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罗斯福新政，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组合名词， 早已成为一个为学界人士广泛认同的历史概念。 这一事实本身即足以表明它在美国历史及世界历史上未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罗斯福新政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 罗斯福面对１９２９年开始的经济大危机而采取的挽狂澜于既倒的应对举措。作为“事后诸葛亮”，现在我们可以说，“新政大夫”救了如履薄冰的美利坚合众国， 使其社会经济体制愈趋稳健、日渐成熟，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罗斯福新政标志着“新”、“旧”两个美国的重大分野。美国之为今日之美国，无论如何是绕不过罗斯福新政的。
除却对美国的广泛影响外， 罗斯福新政在现代资本主义进化历程中亦占据相当特殊的地位。 当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世界处于或者转向希特勒式资本主义反动式扩张道路、 或者转向斯大林式激进社会主义变革之路时，罗斯福新政在美国大规模地试验、 并成功地使传统资本主义转向现代资本主义新体制。 这一革命性的新发展取向事实上从根本上保证了合众国在此后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民主国家的伟大的兵工厂”。如何看待２０世纪资本主义之改革、发展与现代化，罗斯福新政很可能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典型。
我们中国人之对罗斯福新政的研究由来已久，而且不绝如缕。 除上述一般的共性因素外，也是因为它在当时催化了积贫积弱、 内忧外患的中国的危机（主要是白银政策所致）。此外，对新时期中国的改革、发展事业，恐亦未尝没有其借镜功用。
（二）
至少自罗斯福入主白宫伊始， 中国人即倾注了对其新政的极大关切之情，包括当时中国最享盛名的《东方杂志》、《申报月刊》、 《时事月报》、《世界知识》等报章杂志在内，包括马寅初、马星野、张其昀、张金鉴、费孝通等大家名流，从３０年代初到４０年代中期， 人们对大洋彼岸这一改革潮的反应之热烈、评论之广泛， 无论就广度还是就深度而言，可以说是空前的。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时过境迁， 但反观这些前人文字，虽不无可挑可剔之处，但更多的仍是相当具有文献价值之作，其中有的还有相当可贵的学术和思想价值。
相对于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这两个“高潮期”， 六七十年代有关罗斯福新政的成果较为匮乏。当时中美关系的敌对态势、 中国国内政治气候的紧张气氛、整个文化学术界弥漫的“左”倾情绪， 使得即使是严肃的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也难免时代局限的痕迹。如今视之， 或许是不正常的，但在当时又恰恰是正常的。在为数有限的文章中， 以厉以宁的长篇论文做得最具功力。张家祥对新政时期美国社会福利制度的研究，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７０年代台湾学者视野中的罗斯福新政观。
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始， 学术界对罗斯福新政这一老话题持续不断地予以新解说。在形形色色的上百篇文章中，有综述性的， 有专门探讨性的；有争论，也有回应；有的是旧题新作，也有的是新题新作； 当然，也不排除仍有人热衷于旧题旧作，废话加套话。大体言之， 跨越八九十年代的十几年来，中国学人对罗斯福新政研究的兴趣有增无减，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的水准已有大幅度升扬。 尽管仍有激烈的论战、尖锐的意见分歧，甚至存在非学术的意气用事，但这不要紧； 事实上，很可能恰 恰是这些火爆式的学术讨论使我们中国人对罗斯福新政的认识与理解一步步深化，并最终使一批有材料、有分析、 有理论建树的成果凸显于神圣的学坛，其意味将是深长而久远的。 著名历史学家、武汉大学教授刘绪贻主笔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一书可谓总结性的中国罗斯福新政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三）
对中国人的罗斯福新政研究史的考察，可以作为一个专题加以探讨。六十多年来，沧海桑田，时事莫测，但一代代的中国学者对罗斯福新政情有独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遂有今日之满园春色、累累硕果。 “抽刀断水水更流”，学术的发展也同样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历史行程。 离开了继承或者断然“决裂”，那么，何以创新呢？古人说，“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倘不对已有的成果加以认真总结， 又如何能免除“不幸而言中”的危局呢？动辄空穴来风，横空出世，谈何容易？
对罗斯福新政的研究，固然是以美国学者搞得最深最透，换言之，美国无疑是龙头重镇。不过，如果我们把视野扩而大之，即可发现：对罗斯福新政这一本身就具有国际影响的历史现象的研究，几乎从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这一国际性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律的。尤其是在“地球村”时代的今天，美国也应当了解其他国家（如中国）的学者如何看罗斯福新政；同样，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的研究者，在充分重视美国人的研究成果的同时，也理应珍视、清理本国学者的已有成果。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双向工程。
客观地说，中国人研究美国问题，一般而言，往往搞不过美国人，比如受材料、信息的局限，等等。其实，这也不仅只是研究美国如此。在中国，弄外国问题，大都处在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外国人认为我们多半是不地道，至多是“小儿科”；而我们自己的同胞也不时流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情，以为“假洋鬼子”们不中不西，至少谈不上是大“学问”。 如此以来，天长日久，在诸如此类的成见、偏见的“围剿”中，许多人对搞外国问题研究不是缺乏信念，就是中途“溜之乎也”，固守如一者越来越少。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概也的以为吾等乃无病呻吟或者危言耸听）。原因固多，但起码是与我们通常拿不出更多的过硬的学术产品、缺乏学术的自信与尊严有莫大的关联。可是，在通读国人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罗斯福新政的论著时，却不能不大受鼓舞与鞭策：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似乎完全可以拿出来跟其他国家的学者一比高低。看来，只要勤于思考、勇于探索，有根有据，实事求是，我们中国人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问题研究或国际问题研究上也完全有可能做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来。事实上，洋洋洒洒、近５０万言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的可贵启示之一，亦正在于此。
另外，从中国人的美国观和中国美国学史演进的视角来看，罗斯福新政研究亦不无个案解析的价值。晚清以降，中国人对美国的兴趣点可谓既多又杂，几于无所不包；不过，像对罗斯福新政的关注和研究如此集中、持续时间如此之久、涉及的代表性学者如此之多、研究成果如此丰富者，大概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透过这些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出自不同学者手笔的不同论著，我们可以由小见大，进而观察中国人如何逐步艰难、理性地审视美国的曲折历程。由此顾后瞻前，温故而知新，岂非一举数得、不亦乐乎？
（《富兰克 林•D.罗斯福时代》，刘绪贻主编，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丛书》之一，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版， ２１.００元 《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