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清末民初，全球各大帝国面临国家转型，章永乐教授就奥匈帝国、土耳其、俄罗斯与及清帝国分别撰文讨论这些国家转型的成败。本文讨论俄罗斯—前苏联帝国转型的得失。
在其崩溃之前，俄罗斯帝国是四大帝国中最为强大的。它是当时世界上领土最广阔、民族最为众多的帝国。在15世纪中期，俄罗斯帝国前身莫斯科公国的面积不过是43万平方公里，到18世纪初，俄国的面积已超过1000万平方公里。其领土一度横跨欧、亚、美三洲(阿拉斯加于1867年卖给美国)。就人口来说，1897年，只有44%人口是真正的俄罗斯人，沙皇政府将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都界定为讲方言的俄罗斯人，这样就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就被计入主体民族。 除此之外，还有波兰人、犹太人、芬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芬兰人、德意志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蒙古人、卡尔梅克人等上百个民族。在俄罗斯帝国辽阔的疆域中，存在基督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各大宗教乃至原始的万物有灵论。
在19世纪中叶以前，俄罗斯帝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王朝与贵族的帝国，而不是一个俄罗斯民族的帝国。帝国建立在各民族贵族的联盟基础之上，只要其他民族的贵族能对沙皇保持效忠，沙皇就没有很大的动力去对这些贵族统治下的人口进行俄罗斯化。其主体民族俄罗斯人为了维持帝国，实际上比帝国边缘的少数民族承担更重的义务。同时，尽管俄罗斯人在帝国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受过教育的非俄罗斯人，如波兰人与德意志人，在帝国中央与地区行政机构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用孟君的概括来说，沙皇政府采取的民族政策，是采用羁縻、控制乃至武力强制的方式，优先保障被占领地区的安全；当被占领区的安全得到保证时，同非俄罗斯贵族的合作就成为俄国政府实行灵活而谨慎政策的又一个原则。由此，俄罗斯帝国保留了大量的“制度多元主义”现象：存在拥有完全自治和拥有自己统治者的半独立地区(如盖特曼统治、卡尔梅克汗国)、拥有广泛自治权的区域(如波罗地海各省以及芬兰)、进行地方自治管理的地区(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和乌拉尔附近地区)以及被彻底纳入到帝国行政机构中的外省(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各地区的社会政治结构也大相径庭，从氏族结构的游牧民族，到贵族地主－农奴统治，到波罗的海和乌克兰城市对等级行会组织的保留，一应俱全。
但随着俄罗斯帝国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56)中的失败，地缘政治压力加大，18世纪俄罗斯作为“欧洲宪兵”的时代一去不返。沙皇政府加快了现代化进程，废除农奴制，加强行政上的直接管理，推进语言和文化上的统一，以调动更多的资源来参与国际竞争。除了国际地缘政治的压力之外，“俄罗斯化”还有着来自边疆叛乱和帝国核心政治的驱动力：在具有自身政治记忆和高级文化认同的波兰，当地精英不愿像其他民族精英那样效忠于沙皇，在1831和1863两度发动叛乱。在俄罗斯社会，保守主义势力也日益倾向于将帝国与俄罗斯人的利益与价值相等同——这在19世纪下半叶欧洲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保守派势力为了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敌人竞争大众，往往诉诸民族主义，如德国的俾斯麦与英国的迪士累利。
当然，在尼古拉一世时代(1825－1855)，沙皇政府就已经提出了“东正教，专制政府，民族性”(orthodox， autocracy， nationality)的口号，但在这一时期，“民族性”是三个因素中最后一个，且其内涵很大程度上是要根据前两个因素来界定。西部波兰与立陶宛地区的叛乱，也引发了尼古拉一世系统削弱波兰贵族影响、在西部学校和行政机构中推行俄罗斯语的努力，但他的一系列举措并没有和过去的传统的贵族联盟政策完全决裂。1822年史佩兰斯基(Mikhail Mikhailovich Speransky)的西伯利亚改革系列法案中提出了 “异族人”(inorodtsy)的范畴，最初指的是居住在西伯利亚的非基督教居民，他们被沙皇政府认为处于较低文明，多数人还没有定居。但随着时间的变迁，这个范畴的范围越来越广，到了19世纪后期，它甚至可以用来指称波兰基督徒。这个发展的过程描绘出俄罗斯民族主义发展的轨迹：种族和语言在界定谁属于俄罗斯族，谁不属于俄罗斯族方面，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19世纪60年代起，沙皇对帝国西部推行了系统的俄罗斯化政策。在波兰，沙皇废除了原有的波兰王国行政机构，以一系列新的直接统治的行政机构取而代之，任命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人为官员。