶夫也认为这个世界是三足鼎立是靠三种力量制衡的，即东方、西方和俄罗斯，东方文化是没有人道的神，西方这是不信神的人，只有俄罗斯可以、也应该给与人类新的文化内涵，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第三种力量的介入，东西之间的较量将无休无止，这第三种力量是一种崇高的力量，剔除了东西方相互排斥的矛盾性，给世界带来正确性的创造业者。
别尔加耶夫说：“俄国人的理念不是文明的理念，是一种终极关怀式的普遍救世理念”。在“哲学家之船”离开苏俄的时候，学者米·安·奥索尔说：“离开俄罗斯的时候我在想，俄罗斯只占世界1/6的面积，还有剩下的5/6呢?遗憾的是，不是任何植物都经得起移植并适应另外的气候和土壤的，这不是民族主义的情感，这是一种天生的水土不服，也许还有一种傲慢在里面。”（别尔嘉耶夫著，伍宇星编译：《哲学船事件》，花城出版社2009年）他们不论在对内问题上如何理智，却少有“清醒者”对这种“越界”的民族主义发出过质疑。他们认定俄罗斯是只能当“主角”的“核心力量”，而不能想象它沦为“跟屁虫”的角色会是多么悲惨不堪。
可见，即便在理智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以俄罗斯为老大的泛斯拉夫主义也是多么有市场。众所周知，“超国家”理论泛斯拉夫主义的提出者是达尼列夫斯基，他的代表作是《俄国与欧洲》。在其著作中他以文化历史类型为基础把人类分为十种历史类型：埃及、中国、巴比伦、印度、希腊、罗马、犹太、阿拉伯、日耳曼和斯拉夫。他认为，日耳曼欧洲正走向衰落，亚洲类型不足为虑，而斯拉夫俄罗斯有其东正教的正统性、农村公社的平衡性和个体服从整体的巨大能量，具有无限美好的前途，必将战胜西欧文化统治整个欧洲。
他主张建立一个由俄国主导的“全斯拉夫联盟”，把东正教文化价值发扬光大，这个帝国的首都建设在君士坦丁堡，名称叫“沙皇格勒”，帝国内统一使用俄语，由俄国人充当领导者的角色。它包括八个部分：1、捷克斯洛伐克和摩拉维亚。2、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3、保加利亚。4、罗马尼亚。5、希腊。6、匈牙利。7、大俄罗斯。这里面没有提到也是斯拉夫民族的波兰，是因为在他写书的时候波兰已经被瓜分完毕。恩格斯说“这种泛斯拉夫的统一，不是纯粹的幻想，就是俄罗斯的鞭子”。泛斯拉夫的“超国家”思想中无疑吸收了东正教普世主义和俄罗斯历史使命感的种种内涵。
20世纪初，总理大臣维特曾对沙皇尼古拉二世说，将来的俄罗斯“会主导从喜马拉雅山到太平洋西岸的全部地区内的事务，它不仅成为欧洲的霸主，也将成为亚洲的霸主。”在苏联时期，这个多少俄罗斯人梦寐以求的预言几乎已经成为现实。那个时候俄罗斯达到了自己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巅峰地位，它带给俄国人的心理满足只有在失去以后才深刻体现出来。21世纪，当普京再次追忆苏联解体时说了一句著名的论断：“这是20世纪世界地缘政治最大的灾难”，可见其痛惜的心情。
（本文在发表时删去注释若干）
来源: 《经济观察报》2013年3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