波兰的农奴制改革也贯彻了沙皇的政治意图：将被解放的农奴俄罗斯化，以抵消波兰贵族影响。波兰天主教活动遭到压制，沙皇政府禁止天主教合并派用波兰语祷告、唱颂歌和传教布道，甚至迫使他们改信东正教。东正教的传教活动则得到沙皇政府的大力鼓励。沙皇政府还在波兰的教育系统中推行俄语，到亚历山大三世时期，俄语成为所有初等学校的授课语言，1869年华沙大学成为纯粹的俄语大学。类似政策延伸到受到波兰文化影响较大的西北边区(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和西南边区(乌克兰右岸)。沙皇政府推广俄罗斯土地所有制，俄罗斯人被给予购买土地的特权，而受波兰文化影响的民族以及犹太人则受到严格限制。沙皇政府还致力于将当地的天主教官员替代为忠诚的俄罗斯人或德意志人官员。同样遭到替换的还有学校的教师。除了禁止在管理机关、公文处理及学校教育中使用波兰语之外，沙皇政府还严格限制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语三种语言的实用，以防止这三个在历史上受过波兰很深影响的民族波兰化。 这些措施在波兰更没有取得显著效果，反而引发了波兰人更大的疏离。
在帝国的波罗的海省，沙皇政府原来一直采用与当地的德意志人贵族结盟的传统政策，致使当地保留了贵族主导下的城市自治制度。但在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德国走向统一、俄德关系恶化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沙皇政府日益担心这个德意志贵族主导的地区过于亲近德国，乃至走向分离。波罗的海省的自治开始被视为问题。从1880年代开始，沙皇政府开始致力于削弱德意志人贵族的影响，增强俄罗斯人影响。除了改革行政与司法机构，削弱当地贵族特权之外，沙皇政府还努力加强俄语在当地政府系统与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吸引俄罗斯官员到当地任职，乃至改革当地的教会组织。但俄罗斯化的政策在当地收效甚微，甚至引起了更大的反弹。
芬兰于1808年被俄罗斯帝国吞并，成为沙皇治下的一个公国，但其享有的自治特权甚至大于其属于瑞典的七个世纪。芬兰拥有自己的政府机关和特殊法律，甚至有独立的货币体系，税收也不上交俄国国库。在19世纪上半叶，受民族主义影响，芬兰学者开始论证芬兰为独立主权国家。而俄罗斯方面的学者则认为芬兰不过是特殊行省。沙皇政府担心芬兰的离心倾向，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削弱芬兰的自治权，如削弱芬兰语地位，更多地在芬兰行政系统中任用俄罗斯官员，等等。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沙皇政府解散了芬兰武装力量，使芬兰立法机构服从于帝国全国立法机构，乃至实行与在其他西部地区类似的在行政体制和学校教育中推进“俄罗斯化”的政策。
在高加索、中亚与西伯利亚地区，沙皇政府的俄罗斯化倾向相对较弱，主要是削弱当地的宗教力量，通过移民及其他措施，将这些地区纳入到帝国整体中来。但与当地贵族结盟的传统方式也得到了遵循。在西伯利亚，沙皇政府关心的是使当地的游牧与渔猎居民转化为定居居民，从而向沙皇政府缴纳更高赋税并尽快俄罗斯化。对待犹太人，沙皇政府曾一度采取同化政策，但从1881年以后，重新转向隔离和歧视政策，其极端形式是迁移犹太人，甚至逐出国外。这些政策激发了犹太人的反抗，许多犹太人投身于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后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诸多领导人，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就是犹太人。
俄罗斯从1860年代以来的快速现代化积累了大量矛盾，1904年日俄战争又遭遇失败，在1905年，帝国各地爆发反对沙皇政府的革命——这次革命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晚清立宪派和革命派的辩论。作为让步，沙皇政府推行有限的宪政改革，建立国家杜马行使部分立法职能，同时颁布宪法，但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君主专制。这一有限的宪政改革从表面上来看增加了沙皇政府的合法性，但同时也打开了民族主义分子走向民间进行政治动员的阀门。从1905年到1917年，民族主义思想在俄罗斯帝国迅速发酵。
左翼的立宪民主党(Kadets)希望1905年革命能够促使俄国建立一个建立在议会民主与人民主权基础上的进步的公民社会。在俄罗斯这样的多民族国家里，少数民族也应当平等地参与政治发展。因此，应当取消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与压迫政策，给予非俄罗斯的少数民族以文化自治权，乃至区域自治权(如在波兰与芬兰)。该党假设，俄语仍然是俄罗斯帝国高级文化的主导语言，对少数民族的宽容政策会导致社会整合与文化融合，如同在西欧发生的那样。俄国民粹主义政党社会主义革命党分享了宪政民主党的乐观主义，并进一步提出，每一个民族，而不仅仅是波兰人与芬兰人，都应该获得政治自治权。该党系统继承了十九世纪下半期兴起的俄国民粹派的主张——民粹派对于土地、农民、公社生活的浪漫想像，为各民族建构与阐发自身传统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模式。但在反抗沙皇政府的过程中，民粹派又特别强调各民族的共同协作，并提出各民族之间建立某种联邦组织。乌克兰与亚美尼亚的许多政治活动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这种民粹主义－联邦主义的政治想像。社会主义革命党在世纪之交建立，在少数民族中获得了很多支持。与社会主义革命党保持联盟关系的许多小党也在少数民族中蓬勃发展。
俄国社会民主党(后来分裂为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则坚持更为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主义是将工人阶级从阶级斗争的目标上引开的歧路，民族的藩篱最终会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趋于消融，民族认同也会化解为一个共同的工人阶级认同。但是，因为沙皇政府的民族压迫过于残暴，暂时尊重一下民族自决对于革命动员来说是有帮助的。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帝国工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是在西部边境而非其腹地，那些地方有大量少数民族人口。社会民主党在这一地区的波兰与犹太人工人中的支持度，比在圣彼得堡与莫斯科的俄罗斯工人中的支持度要高。犹太人的左翼工人组织Bund (犹太工人总联盟) 反对左翼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主张犹太人要和其他民族一起实现俄罗斯帝国的解放。然而，一旦Bund决定采用意第绪语作为其大众宣传语言，很快就与犹太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主张以意第绪语为基础的文化自治权。在以农民为主的格鲁吉亚，农民对亚美尼亚商业资本家的怨恨导致了他们对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尽管社会民主党主张国际主义，但导致其获得支持的基础却是民族主义性质的。
俄罗斯穆斯林也发展出自身的民族主义理论。俄罗斯帝国境内穆斯林知识分子中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掀起了一场革新(Jadid)运动。这场运动最初的诉求是教育改革。伏尔加和克里米亚鞑靼人成为这场运动的急先锋，将Jadid运动的教育理念与泛斯拉夫主义与民粹主义的一些理念混合起来。1880年俄国第一张穆斯林报纸出版，所用的语言是土耳其语，这固然是为了宣传的方便，但也带上了某些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的色彩。 1905年之后，Jadid运动加速政治化，国家杜马中的穆斯林代表与宪政民主党(Kadets)结盟，呼吁建立区域自治。在没有希望获得在杜马中的政治代表权的突厥斯坦，Jadid运动的当地代表日益考虑从帝国独立出去。事实上，正是从俄罗斯帝国流向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移民，影响了奥斯曼帝国后期泛突厥主义的兴起。
与奥匈帝国一样，俄罗斯帝国境内多数非俄罗斯民族在一战之前只是要求更大的自治权，而非独立建国。沙皇政府仍然对保持帝国的完整充满了信心。然而一战的到来加速了各民族的政治化。在战争过程中，被沙皇政府怀疑为有“不忠”或“通敌”嫌疑的民族，或者原没有应征入伍义务却被强征士兵的民族，都开始了反抗。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府，临时政府宣布全体公民不分民族、宗教都有同等的担任公职、受教育、居住、迁移、拥有私产、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权利，私人学校也可用本民族语言进行教学，并同意波兰独立、芬兰自治。帝国境内民族都开始清算沙皇政府旧账，前线士兵也大批逃回家乡，其中有许多参加了当地的民族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政府继承沙皇政府的战争，自然成为不得人心之举。此外，临时政府内部就是否广泛授予区域自治和在多大范围内授予区域自治达不成一致意见，无法满足各民族高涨的期望，因而日渐失去人心。十月革命后，俄罗斯帝国的崩解进程继续进行。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倚重的正是各民族的民族主义力量，因此布尔什维克不可能逆转俄罗斯帝国的崩解进程。不仅如此，在德国的压力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不得不签订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以割让大片领土为代价来保住政权。
在一场很大程度上由少数民族人士发起和领导的革命中，俄罗斯帝国以解体的形式“走向共和”。但与奥匈帝国不同的是，它的俄罗斯主体仍然足够强大，同时布尔什维克还具有高于民族的政治认同。在接下来的若干年内，俄共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模式重建了一个疆域范围接近前俄罗斯帝国的多民族国家。70年之后，苏共激进的政治改革再次导致这个多民族国家解体。这足以告诉我们体系性的政治变革在共同身份认同脆弱的多民族国家中会造成何种剧烈震荡。
